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建人民军队的艰苦斗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1]。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坚持革命并把革命引向胜利，不仅需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这条军事路线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提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思想，使这支军队成为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制定一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人民军队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己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生存、胜利和发展。在这里，我们着重叙述人民军队建设的问题。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投身于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并在国民革命军中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但还不懂得建设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那时“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络的”[2]。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开始有了重大的进步。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即指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3]。同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进行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4]，只有“创造并扩大自己的军队”[5]才能夺取政权，赢得革命的胜利。按照这个认识，党开始了创建革命军队的工作。
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对于“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这个重要的国情并没有彻底的了解。中央认为，所谓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是民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具体说来，就是城市工人暴动、乡村农民暴动、反动军队的兵变等。它强调，“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工农群众奋起抢夺敌人的武装，兵士土匪群众举起武器来干，——打倒一切‘上等人’的权力。如此之军事行动，才是民众的武装暴动，这种暴动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6]。它强调，“农民暴动，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7]。“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8]。如果“纯全依靠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那就是“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9]。应当指出，暴动应当依靠群众，这在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但这里所提出的具体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俄国革命公式的翻版，不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产党人没有合法的权利去向工农群众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政治鼓动，由此掀起群众性的暴动局面。尽管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大革命时期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发生过这种暴动；但一般说来，必须用革命军队打开一个地方，党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向群众进行公开的、有系统的宣传、发动和组织的工作。由于不了解中国的这种特殊国情，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最初几年里，仍然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白区工作尤其是城市工人运动方面，而没有放在组织军队、领导战争方面，虽然它承认在割据地区建立工农革命军是必要的；党的六大认为，“建立工农革命军”，这“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的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10]。
中共中央指出，“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11]；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怎样建设不同于旧式雇佣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呢？由于中共中央机构长期设在远离武装斗争第一线的地方，加上交通不便，与各根据地人民军队的联系很困难[12]，中共中央对于人民军队的基本情况、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等均缺乏具体的了解，它所作出的有关指示，大都是依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和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革命军工作的经验。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提出：“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新军队中应当有集权的军需供给机关。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13]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通告第51号公布的《军事工作大纲》提出，以后的军事运动应遵守下列的原则：工农群众的军事化，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注意与敌人战斗时的战术。所谓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就是说“职业化的军队制度必须废除，军队要定期退伍，逐渐改为志愿兵制，以至于征兵制，极力减少军队中的机械生活，废除薪饷等差制度”[14]等。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15]。“红军之成份，须极力减少小资产阶级之成份，或旧式雇佣之兵士，因为这容易使红军的基础动摇，而归于消灭”[16]。“红军应当定期退伍，每六个月退伍三分之一”[17]。“红军党的组织亦应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支分部”[18]。要设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即为党的代表；“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19]。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规定，“建立红军的原则应为”：（1）士兵必须按征兵制由工农份子充之。（2）官长工人化。（3）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4）红军在各方面都应服从当地最高级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和指挥。[20]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如设立党代表或政委，健全政治工作机构，加强政治工作，以及废除烦琐的礼节，官兵平等等，是正确的，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有一些要求，如减少小资产阶级之成份，定期退伍，官长工人化等，脱离了中国农村游击战争的实际，是行不通的（比如如何实行官长工人化，六大提出的办法竟是“派人至国外由兄弟党办理”）。总之，中共中央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完满地答复如何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第一线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人民军队创始以来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正确、完整的纲领和一系列切合中国农村游击战争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治军办法。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本来是一个知识分子，没学过军事，不会打仗。自然，也不会带兵了。是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迫使他去学习带兵、学习打仗的。由于他从1927年9月发动秋收起义开始，一直处于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并且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善于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创造，他才在斗争实践中逐渐地总结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农村游击战争环境的富于独创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思想。
秋收起义部队是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与浏阳等地的农民和一部分安源工人组成的。当部队进攻长沙受挫，向南转移到达江西永新时，毛泽东在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是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开始在部队中进行民主改革。
