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关于《燕行录》的界定

第一节《燕行录》的整理与出版

一、从《朝天录》到《燕行录》

中朝作为东亚地区山水相连的两个国家，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从高丽晚期到朝鲜时代的600多年时间里，使者往来频繁，留下了众多的使行资料，或以日记的形式，或以诗歌的形式，这些使行记录统称为“燕行录”。

最早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中国见闻的是高丽史官李承休的《宾王录》。李承休，字体休，号动安居士，颇具才学，以布衣身份入仕，颇得朝鲜忠敬王赏识。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李承休从忠敬王子顺安公赴元大都觐见忽必烈，贺册封皇后、皇太子。李承休详细记载了使行路线、朝贺礼仪及在大都的各项活动。《宾王录》不仅是现存第一部《燕行录》，同时也是研究元朝宫廷活动的重要史料。

进入14世纪晚期，朝鲜半岛政权更迭，李成桂废黜高丽恭让王，改国号为朝鲜，迁都汉阳（不久改为汉城），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李氏朝鲜统治时代。李氏朝鲜的建立，标志着中朝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太祖李成桂沿袭高丽恭愍王的外交政策，坚持“事大以诚”的对明基本国策。奉大明为宗主国，行明朝年号，接受明朝的册封，仿明朝官制，推行儒家统治思想。在此后的300年中，中朝使者往来频繁，贡赐不断，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宗藩关系。

朝鲜王朝每年三次即冬至、圣寿、千秋，派遣使团入京朝贡，如遇特殊事件，还会临时增派其他使团入京。朝鲜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会将所见所闻等情形下来，称为《朝天录》或《朝天日记》。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沿途经过的山川地理、人物风俗、军事设置、经济文化等内容无一不包括在内。其体裁多为日记体，但根据作者的习惯、爱好及当时的实际情况，往往会有所变化。

清崇德二年（1636），中朝正式确立宗藩关系，朝鲜每年四次派遣使臣赴燕进行朝贡，看上去两国发展正常，但“朝天”之名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燕行”。燕指燕京，北京的别称，元朝时在这里建大都，称为“燕京”，明永乐皇帝迁都于此。燕行即北京之行，与明朝的“朝天”带有“朝贡天朝”的慕华思想不同，“燕行”可以理解为一个地理方位的指向。“但在明清之际由‘朝天’向‘燕行’的整体转变中，它一方面代表了朝鲜士大夫对清朝‘含忍而又事之’的无奈（如郑太和的《饮冰录》，蔡济恭的《含忍录》），另一个方面也包含了他们对满清的鄙夷，认为这个政权不配被称作‘天朝’。”[176]在明代，朝鲜文人以能赴京朝贡为荣。但到了清朝，特别是清朝初期，朝鲜使臣却以此为屈辱。朝鲜使臣韩泰东曾记载：“周旋异类，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养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177]

名称的整体改换，背后体现着朝鲜对清朝文化的不认同。朝鲜一向以“小中华”自居，认为自己是“中华的余脉”，并怀有强烈的尊王攘夷思想。他们拒绝承认清朝为天朝，虽表面上“小邦事天朝至诚无二”“子孙万事，承为臣妾”，但实际上却是“忍痛含冤，迫不得已”[178]。他们认为中国“四海腥膻，中土衣冠之伦，尽入于禽兽之域”[179]，主张北伐，以恢复中华之正统。即使到了乾隆年间，虽然中国经济繁荣发展，朝鲜“北学思想”逐渐兴盛起来，但朝鲜使臣依旧坚持华夷之别的观念，固执地将使行称为“燕行”。

二、燕行录的体例与版本

“燕行录”的体例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湛轩燕记》、朴趾源《热河日记》为代表，朝鲜文人金景善曾评价道：“适燕者，多记其行，而三家最着：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岩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于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赡丽闳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长，继此而欲纪其行者，又何以加焉。但其沿革之差舛，而记载随而燕郢蹈袭之互避，而详略间或迳庭，苟非遍搜旁据以相参互而折衷之，则鲜能得其要领，览者多以是病之。”[180]从中可以看出《燕行录》的三种体例，即日记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编年纪事体[181]。

日记编年体在元、明、清漫长的600年里逐渐固定下来，详细记录使团人员赴燕途中所见所闻，包括每日的行程、路线、重要的事件、人物，并以叙事的方式表现出来。高丽史官李承休所著《宾王录》是“燕行录”的最初形式。它没有逐日记录行程和活动，只是细致描述了一些大事件，例如长朝殿的朝会，赐宴的班序、礼仪，这些均为片段式，并不连贯。

进入明清以来，朝鲜使团回国后，要向国王汇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燕行录”成为例行的公务备忘录。在这个时期燕行文献明显增加，其体例与内容日趋完善。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鲜文人金昌业以子弟军官的身份赴燕，他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逐日记载了从十一月初三日离开朝鲜王京到次年三月三十日返回汉城的全过程。凡每日的行程里数、天气、所经过的驿站、城镇、交通、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可以说是朝鲜了解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

从清康熙年间开始，“燕行录”的篇幅逐渐加长，开始不拘泥于原有的日记体例。出现了杂记类的文体，凡山川风景、风俗土产、饮食器具、屋舍制度、朝政得失、宫廷秘闻、军事机密皆编成条目，随手记来，不拘于格式。如朝鲜文人吴道一《丙寅燕行杂识》、李颐命《庚子燕行杂识》、俞彦述《燕记杂识》等。到了清中期，出现了以洪大容《湛轩燕记》和朴趾源《热河日记》为代表，纪事本末体和编年纪事体。两种文体或以专题的方式单独纪事，或将编年与纪事结合起来，从而打破了日记体不便展开议论的局限性，拓展了事件的前后连贯，可以更加清楚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脉络。

《湛轩燕记》打破日记体例的传统，以主题的形式进行叙事，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记述更加详尽和完备，同时又兼顾日记体例，将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详尽地标注。总体而言，《湛轩燕记》共六卷，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与文人交流的笔谈问答。第一卷包括吴彭问答、刘鲍问答，与沙河郭生、宁远卫王举人问答。第二卷与沈阳拉助教、周学究、三河县邓汶轩、孙蓉洲、永平府贾知县等进行笔谈。第五、六卷又名乾净笔谈，是洪大容与赴京赶考的浙江举人严诚、潘庭筠进行的笔谈记录。与洪大容进行笔谈对象可谓广泛，上至皇室宗亲、翰林、进士、举人、学究，下至普通百姓、铺商，甚至还有西方的传教士。二是燕行杂记，包括第三、四卷，侧重专题记录。第三卷主要记述京城的名胜古迹以及使臣在京各项活动。第四卷介绍中国社会生活。中有幻术、市肆、饮食、屋宅、巾服、器用、兵器、畜物等专题。每篇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字，皆独立成文。

《热河日记》由朝鲜著名文学家朴趾源所著，乾隆四十三年（1708）为了祝贺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朝鲜派遣进贺使入华朝贡，朝鲜文学家朴趾源以子弟军官的身份来到中国。回到朝鲜后，他记录了从鸭绿江经辽宁到北京到热河，历经三十余站，两千多里路的行程，是为《热河日记》。全书用通畅优美的汉字写成，以日记、随笔、政论等多种体裁，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与各界人士的交流，《热河日记》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风貌。全书由序言和五卷正文构成，其中前三卷以日记体为主，记载了从渡江后到热河的全部行程。第一卷为渡江录和盛京杂识。第二卷由驲迅随笔、关内程史、漠北行程录、太学留馆录构成。其中关内程史收录了朴趾源的讽刺小说——《虎叱》；第三卷由还燕道中录和其他六篇专题构成，第四卷主要包括笔谈、杂记、异闻等内容；第五卷由黄图纪略、谒圣退述、盎叶记、铜兰涉笔、金蓼小钞等五部分构成。

《热河日记》在传统的日记体基础上增加大量的记事见闻、笔谈，并附评论。举凡作者沿途所见所闻，诸如名胜古迹、社会风俗、军事设置、明季史实以及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均包括在内，对我们研究明清社会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他的体例，包括单一的诗歌，是使臣的出使的过程中，或抒发情感，或写景纪实，此类诗歌较多，如崔锡鼎《庶回录》《椒余录》、李始源《赴燕诗》等。

