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发展5000多年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以国家、阶级、城市等因素作为文明兴起的标志，华夏文明在世界古文明中是年轻却最长寿的，是古文明仅存的硕果。秦汉时期是奴隶社会结束、封建社会初步发展的时期。到西汉时，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曾出现“文景之治”的良好局面。民族关系的发展和初步繁荣，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汉武帝的奋发进取精神推动了强盛的西汉王朝走向世界的步伐，“丝绸之路”使得汉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
走向统一的中原王朝
中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四大中心之一。早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第一个强大的王朝——夏王朝。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这个重大的转变无疑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开端。
夏代开始向王权制度的国家迈进。夏代有都城，有保障国家各项事务顺利进行的职官制度，还有刑法、赋税和保卫夏王朝的军队等，具有了作为国家的主要功能。较之以前的具备早期国家形态的部落，夏代在组织上、管理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部落林立的政治格局逐渐走向政权统一的道路。
自商周至秦汉，是中华古代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商王朝的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商、周两朝，不仅承袭了夏的王权和疆域，而且随着王权的不断强化和服事制统治秩序的完善，出现了与王权紧密结合的“中国”概念。最迟在西周时期，“中国”的概念已经出现，“中国，京师也”，这已经明确说明了“中国”所具有的鲜明政治含义，即“中国”在古人天下观中位居中央，是“天子”施政的核心区域。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长达5个半世纪的分裂状态并没有遏止人们对“大一统”的期盼。“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演变最终促成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而秦王嬴政在公元前221年也终于实现了人们的愿望，建立起了第一个以早期汉族为主体的、号令“天下”的“大一统”国家，完成了统一大业。原来的中原王朝就被新的中央集权国家取代，各诸侯国合并为一个中华帝国。从那时起，受到“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
秦汉王朝对中原地区的长期统治，使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凝聚为一体，高度发达的文明成为中国疆域进一步凝聚、发展的核心。随后，秦北逐匈奴，南降南越，并在今四川南部及贵州、云南被称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管理机构，将蒙古大沙漠以南，东、南至海，西及今甘肃、四川、云南的广大地区，囊括进秦朝的统治之下。
西汉沿袭了秦朝的统治区域。汉武帝时，经过多年战争，击败了战国末年兴起于蒙古草原并向南进犯的匈奴帝国，收复了漠南地区，并将河西走廊纳入汉朝版图，进而征服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诸小国。至汉宣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实施统治。汉武帝还平南越、闽越，将秦末脱离中央政府的东南沿海地区重新纳入统一国家的版图，并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进行直接统治。今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扶余及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以东地区的肃慎等部族成为汉朝的附庸，北方的匈奴及今青海、西藏、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地区的羌族也臣服于汉王朝。这为后来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及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
不过，历史上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则是1759年清朝乾隆帝平定天山南北路。此后，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范围，第一次完全归属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统辖之下，“中国”和“中原王朝”这两个概念自此合而为一，边疆政权不复存在。
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制和国家雏形的产生
据文献传说可知，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族类群体，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有巢、燧人、神农等，可能就是早期比较有名的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的首领。
原始公社氏族制度分两个阶段，即母权制时代和父权制时代。进入父权制时代，这些古代部族形成了三大集团。
一是华夏集团，地处西北方，又分为三个亚集团：黄帝与炎帝两大支，黄帝支居北，炎帝支居南；近东方的，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自成一体的高阳氏（帝颛顼）、有虞氏（帝舜）、商族；接近南方的，又有出自北方的华夏集团，一部分深入南方，与苗蛮集团发生极深关系的祝融等族。其范围西起陇山，东至太行山东麓，南至伏牛山以南，北达燕山。
二是东夷集团，主要是太皞与少皞两大部落集团，由太皞、少皞、蚩尤等部族组成。其领域在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域。
三是苗蛮集团，由三苗、楚、伏羲、女娲、（讠雚）兜等部族组成。生活在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
这三大集团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时而争斗，时而和平共处，最终完全同化，渐次形成后来的汉族，并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以黄帝部落为核心的、比较巩固的大联盟。在此基础上，经过几百年，又形成了陶唐氏、有虞氏、有夏氏的部落联盟，尧、舜、禹相继为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在部落联盟首领统率之下，专门从事管理的部门和人员也逐渐产生，并且日益增多，出现了与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形成了国家的统治机构。禹在位时，已将原来的部落联盟建立为国家，并将他的势力范围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这就是“九州大地”的来历。
尧、舜、禹时期正值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始社会氏族制阶段。原始社会恶劣的自然条件、低下的生产水平，使得原始人只能以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群居方式求得生存，并以禅让制度来确保权力公有化。禅让制的核心是“传贤”而非“传亲”，更不是“传子”。关于尧、舜、禹禅让的传说，《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选贤与能”的表述，都说明了当时实行的是氏族社会民主推举的部落首领制。
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物质资财私人占有现象。物质的强烈诱惑力引发了人类的占有欲，而能满足统治者这一占有欲并使之有效满足的唯一方式，便是实行王权世袭制，亦即对权力实行绝对垄断并且世代相传。
1.夏朝的建立和兴亡
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夺取大禹按照禅让制选定的继承人伯益的王位（一说伯益自愿让位于启），继承了权位。启的即位，打破了禅让制，成了历史上王位世袭继承制的开端，“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从启开始，由部落首领推选联盟首领的原始社会传统，转变为一姓世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的君主制国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中国的王权、奴隶主阶级及奴隶制专政国家开始出现了。
从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来说，启是夏朝的开国国君。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历来被作为百行之首，加上启的王位承袭自父亲禹，如果把这些与夏朝的开国统一起来，那就必须从夏禹时开始算起。此外，大禹帝率领军队征服三苗，在涂山大会天下部落领袖，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涂山之会”，自此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和格局，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禹被视作夏王朝的开国之君，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文献记载，夏朝约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夏族主要活动于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在这一带先后发现了多处介于晚期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与文献所载夏朝年代和地域符合。
启在建立了夏朝以后，饮酒、打猎、歌舞无度。到晚年更是怠于政事，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太康从小便深受父亲影响，腐败堕落的程度更胜于启。他整日“盘于油田，不恤民事，疏于朝政”，民间怨声载道，而他却不闻不问。人们的反叛情绪逐渐滋长，各个部落都想废除太康，取而代之。这个时候，东夷酋长后羿趁机崛起并壮大。
后羿是有穷氏的首领，因箭法超群、体恤民众而受到族人的拥戴。他时常教族人习武学剑，亦游走于民间体察民情，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愿意追随他。
整天只知享乐的太康，在一次外出打猎时，3个月未回朝。于是后羿趁机带领族人一举占领了夏都，正式接管了天下。而孤身在外的太康自知势穷力单，无力复国，于是，便在其狩猎的山林中郁郁而终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帝太康失国”[1]。
但是，后羿也是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夺取权力后他也开始不修民事而淫于色。他把政事交给一个名叫寒浞的亲信，寒浞对后羿极尽谄媚之能事，获得了后羿的信任；同时，又骗取同僚和一部分庶民的支持，在条件成熟之后，寒浞勾结后羿的亲信随从，杀死后羿，并霸占了后羿的妻妾和财产，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太康失国不久，其弟仲康在部分臣僚、贵族的保护下，在斟（今河南巩县西）附近建立了一个小政权。由于其实力一时还无法与后羿匹敌，遂决定先慢慢蓄积力量。仲康死后，其子相在帝丘，依靠斟灌、斟（寻阝）等地诸侯和亲夏势力的支持，积蓄力量。不料后羿王朝此时发生了政局倾覆，寒浞杀后羿窃国，并展开了消灭亲夏势力的大屠杀。很快寒浞的军队就攻陷了斟灌、斟（寻阝）二地，又向相所驻之地帝丘发起攻击。相被杀。当时相妻已身怀六甲，情急之下，从墙洞逃脱，回到母家有仍，生子少康。
少康出世后，相妻对他管教极其严格，不但每日要求少康习武练剑，还要他研习兵法。其目的就是要将少康培养为雄杰，为父报仇，夺回夏国。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充当牧正。寒浞之子浇派人追杀少康，为了躲避浇的追杀，少康逃至有虞。有虞君主虞思任少康为庖正，为他娶妻，还封以纶邑十里的土地，以五百之众供其使用。少康施恩布德，积极招纳夏之余众。与此同时，寒浞的暴虐统治令国内民怨四起，都城安邑陷入慌乱之中。
少康见复国时机已到，便联合夏臣伯靡灭掉了浇。之后，他一路势如破竹攻克安邑，斩杀寒浞，重新夺回了王位，恢复了夏朝的统治。少康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之理，因此在复国后，勤于政事，关心生产，治理水患。在他的治理下，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天下安定，百姓康乐，夏朝达到了鼎盛，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是夏王朝第六代君主。少康之子季杼继位后，也是一位能干的君主，他发明了甲和矛，夏因此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彻底肃清了寒浞的残余势力，又大力征伐东夷各部，一直打到东海，使夏王朝得以继续发展。“掩有中国，天下莫不归心。”[2]
少康之后，夏朝还有几位君王都擅长控制东方少数民族，或与东方少数民族友好相处，从而使夏朝的政权得以延续了400多年。夏王朝到孔甲时，开始走向衰落。孔甲是夏王朝少康之后的第八代君主。孔甲三传至夏桀，夏桀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讨伐边国，还重用奸佞小人，残害忠臣和百姓，结果引起了诸侯们的极度不满，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此时的商族已发展起来，最后，夏桀的部队在鸣条之战中被商汤的军队击垮，夏王朝至此覆灭。
2.夏朝时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因夏朝而得名的夏族是现在所知我国第一个具有民族族称和具备狭义民族特征的民族。夏族和与夏族文化接近的民族，共同构成夏民族集团或称华夏民族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集团逐渐融合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商人、周人、秦人都认为自己是夏族或华夏族的一部分，故有“诸夏”之称。据史籍记载，夏朝时在东南西北四方都存在不同于夏族的族称，被称为四夷。
夏朝与四方民族的关系，总的说来属于“要服”“荒服”之列。夏朝时，“要服”即只要承认夏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不规定向夏王朝贡纳什么东西，只是随意贡些方物；“荒服”是来之不拒，去之不禁。这种关系就构成了夏王朝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夏朝境内的主要少数民族为南方的三苗族和东方的夷族；被后世称为西戎、北狄的西方民族和北方民族，当时尚未进入历史舞台。三苗被禹征服后即销声匿迹，传说资料也很少再提到它。而夏朝同东夷的关系，始终是夏朝最紧迫最重要的内政问题之一。夏朝同东夷的关系，不仅贯穿夏朝始终，而且对夏朝的盛衰兴亡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确保东夷诸氏族部落的归附，夏朝从禹至帝发（桀父）都十分注重同东夷大姓有仍氏、有莘氏保持姻亲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同有仍氏由姻亲关系结成的联盟才解决了夏朝的危机。
夏朝时行政区划的单位，是在原始公社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小邦”或“方国”，如有姒氏、有穷氏、有易氏等。据《史记》记载：夏代姒姓国有10个，最著名的为昆吾国。方国是比部落文明程度略高的原始国家。夏时存在的方国有有仍、有莘、有鬲、有缗、有虞、有扈、过、寒、商、缯、亳、葛、斟灌、三朡、昆吾、韦、顾、涂山、防风、英、六、巢等，周围的其他民族有莱夷、九夷、鬻、三苗等。
对于有莘、有仍之外的东夷氏族部落，只要他们表示顺从，夏朝亦采取笼络、怀柔政策。夏朝为巩固对广大夷族人民的统治，对于夷族诸氏族部落酋长曾用赐爵和物的方式来加强他们同夏后氏的关系，以达到羁縻的目的。
就现有的传说资料看，夏朝的民族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为夷夏纷争时期；中期为诸夷归附夏朝、夷夏相安无事时期；后期为商汤联合东夷灭夏时期。
夷夏纷争时期主要表现为东夷两次大规模的反夏斗争。第一次是由启废除禅让制而引起的。启杀伯益夺取政权的行为，引起了嬴姓东夷族氏族部落的强烈反抗。首先举起反抗大旗的是有扈氏。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夏斗争是后羿、寒浞领导的，史称“后羿寒浞之乱”。此后的后羿及寒浞的反复斗争，已经具有明显的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性质。在这次长达百年的民族纷争中，东夷族中的太昊后裔有仍氏、有鬲氏等始终同夏后氏站在一起，少康及季杼之所以很快消灭寒浞势力，将夏朝的统治范围重新扩展至东海（即整个东夷地区），是与他们的强大支援分不开的。
夏朝中期，东夷族全部归属夏朝，夷夏之间呈现一派和睦相处频繁交往的局面。“后羿寒浞之乱”以后，东夷诸部重新组合为九部，又称“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总之，夏朝中期的夷夏关系是平静的，出现了少有的和平往来局面。这对华夏和东夷人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的安定无疑是有好处的。