三湾改编把这支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际上，自从泸溪受挫之后，毛泽东即着力在连队建党。“支部建在连上”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连队是部队基层的战斗单位，“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各种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支部“真正形成了连队的核心和堡垒”[21]。基层搞好了，整个部队也就变得更加巩固和坚强了。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22]。
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部队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在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的同时，毛泽东要求军队从事群众工作，与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
1927年10月，部队在荆竹山时，毛泽东即对指战员们说，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一定要做好群众工作。他正式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23]
同年12月，在宁冈的砻市，毛泽东在指战员大会上总结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这一仗打得好，但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这不好。他强调，我们是工农革命军，要发动起群众来，一道闹革命。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他宣布，工农革命军要担负三项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24]
1928年1月，毛泽东总结部队在遂川县城分兵下乡的经验教训，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是说话要和气；二是买卖要公平；三是借东西要还；四是损坏东西要赔；五是捆卧草；六是上门板。此后，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六项注意的执行情况。以前，部队所到之处，群众逃之夭夭；经过部队的口头宣传和实际行动的验证，群众不但不跑了，而且还主动配合部队调查情况，开展工作。[25]
在粉碎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后，鉴于有的战士农民打骂俘虏这一情况，1928年2月，毛泽东在茅坪召开的军民大会上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对待俘虏的政策：不打骂俘虏，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
1928年5月，朱德、毛泽东两部会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军委宣布了部队的三项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部队的主要纪律。据《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的记载，三大纪律是四、五、六军及闽西、赣西南各地赤卫队共同用的政治纪律：
（1）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着重在一点上，如一根草也是一点）。
（2）打土豪归公。
（3）一切行动听指挥。
六项注意针对着平时行军宿营时提出的纪律：
（1）上门板（指宿营时借老板的门板，走时要上好才走）。
（2）捆禾草（指宿营时借老板的禾草，走时要捆好才走）。
（3）讲话和气（指对工农讲话，不要做出恶样子，要和和气气）。
（4）买卖公平（指买东西不许强买强卖）。
（5）借东西要还（指借老板的任何东西都要送还才走）。
（6）坏东西要赔（指损坏了老板的任何东西，要赔偿他才走）。
此外，“红军中禁烟、禁赌也是很严的”。
六项注意曾扩展为八项。有一个时期，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龙南、定南、虔南）地区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指战员按照以往习惯，随便到野外便溺，在村边沟里洗澡，引起当地群众的严重不满；于是决定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即增加“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项（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和“挖卫生坑”）。再后来，由于俘虏增加，八项注意又变成了十项注意，即增加“不准搜俘虏腰包、不虐待俘虏”和俘虏“进出要做宣传工作”两项。再往后，去掉了“洗澡避女人”等两项，仍恢复为八项注意。
红军的纪律，主要是靠指战员的自觉来维持的。毛泽东对部队内部的政治教育十分重视。他说过：“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6]对于地方，对于部队，都是如此。“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27]
正是在毛泽东等的指引下，一支接受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与旧式雇佣军队根本不同的新型人民军队，在斗争中逐步地成长。
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
下面，我们主要根据井冈山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即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以及《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等材料，对红四军的情况做一描述，以便通过这个典型，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面貌。
红四军以一、二、三纵队（相当于团）为基干。据1929年6月底的统计，每纵队1500～1600人，军部、政治部、特务营、军需处约共900人，全军合计5400人左右，其中党员1400人，约占1/4。[28]在官兵夫中，叶挺、贺龙旧部占2/10，湘南农民占了4/10，历次俘虏敌方士兵改编的占2/10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2/10。党员中，官长占3/10，兵夫占7/10；其成分，手工业工人占2/10，学商占1/10，产业工人极少，多数为农民。据1930年初的统计，全军6000多人，其中党员1600多人，占1/4多。党员中，官长占400多，士兵占1100多；其成分，工人300多，知识分子200多，小商人等200多，农民占900多。
以下就几个主要方面，介绍一下这支部队当时的情况。
1.由谁领导
红四军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部队的指挥，“直接受命于党”。
军中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的前敌委员会。前委领导军队党的工作，军队到达地方时也“巡视地方党的工作”。中央曾指示要由政府直接指挥军队，党则应经过党团在军队中起核心作用。但兵贵神速，如多设机关，命令则需经多次周折才得以贯彻，不利于游击行动，如由军官个人指挥则又容易处置失当，因此，红四军经过多次讨论，仍认为原来的“指导方式是很方便于斗争的”。到闽西后决定成立军部党团，意在减少前委对日常事务的应付，“这个办法行起没有什么成效”。
军中党的组织系统是前委—纵委—营委—支部—小组。
“四军党的基础在连支部上面，军队力量也寄托在上面”。“连上成立支部的作用非常大，团每一连可以担任一方面的任务，一个支部恰可以应付这个任务，连支部的精神，在‘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上”。支部委员会就是全连的核心。支委会最少三天要开一次，连队单独行动时就得每天开一次。每半月要开一次支部大会。“支部的基础建筑在班里面，每班一小组”。小组会是五天一次。“四军党内的一切行动计划，无次不是运用支部的作用，广大的传播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使群众统统明了”。这个“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是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29]，军队的基层单位——连队有党的支部作核心，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2.如何打仗
红四军采取独特的游击战术同敌人周旋。其具体做法，陈毅的报告列举了以下14条：
（1）关于行军的，在前卫之前四五里或前卫之后四五里，均需派遣便衣短枪侦探，以防敌之意外袭击或无益之冲突。
（2）关于驻军的，每日对敌人方面处派遣一连或一排以上的武装游击队，作三十里左右之侦探及宣传工作，若发现敌人，该队一面抵抗，一面飞报，使我军能准备应付或撤退，不致打不必要的仗。
（3）红军不攻坚，若土豪跑到炮楼里去了，或敌人闭城固守，或据险抵抗，红军绝不去攻击他……
（4）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或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我军须要走得使敌人赶不上，同时经过地方要有群众及党的组织，才有人担负前后侦探工作，不致受敌人前后夹击。
（5）在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有党有群众的地方，我军有极大扶助，如运输救护扰敌侦探等，敌人处于孤立地位，与之作战比较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幸失败亦有法收容。
（6）不明敌情绝不作战……千万撤退数十里……
（7）单纯军队的袭击，探知敌距我有百里以外，我军轻装尽一夜工夫跑到，出敌不意而歼灭之。
（8）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在敌人接近我时，我方有群众的组织四面断绝敌人交通，使敌人不知道我军已在其附近，然后利用拂晓将其击溃。
（9）用群众扰乱，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在作战时，分一部分红军，以一排为单位，每一排领导三四百工农勇敢分子，多打红旗占领四面山头，利用工农的武器主炮，刀矛，喇叭，利用满山遍野群众打吆喝去扰乱敌人，然后红军以全力出其不意，从侧面击溃之。或用赤卫队日夜打冷枪，或埋伏在山林中瞄准打大旗左右的指挥官，先使敌人恐慌疲倦，然后用生力军袭击之。
（10）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挡部队的时候，或追兵过于强硬的时候，为了脱离敌人，可以一部队距敌四五里引其走大道，大队则取间道脱离敌人，或猛出敌后而袭击之，或用农民在另一路上画路标，贴标语，以引诱敌人去穷追，我军从小道冲出。
（11）不打硬仗，不能十分有把握的仗不打……
（12）敌人若进攻我的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劫其后方……