日记诗歌体，即朝鲜使臣书写“燕行录”时习惯性地将当日吟诵的诗歌也记录在内，如李海应《蓟山纪程》。还有一种将诗歌、日记、纪事三种体裁合为一体，如朴思浩《燕蓟纪程》。

呈文，遇到紧急事件，朝鲜使臣对明朝的一种奏疏形式。如李廷龟《戊戌辩诬录》、金玏《呈文》、李好闵《呈文》、李尚毅《呈礼部卞诬文》等。

尺牍，朝鲜使臣在赴燕途中或到达北京，与中国士大夫交往，或唱和诗歌或进行笔谈，友谊深厚，回国后书信不断，此类书信称为尺牍，如洪大容《杭传尺牍》、李德懋《天涯知己书》等。

别曲，一种较为特殊的文体，既是诗歌又是歌曲，如柳命天《燕行别曲》、朴权《西征别曲》、崔遇亨《燕行别曲》等。

路程记，是对从汉城到北京路程的详细记载，凡所经历的各个驿站、城镇、村庄、每日所行的里数均有记录，可细致到城镇村站之里程。如姜柏年《燕行纪程》、未详《燕行路程记》等。

地图，航海或燕行过程中所作地图，如《航海朝天图》、郑斗源《朝天记地图》等。

关于“燕行录”的数量，据估计，可达700种以上[182]。最早关注此类文献的是学者金毓黼，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3年，由他主编的《辽海丛书》，其中收录了柳得恭《滦阳录》二卷和《燕台再游录》一卷、朝鲜史官《沈馆录》七卷。可惜的是，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过多的关注。直到1960—1962年，朝鲜成均馆大学大东研究院影印出版了《燕行录选集》上下两册（包括朝天录4种，燕行录27种，漂海录1种），学术界才重新重视《燕行录》文献，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若干大型丛书。

1976—1982年，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今韩国古典翻译院）选取20篇燕行文献，将其译为韩文，并附原文出版，称《国译燕行录选集》。具体目录，见下表：

表1 《国译燕行录选集》收录燕行文献目录一览表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出使身份 体例 备注

锦南先生漂海录 崔溥 1487年 - 日记体 漂海录

朝天记 许筠 1574年 圣节行书状官 日记体 -

东还封事 赵宪 1574年 谢恩兼冬至行子弟军官 日记体 -

石塘公燕行录 权悏 1597年 告急使 日记体 -

朝天航海录 洪翼汉 1624年 冬至兼贺圣节行书状官 日记体 -

朝京日录 金堉 1636年 圣节行质正官、校书馆著作冬至行正使 呈文奏折 -

燕途纪行 李? 1656年 谢恩行正使 日记体 -

老稼斋燕行日记 金昌业 1712年 谢恩兼冬至行子弟军官 日记体 -

燕行录 崔德中 1712年 谢恩兼冬至行子弟军 官日记体 -

庚子燕行杂识 李宜显 1720年 冬至兼正朝圣节进贺正使 纪事体 -

燕行纪事 李土甲 1777年 冬至兼谢恩行副使 纪事体 -

燕行纪 徐浩修 1790年 万寿兼进行贺副使 日记体 -

燕行录 金正中 1791年 冬至兼谢恩使随行人员 日记体 -

戊午燕行录 徐有闻 1798年 冬至兼谢恩行书状官 日记体 韩语

燕台再游录 柳得恭 1801年 进贺兼谢恩行随行人员日记 纪事体 -

蓟山纪程 李海应 1803年 冬至行随行人员 纪事体诗歌 -

心田稿 朴思浩 1828年 谢恩兼冬至正使从事 日记诗歌纪事体 -

赴燕日 记未详（或为李在洽）1828年 进贺兼谢恩行医官 日记纪事体 -

燕辕直指 金景善 1832年 冬至兼谢恩行书状官 纪事体 -

梦经堂日史 徐庆淳 1855年 陈慰进香兼谢恩行正使 日记体 -

两次大规模的燕行文献整理与出版，对明清时期中朝历史文化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实际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燕行录》有待开发。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教授林基中花费30年的时间，整理出版《燕行录全集》100卷，序言中估计有500余种。杨雨蕾教授遍阅后发现实际收录363种，其中非“朝天录”“燕行录”材料12件，另有重复内容（版本或有不同）的“燕行录”52件，还有元代中国纪行1件。[183]而漆永祥教授统计为357种。[184]杨军教授认为《全集》所收“燕行录”实为264种[185]。同年，林基中教授与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共同出版了《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凡33种。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研究院又选辑出版了《燕行录选集补遗》，凡3册20种。具体目录见下表：

表2 《燕行录选集补遗》收录燕行文献目录一览表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朝天日录 崔晛 1608年 朝天录 黄湜 1625年

朝天记地图 郑斗源 1630年 燕槎录 洪万朝 1696年

一庵燕记 李器之 1720年 寒圃斋使行日记 李健命 1721年

桑蓬录 姜浩溥 1727年 北辕录 李商凤 1760年

燕行日录 赵焕？燕行录 白景炫 1790年

芝汀燕记 元在明 1804年 燕槎录 郑元容 1831年

随槎录 韩弼教 1831年 燕槎录 李宪球 1845年

山房录燕行裁闻 权鲁郁 1852年 领选日记 金允植 1881年

??? 姜浩溥 1727年 ??? 李商凤 1760年

??? 朴趾源 1780年 ???（乘槎录）黄仁点 1790年

近年，林基中教授续辑之《燕行录全集续集》50卷（尚书院，2012年），共收录约190种（含《日本所藏编》33种）。具体目录见下表：

表3 《燕行录全集续集》收录燕行文献目录一览表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观光录 李詹 1400年 朝天录 成寿益 1586年

判书公燕行日录 张子忠 1419年 朝天行录 黄琏 1587年

丙辰观光录 申从濩 1481年 文兴君控于录 柳思瑗 1596年

燕行诗 洪贵达 1481年 癸卯副使时燕行诗 朴而章 1603年

辛丑观光行录 申从濩 1496年 松浦癸甲朝天日记 郑毅 1603年

燕行日记 任权 1546年 讱斋朝天日录 崔晛 1608年

燕京行录 柳中郢 1562年 后泉赴燕诗 苏光震 1608年

啸皋观光录 朴承任 1569年 奏请使朝天日记 申钦 1609年

燕行诗 权擎 1579年 梅窗朝天纪行诗 郑士信 1610年

唐陵君朝 天奇事徵 洪纯彦 1581年 丙辰朝天录 睦大钦 1616年

辛巳朝天诗 韩濩 1581年 驾海朝天录 安璥 1617年

朝天日记 金鉴 1617年 一庵燕记 李器之 1720年

紫岩西行录 李民寰 1618年 寒圃斋使行日记 李健命 1721年

朝天日录 金淮 1618年 甲辰启下 金尚奎 1724年

秋滩朝天日录 吴允谦 1622年 燕行日记 赵文命 1725年

朝天录 许穆 1624年 桑蓬录 姜浩溥 1727年

竹泉朝天录 未详 1624年 燕行见闻录 李时恒 1727年

路程记 南以雄 1626年 戊申燕行诗 沈金育 1728年

因本苔川朝天录 金地粹 1626年 樗村燕行录 沈金育 1728年

天槎大观 金承德 1628年 墨沼燕行诗 赵锡命 1729年

戊辰朝天时闻 见事件启 申悦道 1628年 燕行杂稿 金泰良 1730年

私日记 郑文翼 1628年 丁卯燕行录 李喆辅 1732年

朴兰英沈阳日记 朴兰英 1631年 燕行录 李德寿 1735年

沈阳往还日记 朴兰英 1631年 燕行录 任珽 1736年

归来亭沈阳日记 李浚 1635年 悔轩燕行诗 赵观彬 1745年

北征诗 金堉 1636年 燕行日记乾.坤 尹汲 1746年

北行日记 罗德宪 1636年 椒蔗录 南泰齐 1752年

崇祯丙子朝天录 李晚荣 1636年 饮冰行程历 李基敬 1755年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沈阳日录 （松溪纪稿） 未详（作者应为李?） 1636年 北辕录 李商凤 1760年

