找朝鲜人当替死鬼
大正十二年（1923）九月一日上午十一点五十八分，南关东发生里氏规模7.9级的大地震，震中是神奈川县相模湾的伊豆大岛，关东一带惨状有如阿鼻地狱。
根据日本银行推算，灾民340万人，其中死者9万多人，负伤者5.2万，失踪者1.3万，倒塌建筑物44.7万余户，半毁建筑物21万余户，物质上的损失，除去神社、佛阁、古董、船舶、树木、人畜受害，总计约45.7亿日元。而当时的日本国家预算约15亿日元，可以想见损失甚大。
在这次灾难中，如发生趁火打劫的掠夺、纵火、暴力、强奸等事件，世间便流传“是朝鲜人的勾当”之流言蜚语，蛊惑人心。一般民众对这类谣言均半信半疑，但某些本来就歧视朝鲜人，对他们不怀好感的自卫团会趁机散布类似流言，闹得满城风雨。结果，一些自卫团和在灾区化为暴徒的人，竟特地去捕捉逃到烧毁民家避难的朝鲜人，殴打致死或让对方负重伤。
据说，当时实际目睹这些行为或听闻事件的，几乎无人站出来抗议。不仅一般大众，大多数知识分子也视若无睹。只有极少数的人，例如画家竹久梦二和诗人兼作家的萩原朔太郎，不畏惧地指责“我愤怒地看着他们的行为”，“我看到日本人杀日本人（社会主义者）……也看到袖手旁观的人”。其他知识分子都保持沉默，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
当然也有警察局局长或工厂老板为了保护朝鲜人，挺身而出与数百、数千民众对峙，某些军部长官也主动开放官府让朝鲜人避难，平日与朝鲜人有交情的一般老百姓也让自家成为避难所。政府担忧民众利用流言发动暴乱，或朝鲜人接受挑衅而冲动报复，进而演变为社会运动及劳工运动激化，因而发布了戒严令。
不少人误以为戒严令的起因是朝鲜人，各地在军部、警方的主导下纷纷组成自卫团。全副武装的自卫团与出动的军队一起设置哨所，一一盘问通行人，对方若是朝鲜人，便施加暴行或让警察带走。当时的牺牲者也包含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只会说方言的人或聋哑者）。
龟户事件与大杉事件
根据当时内务省警保局调查，朝鲜人死者二百三十一名、负伤者四十三名，中国人死者三名，日本人死者五十九名、负伤者四十三名。2013年6月发现韩国李承晚政权于1952年经调查后曾制定的二百八十九名牺牲者名册，据说韩国政府机关已经在进行验证。
当时，最有名的事件是“龟户事件”，也就是东京龟户町（江东区）警察局，不但拘留并虐杀多数朝鲜人，还趁机残杀了十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劳工运动指导者，以及四名不服从警方指示的自卫团团员。
之后虽然查明朝鲜人暴举流言是无稽之谈，政府却为了隐瞒军队、警察、自卫团虐杀朝鲜人的事实，不但管制言论，同时捏造了“在背后操纵朝鲜人暴行的是社会主义者”等谎言架空事实，企图强调虐杀朝鲜人事件的合法性。而一直以来视社会主义者为眼中钉的军部，更使出卑劣手段，以紧急敕令为名，公布“社会主义运动镇压法”，利用此机会大肆搜捕黑名单上的社会主义者。
“龟户事件”发生于九月四日，相关人员倾全力隐瞒，媒体于十月十日才公布。报道如此延误，应该是军部或警视厅向媒体施了压力。“龟户事件”真相逐渐遭揭穿后，由于包括朝鲜人、日本人虐杀事件，政府也就无法继续保持沉默。在解除媒体报道禁令时，当局承认宪兵、警察、自卫团于戒严令下犯下的罪行，却没有追究警察和宪兵的责任。也就是说，将责任全推给市民组成的自卫团。
背黑锅的自卫团若抗议，则以缓期执行堵住他们的嘴。据说，当时的龟户町居民都在背后暗骂“自卫团是宪兵的狗，趁火打劫的家伙肯定也是他们”。
与“龟户事件”同时期发生的“大杉事件”也是一起凄惨的屠杀案件。被害者是革命领导人大杉荣[9]与其妻子、七岁的外甥，遭加害者宪兵大尉（分队长）甘粕正彦[10]及其他五人的非法逮捕与绞杀。
大杉在大地震那年七月刚从巴黎回国，应该还没有余裕进行任何行动，只是，他的影响力太大，宪兵视他为第一级危险人物。
“大杉事件”曝光后，报纸一面批驳甘粕是“陆军的大污辱”、“人道的敌人”，一面报道军法会议过程。甘粕只是区区一个分队长，再笨的人也猜得出他背后隐藏着陆军大人物。也因此，军法会议的相关人员深恐继续追究下去会连累到幕后的大人物，判甘粕十年徒刑即草草结束审讯。甘粕服刑三年多便获得假释，军方出钱让他到法国留学，最后把他赶到中国东北。
昭和十四年（1939），甘粕成为伪满洲国电影公司的理事长。正是他让山口淑子[11]改名为李香兰，将其打造成“日满亲善”电影的女主人公。中日战争后，李香兰又成为日本和伪满洲国“国防电影”的人气女演员。
不过，据说电影公司只是甘粕的表面职业，他真正的工作是掌管谍报机关。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指出，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对他敬而远之，甚至冷遇他，演员方面则有不少人尊崇他的人生观及硬骨头的刚毅作风。
总之，这个人很难理解。我想，“大杉事件”时，他确实奉上司的命令杀掉大杉荣，但离开日本以后，他似乎变成另一个人，致力于文化、艺术方面。昭和二十年（1945）战败后的八月，甘粕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市）服毒自杀。
或许，大杉和甘粕都是时代的牺牲者。
虎之门狙杀皇太子
大正十二年（1923）十二月二十七日，发生狙击摄政的“虎之门事件”。当时的摄政是皇太子裕仁亲王，也就是日后的昭和天皇。