（13）我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去，偏偏走旁一个方向，到了中途忽然打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击溃敌人。
（14）敌人急急追来，择一个好地形，埋伏着好好的，俟敌一来一网打尽。
以上十四条，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无，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本有，但均为四军的法宝。
早在1928年1月，毛泽东就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江西万安农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以对付敌人的进攻。同年5月，毛泽东与朱德等一起，进一步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就产生出来了。上面所说的战术，正是这个基本原则的具体实施和展开。
3.如何做群众工作
进行游击战争，不仅是同敌人打仗，更重要的是做群众工作。
“四军过去的经验，凡有党或有一点小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取得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因此，四军认定，“游击战争的原则，唯一的是傍着发展”，提出来的口号是“傍着发展，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其次才是流动游击、攻打城市，扩大政治影响。
四军到达某地，即估量当地的敌情、民情，制定5日至7日或10日至1个月的游击计划，而后分兵四面出动。数县范围内以团为单位，一县范围内以营或连为单位。
第一步工作是进行社会调查。由政治部制定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情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比较，及土地百分比之分配，以及当地特殊产品等；其次对当地情形观察，交通河流之测量，此关于军事上极需要”。据此进行调查，“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
四军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即军队的每一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等）均有五人担任宣传工作，此五人不扛枪、不打仗、不服勤务，称宣传兵。五人分两组，一组为讲演队，从事口头宣传；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主管书写红军标语等。“红军到达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更实际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办法，是红军到达一地，即出安民告示，提示：平谷价；废除债务，不纳捐税；分土豪的财物及田地。“因为这几个办法，红军行军常常有大批群众跟着后面，要求一同去打土豪。红军一到某地，群众的活动马上就可以起来”。
红军还做组织群众的工作。在根据地附近，或有党的地方，除作口头宣传和进行打土豪以外，还要“建立工会、农会及革命委员会，以组织群众”；“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办群众领袖与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如时间稍长，有一礼拜或十天工夫，便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在未有组织的地方，则从宣传工作中物色群众中的进步分子，如与土豪有仇恨的、极贫苦的、在叶贺军队当兵的、由外地农协失败来此避难的、以前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与邻县工农会有关系的，“征求他们同意，如愿意组织则成立临时工农会筹备处，举出人负责；一面派人为红军作侦探，一面要他们报告土（豪）劣（绅）姓名，或引路去打”。如有可能，即“组织秘密支部，以创造党的基础”。
4.如何筹款，保证军需
四军每月需款50000元左右。
这笔款项大部出在豪绅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叨光敌人送一部分来。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
（1）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业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经济的没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头）参加当地革命同志或机关的意见，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内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需依照累进的办法，对于千元以下商店不筹款[30]，如发现包办或强迫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损害人用书面及当面告发，再去查明处罚。这个办法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同时红军买卖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
（3）挖窑：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
5.如何进行内部的管理和训练
四军内部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几条，在井冈山斗争时就已经提出并开始加以贯彻了。
在军、团、营、连均设有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会委员。各级士委的任务是：“一、参加管理。二、维持红军纪律。三、监督军队的经济。四、作群众运动。五、作士兵政治教育。”对于军事机关，“士委只能对某些问题建议或置问，而不能去干涉或处理”；“士委开会须有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
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它不实行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当地人都分配土地，远籍人分配土地则有困难。
四军经济公开。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原由党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则由各级士兵委员会负责。当时“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余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虽然生活艰苦，但士兵不抱怨什么人。老百姓和俘虏兵初见四军军长朱德“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火伕头”。因此，“火伕头”也就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31]这是实情。
在发扬民主的同时，红军指导员必须严格遵守纪律，除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外，还要切实遵守各种战时纪律和日常的一般纪律。不仅通敌叛反、乱烧乱杀、敲诈勒索等要受极严厉的处置，赌博、嫖妓这类旧军队官兵常有的恶习均在严禁之列，违者必须受纪律制裁。
按照惯例，士兵通常得训练半年至一年才能打仗，但红军战士一入伍就要打仗，训练只能在战斗中或战斗间歇进行。军事训练有日常操课、战后讲评、实地训练、召开专题培训会议等。政治训练受到特别重视。军队如有三日休息，则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讲评是按计划进行的，有关讲题连贯起来可以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常识。士兵委员会还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小组会上有各种报告和批评，亦为训练的方法之一”。“对于老兵训练的精神，是教育他目前政治形势及斗争策略、红军任务、红军工作及革命名词的解释。对于新兵及俘虏兵，是注重于提高他的阶级认识，以目前社会的阶级矛盾作材料，及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红军与白军等，都有相当成效”。
6.如何对待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
根据地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所以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军事力量除正规红军外，还有地方武装。地方武装有地方红军、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
四军对地方武装的政策是[32]：
（1）在有如县以上的赤色区域，经过斗争的赤卫队业已有普遍的组织，在不妨害赤卫队条件之下，应建立红军，以扩大赤色区域，扫武装不集中、不能被令作战的毛病。
（2）各区乡政府及县政府均须成立赤卫队，县以百名至二百名为足额，区可以由三十至五十名，乡可以四五名至廿名，县区乡赤卫队队员除作战放哨外，应担任当侦探，任交通的任务。
（3）为使农村的群众武装充分利用，大家都来学习战斗，敌人来攻作总动员的防御，成立暴动队之组织，以村为单位举出一个队长，除老幼妇女外，其余壮丁均须参加，有警，由队长鸣锣，各队员齐集登山以应付敌人。
（4）凡上列红军、赤卫队兵士皆举行按期退伍制，并可择其觉悟分子送一批到红军第四军来。
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是四军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军的补充，靠招募新兵、改编俘虏兵、由农会工会送来。“扩大红军的主要路线”，“是由地方武装变为红军”，即是正规红军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各地方武装渐次扩大，渐次变为红军”，而不主要靠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因为只有这样扩大起来的红军，才能保证质量，它的基础才能得到巩固。
7.如何对待俘虏和向敌军做宣传
四军对于在同敌人作战时所得的俘虏兵，首先是进行教育，然后公开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当红军？“如他们愿在红军则马上补名字，如不愿在红军则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二元旅费，由士兵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们觉悟归田去打土豪，不要再当兵，不要再来打工农和红军。敌人的伤兵则上好药发了钱派人宣传，又请他带了大批传单，雇农友抬到敌人附近区域去。”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宣传立即打破。这种办法，在井冈山时期就开始实行了。毛泽东在当时就说过，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这是对敌军宣传的“最有效的方法”[33]。