沈中日记 未详 1637年 燕行日录 李默宪 1763年

燕蓟搜闻录 郑致和 1639年 燕行杂记 洪大容 1766年

丙戌燕行日记 郭弘址 1647年 丁亥燕槎录 李心源 1767年

赴燕诗 李时万 1647年 燕行记著 未详 1782年

燕行录 洪柱元 1647年 北燕记著 李鲁春 1783年

戊子燕行日记 李垶 1648年 豹菴燕京编 姜世晃 1784年

燕行日记 权喜学 1677年 燕行录 鱼锡锭 1788年

燕行日录 权喜学 1677年 燕行纪程 赵秀三 1789年

六寓堂北征录 李夏镇 1678年 庚戌乘槎录 黄仁点 1790年

南岳燕行诗 郑皙 1679年 庚戌燕行日记 金箕性 1790年

沈行录 未详 1682年 热河纪行诗注 柳得恭 1790年

燕行日记 金洪福 1688年 燕行日记 金箕性 1791年

葵亭燕京录 申厚载 1689年 甲寅燕行诗 洪义俊 1794年

燕行录 柳命天 1693年 甲辰苫塊录 洪致闻 1796年

晚退燕槎录 洪万朝 1696年 蓟程诗稿 未详 1803年

星槎录 宋相琦 1697年 燕行日记 吴载绍 1801年

两世奏书 李泽 1714年 渊泉燕行诗 洪奭周 1803年

燕中杂录 成海应 1803年 西行录 尹程 1842年

中州偶录、入燕记 未详 1807年 石来堂燕槎录 李宪球 1845年

燕行录 李敬卨 1809年 燕行日录 朴永元 1846年

游燕录 李鼎寿 1811年 梧墅燕槎录 朴永元 1846年

澹宁燕行诗 洪义浩 1815年 已酉燕行录 沈敦永 1849年

李尚书燕行日录 未详 1816年 北行日记 崔敬休 1849年

简山北游录 未详 1821年 燕行日记 李启朝 1849年

蓟程散考 金学民 1822年 燕行日记 黄口口 1849年

随槎间笔 权复仁 1822年 山房录燕行裁剪 权鲁耶 1852年

椒蔗续编 南履翼 1822年 燕行录、天·地 崔遇亨 1852年

三入燕蓟录 洪义浩 1823年 燕行别曲 崔遇亨 1852年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随槎日录 未详 1825年 燕槎日录 郑德和 1854年

游燕藁 洪锡谟 1826年 澹人燕槎纪行 申佐模 1855年

己丑燕行诗 赵秀三 1829年 燕槎日录、天·地·人 金植渊 1858年

随槎日录 未详 1829年 锦舲燕槎钞 朴永辅 1862年

槎上韵语 洪敬谟 1830年 西征集 丁学韶 1862年

随槎录 韩弼教 1831年 朝天日记 张锡骏 1864年

燕槎录 韩弼教 1831年 丙寅燕行歌 洪淳学 1866年

希谷燕行诗 李止渊 1834年 燕行录 洪淳学 1866年

冠岩游记 洪敬谟 1834年 游燕录、燕行日记 未详 1869年

放野漫录燕行诗 李辉政 1834年 北游草 姜玮 1870年

槎上续韵 洪敬谟 1834年 庚午燕槎笔记 徐相鼎 1870年

心庵燕行诗 赵斗淳 1835年 北游日记 姜玮 1873年

镜浯游燕日录 任百渊 1836年 燕行录、乾·坤 沈履泽 1873年

相看编 申在植 1836年 北游诗钞 李建昌 1873年

燕行诗 金兴根 1837年 北游续草 姜玮 1873年

玉河日记 金贤根 1837年 蓟槎日录 李裕元 1875年

辛丑北征日记 金贞益 1841年 乙亥燕行日记 姜兰馨 1875年

燕蓟纪略、一·三·四、缺卷二 赵凤夏 1842年 秋斋燕行录 赵秀三 1878年

燕记、金·木·水·火·土 南一祐 1879年 蓟程录、乾·坤 未详 未详

澹斋谈草 任应准 1880年 碧芦燕行诗 金进洙 未详

未信录 任应准 1880年 燕槎酬贴 未详 未详

云养燕行录 金允植 1881年 拙翁燕行诗 洪圣民 未详

观华志日记 李承五 1881年 皇华程涂考 未详 未详

观华志日记 李承五 1887年 燕辕日录三、四、六卷 未详 未详

丁亥燕行日记 赵秉世 1887年 燕行诗 韩应寅 未详

甲午燕行录 未详 1894年 - - -

林基中先生在《燕行录研究》一书中，将《燕行录全集》与《燕行录全集续集》整合成“燕行年代顺”排列的目录，共计549种。[186]2013年，韩国推出光盘版林基中教授编《燕行录丛刊》收录燕行文献455种。2014年，再次推出《增补燕行录丛刊》，燕行文献可达556种。

在中国海峡两岸，1978年，台湾珪庭出版社出版了明代《朝天录》4册36种。大陆方面，由广西师范大学弘华文教授主编《燕行录全编》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分四辑出版，共46册。需要说明的是，洪华文教授在《燕行录全编》序言中称共收录250余位作者，400余种燕行文献。经著者阅读后，发现实际收录233位作者，“燕行录”316种，其中非“燕行录”文献8种（包括朝天图跋2种、《同文汇考》使行录2种、清代奏疏合集1种、赴京别章3种），另有重复内容（版本或有不同）的“燕行录”40种。

2012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共同出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共30册，共收录燕行文献33种。其具体目录，列表如下：

表4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收录燕行文献目录一览表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出使身份 体例

锦南先生漂海录 崔溥 1487年 - 日记体

朝天录 郑士龙 1534年 冬至行正使 日记体

朝天日记 赵宪 1574年 圣节行质正官 日记体

荷谷先生朝天记 许篈 1574年 圣节行书状官 日记体

朝天录 尹根寿 1589年 圣节行正使 日记体

赴京日记 郑昆寿 1592年 请兵陈奏行正使 日记体

戊戌朝天录 李廷龟 1598年 陈奏兼辩诬行副使 日记体

朝天录 李民宬 1602年 奏请行书状官 日记体

甲辰朝天录 李廷龟 1604年 奏请行正使 日记体

朝天日录 崔晛 1608年 冬至行书状官 日记体

丙辰朝天录 李廷龟 1616年 奏请行正使 日记体

庚申朝天录 李廷龟 1620年 辩诬行正使 日记体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出使身份 体例

槎行录 全湜 1625年 冬至行正使 诗歌体

朝天记地图 郑斗源 1630年 陈慰行正使 地图

朝京日录 金堉 1636年 奏请行正使 日记体

燕途纪行 李? 1656年 谢恩行正使 日记体

老峰燕行录 闵鼎重 1669年 冬至行正使 纪事日记体

老稼斋燕行日记 金昌业 1712年 谢恩兼冬至行子弟军官 日记体

燕行录 闵镇远 1712年 谢恩行副使 日记体

庚子燕行杂识 李宜显 1720年 冬至兼正朝圣节进贺行正使 纪事体

一庵燕记 李器之 1720年 冬至行子弟军官 日记体

寒圃斋使行日记 李健命 1721年 奏请兼冬至行正使 日记体

桑蓬录 姜浩溥 1727年 谢恩兼冬至行子弟军官 日记体

北辕录 李商凤 1760年 冬至行子弟军官 纪事日记体

湛轩燕记 洪大容 1765年 冬至兼谢恩行子弟军官 纪事体

燕行记事 李土甲 1777年 冬至兼谢恩行副使 纪事体

入燕记 李德懋 1778年 谢恩兼陈奏行随行人员 日记体

热河日记 朴趾源 1780年 进贺兼谢恩行军官子弟 纪事日记体

热河纪游 徐浩修 1790年 万寿兼进贺行副使 日记体

燕行录 白景炫 1790年 冬至行随员 诗歌体

燕台再游录 柳得恭 1801年 进贺兼谢恩行随行人员 诗歌体

蓟山纪程 李海应 1803年 冬至行随行人员 诗歌日记体

燕蓟纪程 朴思浩 1828年 谢恩兼冬至行随行人员 日记诗歌纪事体

燕辕直指 金景善 1832年 冬至兼谢恩行书状官 纪事体

领选日记 金允植 1881年 领选使 日记体

另外，又有一些“燕行录”单行本，如朱瑞平校点《热河日记》[187]、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188]、刘顺利《朝鲜文人李海应〈蓟山纪程〉细读》[189]和《王朝间的对话》[190]等。2014年，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推出韩使燕行录全文检索系统软件，共收录380余种燕行文献，方便学者使用。[191]