夏朝末年，夏国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从孔甲起，夏朝进入衰落时期，诸侯纷纷叛乱，帝桀更加暴虐。帝桀统治时期，夷夏矛盾又尖锐起来。《后汉书·东夷传》述：“桀为暴虐，诸夷内侵。”当东夷大规模反抗夏朝时，起源于我国东方的商族趁机崛起。商汤联合东夷势力，在鸣条击败夏军，夏朝灭亡。
刻在甲骨上的文明王朝：商朝
商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也是奴隶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时期。从商的始祖契始，至汤灭夏时，所经历的相当于整个夏代，有400多年历史，连同商朝建立后约600年的统治，商族的历史长达千年。
如果说夏朝的历史还是朦朦胧胧、带有很多传说成分的话，商朝的历史就要可信多了，因为，我们发现了商朝的文字——甲骨文。
1.商族的兴起及商朝的建立
早在汤灭夏之前，商部落就生活在黄河下游地区。商族的始祖名叫契，《史记·殷本纪》说契的母亲简狄，在郊外洗澡时看见了“玄鸟”（燕子）卵，便吞食而生了契。《诗经·商颂》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些神话传说表明了商族在契之前还处于只知母不识父的母系氏族阶段，契以后才逐渐进入父系氏族阶段。
据《殷本纪》记载：契曾助禹治水有功，帝舜便封契于商，即今河南商丘一带。可见商祖契和夏祖禹为同一时代的传说人物。商族是夏朝东邻的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并也在向奴隶制过渡。
契之后，商人在夏朝的东部不断发展，商部落一直臣服于夏，夏桀曾把汤召到都城并囚禁在夏台，后来又把他释放。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便不断向外扩张。到了契的孙子相土当部落首领时，便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扩张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甚至达到渤海之滨。到契的14世孙汤时，附近的其他部落都来归顺，商的势力日益强大，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部族，建立了早期的国家，以伊尹为相。
夏桀统治时期，政治黑暗腐朽，诸侯互相攻伐。契的14世后裔汤先后灭了葛、韦、顾、昆吾等亲夏的诸侯国，举兵西向伐夏，在鸣条摧毁夏的主力，将夏桀放逐到南巢，正式建立商王朝，都城在亳。许多诸侯、部落都来朝会，表示臣服，商朝成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势力。之后各代商王又不断向四周征战，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其范围以豫北和鲁西为中心，西到陕西，北到冀北，南抵长江流域，东达海滨，疆域空前辽阔。
商时期，出现了屡次迁都的现象。从汤至阳甲时，迁都5次，“乃五迁，无定处”。
这样频繁迁都，原因是商王室内部众兄弟间争夺王位，另建新都，又因黄、淮水患的威胁，不得不屡次迁移。商都经常迁变，国力一度衰弱。直至盘庚迁都，才挽救了商朝灭国的危险，使殷商再次兴旺发达起来，所以盘庚迁都，历来学者对其评价都很高。盘庚迁殷以后，“行汤之政”，加强了商王室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史称盘庚为商朝的“中兴贤王”。
商朝被称作殷或殷商，但在商代，商人自己始终称商而不称殷，“殷”是西周对商的称呼。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2年，是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商王朝经过对函北和北面的土方、鬼方等方国的长期征伐，最终平服了上述地区，对西面的羌方和南面的虎方用兵，也都获胜。此时商的疆域西到陕西西部，南到湖北、湖南之界，北到河北北部，东到海滨。
商朝后期，渭水流域的周族已建国，而且日益强大，其趁商国内空虚之机，发兵进攻商的别都朝歌。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纣王大败，自焚而死。商朝至此灭亡。
2.甲骨文的发现
商朝已有文字，现在已发现的文字资料都是商代后期的遗物，因主要保存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今人称之为甲骨文。1899年，因偶然的机会被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3000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甲骨文的发现，使商朝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的卜辞中，记录了商代发生的许多事情。几代人经过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
甲骨文除了记载商代的历史，其本身的美，也让后代的书法家着迷。不同时代，甲骨文的字体不同，有的雄伟，有的规整，有的秀丽，有的豪放，总之是变化多端，自然生动。
3.商和诸方国的关系
商朝时，甲骨文中记载的羌方、鬼方等诸“方”数以百计，而且“天下一统”思想也在这个时期萌芽。
商本来就是一个臣服于夏朝的夷人方国，商朝建立后，在处理同周围诸多部族的关系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夏的方式。商朝把它的统治地区分为邦畿和方国两大部分。邦畿又叫王畿，是商王室直接统治的地方，“邦畿千里”近似中央直辖区。方国以周围原有的部落为单位构成，也称作邑或方，各部落的首领为方伯，统治该方国。当时周边的方国和戎狄很多，主要的方国有淮夷、虎方、群舒、有熊氏、越戏氏、祭方、犬方、邢方、基方、余无戎、燕京戎、翳徒戎、西落鬼戎、龙方、辔方、羌方、熏育、土方、危方、方、鬼方、羌方、周、盂方、人方等。这些方国大都地处北方和西方，只有人方地处东南。较远的还有在今东北和境外的肃慎，西北的氐、羌，长江中游的濮，四川盆地的巴、蜀，浙东的越等族。
邦畿之内除王都外，有不少城邑是王室诸子及其他贵族的封地。封地和方国在性质上虽然不同，但都要接受商王的封号，成为王室的臣属。凡是臣服于商朝的方国，都要定期向王室朝贡、奉命征伐，为臣属之邦。这些方邦有相对的独立性，保持着自己的社会组织。分散在边远地区的部族，也被称为方国，虽然与商朝有经济、文化的联系，但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例如，商西北方的土方、鬼方、羌方，东南方的人方、虎方，就是这样。
在商和各部族的关系中，仍以和诸夷的关系最为重要。仲丁以后，商朝一度衰落。王室内部连续发生王位之争，原来臣服于商的一些夷人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向商朝进攻。仲丁伐兰夷，其弟河亶甲先征兰夷，后征班方。到祖乙时，才解除了来自东南夷人的威胁。帝乙时，多次用兵夷方，主要是同岛夷和淮夷作战。纣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俘获大量东夷人。纣用兵东夷，目的则是为了掠夺人口和财富，转移国内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虽取得胜利，国力也因此而虚耗，最终导致商朝的全面崩溃。
商朝和西北方、南方各部族的战争，大多发生在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处于比较强盛的时期。盘庚的侄子武丁在位时，用兵十分频繁，重点是西北方的□方、土方和鬼方。□方和土方是今山西、陕西北部和内蒙古河套以北地区的游牧部落，鬼方是在□方、土方之北的辽阔地区。武丁用兵西北方，主要是为了防御游牧部落的侵袭。武丁北伐鬼方、羌方，南征荆蛮，势力达到长江流域。这些游牧部落遭到商朝的沉重打击，被迫西移。武丁还对荆楚之地的方国部落和江淮流域的虎方发动战争，征服南方广大地区。
商朝末年，江、淮之间的夷人又强盛起来。至武乙在位时，东夷逐渐强大，迁至淮河流域，进而向中原扩展。《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武乙时，夷人“分迁淮岱，渐居中土”，给商朝造成严重威胁。商朝对西部和西南部方国部落的搜刮和奴役，招致激烈反抗。西方的周族兴起，至文王时已受到大多数诸侯的拥戴，至其子武王时在孟津与八百诸侯和各族首领结盟，联合伐纣，牧野一战奠定了灭商的胜局。
中国历史上发出过金子般光彩的朝代：西周
在商朝最后的100年间，于渭水的流域，兴起了一个强国，号为周。
1.周的先世
传说周族原居于今陕西渭水中游以北，舜封弃于邰，周的先祖是后稷，后稷本名弃。弃为西戎大姓姜姓女子姜嫄所生，姜嫄是有邰氏部族的女子，她的丈夫就是帝喾。此时周族可能以熊为图腾，并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
弃善于经营农业，很受尧的器重，被任命为农师，掌管天下的农事。后来称“后稷”，别姓“姬”，后被人认为是种植稷和麦的创始者。
夏、商时期，周一直是西方一个重要的邦国。商朝初年，周人在公刘率领下迁于豳，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武丁时期，周人参加了武丁的征伐，因功而得封赏。
约公元前12世纪，周人在古公亶父时，为了躲避薰育戎狄的侵扰，由豳迁到岐山之南，在这里定居下来。这里后来被称为周原。这时的岐周，作为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迁居岐山后，饱经忧患，勤奋图存，数十年间，发展成一个富强之国，从此开始了周人的“翦商”事业。周人因此尊古公亶父为“太王”。《诗经·鲁颂·（门外必里）宫》称颂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古公亶父死后，其子季历继位。季历在位时，先后打败西北诸戎，巩固了周人在渭水中游的统治。
季历死后，其子姬昌继位，是为周文王。周文王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得到贵族和平民的支持。姜尚就是文王招纳的贤才之一。一些殷臣和贤士，如太颠、闳夭、散宜生等相继奔周，成为周的重要辅臣。
周文王在太王和季历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各方国和部族，把周族的势力向东扩展。周文王时，周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很迅速，武力也日益强大。文王首先进攻西北方的犬戎、昆夷，消灭泾水上游的密、阮、共，然后东向攻打黎、于等邻近许多小国或戎狄部落，灭崇，使商失去在渭水流域的一个据点。
这时的周族虽在名义上尚臣服于商，季历及姬昌皆受商“西伯”的封号，即西方诸侯之长，但由于势力日益强大，与商也有矛盾，成为一股使商朝不安的强大势力。
文王在位50年，40余国归附于周，许多蛮、夷、戎、狄的部落也来归顺，渐渐对商形成钳制包围之势。文王因成功地调解了虞、芮间的争端，得到两国的归附，又打败了戎人，灭密须、黎、邘、崇等国，占据渭南，完全控制了关中平原，后又将国都自岐下迁至崇，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
2.西周的建立与武王伐纣
文王死后，太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武王即位后，在沣水东岸建立新都镐京，积极准备伐商。这时，商的败亡已成定局。文王死后两年，武王“东观兵，至于孟津”，会兵孟津的，有八百诸侯，这是一次集中兵力的演习，也是对商朝的试探。两年后，武王发动了灭商的战争。他联合庸、蜀、羌、髦、微、垆、彭、濮等方国部落，从孟津渡过黄河，沿河东进，直抵商郊牧野。武王誓师牧野，纣王仓促应战，结果，商兵倒戈，导引周军攻入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武王攻克殷都，又分兵四出，基本上控制了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同年四月，周武王胜利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周王朝。
周朝以平王东迁洛邑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史称西周，属于奴隶制，国家政权基本统一；后期史称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从奴隶制逐渐过渡到封建制，国家政权也由基本统一而走向诸侯国林立的局面。
周武王灭商两年后，因病去世。其子成王继位，年龄很小，由武王之弟周公旦辅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权，便与东方夷族一起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周公率兵东征，用了3年时间才平定了这次叛乱，将统治范围扩大到东方。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王朝又在洛水北岸修建洛邑，作为周的东都。从此以后，周对黄河下游的控制比较牢固。
这样，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西边的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根据地，称为“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称为“成周”。“成周”与丰镐的“宗周”成为周朝东、西两个政治中心。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王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有显著的增强，成为控制全国的基地。
西周中期以后，周王朝逐渐趋于衰落。周厉王任命荣夷公为卿士，推行“专利”政策，即将原来公有的社会财富资源——山林川泽等收归王室所有，由国家统一管理，不准一般贵族和平民使用。为压制舆论的不满情绪，厉王又专门派人“监谤”，发现有异议者则杀之，结果人人自危，不敢议论，道路以目。至公元前841年，国人发动暴动，厉王逃到彘，朝政由召公和周公等代管，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国人暴动沉重打击了西周王朝，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它的崩溃过程。
公元前828年，周宣王即位。周宣王时期，局势虽然略为稳定，但各种社会矛盾无法从根本上得以缓和，西周王朝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周宣王死后，子宫涅继立，是为幽王。幽王荒淫无道，宠爱褒姒，又废申后和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为后。公元前771年，申后之父申侯引缯与犬戎发兵进攻宗周，攻占镐京。幽王急忙逃到骊山，被骊山之戎所杀，西周灭亡。
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后，为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都曾大规模分封同姓、异姓诸侯，以册封的形式将原本已存在的方国部族变成自己名义上的诸侯国。若与后世之郡县制比较，西周诸侯国的平均大小，大体是一个县的面积。西周时的大国有鲁、齐、丰、薄姑、邶、鄘、卫、东、晋、宋、陈、蔡、许、楚、庸、吴、徐等。
除很多小国外，戎狄诸族的分布范围也很广。如齐国东有莱夷，北有长翟；晋国南有条戎，北有隗、狐氏、燕京戎、北戎、鬼方；宗周西有陆浑戎，北有（犭严）狁、太原、翟；江淮间有淮夷、虎方、群舒；楚国的西南有百濮与扬越；秦国之西有羌；燕国之东北有肃慎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武王克商以后，肃慎来献“措矢石磐”致贺。所以《左传》中记周时四境：“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将肃慎计入周的疆土，实际只是臣服关系而已。
王室衰微和大国争霸：东周
西周灭亡后，周前太子宜臼逃到申国，诸侯等共立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这时镐京已被严重破坏，加之防备外患不力，于是平王东迁都洛邑，成为东周历史的开始。
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前者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后者名称来源于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目前史学界一般以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以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诸侯争霸、群雄割据的战乱年代，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全面过渡、变革最激烈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由量变逐渐发展到质变的。
春秋初期，社会制度的变革就开始了，奴隶制渐渐瓦解，封建制渐渐出现，到春秋末年则达到了质变的阶段，战国时期封建制度便确立了。
1.周王室的衰微和大国争霸战争
东周伊始，周王室日益衰微。周天子所直接辖制的地盘越来越小，有的赐给诸侯，有的被大国夺去，有的被戎族占据，最后仅剩下洛邑附近方圆一二百里的地方，周天子本身的军力和财力以及对诸侯的控制力也在日益丧失。这时周天子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已经沦落到一个小小诸侯的地位，在经济上日趋贫困，以至不得不仰赖诸侯的资助。
周平王死后，周桓王把政权从郑庄公手里夺过来，授给虢公。郑庄公为报复起见，夏、秋两季派军队到王畿之内抢割庄稼，进而发展为武装冲突。周桓王亲自率军讨伐郑国，郑庄公公然出师对抗，击败了周桓王的军队，桓王的肩上也中了一箭，郑庄公在胜利之后派人探视桓王的病情。从此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
此时的周天子，只有“共主”的虚名，诸侯专政，大国先后称霸。春秋时见于记载的大小诸侯有140多个，其中主要的13个是：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经过激烈的争夺兼吞，大小诸侯国到春秋末年仅剩30个。
各国诸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物，不断地相互发动战争。特别是在一些大国之间，更是出现了长期而频繁的争霸战争。因为争夺霸权有许多好处，一方面可以吞并一些小国，另一方面可以在诸侯中树立领导地位，号令诸侯都来服从自己，向自己贡献财物，所以一些大国都致力于争霸战争。在此过程中，大国的疆域一般都不断扩大，但由于争战不休，疆域都不稳定。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大致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最初是齐国称霸的阶段；接着是楚、晋两国南北对峙、互争霸权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还有秦国在西方称霸，只是因为未进入中原，所以影响较小；最后是吴、越两国崛起于东南，先后称霸的阶段。