对于被抓获的土豪的走狗，四军的办法是既不枪毙又不立即释放，而是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由他请几个保人，红军代表宣传他的不是处，但说明他是没有阶级觉悟受了土劣欺骗可以不杀他，望他改悔，再由保人及本人向群众说明他是犯了错误，愿以后改过，如此当群众面释放，可以得一个很大的宣传。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到，红四军在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继承了当年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时形成的若干传统，而且从中国农村游击战争的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创造。
陈毅当年在向中共中央作报告时指出：“红军与普通军队大概从四方面去区分，（1）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2）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尽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智识，不像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士兵造成一个好管理的奴隶；（3）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弟兄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像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互相厮杀等事；（4）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在上面四点红军四军渐做到了。”[34]所以，它确是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三、中共红四军七大与中共中央九月指示信
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走过了艰难的道路的。红四军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由于当时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大多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有的则出身于游民，其中不少人还来自旧军队，带有许多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乃至旧军人的思想、作风和习惯，也由于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红军初创时期人们对此还缺少经验，因此，在红军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如何进行军队建设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这是不奇怪的。
红四军共产党内的主要错误思想是：
（1）单纯军事观点。如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甚至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认为军事应当领导政治；把红军的任务归结为单纯打仗一项；要求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等等。
（2）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如要求“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等。
（3）非组织观点。如少数不服从多数，非组织的批评，等等。
（4）绝对平均主义。这在一个时期发展得很严重。
（5）主观主义。如不从实际出发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发生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开展党内批评时不要证据地乱说或相互猜疑；等等。
（6）个人主义。如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思想、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
（7）流寇思想。如只想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根据地的艰苦工作；扩大红军主要想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不耐艰苦生活，想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等等。
（8）盲动主义残余。如蛮干，不坚决执行城市政策，烧屋，枪毙逃兵和施行肉刑，等等。
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在红军中的贯彻执行，使红军担负不好中国革命赋予自己的任务。
从红军创始以来，毛泽东等即注意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斗争中进行军队的建设。实践证明，“虽然在党的组织基础上，农民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只要党的领导力量强，（这些错误思想是）仍然可以克服的”[35]。
应当指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在总路线和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他们对红军的创建、成长和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但“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曾有过分歧。毛泽东和朱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36]。
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有一个时期处境极其困难，于是军内一些人对井冈山时期和下山以后的一些政策与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4月前敌委员会召开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37]5月初，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被中央军事部派到四军工作后，四军内部原有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加剧。
井冈山时期，在前委之下有四军军事委员会。“前委除指导红军之外，还有对地方党部的指导”。下山后，“每日行军或作战”，前委的主要精力用于军事，“感觉军委之重迭，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38]；后因故又建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39]。而且下级党委作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显然是错误的。[40]刘还“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41]。这种说法不仅不合乎事实，而且不利于维护四军党内的团结，是十分错误的。在这之后，围绕着要不要成立正式的军委、前委和军部的职权如何划分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变得更加激烈了。
“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42]江华（时任四军政治部秘书长）后来在回顾当年的情况时说过：“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的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制度带进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党管太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43]
1929年5月底，中共红四军前委在闽西永定湖雷召开会议，就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争论。论题涉及三点：（1）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有人认为，“党管太事了”，“权太集中前委了”。（2）支部的工作。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3）个人自由。有人感到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因而嘲笑说：“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44]会议未能就争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6月8日，在白沙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了是成立正式军委还是目前不设军委、撤销临时军委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上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45]。会议以36票对6票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被自然免除。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担任。[46]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47]。“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48]，“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49]。他批驳了“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这类说法，指出这类说法是从不考虑实际需要的形式主义出发的。而“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50]。他强调：“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些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51]