摄政为了出席帝国议会（国会），坐车前往贵族院时，在虎之门外遭枪击。摄政虽然没有受伤，但子弹穿破玻璃窗，令一同乘坐的侍从长受了轻伤。汽车就那样驶至目的地。皇太子于事后向亲信说，他当时以为是空枪，所以没有受惊。
凶手是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当时二十五岁，山口县出身的极左分子；凶器是散弹猎枪。难波大助的父亲为众议院议员，母亲已过世。据说他平时就对宪兵的蛮横行为非常反感，大地震后得知“龟户事件”“大杉事件”，极为愤慨，遂决定狙击摄政。
难波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狂人，于事前即寄出犯行宗旨给报社，并宣言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且还同所有友人正式断交。他在大正十三年（1914）十月初的最后陈述内容如下：
我的行为彻头彻尾是对的，身为社会主义先驱者，我应该感到骄傲。不过，如果我在事前可以预知世间对我的家属和朋友施加的迫害，我大概不会付诸行动。对于皇太子，我感到很过意不去。但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其他共产主义者也采取暴力主义。皇室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正面敌人。只限统治阶级把皇室当作压迫无资产者的工具时，皇室才会成为敌人。皇室能否安泰，全看统治阶级如何对待共产主义者。
十一月十三日，大审院（最高法院）宣判难波死刑。内阁主动辞职，警视总监和警察部长遭受惩戒免职处分，山口县知事减薪两个月，难波毕业的小学校长和导师引咎辞职，故乡的所有村子中止元旦惯例仪式。
难波的父亲于事件当天便辞去众议员职位，儿子的死刑执行后，不但拒收尸体，更在山口县自宅大门扎下青竹，所有出入口的门都用铁丝捆住，闭门蛰居禁食。半年后，饿死在家中。
这些震灾后连续发生的诸多事件，仅是序曲。到了昭和时代，就形成一章凄凉的悲怆曲。
难波大助的父亲辞职后，选举地盘由保守主义者松冈洋右[12]接管。继任的内阁担忧人心涣散，并为了阻止“大正民主”思想持续传播，颁布了“国民精神作兴诏书”，进行全国性教化运动。以此为契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与法西斯理论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等人，开始接触中坚军人和青年将校，彼此为了建设军事国家，逐渐展开血腥的恐怖主义。
启动崭新的现代都市建设
为了救济震灾后的东京、横滨地区的经济，财务大臣于震灾后的九月七日公布缓付令（延期偿付），让灾区的债务可以延期三十天。另外又公布暴利取缔令和临时物资供给令，以抑制物价高涨。接着，政府公布震灾商业票据损失补偿金，日银决定以两年为期限，将九月一日前已打折的商业票据再度打折。日银若有损失，政府将支付最高限度1亿日元的补偿费。
商业票据再度打折时，会盖图章以识别，正巧那时经济不景气，混进了大量不良债权。据说，震灾商业票据总计2.068亿日元，其中，台湾银行占48%的1.0004亿日元，而台湾银行的商业票据约七成都是综合贸易公司铃木商店的呆账，换算为现代物价，大约438.4亿日元。
政府估计票据债务人在两年期间应该可以恢复支付能力，不料打错了如意算盘，这些震灾商业票据正是昭和二年（1927）金融恐慌的诱因。尽管如此，由于日银降低贷款利息，并投放复兴资金，总算回避了震灾恐慌。此外，东京、横滨地区的灾害保险金额高达十九亿日元，相当于火灾保险公司资本的八倍，政府出借长期资金，让保险公司支付一成慰问金给灾民，缓和了市民的保险金支付要求运动。
京滨复兴计划内容主要遵循了“帝都复兴院”[13]首任总裁后藤新平[14]的案子。首先进行区划调整，将低洼下町规划为商业区，山手为住宅区，大森地区和江东则为工业区。由于震灾后因住房烧毁的下町居民及剧增的上班族都迁移至山手，中心地的新宿和涩谷也随之从单纯的繁华街升级为副都心。
崭新的现代都市建设便如此开始发动。
榜样是第一次大战中兴盛起来的大阪产业城市的发展。这是走在新时代先端的阪急社长小林一三[15]的创意商法，就是以大阪梅田为起点站，扩张近畿各处的私营铁路网。首先建设起点站的百货大楼，再以往返梅田办公街和郊外住宅区的非特定多数通勤者为对象，采取薄利多销的销售方针，在职场和住宅区之间建设聚集饮食店、咖啡厅、电影院、杂货店的中心商业区。
东京正是仿效大阪，与丸之内和银座前后呼应，百货公司和电影院、饮食店陆续进军副都心。因此，这个区域交通建设发达。首先，复苏的是以前就有的“の”字形路线，如此，山手环行线于大正十四年（1925）完成。
私营铁路网也在大正十一年（1922）左右，以副都心中心为起点，包括西武、东武、目蒲、东横、小田急等私营铁路线呈建设高峰状态。其他都市则增加了公共汽车路线，东京市内也出现一律一元的出租汽车。通过震灾后的都市功能变化，职场和住宅区之间出现许多聚集电影院、戏棚、舞厅、饮食店、酒馆、啤酒馆等商店的闹市，吸引了众多上班族。
附带一提，大地震之后，陆军参谋本部曾商讨迁都论，当时有人提议迁至京都，也有人提议迁至东京近郊，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地震正是改造东京的良机。天皇于震灾发生后的九月十二日下了“复兴东京”诏书，迁都论便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