大致说来，前后获得霸主地位的有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郑庄公率先直接挑战了周王的权威。其后，齐桓公为了争霸，任命管仲为相，在齐国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齐国富强称霸，而且成为后来各国制度改革的先声。齐桓公的霸业并不以挑战周王为旗帜，而是会合诸侯“尊王攘夷”——维护周王名义和礼仪上的权威，抗击周边部族的侵扰，维护弱小诸侯国的生存与和平环境。
齐桓公之后，宋襄公也试图称霸。宋是殷商遗民国家，都城商丘为各国往来要冲之地。当时被中原诸侯看作“蛮夷”的南方诸侯国楚国开始向北方推进，宋襄公即联合诸侯，与楚军开战。宋军战败，霸业未成，实际继承齐桓公建立霸业的是晋文公。晋以山西南部为中心，通过兼并，疆域扩充到整个汾水流域。公元前636年，曾因权位冲突流亡在外19年的晋国公子重耳得秦国军队护送，回国夺取君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通过“勤王”举措，取得了周王的支持，建立了威信。这时楚国及其盟军攻宋，宋求于晋。公元前632年，晋军在城濮与楚军决战，大获全胜。随后，晋文公大会诸侯，周襄王承认了他的霸主地位。
这时，秦国也很强大，但因其东边的晋国势头正盛，遂向西方的戎狄部族推进，很快成为西部地区的霸主。其后，秦晋有所衰退，楚国不断向北推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将军队开到洛邑附近炫耀武力，甚至派人打听周王室所藏九鼎的重量，公开显示觊觎王权的意向。公元前597年，楚军大胜晋军。中原诸侯既然无法依赖晋国保护，遂纷纷依附楚国，楚庄王终于建立了霸业。
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位于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之间。春秋中期晋楚争霸时，吴的国力也日渐强大。吴王阖闾采纳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的建议，向楚国发动了连续的进攻，五战五胜。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即位，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结果大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立志要为父复仇。公元前494年，吴国打败了越国，越国投降。吴国乘胜北上征服中原诸国，俨然以霸主自居。越国降吴以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进行了长期的复仇准备工作。公元前482年，吴国北上会盟，内部空虚，越国乘机大举伐吴，经过近10年的激烈战争，最终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越国也北上会盟诸侯，号称霸主。吴越争霸已经是春秋争霸的尾声，战国七雄混战的局面即将来临。
2.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
三家分晋是春秋、战国的分界点。晋国开展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公室与卿大夫争权的斗争，经过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卿之间的兼并，公元前453年，三家大夫魏斯、赵籍、韩虔势力强大后联手驱逐晋国国君，分割了晋国土地，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三晋常常联合兵力进攻其他国家。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策命三晋为诸侯。“三家分晋”后，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战国初期，齐国的实力暂时弱于三晋。楚国虽向东方掠地扩展，但其北上与三晋争夺郑，却遭受失败。越国灭吴后曾强盛一时，进入战国后，因长期内乱，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亡。战国中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历史上把秦统一前的“七雄”并据的时期，称为“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战国是我国古代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七国连年争战，弱肉强食。在这期间，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已不复存在，往往是大国之间直接相邻，生死存亡的竞争更加残酷。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有大小战争200多次，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动辄便投入十几万、几十万人的军队。另外，各国在外交上纷纷寻求政治联盟，以求共同遏制对手。这其中的两条主线便是秦相张仪的“连横”（分化六国）和六国宰相苏秦的“合纵”（六国联合抗秦）。
历经254年的战国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356年，是魏国强盛的时期。在这期间，魏国任用李悝实行变法，从而强大起来。但是，魏国的强大，引起了周围赵、韩等国的不安。他们邀集秦国和齐国介入斗争。公元前362年，魏国被秦国打败，被迫迁都。在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中魏国两次败给齐国，从此一蹶不振。
公元前365年—公元前241年，是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两国对峙的时期。这时，齐、秦实力旗鼓相当，双方在不断兼并周围弱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同时，又进行着“合纵”“连横”的外交斗争。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在外交斗争中十分活跃。最终，“合纵”因六国不同心而失败，秦国基本占据上风，先后制服韩、魏，重创楚国，攻灭巴、蜀。
齐国因未与秦直接交锋，仍保持东方霸主地位。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将，联合燕、秦、韩、赵、魏五国攻齐，占领齐国长达5年。公元前279年，齐将田单组织反攻，收复失地。齐虽复国，但元气大伤，从此无力与秦抗衡。
公元前241年，最后一次“合纵”攻秦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从此，东方六国联盟不复存在。从公元前241年开始，秦国以绝对优势向东方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于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完成了“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秦国成为最后的赢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秦朝，中国自此走入了“大一统”的封建社会。
3.春秋战国的改革浪潮和统一趋势
春秋战国的大规模竞争促使各国自强图存，从而推进了社会变革。这个时代，“礼崩乐坏”，统一的秩序原则失去约束力，上下皆以实力相权衡，各国为了富强和生存，都进行了一些改革，改革的普遍倾向是削弱国家内部的分权势力，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从而更有效地调动全国的力量以面对外部的挑战。
改革内容涉及简化土地所有权中的贵族多层级占有成分，向国有与私有结合的两重土地权利结构发展，并由此实现国家对人民的直接控制，国家统一赋税体制以及普及兵役制度。这样，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与国家权力的增强一起发展。各种法律的颁布，是国家统一权力的直接体现。军功爵秩制度、非世袭的官僚制度和郡县制度等，都为社会等级结构的开放提供了通道。
齐国于公元前685年在管仲策划下推行根据土地产量高低征收赋税的制度，称为“相地而衰征”。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无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收税的“初税亩”。公元前548年，楚国把全国土地分为九等，按面积和质量好坏“量入修赋”，称为“书土田”。公元前543年，郑国按百姓居住单位“丘”来征收军赋，称为“作丘赋”。这些改革增加了各国的财政收入，也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私有化发展后，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开始采用租佃方式经营土地，蜕变为贵族地主；村社成员则尽量确立自己对原有“私田”的所有权，开垦荒地，从而转化为个体农民。土地买卖出现后，部分村社成员失去土地，沦为各级地主的依附民。这时铁制农具和牛耕开始普遍使用，各国兴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私营手工业和货币交换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更为高涨的时代浪潮。各诸侯国除了加强对外战争外，还纷纷对内招贤纳士，乃至引进国外人才，同时实施变法以富国强兵。其中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实行的变法。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进行变法。第一是总结当时的农业知识向农民传播，称“尽地力之教”；第二是由政府贮积一定数量的粮食，用来平抑市场粮价，称“平籴”法；第三是参考当时各国法律，制定并颁布《法经》，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完备法规；第四是严格赏功罚过，使四方贤能为魏国所用。
公元前391年前后，楚国吴起主持变法。吴起大力削弱贵族世袭特权，削减百官俸禄，开发边远地区，精简政府机构，重用贤能，奖励有功，整顿吏治，移风易俗，使楚国一度富强。
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秦孝公任用商鞅先后主持两次变法。商鞅首先大力推行奖励耕战、强化基层社会控制、遏制宗族势力、限制贵族特权之法，使秦国国势为之一振。第二次变法时，则废除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按人口征收军赋；杜绝官场请托；焚烧《诗》《书》，统一民众意识。秦国由此一步步强大，经过百余年努力，最终兼并了六国。
随着各国变法运动的展开，各国相继建立了由中央政权任免官僚的体制，推行郡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颁行新法，推行了普遍兵役制，形成国君直接控制的常备军，并普遍采用骑兵取代车兵。
伴随各国社会改革的推进，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都出现快速发展。战国中期开始，铁质工具大量使用，提高了农业耕作效率。各国都兴修灌溉沟渠，推进大范围农业生产。其中，秦国在成都平原修建的都江堰，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的修成，化水害为水利，从此巴蜀地区旱涝保收，成为闻名遐迩的“天府之国”。秦国任用郑国修建“郑国渠”全长约150千米，使关中成为一片沃土。
这一时期，各国都出现了工商业功能发达的城市，秦国的咸阳、燕国的涿、赵国的邯郸、魏国的大梁、韩国的荥阳、齐国的临淄、东周的洛阳、郑国的阳翟、宋国的陶邑、卫国的濮阳、越国的吴等，都是繁华的工商业都市，都市内的商品交换和公共娱乐生活丰富多彩。
战国时代的社会变革孕育着一个历史的主题，这就是共同生息在长江、黄河流域的华夏人民所维系着的诸多文化社会，开始汇聚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这种演变的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兼并统一战争。公元前286年，齐国攻灭宋国。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在长平大败赵国军队。公元前230年，秦派内史腾攻灭韩，在原韩地设置了颍川郡。公元前229年，秦大将王翦率军包围邯郸，次年大破赵军，俘虏赵王。公元前227年，秦将王翦攻陷燕都蓟城。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引黄河水灌魏都大梁，魏王出降。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在蕲大败楚军，次年攻入楚都寿春，俘虏楚王。公元前221年，王贲率秦军俘虏齐王迁，齐亡。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4.百家争鸣和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黄金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正是在春秋战国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孕育出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并立，最终，秦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据优势，得以战胜其他六国，实现了政治统一。社会大变动导致士阶层的崛起和私学的兴盛。到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界诸子并起，学派林立，诸子之作近百种，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相继冒出，思想文化呈现出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气象。后世将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统称为“诸子百家”。
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荀子称诸子为“百家之说”；司马迁称诸子为“百家之术”；东汉兰台令史班固说孔子“上承六艺，下开九流”。
诸子百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等。儒、道、墨、法，先秦诸子300年大辩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群星璀璨的时代！百家争鸣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诸子百家”的十大学派如下。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慎到。作品：《韩非子》。
（5）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6）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7）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8）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作品：《吕氏春秋》。
（9）农家，代表人物：许行。
（10）小说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派，它由春秋时代孔子创立。“儒”本是为贵族襄礼之士，儒家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所以有儒家之名。孔子所创办的私学与他创立的儒学，奠定了战国时代绚丽多彩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辩家鹊起的文化繁荣的基础。
九流之中，作品在文学史上能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是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易传》《礼记》等，道家的《老子》《庄子》等，法家的《韩非子》，墨家的《墨子》以及杂家的《吕氏春秋》等。这些著作，即被后人称为“诸子散文”。
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先秦诸子闻名于世、声誉崇高，是中华文化的标杆性人物。
其次，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儒家思想就是在吸收融合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并在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最后，“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百家学说启迪智慧、开拓思想、推演文化、陶铸群伦，帮助古代的中国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诸子百家的博大精深、古朴纯真、浑然天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迷人魅力，他们的学说不仅是古人的智慧结晶，更是后人开启中华文化的钥匙。
5.周与蛮夷戎狄的民族关系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周朝的民族关系。西周王朝的疆域，见于文献者，以《左传·昭公九年》所载周景王对晋平公说的西周建国前后疆域四至的话为最早和最明确：“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周景王都今洛阳，上述方位，自应以今洛阳为基点。
先看西周王朝的西界。魏，古姬姓国，与周同姓，大约位于当今山西芮城至稷山之间。骀即邰，亦即有邰，今陕西武功县。芮，当指商朝芮国，在今山西芮城县境。岐，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毕，亦姬姓古国，地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此述西周西部疆域在今陕西岐山至汾水下游之间。