6月22日，中共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城的公民小学举行。会前，毛泽东曾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52]前委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并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53]会上，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争论。会场空气紧张激烈，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这些意见有的比较中肯，有的相当偏激。
大会由陈毅主持，并由他代表前委作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案》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指出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之一”，士兵委员会制度“是绝对正确的”，应予坚持；肯定毛泽东对偏于军事观点的批评“是对的”；肯定前委之下不再设立军委的意见，指明了临时军委“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的错误；等等。但是，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一种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决议对于“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于部队中确实存在的流寇思想，都没有给予批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决议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的倾向”。[54]
大会批评了刘安恭、林彪，也批评了毛泽东、朱德，甚至认为毛泽东对争论负有较大责任，而不公正地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55]
大会“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它在当时红四军党内的几个主要问题上，未能引导全党同志分清是非，统一思想。
大会改选了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3人当选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56]大会指出，“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57]
红四军七大之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
从红四军的“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前），前委的指导路线都不是集体指导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争论……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58]。“四军八九十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59]。
9月下旬，朱德曾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条件在当时尚不具备。“会议又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在事前不能拿出一个意见，就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60]毛泽东表示，他反对那种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回来。
红四军党内的问题，是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历史经验，包括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在统一对建军思想、建军原则的认识的基础上，得到正确解决的。
党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设立了军事部，以杨殷为部长，周恩来则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分管此项工作。1929年8月杨殷被捕，部长一职由周恩来兼任。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通过对各地红军斗争情况的了解和研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明显的进步，所作的一些指示也逐步接近实际。
1929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此时“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虽然从根本上说城市中心的思想还没有改变。该信还介绍了红四军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要湘鄂西红军建党时参考。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给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红军的“主要的任务是在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发动农民群众的斗争，深入土地革命的宣传与实行”[61]。“红军中的一切生活应当完全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每一个红军中的士兵，都应当明了他自己在阶级斗争上所负担的任务。红军士兵应当明了革命中的根本问题，每一个士兵不仅是一个武装的战斗员，并且要是群众中之宣传员，组织员。”[62]“在红军中应当没有阶级的区分，物质上的待遇要尽量的一律平等。要在平等的原则上，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来巩固红军中之自觉的铁的纪律”[63]。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中指出，士兵委员会应“讨论本身生活问题”、战后“批评作战时各种弱点和缺点”，并举办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以“提高士兵政治认识，充实红军的生活”；肉刑必须立即废除[64]；等等。这些意见大体上是正确的，对红军的建设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中，由于对时局作了悲观的估计，曾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农村，朱、毛离开部队，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毛泽东在以前委名义写给中央的复信中指出，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太悲观了”，所提意见“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4月8日，中央在给毛、朱的信件中即讲道，毛、朱“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要求朱、毛离队一事，由此实际作罢。6月12日政治局讨论四军前委4月来信时，周恩来在发言中进一步讲到，中央在2月7日的信中所谈的分散问题是有些毛病。在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中央更明确地指出，“红军行动的策略集中或分散，是要决定于一切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不应机械的一般的来指示集中或分散的策略”[65]。这说明，中央在向下级学习的过程中，将若干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了修正。
中共中央在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及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复信等以后，于8月1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并决定先发一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待陈毅来中央，弄清全部情况，“再作一整个答复”。8月21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指出四军七大的“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斗争”以及“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是不正确的。指示信肯定七大提出的关于“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时扩大”以及在目前情况下前委与军委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等主张的正确，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示信对七大上关于“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与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的争论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指出“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这样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和战胜敌人。这“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而“一切问题都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谓集权制，当然是指在集体指导组织中的集权，绝不是个人的集权”。但军中党的书记职权必然要集中些，“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66]。
陈毅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后，首先向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汇报了四军的情况，并根据李的要求，起草《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等五个用于上报的书面材料。“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67]。
8月27、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情况的汇报。陈毅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68]。会议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草案，交政治局审议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8月29日政治局会议要求提出的决议，后来通常称之为“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根据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和李立三、周恩来的多次谈话，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其中许多内容反映了各地红军斗争的经验，尤其是红四军斗争的经验。