除以上各类版本《燕行录》之外，著者在《韩国文集丛刊》中发现未收“燕行录”52种，现将具体目录，列表如下：

表5 《韩国文集丛刊》收录“燕行录”目录一览表[192]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出使身份 体例 出处

朝天录 苏世让 1533年 进贺行正使 诗歌体 阳谷集卷四

西征录遗诗 崔演 1548年 冬至行随行人员 诗歌体 艮斋集卷三

四行文录 崔岦 1577年 奏请行正使 诗歌体 简易集卷六

辛巳行录 崔岦 1581年 奏请行正使 诗歌体 简易集卷六

朝天录 裴三益 1587年 谢恩行正使 诗歌体 临渊斋集卷二

月汀漫录 尹根寿 1589年 圣节行正使 日记体 月汀先生别集卷四

状启呈文 郑崑寿 1592年 请兵陈奏行正使 状启 柏谷集卷二

戊戌辩诬录 李廷龟 1598年 陈奏辩诬行副使 奏本 月沙集卷二十一

呈文 金玏 1602年 冬至行正使 呈文 柏岩集卷五

呈文 李好闵 1609年 告讣请谥承袭使 呈文 五峰集卷十四

呈礼部卞诬文 李尚毅 1611年 奏请行正使 呈文 少陵集卷三

航海朝天诗 洪翼汉 1624年 奏请行书状官 诗歌体 花浦遗稿卷一

乙丑朝天诗 全湜 1625年 - 诗歌体 沙西集卷一

槎行诗 全湜 1625年 - 诗歌体 沙西集卷五

朝天录 李忔 1629年 谢恩行正使 诗歌体 雪汀集卷三

朝天录 洪镐 1632年 奏请行书状官 诗歌体 无住先生遗稿卷五

使沈诗 沈悦 1639年 进贺行正使 诗歌体 南坡相国文集卷一

燕行诗 申翊全 1639年 谢恩兼正朝行正使 诗歌体 东江先生遗集卷四

雪窖集 金尚宪 1640年 - 诗歌体 清阴集卷十一

后雪窖集 金尚宪 1643年 - 诗歌体 清阴集卷十二

西征录 曹文秀 1643年 冬至行副使 诗歌体 雪汀诗稿卷二

燕行录 作者 出使时间 出使身份 体例 出处

雪窖别集 金尚宪 1644年 - 诗歌体 清阴集卷十三

燕行录 李景奭 1644年 谢恩行正使 诗歌体 白轩集卷七

到沙河驿状启 李? 1656年 谢恩行正使 状启 松溪集卷四

丙辰燕行录 李瑞雨 1676年 进贺谢恩兼陈奏行书状官 诗歌体 松坡集卷三

燕行诗 孙万雄 1677年 谢恩兼冬至行书状官 诗歌体 野村集卷一

燕行诗 崔奎瑞 1679年 陈奏兼奏请行副使 诗歌体 斋集卷一

燕行诗 申琓 1681年 奏请兼冬至行书状官 诗歌体 絅菴集卷三

柳尚运 燕行诗 1682年 谢恩兼冬至使副使 诗歌 约斋集卷二

燕行诗 李世华 1684年 谢恩兼冬至行副使 诗歌体 双柏堂集卷一

燕行诗 申厚载 1689年 陈奏兼奏请行副使 诗歌体 葵亭集卷一

燕行诗 李世白 1695年 冬至行正使 诗歌体 云沙集卷三

星槎录 宋相琦 1697年 奏请兼陈奏行书状官 诗歌体 玉吾斋集卷二

燕行诗 徐泰宗 1703年 冬至行正使 诗歌体 晚静堂集卷四

燕行诗 权以镇 1724年 进贺兼谢恩行副使 诗歌体 陶谷集卷二

燕行诗 李德寿 1735年 谢恩兼冬至使副使 诗歌体 西堂私载卷二

燕行诗 李匡德 1739年 陈慰兼谢恩使副使 诗歌体 冠阳诗集卷一

杭传尺牍 洪大容 1765年 冬至兼谢恩行子弟军官 尺牍 湛轩书外集卷一、二、三

燕行录 徐命膺 1769年 冬至行正使 诗歌体 保晚斋集卷一

燕行诗 李德懋 1778年 谢恩兼陈奏行随行人员 诗歌体 青庄馆全书卷十三

天涯知己书 李德懋 1778年 谢恩兼陈奏行随行人员 尺牍 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三

燕行诗 朴齐家 1778年 谢恩兼陈奏行随行人员 诗歌体 贞蕤阁三集

燕行诗 朴趾源 1780年 进贺兼谢恩行军官子弟 诗歌体 燕岩集卷四

北塞纪略 洪良浩 1782年 冬至兼谢恩行副使 纪事一 耳溪外集卷十二

北塞杂谣 洪良浩 1782年 冬至兼谢恩行副使 歌谣 耳溪集卷二

癸亥燕行诗 洪奭周 1803年 谢恩行书状官 诗歌体 渊泉集卷二

辛卯燕行诗 洪奭周 1831年 谢恩行正使 诗歌体 渊泉集卷四

远游草 姜玮 1873年 谢恩兼冬至行随从人员 诗歌体 古欢堂收草卷十六

析津于役集 金允植 1881年 领选使 诗歌体 云养集卷三

三、《燕行录》的特点

明清时期，中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往密切，朝鲜曾多次派遣使团到中国进行朝贡并进行文化交流。朝贡期间，朝鲜使团人员与中国官员、学者以及西方传教士进行密切地接触，并到琉璃厂等文化之地游览书肆以及参观名胜古迹。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回国后均要由国王召见，当面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和通事，必须将朝贡期间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他们多由汉文写成，也有个别是用朝鲜文字写作的。这一系列记录朝鲜使团师团人员沿路的所见所闻的著作，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明清各个时期的《燕行录》。

《燕行录》是一系列关于燕京之行的书的总称，因而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首先，《燕行录》是朝鲜使团出使中国的使行日记，所记录的内容是朝鲜使团成员在清朝朝贡期间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可以说，《燕行录》是用朝鲜使团通过异域者的视角来观察清朝社会的文字记录，并且大部分用中国汉文写成，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用朝鲜文字写成，这是《燕行录》不同于其他域外文献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其次，《燕行录》的内容十分丰富，具体表现在为三个方面。

文字、卷数多寡不一，并无固定的体例和规定。《燕行录》是朝鲜使团成员出使清朝的记录，所记内容由成员个人决定，可长可短，可复杂可简单。简短的《燕行录》记录具体时间以及当天的天气、行程及简单的所见所闻；复杂的会详细记录每一天的行程活动，具体的行程，经过何地、详细到村庄部落，今日游览了哪些名胜古迹，与何人说了什么话，自己有何感想，也有一些使团成员会记录他们与清人吟诗酬唱的内容，或抄录一些当时认为有用的资料。

作者层次广。朝鲜使团成员均可对出使中的见闻进行记录，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以及没有任何官职跟随而来的随行人员，如洪大容、朴趾源等朝鲜文人，他们本身并不担任任何官职，只是想了解清朝社会的实况，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子弟军官的身份跟随使团来到北京。

年代跨度大。目前所见的记录始于崇德二年（1636），终于光绪十四年（1888），历经清朝十帝二百五十一年，而此时朝鲜正处于李氏王朝十一帝的统治时期。因此，《燕行录》记录的年代跨度大，并非一朝一代之作，纵观整个《燕行录》上下跨越600余年，朝鲜几个家族几代人陆续到明清两朝进行朝贡。

朝鲜使团成员依据个人感兴趣内容的记录，不拘泥于形式，记录的内容丰富而生动。由于存在文化思想观念和政治经济上的差异，朝鲜使团成员在朝贡期间对清朝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非常感兴趣，如使臣洪大容出使中国的目是要亲眼见到中国奇士，其“初无官差，来此无他意，只愿一见天下奇士，一讨襟袍”。使臣朴思浩则是为观察中国的经济而来。“为观光上国，随上价来”，因此，清朝的时政、士人科举、著名人物、风景名胜、婚丧嫁娶、商业市集以及边境贸易等方面都是朝鲜使团成员感兴趣的内容。面对清朝的不同阶层人物，朝鲜使团成员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有时还会对一些问题进行个人评价。