实际上西周的西部疆域远远超过上述范围。武王灭商时所率“八国”之蜀、羌、髳及周朝所封之散国，均为周朝所属的方国。
分布在周朝西部的除上述蜀、羌、髳等方国外，据《逸周书·王会》记载，还有义渠、央林、北唐、渠叟、卜卢、区阳、规规、西申、氐、方炀、巴人、蜀人、方人、康民、州靡等。此外还有时服时叛的犬夷及（犭严）狁、鬼方等。
周景王所说的东土之蒲姑、商奄中，蒲姑乃东夷方国，其地在今山东博兴县，商奄即奄，因其跟随武庚叛乱，周人称其为商奄。《左传·定公四年》载：成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吴之墟”，是商奄在今曲阜。《诗经》《春秋左传》等所载之商奄以南之徐夷、淮夷，蒲姑以东之莱夷，江淮间之皋陶后裔群舒，《逸因书·王会》还载有良夷、扬州、发人、青丘、白民、东越、于越、会稽等，都为周朝之东土。概括来说，周朝的东部疆域至大海，居民主要为夏商以来之东夷族诸部。
周景王所说的南土之巴、濮、楚、邓中，巴应即卜辞武丁所征伐的巴方，而不是《王会》中记载的巴人。《王会》记载的巴人在周西，此巴及濮均在江汉流域。因濮人氏族林立，居住分散，史又称百濮。楚，又称荆楚，原在丹阳，后迁至郢。邓在今湖北襄樊、河南邓州市一带。此外，武王克商时之庸、卢、彭亦在江汉流域。《王会》所载之权扶、白州、禽人、路人、长沙、蛮扬、仓吾等，亦为周之南土，只是其所在地今天已无从考证。西周初年，楚还是小国；西周中期后，楚逐渐吞并周围蛮夷小国，成为雄踞江汉流域的百蛮大国。楚对周虽时有异心，但归附周的时间还是长一些，故周的南土应达长江以南。
周朝北部的肃慎，《王会》作“稷滇”，《史记·五帝本纪》作“息慎”。肃、稷、息皆一音之转（一音之转，即本为一音，但因地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一音而分化为二音或多音的现象）。《山海经·海外西经》有“肃慎之国”。《国语·鲁语下》载“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于是肃慎氏贡梏矢、石努”。成康之世，肃慎均遣使至周。其地在周之东北方。《后汉书·东夷传》认为，肃慎即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或即周时肃慎地。燕即北燕，传说是文王庶子的封国，都城在今北京市。亳，当与燕为邻，在商汤所封的孤竹国境。此外，据《王会》记载，周的北部版图还有高夷、独鹿、令支、不屠何、山戎、屠州、般吾等，分布于燕国以西至河套地区。
总之，周的疆域四至，在东方主要为夷族诸部，“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主要为蛮族诸部，“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主要为戎族诸部，“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3]。
西周时期，民族关系复杂。周的西北有（犭严）狁、犬戎等，东南有淮夷、徐方等。周王朝对这些外族发起过多次战争。其中主要有：武王伐东夷；周公灭东夷的盖、蒲姑；康王西伐鬼方，平定东夷大反；昭王伐会、虎方，南征楚；穆王伐淮夷、扬越，征犬戎；懿王反击南夷；夷王伐犬戎；厉王击退淮夷、（犭严）狁；厉王伐西戎、（犭严）狁；宣王伐淮夷、徐方、楚、（犭严）狁、条戎、奔戎、申戎等。这类战争几乎与西周王朝的历史相始终。
《诗经》中就有诗篇反映出这类民族战争的某些情况。如《小雅》的《大东》述说周公东征以后，封太公姜尚于齐，封儿子伯禽于鲁，加强对殷人、奄人的控制，而殷人、奄人则对周王朝充满仇恨。《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芭》及《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即为描述宣王时期对外战争的史诗。这些史诗及《小雅》中的《采薇》《渐渐之石》等诗，以宣王时期征伐（犭严）狁、荆蛮、淮夷、徐方等战争为题材，赞扬周朝军队的盛大气势及其对四夷战争所取得的胜利，对于研究西周后期的民族关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周王朝建立后，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武王、周公、成王、宣王等继续推行先王的通婚结盟办法，广泛地进行联盟。其联盟方式大致有这样一些：在姬姓的各封国之间，建立同姓的宗法关系的宗盟制度；在周贵族和与之世代通婚的姜族、子族、嬴族以及戎狄族之间，进行姻亲关系的联姻结盟；对周边的各少数民族，普遍进行友好结盟，如成王封熊绎做楚蛮小国君，密切与楚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对荒远寒苦地区的弱小少数民族，也以德化怀柔，使之归附，如居于东北极边不咸山北的肃慎族“来献石砮、楛矢”[4]，居南方交趾的越裳氏来“献白雉”[5]。
西周王朝的这些广泛联盟，对于稳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和安定边疆都起了很大作用。但应看到，周朝民族关系也是不平等的关系。华夏族是周朝人数最多和经济文化发展最高的民族，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周朝华夏族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但作为一个民族，它与其他民族却是不平等的。
这种民族间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夷、狄、蛮等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上。《周礼·明堂位》载：“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这里的九夷、八蛮、六戎、五狄是指臣服于周的少数民族或部落。明堂位的排列，反映了周代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商代末年，周是一个受殷商戎狄压迫的小国，西周建立后，其最大的外患是北方的戎狄。在周朝的史籍中，常可见把戎狄比作豺狼的记载。当时的一些著作，在书写少数民族的族称时，往往加上一个“犭”字旁或虫字。至于轻视和歧视蛮夷戎狄的说法和做法，就更多了。
戎狄的入侵，严重威胁着周都镐京的安宁。宣王时期，戎狄入侵，经过多次战争，双方互有胜败。周宣王在位40余年间，曾经征伐淮夷、徐方、荆蛮、西戎、（犭严）狁等。其伐楚时所用的战车竟多达3000乘。（犭严）狁是西周时期活动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周王朝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周天子和华夏族的各诸侯国，与蛮夷戎狄经常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起因，虽然有些需要具体分析，但其中一部分则表现了周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镇压。
周朝时，许多西戎部落（犬戎、（犭严）狁等）同华夏族发生了频繁的军事、经济、文化关系；有些西戎部落还内迁中原地区，参与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无论是在我国西部领土的开发上，还是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西周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朝代。
商末周族同西方羌族大姓姜姓和东方夷族大姓任、姒结成的以婚媾为纽带的同盟关系，对周族在西方战胜诸戎和东进灭亡强大的商朝，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周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对东方的统治，武王、周公及成王用武力镇压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朝残余势力的反抗，并征服了徐、奄、蒲姑等夷人方国。之后，即“封邦建国”，将大批姬姓和异姓（主要是姜姓）贵族分封到商人残余势力集中居住区和东夷、北狄、西戎等民族分布区，“以藩屏周室”。这种政策在周朝前期颇为奏效，出现了《史记·周本纪》中所记载的“成康之际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局面。
但是，康王伐鬼方耗费了大量国力，特别是昭、穆以后，由于南征荆楚失败和连年发动讨伐犬戎、徐夷、淮夷及越人的战争，国内人力、财力受到进一步消耗，导致周朝从此衰弱。这种衰颓趋势在继起的恭、懿、孝、夷四王时期由于政治腐败和戎狄乘机入侵并未得到改变。厉王时，西周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厉王企图用征讨淮夷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结果战败。周朝内外交困，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厉王逃死于彘。
宣王即位后，他一方面调解西周贵族内部的纷争，一方面征集大军频频出讨。先后讨伐了北方的（犭严）狁，东方的徐夷、淮夷，南方的荆楚和西方的羌戎等。战争的胜利曾使周朝的统治出现了短期的“宣王中兴”。但对外战争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导致边疆诸族人民对周朝统治更加仇恨和反抗。宣王晚期伐犬戎、条戎、奔戎等都遭到失败。幽王继位后，因太子宜臼被废黜，和在西戎中有巨大影响和号召力的姜姓诸侯申侯闹翻了，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空前的内讧。公元前770年，申侯勾结犬戎杀死幽王。西周王朝告终。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国家不断走向完善，华夏、戎、狄、蛮、夷五方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包括了民族之间的冲突和征伐，但更多的是民族间的自然同化和融合。由于华夏民族是由炎黄和东夷为主源，以百越、南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突出的多源性、开拓性、勤劳性、统一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特点，构成中华民族性格。所以夏、商、周三代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源头，并深深地影响到与其他民族交往的原则和政策。
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秦朝
秦朝建立后，秦王嬴政自封“始皇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从此，中国进入了真正的统一。史书上一般把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即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称为先秦时期。广义讲先秦时期是指秦朝以前的历史时代，即从远古人类产生到秦灭六国这段历史时期。
1.第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的建立
秦自孝公以来，历7世，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统一六国而不遗余力地奋争。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此后，秦国日益强大，至嬴政统治时期，翦灭六国已呈摧枯拉朽之势。此后，秦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统一了中国。嬴政自称始皇帝，中央设三公九卿制，地方划分郡县，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嬴政并不满足于获得这些国家的土地，而是进一步向周围地区扩张，把目光盯向了匈奴和越人。嬴政北击匈奴，南下百越，公元前222—公元前221年，秦将王翦等平定楚国的江南地区和越国旧地后，开始越过崎岖的山岭和茂密的森林，进入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秦朝在这一地区设置了闽中郡，以冶县为郡治。秦帝国的疆域迅速扩展，一个强盛的东方大帝国屹立起来。中国首次成为统一帝国。
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创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其统治区域可以说是幅员辽阔。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大大超过了前代。
秦王嬴政自以为功劳超过古代最尊贵的三皇五帝，认为自己是华夏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人物，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其权势和地位，于是便把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宣布自己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嬴政还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等，规定称自己为“始皇帝”，这就是“秦始皇”一名的由来。至于他的后世子孙，则代代相承，递称二世、三世乃至万世，表示秦的统治将万世一系，长治久安。嬴政还制定了一套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
秦始皇一心想让秦朝的统治千秋万代、延绵不绝，但他没想到，秦朝的国祚只维持了15年。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丞相李斯合谋，篡改遗诏，害死长子扶苏，接着，又设计陷害并杀死了大将蒙恬和蒙毅，立秦始皇少子胡亥即位，史称秦二世。赵高与秦二世胡亥加紧盘剥百姓，又任意诛灭异己，滥用刑戮，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将建立不久的秦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赵高又怂恿秦二世“尽除去先帝之故臣”，结果赵高帮助胡亥除去了许多秦的宗室大臣，连李斯也难免一死。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完全被赵高掌握。后来，赵高又采用阴谋诡计，杀害了二世皇帝胡亥。曾经强盛一时的大秦帝国遂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推翻了。
2.秦朝的首次“大一统”
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无论后人如何评价秦始皇和这个王朝，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第一次实践了“大一统”思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秦始皇都建立起了一套旨在实现“大一统”的制度，为后来历代王朝的“大一统”事业提供了观念上和制度上的范本。
““大一统”思想”是由秦始皇实践的，但“大一统”思想并不是其最先提出的，也不是在秦国产生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包含“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和观念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萌发了。三皇五帝时期，被誉为中华民族始祖的黄帝就曾提出了“万国和”的主张。“万国和”即指天下一家，万国一统。大禹时，对内设立九州，对外建立五服制，开始形成统一观念。
到了周代，周人继承了“君万邦”的思想，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口号，认为天下的一切都应服从周王室的统治。
正式提出“大一统”概念的是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公羊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同时也是西汉董仲舒公羊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思想的产生是人们追求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期盼。所谓“大”，即尊崇、重视；“一统”是天下统一于周天子。《辞源》对“大一统”的注释为：““大一统”：重视统一的事业。……后世因称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建立于秦，高度集权且延续中国封建社会2000年之久的“大一统”国家至此已经确立。所谓“大一统”，简言之，就是王权至上、国家统一、天下一家。其核心内容是王权一统。“大一统”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可以分解为天道一统、江山一统、治权一统、政令一统、帝位一统、王道一统、文化一统、天下一家等。
总之，“大一统”理论是为统一事业服务的，它为中华民族，为历代统治者设定了一个既定的理想，这一理论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一统”理论是一套完备的、系统化的政治理论，它自产生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来源。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华夏民族开始形成并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其先进的文化向四周辐射，并对境内外各民族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被同化、融合。而周边少数民族也不断地影响着华夏民族，不断为华夏民族注入新鲜血液。这种民族融合能够不断发生，“大一统”思想功不可没。可以说，“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强大凝聚力的主要来源，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古代社会政治实践来看，“大一统”社会理想是在秦帝国建立之后得以实现的。秦灭六国而一统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秦始皇嬴政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开创者，古今中外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君主，首位完成“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为了维持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建立皇帝制度，中央实施三公九卿，地方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最终形成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政权的统治格局，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时代，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2000余年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纵观封建时代，君权是朝着强化的趋势发展的。与此相适应，中央集权成为必然要求，也呈现出强化的趋势。