指示信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论述了农村红军的重要性，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69]。
指示信明确地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70]
指示信要求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红军大多出身农民，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的意识。对于红军中的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思想、离队观念、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指示信指明必须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71]
指示信对党的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其缺点是：第一，前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上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第三，会议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72]。指示信对“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也提出了批评。
指示信要求：“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73]
指示信交由陈毅带回红四军。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74]
四、古田会议的召开与人民军队建设纲领的制定
1929年10月22日，陈毅由上海经香港回到正在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随即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所感受所讨论所决定的一切”[75]，并在当晚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正式传达了中央九月指示信的内容和有关指示的精神。会后，陈毅派专人将中央来信送往上杭苏家坡给毛泽东，并附信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他还直接向红军官兵宣传中央精神，并一再表示：“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作’。”[76]11月18日，朱德、陈毅致信正在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23日红四军占领长汀后，“前委并促毛同志回来负责”，毛泽东“于11月26日回到前委，28日前委在长汀开扩大会”。会议认为，“若此时四军不加以训练整顿，必困难执行党的政策”，因此“决定红军的整顿与训练问题。12月一个月前委的工作即在：（一）召集九次大会，接受中央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倾向，并扫除红军内的封建残余制度（如废止肉刑、枪毙逃兵等）”[77]。这次“在朱、毛、陈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78]。当天，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79]。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驻连城新泉，在这里领导部队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整训。毛泽东、陈毅深入连队召开座谈会，了解部队情况。毛泽东还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和党代表会议，了解党内的情况。朱德则负责军事整训。由于敌人准备发动对闽西的第二次“会剿”，12月中旬，四军领导机关移驻上杭的古田镇。毛泽东等在这里召开了红四军党代表联席会议，大家联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红军发展的经验教训，重点讨论了建军方向问题；大家还对各种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进行了揭发、批判，并且研究了这些倾向产生的根源和纠正的方法。会议开了十多天。这个联席会实际上成了红四军党的九大的准备会。[80]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九大起草了八个决议案。
12月28、29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镇的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举行。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决定，并作废止肉刑和枪毙逃兵的报告。
“九次大会的各种提案都是在大会前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开会起草，前委审查以后提到大会的”[81]。由于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代表们的认识比较容易取得一致，因此会议的工作效率很高，开得很有成效。会议讨论了中央指示，总结了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大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选举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大会选举，也事先准备意见，提出要‘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的人才当选”；并事先“提出名单，供献大会”[82]。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等11人当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分八个部分，或者说包含八个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最核心的问题。
决议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中的共产党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所积累的相当丰富的经验，制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比较完整的纲领。
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路线，是从这样的基本观点出发的：中国的人民军队“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这一命题本身已经规定了军事和政治既是不可分离的，更不是互相对立的，规定了“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83]。任何军队都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为革命阶级服务还是为反动阶级服务，是为少数剥削者服务还是为广大人民服务。
资产阶级宣称，军队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中立的。这纯属欺人之谈。列宁早就说过：“使军队不问政治，这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伪善的奴仆们的口号，实际上他们一向都把军队拖入反动的政治中，把俄国士兵变成黑帮的奴仆和警察的帮凶。”[84]中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不需要像资产阶级军队那样掩盖自己的阶级性质，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它公然申明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自身政治任务的工具。
正是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了人民军队建设中的根本性问题。
第一，红军必须绝对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发挥“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是保证军队成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首要条件。因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军队才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建立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进行胜利的革命战争。
几乎所有的旧式军队，也主要地是由劳动人民出身的人组成的，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剥削者手里，它们成了维护剥削者利益和压迫人民的军队。在中国历史上，为了反抗压迫，劳动人民也组织过自己的军队，由于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它们不是因遭受剥削阶级军队的镇压而被消灭，就是由于被剥削者篡夺了领导权而蜕化变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不能造成劳动者自身解放的条件。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也曾经是革命的军队，由于领导权被蒋介石所窃取，它后来就成为新军阀压迫人民和从事政争的工具了。由此可见，中国红军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质，坚持党的领导是一个关键。正因为如此，决议在批评那种将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的主张和“司令部”对外的口号时，即严肃地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85]
党对军队的领导，首先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决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86]为此，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对部队官兵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才能使他们自觉地为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还必须有组织制度上的保证。决议规定：