第二节《燕行录》的史料价值与存在的问题

一、《燕行录》文献的史料价值

《燕行录》是朝鲜使臣到中国的使行记录，大体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且上下贯穿600余年，时间衔接紧密，据此可以清晰地把握相关史事的发展变化。就其史料价值而言，《燕行录》多记载国内史书有所顾忌而不敢记录的内容，或因国内习以为常而忽略的内容，其中既有局外人的敏锐观察，又有对时局的精准评价，故《燕行录》的史料价值极高。它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官方史料的不足，还可以纠正官方史料存在的错误与问题。具体而言，《燕行录》的史料价值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明清东北史料的补充价值。朝鲜使臣在中国境内的路程约为30站，在东北地区占2/3的路程，因此《燕行录》是研究东北史的重要文献。由于明清战争和清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的“保护”政策，导致东北地区的文献相对滞后，主要依赖实录、地方志和私人的笔记，所记载的内容或较为简略，或语焉不详，尤其是明清战争和满族入关前的史事，多有模糊或篡改，而朝鲜域外汉籍“燕行录”文献则是朝鲜使臣的亲身经历，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可以弥补官方史料的缺失与不足。

首先，对明清战争及战场的还原。松锦战役历时两年（1641—1642），是明清在东北一次决定性战役。最终以明军溃败，清军俘获明辽东总督洪承畴，祖大寿投降，清军占领锦州、杏山、松山、塔山为结束。但战争后的残局如何收拾？洪承畴、祖大寿及其手下的将领军兵命运如何，城内百姓是否遭到屠戮？以上这些，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除了洪承畴与祖大寿被清朝所重用外，其他都被史官有意无意所“省略”。而在《燕行录》文献中却有明确地记载。清顺治六年（1648），朝鲜派遣冬至兼谢恩使赴燕，姜与载以书状官的身份记录了松山、杏山、锦州一线的战场遗迹情况。“松山堡至杏山堡两垒相对，凿壕筑墙，自北山至海口周回几至二三十里，髑髅成堆，处处独在，两堡残毁，其祸甚酷，盖清人忿其固守杀掠至此。”[193]仁安君李瑛在《燕山录》中记载：“杏山三十里许，白骨堆积于路旁，清兵关外战斗，杀戮最酷于此处。”[194]顺治十三年（1656），朝鲜麟坪大君以谢恩行正使的身份赴燕，他在《燕途纪行》中写道：“历松山堡，满城残夷，无异大凌河。只有流民五六户，所见惨酷。盖闻戊寅（崇祯十一年），清人缮修义州卫废城，先为根本，距锦州八十里，翌年己卯（崇祯十二年），大发兵进逼锦州，筑长围三匝以困之。明季政乱，宦寺专权，祖总兵大寿告急题本皆止于司马门，以故崇祯皇帝漠然不知者三年。辛巳（崇祯十四年）间帝始觉悟，而不罪宦竖，以吏部侍郞洪承畴为总督军门，领八总兵十三万军进驻松山，使解其围。部曲总是秦赵燕代之蕃汉貔貅，骁勇善战，屡挫清师，几乎解围矣。缘本国精炮善战，胜负未定。清主弘陀始（皇太极）又尽扫国中精锐以赴平野，一战王师败绩，遂进围松山。是夜宁远总兵吴三桂率所部万余骑溃围驰出。伊时余则解质东归，昭显与今上（凤林大君）从征，俱在阵上。帷幕初设处因地势不便，才移他所，则汉兵溃围之路即初设帷幕之地也。倘非今上洪福，吾东过百生灵将未免剑铓之魂矣。翌朝清人益添兵松、杏、塔三处，筑长围三匝，一如锦州之困，而清主则还沈阳。盖锦松、杏相距俱为三十里，月晕孤城，水泄不通，朝暮号炮，以报存亡。岁壬午（崇祯十五年），燕赵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翻松山内应，军门洪承畴，总兵祖大乐、祖大弼、祖大清等俱降。及其论功也，王、曹反耻降虏，不屈而死，何其前后悬殊，盖秉彝之性不泯故也。曹本是流贼，王则世臣，三祖乃大寿从兄弟，皆善战者也。于时大寿闻松山败没，诸祖纳降，遂屈膝清阵。独蒙兵数千仗义不屈，清人大怒，诱以宴会，使去弓箭，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兵素善战，以赤手相搏，还夺弓剑，崇朝鏖战，纵未得生，亦能搏杀数千铁骑，如此忠勇，华人所罕。骸骨秪今堆积于锦州东川边。老祖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而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锦、松虽陷，杏、塔誓死不降，及城陷，人皆死节。清人怒其久不降下，夷城，三山屠民。锦州因以守之，以图宁远四镇。筑长围，基址尚今不泯，观者扼腕。是役也，清主征吾东数千精炮替戍四五年，总能射命中。明师论功，虏头半百，金丽头倍之。东方将卒纵怯清人威令，含羞赴敌，国家数百年养兵，未用于当用之时，反用于不当用之地，呜呼！惜哉。”[195]

用城毁人亡这四个字来形容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并不为过，松山、杏山、塔山三城被毁，城内百姓及守城数千将士均遭屠杀，尸骨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朝鲜使臣申濡曾有诗云：“垒堑为平地，人物靡孑遗。天阴骷髅哭，夜黑磷火飞。”[196]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朝鲜使臣孟万泽路过松山堡时看到“路下深坑中尚多白骨云”[197]。若非朝鲜使臣的秉笔直书，恐怕松锦战役的真相会永远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

其次，对明清时期著名人物的认识。宁远总兵吴三桂是明末清初最具争议的一个人物。吴三桂，江南扬州府高邮州人（今江苏高邮），崇祯初，其父吴襄为锦州总兵，籍隶辽东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吴三桂以武举承父荫，擢为总兵，驻守宁远城（今辽宁兴城）。松锦之战，明军溃败，吴三桂突围，逃回宁远。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军直逼北京，北京危在旦夕。崇祯皇帝下旨命吴三桂进京勤王，在到达丰润县时，得知京师已被李自成攻破，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以身殉国。吴三桂只能返回山海关，等待时机。弃宁远城而守山海关，成为吴三桂的一大罪状，而后因为陈圆圆引清军入关，更让吴三桂成为被后世所唾弃的历史罪人。然而在《燕行录》文献中，自始至终从未出现过陈圆圆这个名字，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真正原因，朝鲜麟坪大君在《燕途纪行》中曾记载：“当时吴三桂弃关外，退保山（海）关。李自成（流贼巨魁）既陷燕京，遂招三桂。三桂不从，自成怒杀三桂之父，逼其所守之城。三桂虽痛君亲罔极之仇，兵微将寡，束手待亡，清兵乘此机猝迫之。三桂急于复仇之计，不念附虏之耻，开门纳款。清师万余，自成兵四十万，而骑步之势悬绝。一战蹂躏，流贼风靡。于是三桂甘受王号，坐镇汉中，号令秦陇。嗟乎！其时力不能扶护大明，宁自刎以死以明其素志，则千载之下，其节义之褒宜何如哉。而终未能办此，虽与其外舅大寿有所间隔，其实乃五十步百步也。”[198]

麟坪大君曾与清军共赴战场，他的记载真实可靠。没有所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多为后人牵强附会之说。当时吴三桂身负国仇家恨，急于复仇才引清兵入关。且入关时多尔衮再三表示无意于天下，只是“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以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199]。在朝鲜使臣的眼中，“世或以三桂开关纳清兵为罪，此不然也。当是时，皇城已陷，帝殉社稷，天下亡矣。三桂虽欲独保关门，得乎？其势不破于自成，则破于清兵，不由三桂主张也。”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实为无奈之举，“但襄死，而三桂死，则善矣。而不能死，此三桂罪也。”[200]不能一死以全臣节，甘愿屈膝虏廷，这才是吴三桂最大的罪过。