春秋战国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坐大，诸侯与天子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政治军事联盟，列国可以自任官吏，自置军队，自铸钱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军事上都有高度的自主权。秦的统一，实质上就是将原来分散于各诸侯国的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实行，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直接领导；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在于保证封建财政、税收渠道的畅通；文字、政令的整齐划一，更使集权政治的推行成为可能。从此，中央集权成为强化君权的协奏曲。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统一思想，秦始皇还焚书坑儒；统一货币；度量衡亦纳入标准；“车同轨”，马车两轮之间阔六尺，从此车辆可通行天下；“书同文”，以便仔细列明各种例行公事及常规习俗，这种统一的文字（小篆）至今仍为书法形体之一。秦始皇又大量征兵，开疆拓土。到公元前214年，秦军已深入今越南北部和中部，还攻占了南部沿海地区。中国版图初次成形。
3.秦时的民族与民族关系
秦王朝建立时，在中国北部散布着许多汉族以外的民族，秦王朝同这些民族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最大的一族是匈奴。匈奴是我国古代被称为“狄”“戎”“胡”等的许多氏族、部落经过同化、融合而形成的部落联盟，住在蒙古高原一带。
战国时，匈奴建立了奴隶制政权，首领叫单于。匈奴单于常带领骑兵南下，占据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还经常掠取秦、赵、燕三国的百姓和牲畜。秦、赵、燕三国先后在北方修筑长城，派兵把守。
于秦王朝建立前夕开始强大起来的匈奴，雄居在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蒙古高原地区，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匈奴常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原地区当作“侵伐”对象，掠夺中原人民的牲畜、财产，使这里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尤其是在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中原战事方酣，匈奴趁各诸侯国无暇外顾，占据了河套地区的所谓“河南地”（即河套黄河以南地区）。
对秦来说，匈奴占领“河南地”犹如一把利刃插在背后，但在统一六国的战争过程中，秦国不能不把抗击匈奴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任匈奴势力在北方发展。
秦王朝建立以后，匈奴的威胁就成了突出问题。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胡”（即匈奴）骚扰的忧虑。所以，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赶走了河套一带的匈奴人，夺回战国时赵国的旧地——河套地区，并且进展至套外。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将新得的土地增设44县，设置了九原郡，移民实边，并在黄河岸上构筑城堡戍守，使北部边防更加稳固。同时征发数十万士兵和无数的壮丁，将战国时秦国和赵国、燕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修固，最后终于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沿黄河，傍阴山，东到辽东的长城，延袤万余里。
在秦王朝的北方边境，还散布着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有东胡、林胡、楼烦、丁零、月氏等。
东胡在商代初年就出现于我国的北方。战国时期，东胡居于燕国的东北，当时的东胡势力相当强大。后来，匈奴人的势力逐渐扩展，东胡中的多数人被融于匈奴。所以，在古代文献中“胡”同“匈奴”往往混淆不清。不过，在秦统一中国后，东胡还是存在的，并未完全被匈奴融合，尚有一部分居于匈奴的东面。他们分布于蒙古草原东南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成为北方草原氏族部落和氏族联盟的割据地区之一。匈奴立国后，东胡被匈奴征服。从此，东胡人成为匈奴人的一部分，东胡族也就此从历史上消失了。
与东胡相近的还有林胡和楼烦。林胡又称“林人”“儋林”，楼烦又称“烦胡”。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曾将林胡打败，林胡从此归属于赵，其居留地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一带。楼烦在林胡之西，居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战国末年，匈奴就将楼烦降服，楼烦成为匈奴的一部分。秦统一中国后，原属赵的林胡自然归属秦帝国。蒙恬收复“河南地”后，居留在这里的楼烦人也就成为秦王朝属下的居民。
丁零也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先秦古籍上出现的“钉灵”“翟”“狄”等，即“丁零”的最早音译。他们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及其以西的叶尼塞河流域和今蒙古国的南戈壁省与乌扎尔河、德勒山附近。在秦统一中国后，丁零作为匈奴部落联盟下的一个部落，仍分布在贝加尔湖以西和南色楞格河流域，之后随着匈奴势力的转移而逐渐西迁，成为定居于我国的古代少数民族的祖先。
月氏在秦王朝北面、匈奴部落之西。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月氏始终活动于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在敦煌、祁连山之间，另有一支湟中“月氏胡”居今张掖、酒泉等地。秦统一中国后，匈奴无力控制月氏，并欲借月氏之力解决匈奴内部矛盾。公元前209年，匈奴立国后，即与月氏发生激烈冲突，成为长期敌对的两个民族。
乌孙原居于敦煌、祁连山之间，后被月氏进攻，逐渐向西游牧，到达伊犁河上游居住。
秦王朝统一后，丁零、乌孙、月氏与秦王朝虽无直接冲突或交往，但由于他们都在匈奴势力影响之下，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越族是我国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散布于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公元前214年，秦派军队攻打珠江流域的越族。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秦始皇派史禄负责开凿了连接湘江和漓江的运河——灵渠，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开辟了通向岭南的水路。秦军再次南下，夺取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统一南方越族，在那里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个郡。他们又把一批戍卒和罪犯安置到岭南，并让他们与当地的越人杂居，以加速民族同化，扩大统治基础。由此，中原的铁器和先进的耕作技术传到了珠江流域。
在西南，为了加强同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的联系，公元前285年，蜀郡太守取笮及其江南地，打通了四川与滇西北的交通。公元前250年，蜀太守李冰主持修筑从觉遂经夜郎到味县的道路，长2000余里。秦统一中国后，派常頞继续向南修筑这条道路，遂又开通了一条经四川盆地通往云贵高原的道路——“五尺道”，这条道宽仅五尺，从今天四川宜宾出发，经高县、珙县、筠连入云南境，过盐津、大关、彝良、昭通入贵州境，再由贵州威宁、赫章而折回云南，走宣威而达云南曲靖，并在沿线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
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已经拥有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南到象郡的辽阔疆域，大大超过前代。到秦朝末年，全国约有48个郡，下辖近千个县。
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和稳定：大汉雄风
汉朝（公元前206年—220年），是秦帝国制度成功的实践者。这个王朝历时400多年，分为西汉和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统一王朝。我们现在称汉人、汉族，文字称汉字，语言称汉语，都是由此而来的。刘邦是大汉帝国的开创者。
汉袭秦制，统一局面进一步壮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取得思想上的统一；经营西域，将其纳入中国版图……如果说秦朝还未完全走出战国的阴影，二世而亡，汉朝则彻底消除了战国的影响。“天下一统”自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始终奉行的治国模式而不曾断绝，但“夷夏之辨”作为“天下一统”观念的伴生物在后世同样不绝如缕。
汉朝的建立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陈胜、吴广起义之后，起义军以刘邦和项羽为领袖出现了两大派别，为争夺统治权进行了长达5年的战争，史称“楚汉之争”。
最终，刘邦知人善任，在楚汉战争中打败了项羽。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在传说尧帝居住过的风水宝地定陶称帝。
这个新兴的汉王朝，是在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刚刚建立的汉王朝将走向何处？这是统治阶级面临的重大课题。刘邦称帝后，开始着手稳固他的江山。秦国的模式是他唯一可以模仿的，毕竟一个统一的中国才维持了两代人不到的时间。因此汉朝的许多政策尤其是早期的政策，都延续了秦国的法律和传统，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后人将此称为“汉承秦制”。
1.郡国并行的行政体制
刘邦当上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汉的根据地迁往秦朝故都。在靠近秦始皇的咸阳宫（在这场内战中，咸阳已经被大火焚毁）的地方，刘邦修建了一座新都——长安。虽然长安靠近秦都咸阳，但是刘邦的这步棋却意义深远，他迁都长安，为的就是表明汉不同于秦，汉朝统治者没有狭隘的乡土观念，胸中装着的是天下。这也意味着汉高祖向天下人表明，他无意于以征服者的身份统治中国，天下人不必惧怕他。
汉高祖还采取郡国并行的行政体制。汉承秦制，但在地方上并未实施单一的郡县制，除沿用秦朝的郡县制之外，还推行了封国制，经过两度分封——先异姓再同姓的方式最终形成了郡国并行制的局面。这是与秦朝行政建制最大的不同。刘邦对于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视，总是实行异姓分封制。实行异姓分封制对于消除对立情绪，稳定群臣名将，依然是重要的手段，刘邦本人就曾经被封为汉王。可以说，实行异姓分封乃形势必然。因此，为了防止像秦朝那样激化各种矛盾，刘邦便学着周朝天子那样，大封功臣为诸侯王，各自都有封国和都城。刘邦先后封了7个异姓王。随着异姓王势力在地方的不断发展壮大，国家的安全隐患日益为高祖所重视。为维持稳定局面，强化中央政权，他开始有计划、分步骤地消除异姓王势力。后来，刘邦在诛除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他的子弟为王，史称“同姓王”。同姓分封是刘邦基于主客观方面的考虑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但是，刘邦又不希望出现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局面，而秦始皇所创立的郡县制，正是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措施。因此，刘邦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办法，中央政府设三公九卿，由皇帝独揽大权。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各自的职责与秦朝时相同。三公之下便是九卿，九卿也与秦朝时基本一样。地方行政机构，仍然是郡县制。郡下设县，县下立乡，乡下有亭，亭下有里，里下十家为什，五家为伍，各级组织官吏设置及其职责，与秦时基本相同。人们称之为郡国并行制。
2.无为而治
西汉初年的统治政策，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汉初陆贾作《新语》，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就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但陆贾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解决，他只总结了秦施暴政而亡，并结合当时西汉战后重建、国家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要求汉初的统治者无为，让人民休养生息。无为、休养生息是客观的形势。这一思想成为西汉初期统治集团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西汉初期实行“修养生息”政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3.“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刘邦即位之初，由于秦王朝的苛政、急政、暴政，加上3年农民起义和5年楚汉战争，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创伤，人口散亡，经济凋弊，物价腾贵，民不聊生，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残破凄凉景象。
刘邦清醒地认识到，要想使社会得到真正稳定，必须尽快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使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因此，他采用了“重农抑商、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汉高祖下令释放囚犯、流民返乡、军人复员、解放奴婢、鼓励生育。同时，他又调整土地政策，发展农业经济。在秦的赋税制度的基础上，采取了轻徭薄赋政策。此外，还通过“赐爵”“复爵”等手段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对工商业的政策也做了调整，主要措施就是放宽对私人工商业的限制，振兴了工商业，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
4.加强中央集权制
汉朝的法律是在秦朝律法的基础上制定而成的。汉律的基本精神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新生政权。汉朝统治集团废弃了秦律中的残酷刑罚，缓解了国内矛盾。
刘邦清楚地认识到，动乱和分裂的危险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尤其是当时从策略上考虑而分封的那些异姓诸王，各自拥兵据地，“有震主之威”，加上旧贵族的残余以及北疆匈奴的滋扰，都对汉王朝产生了威胁。即使分封的一些同姓诸王，也多有另立之心。这一切都使汉王朝政权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这些有可能破坏统一的危险因素，刘邦不像秦始皇那样采用急政、暴政手段，而是根据轻重缓急，采用不同的方式，一一予以消除。
首先，刘邦着手翦除异姓诸王。当初，刘邦分封了若干异姓王，完全是从维护新政权的稳定、安抚人心的角度考虑的。当政权逐渐稳定之后，刘邦开始寻找机会翦除异姓诸王。于是，刘邦在称帝的7年时间里，寻找各种借口，陆续将除力量较小的长沙王吴芮外的异姓诸王全部除掉了。
其次，为了避免同姓王的反叛，刘邦在制度上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例如，同姓王国中的一切重大权力，统统收归中央，王国的地位与郡相等，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领导，接受中央派员监察；设有中央的虎符，国王不得擅自调兵，等等。这样，王国的政权、军权、法权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与此同时，中央的各方面力量又大大加强，即使某些王国企图反叛中央，中央也能尽快加以平息，控制局势。
再次，是迁徙旧有的贵族。在反秦的斗争中，一些原来六国的旧贵族中有不少人也蠢蠢欲动，起来闹事。对这些人如不妥善处置，也会对汉朝造成威胁。汉高祖刘邦根据娄敬的建议，下令把“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的巨商共十几万人，统统迁徙到关中地区，这样，一来使他们失去当地的社会基础，二来也便于对他们进行控制。