“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87]“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88]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89]。决议要求“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90]，以便使党对红军的领导关系制度化、法规化。决议强调，“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91]。全体同志“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92]。
第二，红军应担负打仗和做群众工作等项任务。
军队要担负打仗的任务，这一点，无论是旧式军队还是新型人民军队都是一样的。不同在于，旧式军队打仗，通常是为了少数人，所以它只讲服从是军人的天职，除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以外，它不要求军人去思考为谁打仗这个问题。列宁说过：“常备军是脱离人民的军队……如果不在军营里把士兵关上几年，不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严格训练，难道他们会向自己的弟兄工人和农民开枪吗？难道他们会去反对饿着肚子的庄稼人吗？”[93]红军则不同，它“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的，所以它要求军人有高度的觉悟。决议要求红军指战员“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是革命的主体”[94]，因而清除雇佣思想，自觉地为人民、为革命去作战。
应该看到，中国的红军并不“只是单纯地打仗的”[95]。决议强调，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96]。
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97]。
决议规定，群众工作，属政治部的职权。“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政治部还要“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司令部则要“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98]。
红军要做群众工作，这是由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性质和它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实际上是军队，中国共产党人和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主要地集合于军队之中，军队要做群众工作，就更是责无旁贷的了。中国的人民军队一开始，就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这一点，也是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
第三，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建立人民军队内部、内外部的正确关系和对敌军采取正确的政策。
红军内部，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决议强调，“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99]；重申“官兵生活平等”的原则和“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100]；要求充分认识士兵会的意义和很好地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要求“废止肉刑辱骂”[101]，“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102]；要求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103]，把这些“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104]。总之，在军队内部也应发扬民主主义。这个军队内的民主主义的实质，就是尊重士兵。做到了这一点，官兵一致的目的就可以达到，部队就会增加绝大的战斗力，艰苦的战争也就不患不能坚持了。
红军还必须正确处理同群众的关系。决议重申，必须“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指出“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105]。红军能得到群众的信仰，群众就会给予红军以各种支援，这样，它也就没有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了。
红军还要切实做好对敌军的工作。决议指出，“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106]。“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107]“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108]这样做，对于揭破反动派散布的种种诬蔑红军的欺骗宣传、瓦解敌军的士气、使红军得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红军是受共产党领导的。为了搞好军队的建设，首先就要搞好党的建设。为此，决议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和相应办法。
加强党的建设，首先和主要的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109]
决议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110]这就是说，为了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得以顺畅地贯彻执行，必须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对错误思想进行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及时地经常地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
决议对于当时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产生的根源和纠正的方法都作出了明确的论述。其中有的论述对于搞好党的建设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和极为深远的意义。
决议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111]这就是说，主观主义即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是产生右倾和“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决议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112]；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13]。这就是说，只有端正思想路线，克服主观主义，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制定出来，制定出来了也才能得到贯彻执行。
决议还指出，个人主义“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114]，“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115]，它“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116]，必须通过“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117]。只有这样，党员考虑和处理问题，才能不从个人观点出发，而从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出发，从而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决议也提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任务。
决议强调，必须注重党员的质量。为此应将“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并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以后新分子入党，应是：“（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118]对于党员，要加强教育。支部会议的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第二就是教育同志。在党内，应正确地开展批评，因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119]。同时，还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120]。
决议还指出，应“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21]。为此，必须切实纠正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一方面要认真发扬民主，“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122]；另一方面要坚持正确的集中，“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123]。
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决议的通过，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内部“关于政治的争论，就已成为过去。大家都在九次大会一贯的路线下进行工作”瑏瑠，团结战斗。中共中央对此是满意[124]的。中央在1930年2月1日给广西区委的指示信中讲到红四军时指出，毛泽东“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毛的态度“很积极”，他在致中央信件中“声明四军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前委中一切问题已解决”。
古田会议的决议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125]
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82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286～287页。
[3]同上书，215页。
[4]同上书，340页。
[5]同上书，325页。
[6]同上书，404页。
[7]同上书，374页。