再次，对辽东城镇兴衰的考略。辽阳城位于太子河南岸，是辽东地区的政治与军事的中心。论其形势“辽阳处广漠之野，而兼海陆之利。北控宁、锦，关外之形势相接；西通登、莱南方之商船咸湊。清之大统，实基于天命之先据辽阳，此所以为边徼必争之地”[201]。明代于此设辽东都司，下辖三万卫、辽海卫、沈阳中卫、广宁卫等二十五卫。辽东城分南城和北城。南城建于洪武五年（1372），由都督马云、叶旺主持下在旧城基础上修建而成，周围十六里，二百九十五步，高三丈三尺，池深一丈五尺。共分六门，南门：左安定门，右泰和门；东门：南平夷门，北广顺门；西为肃清门，北为镇远门。北城建于洪武二十年（1379），共三门，东为永智门，西为武靖门，北为无敌门。南北城周围共二十四里，二百八十五步。[202]后屡经修缮，城池坚固，是朝鲜使行的必经之路。明代朝鲜使团先到安定门外朝鲜馆住宿，然后由安定门进城。

明清两代，朝鲜使臣路过此地留下诸多诗词和日记，见证了辽东城的历史变迁。明洪武年间，朝鲜使臣权近曾作《入辽东城》诗云：“漫漫平野渺无痕，粉堞横空望似云。杰阁翚飞增壮势，雄藩虎据稍前闻。风尘已息三边警，旗鼓长闲六卫军。奉使远游胡不乐，如今天下正同文。”[203]嘉靖十六年（1537），丁焕以圣节行书状官的身份赴明，路过辽阳时曾写道：“雉堞峻状，隍堑广深，闾阎繁夥，物货富丽。”[204]万历二十七年（1599），朝鲜使臣赵翊看到的辽阳是“城中栉比，小无缝隙，大小衙门并无数，路旁诸处牌楼相接”[205]。即使到了明代晚期，辽东狼烟遍地，作为首府辽阳城依旧城池坚固，经济繁荣，人口众多。万历四十七年（1619），李弘胄以谢恩兼千秋行正使赴燕，他在《黎川相公使行日记》中记载：“俯瞰城中，则方城延袤各数里许，万家灯火，人物繁庶，真巨镇也。”[206]

经过明清战争，辽东人口锐减，大片沃土沦为荒野，经济萧条，顺治十三年（1656）朝鲜麟坪大君李?经过辽阳曾写道：“从辽东旧垒小北门入，一望周遭，殆将数十里。新置辽阳知县，移关内流民六百户以实之，而极目荒墟，里落萧条。”[207]顺治十八年（1661），奉天府尹张尚贤在上给清政府的“根本形势疏”中，对辽东地区形势这样描述：

“自兴京至山海关、东西千余里。开原至金州、南北亦千余里。又有河东河西之分……以内而言，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规，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如盖州、凤凰城、金州、不过数百人……此河东腹里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凑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此河西腹里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208]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一方面积极推进招民开垦的条例，鼓励关内汉族民人到关外垦荒种田，移民实边，另一方面调整并完善辽东行政机构，配备官员，管理当地百姓，并划拨土地予以招民。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臣洪夏命路经辽阳时，看到辽东经济已经有所恢复。“行过旧辽东城中，人家稠密，左右关肆。记余癸巳年（顺治十年）间奉使往来时，城中只有若干人家，今则人物甚众，问其所以，则自北京移民于此地，业商者多聚云。”[209]

到了康熙末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人口增加，辽东的经济已呈欣欣向荣的景象。康熙六十年（1721），李正臣以谢恩副使的身份赴燕，他在《燕行录》中曾记载：“若其市廛，则挟道高楼杰阁自东门至西门，其门三里许。左右市阁率皆开张，绫罗锦绣，金玉珠贝，其他巨细精粗器皿物件，云委山积，买卖纷纷，人肩相磨，比之凤城，市肆十倍有加矣。”[210]此时的辽阳城逐渐由明代政治与军事重镇转为经济类型的城镇。

到了清咸丰年间，辽阳经济更为发达，俨然成了关外一商业都会。咸丰三年（1853）朝鲜使臣姜时永在《輶轩续录》中曾记载：“渐进辽城，车马杂还，自东门（扁曰绥远）入城，则屋宅井井，雕墙粉壁，及其精巧。转入市中，每铺树以朱红高柱，或树玄木高牌，所卖之货，名以金字，刻于其上。又或悬以所卖之物样，如兴盛店、裕兴局、成衣老铺、首饰店，货真价实，不误主顾，仕官行台，草料俱足等名色，是书其货名也。如木刻、扇子、烟盏、银钱、酒壶、纸面等名色，是悬其物样也。茶市、香铺、锦店、药局，其他种种名色，炫耀人眼，不可名状，穰穰喧喧，肩摩毂击，真是大都会也。”[211]

最后，对东北民俗文化的补充。民俗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民俗具有历史传承的特点，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积累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文化。从历史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燕行录”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上下贯穿六百余年，内容丰富，记载大量风土人情、百姓生活，特别是关于东北地区，更为详细。而且它以局外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百态，常记录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例如东北地区的烟酒文化和育儿文化。

烟与酒是东北饮食民俗中的一大特色。东北地区气候严寒，冬天“地裂盈尺”。加之满族长年在山林狩猎，常有蚊虫蛇蝎出没，烟与酒作为最廉价易得的防寒护身佳品，很快普及开来。在《燕行录》文献中多有记载。“南草，男女老少，无人不吃。而待客之际，与茶并设，故称南草为烟茶。然其草细切，晒得极干，无一点湿气，故一瞬燃尽，而亦不叠吃，一竹便止。通一日所吃，多不过四五竹。”[212]还有一种称之为“鼻烟”。“鼻烟亦名飞烟，用烟作细屑，盛于壶，以指尖抹于鼻孔，而用气吸之。壶用琥珀蜜花等物，佩于衣带间，谓之鼻烟筒。又以槟榔、缩砂盛于囊，人多长服。”[213]

盛京地区的酒主要有两种。一是烧酒即白酒，也称为“烧锅”[214]，因酿酒作坊而故名。烧酒是盛京地区最主要品种，以高粱和玉米等谷物酿造，酒性甚烈。饮用后可以活血驱寒，深受盛京地区民众的喜爱。朝鲜使臣对其评价并不高，认为“烧酒，味同我国（朝鲜），而饮后腹中不安，似因和石灰而然。路逢酒车载荆瓮，以灰涂瓮装酒以去。然则非但酿时之入灰，酿后亦添灰气也”[215]。一是黄酒即清酒，以黄米酿造，其酿造方法，据《扈从东巡日录》记载：“炊谷为糜（黄米），和以麴蘖，须臾成酿，朝酿而夕饮，味稍甘，多饮不醉。”[216]其他种类的就还有“史国公”、玫瑰酒、葡糖酒和竹叶青。相传竹叶青酒“香味颇佳，多饮不醉”，朝鲜使臣李田秀在盛京时，曾邀友人共饮此酒，并在《入沈记》中记载：“色如我国冬青酒，而无甚香味，颇甜，差胜黄酒、烧酒之有灰气，而谓之佳品则未有之。饮过本量而果不堪醉，醉亦旋解矣。”[217]这是乾隆年间关于竹叶青酒的真实记载，对研究该时期酒文化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再如，东北地区具有特色的育儿风俗。“养活孩子吊起来”，这是指北方民间特有的摇篮育儿风俗。摇篮又称“摇车”或“悠车”，是为了适应北方游猎民族男女同时参加游猎生产而出现的育儿工具。最初是将幼儿装入皮兜，挂于树上，用以预防野兽和蛇蝎。游牧民族定居后，将摇篮移入屋中。这样，妇女可以一面操持家务，一面照顾孩子。朝鲜使臣金正中曾记载：“儿始生，以锦绣为窠，置儿其中，悬诸架下，状如鸡窠。儿啼则以手摇其窠，或左或右，摇摇不定，则儿声即止。名曰摇车。”[218]朝鲜使臣并不明白摇篮的作用，认为这样做“以故及长，乃风寒善驰骋，不然夭且多病”[219]。