最后，是“和亲”匈奴，解除北疆之危。汉王朝采取“和亲”政策，把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给匈奴首领冒顿，汉匈“结为兄弟”。刘邦的这种做法，首开“和亲”之先河，为后世历代帝王解决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经过上述种种措施，汉朝的政权才逐步巩固起来。
西汉王朝的建立，使四分五裂的中国再度走向了统一，加之汉高祖能够及时、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吸取亡秦的教训，加紧调整封建制度中不适应历史发展的各种方针、政策和措施，与民休养生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采用积极、稳妥的方式，消除危害国家统一的不利因素，这对于巩固华夏民族的统一和封建经济的繁荣，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为文景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汉初的困境
西汉初年的刘邦虽然最终取得胜利，却面临国内外的重重威胁。西汉初年的疆域与秦朝的疆域相比大大缩小了：北方的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往东吞并了东胡，向西占据了黄河以西地区，进而赶走了月氏和乌孙，使西域大部分国家不得不服从他的统治。匈奴向南夺回了“河南地”，且一度推进到今陕西、山西的北部。
早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大将蒙恬曾击败匈奴，使北方平静了十几年。秦灭亡之后，中原发生了楚汉战争，北部边防空虚，匈奴就乘机南侵。
公元前201年，被汉朝封到了马邑的前韩国贵族韩王信在冒顿单于40万大军的围困下投降了匈奴，这直接导致汉帝国的门户大开，冒顿单于又乘胜前进，率匈奴主力越过句注山，直逼晋阳。汉高祖亲自赶到晋阳，和匈奴对敌。
公元前200年，刘邦率32万大军进战冒顿，双方在平城进行了一场大战。冒顿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故意暴露老弱残兵，佯装战败，暗地里却把精兵隐藏起来，准备包围汉军。刘邦轻敌自信，率部分骑兵冒进，结果中计。冒顿得知汉朝主力部队还在后边，就以40万骑兵把刘邦包围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刘邦受尽屈辱后才得以侥幸逃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山之围”。
“白登山之围”让惊魂未定的刘邦明白了一个道理，即“胡汉和亲”。汉朝缺乏对付匈奴的军事实力，只得采取“和亲”政策，将皇族女子或选来的民女冒充公主嫁给单于。这样，便有了后来的昭君出塞。汉初的“和亲”政策，虽说是汉朝对匈奴统治者妥协的表现，但却是适合时宜的一项措施，它既缓和了匈奴与汉的矛盾，加强了双方的友好往来，也有利于西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西汉政权的巩固，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从汉朝的和亲史来看，前期（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的和亲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在匈强汉弱的实力对比之下，一次和亲不过是延缓几年匈奴入侵，之后匈奴侵掠如故，“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背约”[6]。
此外，东南原闽中郡境内的越人君长在秦朝末年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公元前202年，闽越首领无诸被立为闽越王，建立了闽越国，都东冶。公元前192年，封勾践后人摇为东海王，以东瓯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这两个政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汉朝面临内外敌对势力，无暇旁顾，只能容忍。
原来担任秦朝龙川县令的中原人赵佗，在秦末代理南海郡的郡尉（军事长官）。秦亡后，赵佗起兵吞并了桂林、象郡，在公元前206年自立为南越王。公元前181年前后，南越灭安阳王，势力又扩展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直到今巴江一带。公元前196年，汉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虽然接受了汉朝的封号，不再称帝，但依然保持独立地位。在西南，随着秦朝的解体，已经在云贵高原设置的行政机构也撤到了四川盆地，西汉初期一直没有恢复。东鸥、闽越、南越在汉时均属于百越的范畴。这三国又称“外诸侯”，以区别于异姓、同姓王这些“内诸侯”。
休养生息中走向“文景之治”
西汉初年各项政策的制定使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文帝、景帝在位时，继续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扭转了汉初以来经济落后、政局不稳的局面，使社会经济进一步恢复而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安定，物资丰厚。中国封建社会由此出现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即汉惠帝。由于惠帝年少，性格懦弱，朝政仍掌握在吕后手中。惠帝因受到吕后的制约，不理政事。惠帝病死，吕雉立刘恭为帝，自己以太皇太后身份正式“临朝称制”，公开行使皇帝的一切权力。吕后执掌朝政16年，其中临朝称制8年，朝政一片混乱。但在此期间，汉惠帝和吕后仍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合力，清除了企图夺权的吕氏集团，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汉文帝即位后，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先是减轻田租，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曾免收田租12年。自这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他又减算赋，将过去百姓年15至56岁，每人每年须交120钱的规定，减为40钱，徭役也改为每三年服役一次。他下令开放归国家所有的森林大山、河流湖泊，允许人民进去砍柴、挖矿、煮盐、捕鱼，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他还减轻了刑罚，取消了连坐法和割鼻、砍脚、在脸上刺字等肉刑，改用笞刑代替。
汉文帝还关心百姓的疾苦，继位不久，他就下令：80岁以上的老人全部由国家供养，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90岁以上的老人，再增加一些麻布、绸缎和丝棉，给他们做衣服。汉文帝还曾亲自下地种田，皇后也去采桑、养蚕、纺线、织布。
文帝还一再下令列侯回自己的封国，以减免戍卒保障供给运输的辛劳；对汉朝边远地区少数民族采取和睦相处政策，与匈奴和亲，柔抚南越；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人士，任人唯贤；提倡节俭，其在位23年，没有修建宫殿、花园，车马衣服也没有增添。汉文帝生活非常简朴，穿的都是粗布衣服，住的、用的都是前代皇帝留下的，从没有增添过新的东西，就连他宠爱的妃子们也不穿华丽的衣服，床上的帷帐也不绣花，以示敦朴，是为天下先。其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和发展了汉初的社会经济。
刘恒在位23年，于公元前157年去世。他的儿子刘启即位，就是汉景帝。汉景帝继续采取文帝时“清静无为”的政策，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宽松措施。如把三十税一的田税定为长期田租制度，又进一步减轻刑罚。他也像汉文帝一样亲自下地种田，为国民做表率。他重农抑商，下令地方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当时，全国物价低廉，米价下跌幅度最大。轻徭薄赋较以前更为宽松。同时，汉景帝弘扬文教礼仪，鼓励办学，发展教育。
大汉王朝经过文帝、景帝近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政治稳定，经济显著发展，国强民富，被后人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史记》载：“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人民生活安居乐业，“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7]。
景帝时，同姓诸侯王已成为国家的最大祸患。景帝为解决中央政权所面临的威胁，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提出的“削藩”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土地，收归朝廷直接统辖。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削藩”过程中，景帝最先削夺了赵、楚、胶西等王国的封地，这令其他诸侯王甚为气恼。就在景帝准备削夺吴王封地之时，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七国联合发起了对中央朝廷的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果断地平定了“七国之乱”，维护了统一。同时，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此后，汉景帝加强了中央对王国的控制，巩固了郡县制度，并且以刺史监督诸郡。这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来说，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他在位期间，三次与匈奴和亲，使得汉朝北部边境保持了安定和平。面对匈奴的不断侵扰，他除了支持“飞将军”李广、程不识等边将抵抗，勉强维持边境平定局面，还鼓励全国饲养马匹，迁民充实边地，为以后汉武帝打败匈奴创造了条件。
“大一统”推动西汉阔步向前
景帝死后，太子刘彻即位，这就是汉武帝。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一位雄主。他最伟大的建树是巩固和发展了秦始皇建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把中华民族悠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对我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是汉朝最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之一，迄今仍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在汉武帝时期，我国迎来了封建时代的首个高峰。他所创造的“西汉盛世”包括四个方面的空前：政治上空前统一，经济上空前繁荣，国力上空前强盛，文化上空前发展。
汉武帝创立了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汉朝开边拓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汉朝的版图达到了空前广袤的程度。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大一统”社会至此得以完全建立。西汉封建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相当强大，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汉武帝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逐渐实现了汉朝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上的“大一统”。汉武帝也被人视为雄才伟略的大帝。正如曹植评价他：“封天禅土，功越百王。”[8]
但汉武帝时期仍存在三大问题：第一是诸侯王尚有一定的政治权力、社会势力；第二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不安；第三是匈奴不断入侵，边境不宁。在这种背景下，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改革措施，不仅消除了刘邦时代的社会矛盾，而且使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1.政治“大一统”
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接手政权时，西汉王朝已经迈入政宽民和、经济繁荣的盛世之局。
同时，汉武帝把全国分为13个刺史部，每部设刺史一人代表皇帝监察地方，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
为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汉武帝实行新法——“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也享有一定的继承权，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继续削弱诸侯的势力。“推恩令”的实行，使诸侯王国越分越小，最终无力与中央抗衡。
此外，汉武帝还颁行左官律、附益法，并实行“酹金夺爵”，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强大难治的局面。此外，汉武帝实行一系列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创立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削弱丞相权力，任酷吏，严刑法；建立察举制度，设立太学，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
2.军事“大一统”
汉武帝在军事上健全军制，整顿军队，扩充军力，大养战马，加强骑兵队伍建设，选拔有才华的年轻将领做统帅。军队实力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作战和对内镇压的能力。
武帝认识到，要想彻底摧毁匈奴，解除边患，战争极可能持续几十年。为了一雪前朝之耻，彻底解决北方之患，他苦心经营，从各方面做好了战略反击匈奴的准备。
马邑事件后，汉匈之间维持了60多年的邦交破裂，匈奴汗国又恢复从前那种大规模的侵略行动，不过，汉朝不再消极防御了。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终于下定决心与匈奴开战。汉武帝决定，汉军进行全面反击，将战争引向敌国土地。从公元前130年开始，武帝发动了一系列对匈奴作战的行动，先后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连续发动了多次打击匈奴的战争，汉朝强大的骑兵横扫北方。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持续了40多年，沉重打击了匈奴，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的军事和经济基础，使这个庞大的汗国走向了衰落。匈奴被迫远离中国边境，其统治阶层也发生了分裂，从此匈奴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武帝的战略重心随后移向了西部，放在了中亚广袤的戈壁和草原上。武帝利用曾经击败匈奴、久经沙场的老兵，征服了占据中亚地区数个世纪的民族，把汉帝国的版图扩大了一倍。自秦灭六国一统中国以来，还没有人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征服。自此，汉朝解除了北方农业区域所受的威胁。武帝统治后期，他在里海也建立了前哨，势及今天的越南地区，并把朝鲜半岛的一部分并入了汉帝国的版图。
虽然武帝的战功卓著，但多年穷兵黩武后，朝廷该如何管理膨胀的中华帝国，这是一个急需考虑的问题。汉朝如何对待异族，也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主题。
3.经济“大一统”
汉武帝时期，统治者以对匈奴作战、军费紧张为由，强制将盐铁经营权收归国家所有，这样就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增加了中央王朝的财力。同时，对人民生活影响较大的其他物资也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运输，并由国家平抑物价。
公元前119年，汉朝开始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同时针对富豪隐藏财产或者虚报财产的，国家鼓励其他人告发，并给揭发者以丰厚的奖励。
公元前118年，汉武帝下令铸造五铢钱，作为通行全国的法定货币，以改变货币混乱的局面。
以上财政政策加强了中央集权，为打败匈奴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4.思想“大一统”
汉武帝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封建专制主义，而且在思想上也加强了专制统治。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适于中央集权政治，更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相背；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在位期间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