[8]同上书，363页。
[9]同上书，363页。
[1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322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464页。
[12]比如，中央在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中即讲道：“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239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464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225页。
[15]同上书，233页。
[16]同上书，233页。
[17]同上书，234页。
[18]同上书，236页。
[19]同上书，236页。
[20]参见上书，490～491页。
[21]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176～177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79。
[22]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135页。
[23]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25页。
[24]参见赖毅：《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181页。据赖毅回忆：打下茶陵后，虽成立了县政府，但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部队除像旧式军队一样，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部队给养，也像旧式军队一样，靠向各商铺摊派来解决。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指示撤销县政府，成立工农兵政府，并派谭震林任主席；还指示部队要加强政治工作。他提出工农革命军要担负三项任务，是同他总结打下茶陵后的经验教训有联系的。
[25]参见陈士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载《星火燎原》，第1集。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33页的记载，工农革命军最早宣布的“六项注意”是：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
[26]《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77页。
[27]同上书，64页。
[28]据前委书记毛泽东1929年6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同年5月的统计结果是，红四军中的共产党员为1329人，其中工人310人（占23％），农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占70％以上。
[2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65～66页。
[30]陈毅的此项报告是1929年9月1日作的。据《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的记载，此项办法后来作了调整：“规定每二千元以下的不筹款；二千元以上的按累进比例收，如三千元的筹三十元，四千元的除三十元外再筹他四千元资本的百分之一，四十元合为七十元。五千元的除筹七十元外，再筹他五千元资本的百分之一，五十元合为一百二十元。余进千的即除累进的花费外，再筹他资本总数的百分之一，余类推。”
[3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65页。
[32]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7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67页。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770页。
[35]《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
[36]《周恩来传（1898—1949）》，194页。
[37]参见《朱德传》，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8]《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
[39]参见江华：《关于红军建设的一场争论》，载《党的文献》，1989（5）。
[40]参见《陈毅传》，98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41]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决议认为，刘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测的”。
[42]《朱德传》，177页。
[43]江华：《关于红军建设的一场争论》，载《党的文献》，1989（5）。
[44]《毛泽东文集》，第1卷，67～68页。
[45]《党史研究资料》，1987（7）。
[46]刘安恭后任第二纵队司令员。1929年10月红四军出击东江，他在太浦县虎市的战斗中牺牲。
[47]《毛泽东文集》，第1卷，64页。
[48]同上书，65页。
[49]同上书，68页。
[50]同上书，74页。
[51]同上书，74～75页。
[52]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80～281页。
[53]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80～281页。
[54]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81页。
[55]参见王荣先主编：《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5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56]参见王荣先主编：《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59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57]有的论者认为：“会议对前委的选举，也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红四军前委，是中共中央派出的前敌指导机关。……作为前委下层单位的红四军不经过中央同意，其党代会怎么有权以选举方式改组它的上级党委（前委）呢？怎么可以用选举方式免去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而另立前委书记呢？至于以后红四军的九大改选前委，那是陈毅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又当别论。”
[58]《红四军部队的情况报告（1927年7月—1930年4月）》，参见王荣先主编：《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59页。
[59]《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
[60]《朱德传》，184页。据《陈毅传》第112页的记载：在八大上，“有许多个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
[6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371页。
[6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371页。
[63]同上书，371～372页。
[64]参见上书，428页。
[65]同上书，200页。
[66]《党的文献》，1991（2）。
[67]《陈毅传》，106页。
[68]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85页。
[6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477页。
[7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477页。
[71]同上书，486页。
[72]同上书，488页。
[73]同上书，489页。
[74]参见《周恩来传》，195页。
[75]《陈毅传》，112页。
[76]同上书，113页。
[77]《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
[78]《陈毅传》，115页。
[79]《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11月28日。
[80]参见《缅怀毛泽东》，上册，139～1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回忆毛主席》，1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81]《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
[82]《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
[8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86页。
[84]《列宁选集》，3版，第1卷，6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86页。
[86]同上书，85页。
[87]《毛泽东文集》，第1卷，113页。
[88]同上书，80页。
[89]同上书，115页。
[90]同上书，81页。
[91]同上书，88页。
[92]同上书，88页。
[93]《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7卷，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4]《毛泽东文集》，第1卷，85页。
[95]同上书，79页。
[96]《毛泽东文集》，第1卷，79页。
[97]同上书，96页。
[98]同上书，114页。
[99]同上书，106页。
[100]同上书，106页。
[101]同上书，107页。
[102]同上书，110页。
[103]《毛泽东文集》，第1卷，112页。
[104]《毛泽东文集》，第1卷，112页。
[105]同上书，101页。
[106]同上书，101页。
[107]同上书，102页。
[108]同上书，102页。
[109]《毛泽东文集》，第1卷，94页。
[110]同上书，78页。
[111]同上书，84页。
[112]同上书，84～85页。
[113]同上书，85页。
[114]同上书，85页。
[115]《毛泽东文集》，第1卷，85页。
[116]同上书，86页。
[117]同上书，86页。
[118]同上书，90页。
[119]同上书，82页。
[120]同上书，90页。
[121]同上书，81页。
[122]同上书，82页。
[123]同上书，82页。
[124]《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
[12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