第二，对清代帝王及其史事的参证价值。首先，关于清朝皇帝的形象。在中国官方史书多赞美之词，并无具体描述。如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记载：“太祖仪表雄伟，志意阔大，沉几内蕴，发声若钟，睹记不忘，延揽大度。”[220]而朝鲜使臣申忠一记载：“奴酋（努尔哈赤）不肥不瘦，躯干壮健，鼻直而大，面铁而长。头戴貂皮（帽），上防耳掩，防上钉象毛如拳许。又以银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亦饰于象毛。前诸将所戴，亦一样矣。身穿五彩龙文天益，上长至膝，下长至足，背裁剪貂皮以为缘饰。缘饰则或以貂，或以豹，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护顶以貂皮，八九令造作。腰系银入丝金带，佩帨巾、刀子、砺石、獐角一条等物。足纳鹿皮兀剌靴，或黄色或黑色。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小许。上下二条，辫结以垂，口髭亦留左右十余茎，余皆镊去。”[221]

这是对努尔哈赤最为生动、详细的描述。努尔哈赤身材健硕，鼻直面长，面色黝黑，头戴貂皮帽，身着五彩龙纹袍服，上长至膝，下至脚踝。因东北冬季寒冷，故穿貂皮，或以貂皮饰缘。腰系金带，足穿鹿皮兀剌靴，发辫是“上下二条，辫结以垂”，类似契丹人三搭头[222]打扮，与入关后的发式稍有不同。

再如，清圣祖康熙皇帝的形象，《清实录》记载：“上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徇齐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语出至诚，切中事理。”[223]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神采焕发，威严端肃的年轻帝王形象。然而在闵鼎重《老峰燕行录》中“清主身长不过中人，两眼浮胞，深睛细小无彩，颧骨微露，颊瘠颐尖”[224]。著者认为闵鼎重描写较为真实。康熙皇帝少年敏而好学，常常读书至深夜，自然睡眠不足，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两眼浮肿而无神。至于康熙皇帝的身长，康熙皇帝自己曾经说过：“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异无非常。”[225]

其次，关于帝王史事钩沉，多与中国史书记载有所不同。如选定玄烨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一是因为他出过天花，二是因为他的兄长福全正在出天花，且玄烨的品行要比他的兄长好。据朝鲜使臣赵珩《翠屏公燕行日记》记载：“正月初八日，衙役来传皇帝音讣。病患有无，未曾可知。而遽尔传讣，闻来不觉惊愕。或云自初四日患痘，或云自海子入来时已有病患。初七日四更头竟至不救。两侧室各有一子，而一则十二岁，而方患痘；一则七岁儿，而为人优于其兄，皇帝临终命立第二儿，使内大臣四人同心辅政。”[226]赵珩《燕行日记》是顺治皇帝病故、康熙皇帝继位的最原始笔记，史料价值极高。

第三，《燕行录》文献的其他史料价值。《燕行录》是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一手资料。朝鲜使团特别是冬至使团，有固定的出行时间。一般是每年十月末离开朝鲜王京，两个月后到达北京，于次年二月返回。前后长达五个月的时间，正是中国北方河流冰封和解封的时间。因此保留了大量关于冰情和天气变化的史料，为研究北方气候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燕行录》也记载了从朝鲜王都汉阳到中国北京三千里路程中的山川地貌、地理形势、驿道里程、沿途景观、历史古迹，由于使臣行程固定，且时间连续，因此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北方地理风貌的变化。

二、《燕行录》存在的问题

对于《燕行录》的出版，学术界投入了较大的精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海内外学者先后出版了几套丛书，但多为原版影印，并未进行相关校注工作，“燕行录”的整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左江《燕行录全集考订》[227]、杨军《燕行录全集订补》[228]、漆永祥《燕行录全集考误》[229]、《关于“燕行录”界定及收录范围之我见》[230]、《关于燕行录整理与研究诸问题之我见》[231]、夫马进《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解题》[232]、张杰《〈燕行录全集〉中“未详”作者之考证——燕行录〉研究之二》和《〈燕行录〉若干编纂问题之商榷——〈燕行录〉研究之三》[233]等论文，主要是对林基中教授搜集整理《燕行录全集》进行考订，包括对燕行录数量的估计，燕行文献的重复收录，燕行录界定与收录原则，燕行录作者、作者生卒年及时间考证。对燕行录的内容和文献本身并无太多考订，著者拟从这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抛砖引玉，以期对“燕行录”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首先，关于《燕行录》内容相似或抄袭。内容相似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引用，标明原《燕行录》出处，引征有据可查。例如金景善《燕辕直指》中“眺览交游”条目，全部引用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和朴趾源《热河日记》，但在开头加“稼记曰”“燕记曰”“燕记”等字样，方便查找。二是类似抄袭，却不完全抄袭，即在原作者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展。例如朝鲜使臣对中国民俗的记载，多以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为蓝本。

《老稼斋燕行日记》山川风俗总录中，摘录寺庙和建筑加以说明。其记载如下：

有村必有寺有庙，如辽阳、沈阳、山海关等处最多。至北京城内外寺观，比人家几三分之一，但一寺所居僧，虽大刹不过数十人，道士尤少。[234]

室中附窗为炕，炕即堗也。其高可踞，长竟一间，广可卧而足不可伸。炕外皆铺砖，而贫者否。灶在室中，皆安釜，其客堂则不然。门户皆从内开闭，枢悉用木，户环之外无铁饰。[235]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记载：

有村必有寺有庙，如辽阳、沈阳、山海关等处最多。至北京城内外寺观，比人家几居三分之一，但一寺所居僧，虽大刹不过数十人，道士尤少。其僧皆不识文字，而顽硬不恭，全无释子修谨貌样，所服缁黄色长衣，头着黑帽，状如我国寝帽而方其稜。[236]

室中附窗为炕，其高可踞，长可一间，广可卧而足不可伸。炕外皆铺砖，而贫者否。灶在室中，皆安釜炊，烟恒满而人不以为苦，由其习惯为常而然也。枢悉用木，门无铁环，以木贴门之中央而穴其内，欲闭则插木于其穴，欲开则抽之。窗槅皆向内，从内开闭而糊纸于外。东八站、辽东等店，多糊以我国（朝鲜）白纸，以近我国，易于觅得也。[237]

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基本抄录金氏燕行日记，改动并不大，只是增加了寺庙僧人和糊窗纸的情况。

再看李商凤《北辕录》中山川风俗总论所记载：

有村必有寺与庙，如辽阳、沈阳、山海关等处最多。至北京城内外，寺观比人家几居五分之一。西直门外最胜，宫城内西苑亦有之。但一寺所居僧，虽大刹不过数十人，道士尤少。[238]

室中附窗为炕，炕即堗也。其高可踞，其长可伸足而卧，广可联枕而已。炕外皆铺砖为庭，贫者在室中安釜，其上客堂则不然。门户皆从内开闭。枢悉用木为之，唯门环或用真铁。东八站窗户皆从外面糊纸。[239]

李商凤《北辕录》和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在《老稼斋燕行日记》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和修正，但总体记载基本一致，显然出自同源，且并未注明出处，既可算作抄袭，也可视为直接引用。从中可以看出，《燕行录》前后阴袭的现象颇为常见。

关于《燕行录》内容抄袭。例如朴趾源《热河日记》“旧辽东记”中关于辽东城有如下记载：

城古卑狭，廷弼闻敌骑入境，令夷城。清人怪之，不敢逼。及谍知改筑，引兵至城下，新城峨峨，一夜而成。后廷弼去而辽陷，清人忿其城坚难拔，毁其城。以方兴得胜之兵，十日而毁犹未尽云。皇明天启元年三月，清人既得沈，又移兵向辽。经略袁应泰方议三路出师以复抚顺，未行而闻虏陷沈阳，又将向辽。遂开太子河注水于壕，环兵登埤。清人陷沈五日，至辽阳城下。奴儿哈赤者，所谓清太祖也，自统左翼兵先至。皇明总兵李怀信等率兵五万，出城五里而营。奴儿哈赤以左翼四旗击其左，清太宗引精锐请战，奴儿哈赤不许。洪台时（皇太极）坚意行，遂留二红旗伏城傍觇视，奴儿哈赤遣正黄旗、镶黄旗助洪台时（皇太极）冲明营之左，四旗兵继至，天兵大乱。[240]