这时，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向皇帝阐明既能解决现实问题，又能使政权长治久安之道，这就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罢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建立太学，改革人才选拔制度。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设计的“大一统”思想体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废除其他思想，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治国根本，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其核心内容。因此，从一开始，汉武帝就将君权美化为神授。在汉之初，就有君权神授之说，到了武帝时，他利用宗教仪式强化了皇权，把自己吹捧为沟通神人的中介，身负监管日常牺牲祭祀之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普通人无法挑战皇帝的权威，把朝廷统治的威严提高到不容置疑的程度，并以此奠定了政令的合法性，此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施政天下。
儒家学说由此逐步成为西汉后期的统治思想。汉武帝还在长安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公元前136年，又设《诗》《书》《易》《礼》《春秋》学科。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攻读五经成了人们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学习儒家经典成为人们进入统治阶层的重要途径。
当然，汉武帝时期，汉朝亦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皇帝的权威。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即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亲民，而对政府内部又以严酷的刑法加以约束。
汉武帝的开疆拓土
汉武帝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开疆拓土，使我国的疆域扩展到空前广阔的地步。北击匈奴、西争西域、南收三越、开西南夷、东伐朝鲜，发动的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大汉帝国的版图在他统治时期得到大幅度扩展，完成了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的宏大奠基工程。
1.南收三越
汉武帝是以“大一统”为己任的。在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他要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疆域广大的封建大帝国。在解决了北方匈奴和西域的问题后，他把眼光转向了东南和西南边疆。
东南地区长期以来居住着越人，秦时曾在这些地区设置郡县，在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各地的豪强官吏乘机独立称王，形成割据势力，如在今浙江南部的东瓯、今福建境内的闽越、今两广地区的南越。
公元前138年，闽越出兵攻打东瓯，东瓯向西汉求救。西汉出兵后，闽越退去。东瓯王决定归附西汉管辖，汉朝把他们的一部分迁至江淮之间。从此，东瓯人同中原人民共同生产，建设汉帝国的东南地区。
南越王赵佗原是秦朝的一个校尉，后来，他自立为王，他的后代也继续称南越王。汉武帝中期，南城王由赵兴即位，因年少，大权落入吕嘉手中。吕嘉怕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保不住，于是起兵叛乱，杀死亲汉的赵兴和樛太后。汉武帝决定消灭吕嘉割据势力。元鼎元年秋，十几万汉军进攻南越，吕嘉被生擒，南越政权到此灭亡。
闽越政权在三个政权中势力最强，曾围攻东瓯，出击南越，后来慑服于汉朝的威势，表面上受汉朝的节制，暗地里与南越勾结。汉武帝调整大军进攻闽越。闽越王余善被部下杀死。闽越归汉。
2.开西南夷
在今四川西部及西南部、贵州西部、云南省及甘肃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通称为“西南夷”。秦及汉初，西南夷中最大的部族为夜郎，或名南夷，当时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夜郎地多雨潦、少牲畜、无桑蚕，与巴、蜀、楚、南越均有经济联系。蜀地的枸酱等土产，常经夜郎运到南越。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国，见到了蜀地的枸酱，据当地人说是从牂牁江运来的。因而唐蒙推测夜郎位于巴蜀通往南越的要道上，有便捷的水路可通抵南越的都邑。于是他向朝廷建议开发西南夷，依靠巴蜀的富裕、夜郎的水路和精兵，有效控制南越的分裂变乱。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在夜郎地区设置郡县，将夜郎划入版图。
为了向西南开拓，公元前131年—公元前130年，西汉王朝在夜郎设置数县属为南犍都都尉，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公元前129年，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驿站，以便交通；同年，司马相如等又奉使宣抚。公元前112年，武帝征南越，因夜郎等不听调遣，又于公元前111年发兵平定西南夷，西南夷至此全部归入中国版图。
汉朝在南越属地设置了9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3.东伐朝鲜
在东北，中国跟朝鲜王国接壤。战国时期，全盛之时的燕国，国力曾一度进入朝鲜半岛，有关地域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亦归入秦朝的统治之下。汉高祖时，燕王卢绾因受刘邦猜忌，刘邦以樊哙为将军，率军击燕，后又改以周勃代之。卢绾率人前往匈奴亡命，燕人卫满也一同前往，之后他又率领1000多名部属，来到了朝鲜半岛。后来他召集战国时齐国和燕国亡命者成军，推翻了已经衰落的箕氏王朝，建立了“卫氏朝鲜”。
卫满即位后，积极建立国家，并输入中原文化，使国家愈来愈强盛。卫满的孙子右渠成为朝鲜王后，更是大量招引汉人流民，以此来扩充卫氏政权的实力。而随着卫氏势力的日益雄厚，右渠不但自己不肯再向汉朝通商朝贡，而且还阻碍邻近真番等小国向汉朝通商朝贡。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加强与卫氏朝鲜的藩属关系，派涉何为使节前往朝鲜，劝谕右渠王改变对汉朝的不友好政策，结果无效。涉何对出使没有结果非常气恼，在回国途中，将护送他出境的朝鲜裨王长杀死，并将情况飞报汉武帝。汉武帝不但没有责怪涉何，还任命他做辽东郡东部都尉。右渠王对涉何怀恨在心，发兵突袭辽东，杀死涉何。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起兵远征朝鲜半岛。公元前108年，卫满朝鲜被灭，汉武帝把卫满朝鲜的国土分为四郡，分别为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合称为汉四郡。
4.西争西域
通过在西域设郡，汉武帝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他派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西域各国的了解和联系。张骞的出使成功，一方面拓展了中国西部的疆域，另一方面开凿了中西交通，将长期闭塞的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沟通起来，开始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丝绸之路的建立对繁荣中西方经济做出了有益贡献，国人的视野从此豁然开朗，从而使我国跨入一个面向世界、坦然开放的新纪元。
公元前60年，汉朝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其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之后增加到50国，治所设在乌垒城。至此大汉帝国的国土已基本成形。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但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所以之后部分地区不得不局部收缩。
盛世帝国
从历史观点来看，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新制度，是在西汉盛世下巩固的。所以西汉盛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大王朝，而且是一个完善和巩固新制度的新纪元，它对于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今天来评价西汉盛世，当然不是赞美独裁专制，而是从历史的角度赞美这一个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新世纪。西汉盛世之所以能够出现，不是由于它的独裁和腐败，而恰恰是因在“大一统”制度下的开明政治取得的。从文景之治经汉武帝再到昭宣中兴，西汉盛世呈现马鞍形发展，就生动地说明了这样的问题。
开创西汉盛世
汉武帝在位的50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成长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多有建树，中华民族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时期。公元前86年—公元前74年，年幼的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大臣霍光辅政，至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刘询在位，历时37年。这一时期由于继续执行汉武帝晚年休息民力、重视生产的政策，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国力得到恢复，成为西汉盛世的继续。
1.西汉盛世的历史条件
西汉鼎盛局面的出现，有其客观物质基础。
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初年的60年中，由于连续实行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政策，社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发展，铁农具、牛耕被普遍使用。水利发达，农业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农业生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政治也较为清明，思想活跃，出现了所谓的“文景之治”。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
到汉武帝时期，农产品极大丰富，谷价每石三十钱，高不过百余钱，粟价低到每石十余钱。《史记·平准书》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据统计，西汉末期，人口达到5950多万。农业的发达，促进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除京都长安外，燕地的涿、蓟，赵地的邯郸，齐地的临淄，楚地的宛，等等，都是远近闻名的大都市。武帝时，还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将铸造货币的大权收归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为四方征伐、运输转漕、军功赏赐等提供了保证。武帝初年这种经济富厚的情况，跟汉初社会凋敝残破的局面已经不同，是西汉走向盛世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西汉盛世出现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是封建国家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自汉初以来，异姓王被消灭，同姓王割据势力也被大大削弱，汉景帝又颁令诸侯不得治其国，诸侯王国只封土而不治民，封建朝廷能够有效地控制全国，国家的统一加强了。
此外，汉武帝雄才大略，在位时间长，承此良好局面，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消灭地方诸侯王势力。
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武帝对外用兵匈奴，戡定外患，开拓疆域，保护了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对匈奴的胜利，也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提高了国人的自信。
至此，汉武帝建立了空前繁荣的“大一统”帝国，西汉王朝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西汉中叶，国势达到鼎盛，诸多因素结合而推动封建统治出现了盛世。
为联合大月氏等国共同打击匈奴，汉武帝还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经几十年了解了西域的地理及人文等情况，为汉朝最终打通路线建立与西域的联系立下了首功。西域畅通后，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良马、各种奇珍异宝及名贵毛织品，源源东来，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的眼界和心胸也随之开阔。
2.强干弱枝
为了缔造一个封建专制皇朝，汉武帝采取了迁徙郡国豪富、推恩王侯子弟、惩治地方豪强等一系列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
首先，迁徙郡国豪富。郡国豪富有的是六国旧贵族之后，有的是汉初功臣大官僚之家，有的是富豪商人或其他豪杰。这些人凭借几代名门显贵的地位或高额资产，长期盘踞于地方上，欺压百姓，兼并土地，造成朝廷的法制在这些郡国内难以施行。汉初朝廷迁徙这些郡国豪富，作为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使之离开经营多年的故地，既可以削弱地方势力，又可以充实空虚之处，就近控制。
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向武帝建议：天下豪杰兼并之家，扰乱民众的人，都可以迁到茂陵，对内可以充实京师，对外可以消除狡猾奸诈的人，这就是所说的不用杀就可除害的办法。武帝听取了这个建议，迁徙郡国的豪杰及资产300万以上的人家到茂陵、阳陵。武帝坚决采取的迁徙郡国豪富的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势力，加强了朝廷力量。
其次，推恩王侯子弟。吴楚七国的动乱被平定以后，汉景帝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下令诸侯不能再治理自己的封国，朝廷给他们派遣官吏，把王国的丞相叫作相，把封国的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等官员减去了。汉武帝继续了这一做法，又取消了王国的郎中令。此后，诸侯王对封国治权减少了，但王国的封地依然很广，仍能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为了进一步削弱封国势力，汉武帝实施“推恩令”，允许在各诸侯王让自己的嫡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把自己的封地分出若干块给予自己的子弟为侯，让中央来制定侯国的名号，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同。此举把王国分出许多小侯国，王国缩小了，分出来的土地又直属中央，朝廷的势力不断壮大，这样，诸侯王问题解决了。另外，汉武帝还采用了种种手段，剥夺了许多诸侯王的爵位，把他们的封地直接变成县，统属汉中央政府。这样，诸侯王势力骤缩，已失去了与朝廷对抗的能力。
再次，惩治地方豪侠。西汉前期，游侠在地方上很有势力，有的游侠以义气侠义相标榜，给予穷困危急者帮助；有的则是欺压百姓，恃强凌弱，抢夺钱财，为所欲为。游侠豪强与封建皇朝之间，除上下相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外，显然又存在矛盾。
为了惩治地方豪强和游侠，汉武帝任用酷吏。如以张汤为御史大夫，排斥富商，铲除地方豪强。其他的酷吏翠杜周、周阳由也是如此。这些酷吏，对于打击地方豪强、加强皇权起了显著作用。
设置十三部刺史也是汉武帝时政治上强干弱枝的重要制度。因为当时国土大大拓展了，需要加强朝廷对全国范围的控制。汉武帝设置了13个刺史，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县，对地郡县官司员进行督察。
3.“举贤良、明教化”
汉武帝在以往高祖、文、景治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多所设施、“兴造功业”需要的基本政策，核心就是“举贤良、明教化”和尚法尊儒。
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才尚未形成制度。文帝时，曾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9]，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的制度。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举荐。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10]的主张，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较为完备。岁举人才，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从封建道德伦理衡量应该表彰的人，荐举时若侧重于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孝廉等。
察举制度初行时，郡国实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汉书·武帝纪》记载，公元前198年，武帝下诏严加督责，同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办法：“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这一时期，公孙弘由博士连续晋升，至此又任丞相，封平津侯，他在相府中建起客馆，开了方便出入的东门，延请天下贤人参与谋议政事。