再看金景善《燕辕直指》关于“旧辽东城记”的记载：

城故卑狭，廷弼闻建人将至，令夷城。建人怪之，不敢逼。及谍知改筑，引兵至城下，新城峨峨，一夜而成。后廷弼去而辽陷，建人忿其城坚难拔，毁其城。十日犹未尽云。天启元年三月，清人即得沈，又移兵向辽。经略袁应泰方议三路出师以复抚顺，未行而闻沈阳已陷，又将向辽。引太子河注濠，环兵登埤。清人陷沈五日，至辽阳城下。清太祖自统左翼兵先至。明总兵李怀信等率兵五万，出城五里而阵。清太祖以左翼四旗击其左，清太宗引精锐请战，太祖不许。太宗坚意行，遂留二旗伏城傍觇视，太祖遣正黄旗、镶黄旗助太宗冲明阵之左，四旗兵继至，明师大败。[241]

两段文字，除了称呼不同之外，其余基本一致，明显是金景善《燕辕直指》抄袭朴趾源《热河日记》。

再举一例。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山川风俗总录，记载：

自凤城至周流河，草家居多，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土屋居多。自有土屋以后，间有瓦家。而绝不见草家，此无草而然也。[242]

家家奉关帝画像，朝夕焚香，店肆皆然。关帝庙必供佛，佛寺必供关帝，为僧者一体尊奉。曾无分别。[243]

再看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载：

自凤城至周流河，草家居多，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土屋居多。自有土屋以后，间有瓦家。而绝不见草家，此无草而然也。[244]

家家奉关帝画像，朝夕焚香，店肆皆然。关帝庙必供佛，佛寺必供关帝，为僧者一体尊奉，曾无分别。[245]

这两段文字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区别，同出一源，可视为抄袭。

其次，关于《燕行录》文本的问题。燕行录是朝鲜使臣到中国的游记，由于作者所处年代和文学水平不同，以及对中国缺乏相应地认识，常会出现书写或知识方面的问题。如朝鲜使臣李海应对清代官员服饰的记载：

朝服皆蟒袍。亦有披肩、接袖、补服等名。圆裁锦幅，贳顶而加肩。前后蔽领曰“披肩”衣至腰，袖短及肘曰“接袖”。自一品至九品，等级截然。

朝帽。一品起花金顶，（金顶，至四品皆同）。上衔红宝石，中嵌东珠。二品上衔珊瑚，中嵌红宝石。三品上衔蓝宝石，中嵌小红宝石。四品上衔青金石，中嵌小蓝宝石。五品上衔水晶，中嵌小蓝宝石。六品上衔车磲，中嵌小水晶。七品以下，无上衔，而中嵌小水晶。

朝带。一品玉板四围金镶。二品起花金圆版四块，中嵌小红宝石。三品起花金圆版四片。四品与三品同，而银镶边。五品同四品，而用小金圆版。六品玳瑁圆版四块银镶边。七八品玳瑁圆版四片。

蟒袍。一品通身九蠎四爪。二品、三品，九蠎四爪。四品、五品，九蠎四爪。六品以下。五蠎四爪。

补服。一品文凤、武麒麟。二品文鹤、武狮。三品文鸾、武豹。四品文华虫、武虎。五品文鹭、武熊。六品文孔雀、武彪。七品以下，文鹊鹑、武海马。

坐褥。一品冬用狼皮，夏用全红褐，衬红毡。二品冬用獾皮，夏用红褐。镶青褐，衬红毡。三品冬用貉皮，夏用青褐。镶红褐，衬红毡。四品冬用野羊皮，夏用青布，衬红毡。五品冬用青羊皮，夏用蓝布。衬白毡。六品以下，冬用黑羊皮。夏用黑酱色布，衬白毡。[246]

以上记载错误较多，其中朝帽条目三品官顶子应为珊瑚。朝带条目，一品大员朝带中嵌红宝石。五品官员中小金圆版应为素金园版。七八品官员朝带不同，八品官员朝带应为羊角圆版四片。补服条目一品文官补服是仙鹤，二品文官补服应为锦鸡而不是鹤，三品文官补服应为孔雀而非文鸾，四品文官补服为雪雁，五品文官补服不是鹭而是白鹇，六品文官补服应为鹭鸶而不是孔雀，七品和八品武官补服是犀牛，九品为海马。坐褥条目记载不够详尽，七品坐褥为鹿皮，八品为狍皮，九品及未入流冬用獭皮。[247]

其他文字方面问题，诸如错字、漏字、异体字、通假字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作者个人习惯或传抄刻印时产生的，此类问题较为常见，应在研读时引起注意。

小结

《燕行录》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朝鲜国王要求使团人员记录的内容。在派遣使团出使前，朝鲜国王会要求使团成员（多为书状官）将沿途所见所闻以及到达北京后的感想记录下来，有时要求对某一具体方面做深入了解。例如使臣金昌业所著《老稼斋燕行日记》后面附有通事金庆门所书写的一份关于清代八旗兵丁调查记录就是应朝鲜国王所要求。再如“三藩之乱”时，朝鲜国王要求出使的朝鲜使团相关人员密切注意清朝的动向。

第二类是与朝鲜不同方面内容的记录。在中朝两国长期的发展中，因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等因素，朝鲜与清朝在政治制度或民俗方面会有较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就是朝鲜使团成员较为关注的内容。例如朝鲜使团人员在朝贡途中很喜欢询问清人服饰，“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中国的服饰与朝鲜进行比较，认为自己是中华的正统，中华文明的余脉，并感慨“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在如与官员交流时，朝鲜使团成员往往会询问科举考试的内容、官员选拔的途径等问题，同时还会对清朝官制做出自己的评价。

关于《燕行录》的版本，韩国方面，在1960和1962年，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影印出版了《燕行录选集》。20世纪70年代时，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将《燕行录选集》中的一部分译成韩文，并增加使臣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湛轩燕记》等数种燕行文献，出版了《燕行录选集（国译）》，共20篇。2001年，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了林基中教授主编的《燕行录全集》，共100册。除《燕行录全集》之外，2001年，林基中教授与日本的夫马进教授共同编辑出版《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3卷，其中收入日本所藏明代《朝天录》和清代《燕行录》33种。2008年，韩国成均馆大学大东研究院又选辑出版了《燕行录选集补遗》，凡3册20种。

中国方面，1978年，台湾珪庭出版社出版了明代《朝天录》4册36种；由广西师范大学弘华文教授主编《燕行录全编》，共4编，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至2016年，分4辑出版，共46册；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于2011年8月出版，共30册，精选燕行文献33种。

《燕行录》体例以日记编年体为主，详细记录使团人员赴燕途中所见所闻，包括每日的行程、路线、重要的事件、人物，并以叙事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使臣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凡每日的行程里数、天气、所经过的驿站、城镇、交通、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可以说是朝鲜了解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清代中期，《燕行录》体例逐渐以纪事本末题为主。例如洪大容《湛轩燕记》则打破日记体例的传统，以主题的形式进行叙事，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记述更加详尽和完备，同时又兼顾日记体例，将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详尽地标注。除此之外，还有诗歌体、尺牍、别曲、路程记等形式。

《燕行录》是朝鲜使臣到中国的使行记录，大体为当时人记当时事，且上下贯穿明清六百余年，时间衔接紧密，据此可以清晰地把握相关史事的发展变化。就其史料价值而言，它既有局外人的敏锐观察，又有对时局的精准评价，同时又不受故当时政治变化的影响，可以据实说明当时社会的变化，故“燕行录”的史料价值极高。它不仅可以弥补国内官方史料的不足，还可以纠正官方史料存在的错误与问题，是对明清东北史料的补充价值。它大致可以还原明末清初战争及战场的原貌，可以加深对明清时期著名人物的认识。如对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吴三桂的再认识等。还有对盛京城镇兴衰的考略。由于明末清初战争，以及清统治者对东北地区实现特殊的“保护”政策，导致东北地方志文献不足，因此对东北社会史缺乏深入的研究，而《燕行录》则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一点。由于时间的连贯性与记载的真实性，《燕行录》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出东北城镇的发展脉络。同时，《燕行录》具有对东北民俗文化的补充价值。它以局外人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百态，记录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

对于《燕行录》的出版，学术界投入了较大的精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海内外学者先后出版了几套丛书，但多为原版影印，并未进行相关校注工作，因此整理与挖掘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包括对燕行录数量的估计，燕行文献的重复收录，《燕行录》界定与收录原则，《燕行录》作者生平考证等。当然，《燕行录》的内容和文献本身也存在着较多问题。例如文本存在大量重复或者抄袭现象、记载有误等问题。这些都待于进一步进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