据《汉书》记载，自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06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即有6次。除了全国性的征召荐举，武帝对于所遇到的有茂材异等者，也常予以奖掖任用。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和任用，是促成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思想，形成忠于封建皇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
兴太学和郡国学也是武帝“明教化”的一项内容。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于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员50人，课程为儒家五经，以博士为教授，设五经博士。全国各郡还可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和博士弟子一样。这些学生一年考试一次，成绩为上中两等的任郎中或补文学掌故，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做地方官府的卒史。汉武帝还推广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11]。这样，从皇帝、丞相、博士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上下一同灌输忠于皇帝、遵守封建等级和伦理秩序的意识，“明教化”以统一思想的目的达到了。
4.尚法尊儒
西汉的强盛，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思想方面的统一也是重要的体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儒家学说是一个使无数松散的小生产者凝聚起来从而信仰一致的学说。自此以后，儒家成为正统思想，对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尚法尊儒是汉武帝统治国家、驾驭臣下的根本政策。这是西汉朝廷吸取了秦亡教训而形成的，把提倡仁义德治与依靠严施刑罚二者结合起来。尊儒与明教化相通，目的是用儒家学说作为统一思想的标准。武帝即位次年，便采纳丞相卫绾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治法家、纵横家言者，一律罢去。
汉武帝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不但官吏的选拔以儒学为标准，儒学成为进身之途，士子争相奔赴，而且儒学成为统治社会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其影响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尊儒”的同时，汉武帝也“尚法”，崇尚法家的权术和严施刑罚的手段。当时的汉武帝既标榜儒家的仁、义、礼，又强调法家的权术，对违法者一律严治。汉武帝时律令越来越繁多，这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此时的大汉王朝，在文人眼中，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汉武帝本人也好大喜功、雅好文艺，在身边聚拢了一大批文学侍从之臣，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大量歌功颂德的汉赋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
民族关系
汉武帝在位时，西汉与西南、东南及东北少数民族的关系更加密切。
1.匈奴
汉武帝初年，匈奴仍然常常袭扰汉朝北部边疆。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驱逐了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公元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置朔方、五原二郡，并修缮了蒙恬所筑的城塞。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至此西汉的北部疆界扩展到河套、阴山山脉以北。第二年，又暂时停止了在西南的经营，集中力量筑朔方城，进一步巩固边防。
汉武帝反击匈奴汗国的同时，也在西方扩张了土地。公元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不久，浑邪王杀了不肯投降的休屠王，率众降汉。这样，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在匈奴浑邪王故地河西走廊，先后设立了四郡：酒泉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称河西五郡。
这块极具战略意义的土地从此成为中国的领土，直到今天。原来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被驱赶到更西的地区，切断了羌人与匈奴的联系。由于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
2.西域各族
汉朝把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新疆境内各少数民族政权及中亚的一些国家，统称为西域。据史料载，当时西域共有36国，如月氏、乌孙、疏勒、龟兹、焉耆、车师、莎车、于阗、楼兰……西域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这些国家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小国人口从几千到两三万，人口最多的龟兹也只有8万人。由于各国人少且又分散，国力不强。秦末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占领了西域诸国，并以西域作为扰犯西汉王朝的据点。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准备反击匈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打算联合大月氏合击匈奴。张骞在出使途中为匈奴所掳，禁居10余年，后得机逃脱，经大宛、康居，到了大月氏。但大月氏已不愿东还旧地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只好东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第二年即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被封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13年，历尽艰辛，为加强内地同西域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做出了贡献。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希望约同伊犁河畔的乌孙共击匈奴。张骞率300余人并带去大量礼物，但因其时乌孙内乱，不敢与汉联合得罪匈奴，张骞便分遣副使持节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等国。公元前115年，张骞由乌孙使者数十人陪送回到长安。此后，西汉与西域的关系日益密切。
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驻乌垒城，管辖天山南北直至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广阔地区。
3.氐族和羌族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除西域各族以外，还有氐族和羌族。氐族主要分布在今甘肃、陕西、川北等地，从事农牧业，长期同汉族杂处，生活习俗与汉人接近。
羌族分布在今青海、甘肃一带，他们主要以游牧为生，后在汉族影响下，也发展了农耕。羌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无文字，他们在西汉初期便已普遍使用汉文。在氐族、羌族居住的地区，于汉武帝时大都设置了郡县。
4.南方各族
西汉时期分布在我国浙江、福建和两广等地的少数民族统称“百越”。汉初封赵佗为南越王、无诸为闽越王、摇为东瓯王，汉武帝在百越地区也设置了郡县。百越人民同汉族人民长期相处，共同开发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
在西南的云、贵、川南等地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那时统称“西南夷”，包括云南的滇、贵州的夜郎、四川的邛都等。西汉政府曾派使者到夜郎国，夜郎侯无知地询问汉使夜郎大还是汉大。这个僻居一隅的夜郎王坐井观天，全然不知汉朝国土之辽阔。后来人们把盲目尊大的人喻作“夜郎自大”。
汉武帝在西南地区也先后设置了一些郡县，西南各族同内地的联系逐渐加强。
5.东北各族
西汉时，匈奴东部的我国东北地区分布着挹娄、扶余、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大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划分还不是很明显，他们大多从事打猎、畜牧和农耕。
挹娄分布在乌苏里江流域，商周时称为肃慎。西汉时挹娄臣属扶余，但他们早已同内地保持联系。扶余族居挹娄西南的松花江流域，当时已进入阶级社会。
乌桓和鲜卑都是东胡的分支。西汉初期，东胡被匈奴打败，其中的一支退保辽河西源的西拉木伦河北面的乌桓山，因而得名乌桓。武帝时霍去病击败匈奴，乌桓请求内迁臣属于汉，西汉政府设置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地区，南邻乌桓。西汉初，鲜卑被匈奴击败，退保鲜卑山，因而得名鲜卑族。匈奴被击败后，到了西汉晚期，鲜卑人开始从原始牧地南迁，密切了同内地的联系。
华夏民族和汉族的形成
汉朝以前，并没有“汉”的称谓，很长的历史中，并不存在后来的“汉族”。那么，“汉族”之名从何而来？近代著名民族史学家吕思勉说：“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12]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从夏代起至周朝末年，前后1800多年，都是以“河南”为中心，立国于中原，称为“中国”。
由于夏代前后延续了将近500年，又是立国之祖，所以，中原人已被习惯称为“夏人”，到秦国统一六国时，则称之为“诸夏”（各夏人国之意）。近代一些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里，套用“民族”的含义，将“夏人”又改为“夏族”，用来泛称远古的中华民族。
其实，夏王朝所谓“夏”，与“春夏秋冬”的“夏”无关。“夏”，是古濮越语“jo”的汉字译音。公元前21世纪，原居住在北方陕、晋、冀、鲁、豫，势力强大的濮越先民，纵横驰骋征服了许多弱小部落之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由一群英雄首领共同管理的奴隶制国家。由于这些英雄首领个个武艺高强，濮越语称之为“jo”，用汉字译音写作“夏”。于是，这第一个王朝就被称作“夏”而写进中国历史。
古代中原一带自称华夏族。以它为中心，四周的民族被称为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实际上北方就有许多民族，史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说明他学习北方游牧民族文化。汉代北方游牧民族有匈奴与东胡。
今天，中国人都称自己是“华夏民族”，是“炎黄子孙”。中国的旧称就是中华、中原和华夏，但是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华夏”民族呢？其实华夏是古代汉族的自称，原指中原地区，后来指中国全部领土。
关于“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成》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也就是说“华夏”一词是由周王朝创造的。最初仅仅指的是周王朝，而后成为中国的古称。周朝当时所实行的是“裕民政策”，政治和文化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所以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和南方、北方一些少数民族，都向周称臣。华夏族是当时的主要民族，后来人们就把华夏作为中国的代称。
原始社会后期，黄帝部落联盟最终统一黄河流域和南方的江汉流域。黄帝成为包括炎帝、蚩尤、三苗在内的各个部落联盟的共同首领，原先的部落联盟之间实现了广泛的混血与融合，形成了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几个强大邦国。再经过夏、商、周三代王朝的不断发展，形成影响巨大的夏、商、周三族。夏族建立了夏王朝。商族后来建立了商朝。周族建立了周朝。夏、商、周三族又继续融合周边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各少数民族，逐步凝结形成一个认同意识很强的民族融合体——华夏族。大约从春秋时代起，我国古籍上开始将“华”与“夏”连用，合称“华夏”族。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华夏族逐步走向统一、扩大，成为一个日益巩固的民族共同体。公元前221年，秦朝即以这个民族共同体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它又通过建立中央集权制和地方郡县制加强了各地的政治认同，通过“书同文”加强了各地的文化认同，通过统一货币、度量衡等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和认同，还通过战争征服进一步融合了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越族（百越），并很快融合形成为“秦人”，使华夏族得到进一步发展。
汉朝建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夏、商、周以后的2000多年来，中国先后出现了十几个朝代，其中最为人们赞誉而深入民心的是“汉唐盛世”。汉朝包括西汉、东汉，共426年。其中，功勋最卓著的当为汉武帝刘彻。
汉朝时，“华夏”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实现了向“汉族”的转化，华夏人也成为汉人。汉武帝时，东征朝鲜（由汉人卫满建立的朝鲜国），北伐匈奴，南平南越及西南夷，西通西域，开辟了自长安至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还把楼兰、于阗、乌孙、大宛、蒲类、车师、大夏等36国收为属国，建立了东起朝鲜、西至中亚、北至蒙古、南至珠崖的拥有广阔领土的国家。
汉武帝在一些地区设立若干郡加以统治管理，又实行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和亲政策，形成了“万里一统，海内顿安”的宏大局面。在此大背景下，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促进了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杂居与融合。
研究表明，有汉代，汉族人在东北地区与扶余人、高句丽人杂居，在北方与匈奴人、乌桓人、鲜卑人、大月氏人、西域人杂居，在南方与瓯人、闽越人、滇人杂居，期间来来往往、同悲共喜，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与此同时，汉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以董仲舒新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上的认同，促进了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共同民族心理和信念的形成，营造出共同的民族意识。经过近500年的发展，强大的汉帝国之名不仅著称于世，而且领土版图内众多的民族，在统一和稳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自然地融合，成为人数最多，思想意识彼此认同，并以汉为荣而自称为“汉人”的族群。
由此可见，汉民族的名称是在神州大地上统治近500年的强大的汉王朝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经过了2000多年不断凝聚和发展而形成的。“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多元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不是一个单一血统的民族，而是包含了众多民族的共同血脉。周边民族把汉朝人称为“汉人”。
当然，自称为“汉”的人们，他们的深层意识里，除了“以汉为荣”，还自觉与周边其他民族有别。而他族称他们为“汉人”也是顺理成章，因他们的的确确是“汉朝”的人。所以，史籍也就如此记载了。如《后汉书·西羌列传》：“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
但是，从西晋末年起，到隋朝的建立，汉族人口逐渐向长江、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大规模迁移，逐步地与南方的民族融合，所以汉族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当然其主体还是华夏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还被称为“华夏”的原因了。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
[2]彭勇：《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东方出版社，2013年。
[3]《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王制》。
[4]《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
[5]《太公金匮》。
[6]《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
[7]《史记·律书》。
[8]《曹子建集》卷7《汉武帝赞》。
[9]《汉书·文帝纪》。
[10]《汉书·董仲舒传》。
[11]《汉书·循吏传》。
[12]《中国民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