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小长假结束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曾令维的精神状态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特别是纪委那位戴着假发的莫处长找他谈过话以后，在难以忍受的绝望和悲愤折磨下，他的脑子里甚至乍现出从十五层楼的阳台上一跃而下的冲动。当然，他并不是想通过死来使自己从绝望和悲愤中彻底解脱，而是想通过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确实在百口莫辩的窘境下，死亡说不定是证明自己的唯一办法。
曾令维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己只不过是竞争一个副处长的位置，为什么会给自己带来如此多的烦恼。在竞选演说中，他声音哽咽、泪水涟涟地已经向大家说得够清楚了，他并不是图副处长这个位置给自己带来的经济实惠，也不是图副处长这个头衔给自己带来的些许虚荣，他唯一的目的只是想证明，就自己的年龄、自己的资历、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道德水准，完全可以胜任副处长这个位置，并且他可以自负地说，在三十多人的处室中，唯有他曾令维最能胜任这个位置。
然而，曾令维自认为发自肺腑的一番话，非但未能为他在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中赢得应有的支持和理解，反而一步一步地将他逼到想以死来证明自己清白的窘境。在演讲结束以后，他就敏感地感觉到许多人开始有意无意地躲避着自己，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谁都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神，或者是一只周身长满疥疤、流着脓水的癞皮狗。即使在无法躲避的情况下，他也从大家或者稍纵即逝，或者躲躲闪闪的眼神里，清清楚楚地读出“不自量力”这个让他浑身冰凉的恐怖字眼。及至后来，戴着假发的莫处长将他叫到那间背阴的宽大办公室里，将一大沓有的署着阿猫阿狗一类的假名，有的根本没有署名的举报材料扔到他的面前，一脸严肃地要他就材料上反映的那些问题，一项一项向组织解释清楚。
当喘着粗气、哆嗦着还没有将那沓材料看完时，曾令维的神经就已经崩溃了。他能不崩溃吗？本本分分、与世无争地活到知天命的年龄，第一次遇到被人举报还算其次，关键是材料上列举的那些问题他根本没办法回答。比如，说他年轻时有作风问题，曾玩弄多名女性。又比如，十多年前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他曾在唐家墩铁路桥下面的一家发廊里嫖过娼。再比如，五年以前，他负责质量评估的位于杨汊湖的春苑小区建成以后，一位姓袁的项目经理曾经送给他十万元“感谢费”，等等，林林总总不下二十个让曾令维闻所未闻的问题，几乎每一个问题都能置他于死地。
曾令维捧着那沓像烧红的铁板一样烫手的材料发了好一阵呆以后，突然明白过来，这些能将自己置于死地的问题，都是因自己不自量力竞选副处长这个位置带来的。于是，他强忍住几乎夺眶而出的泪水，使劲咽了口唾沫，小心地问一脸木然的莫处长：“我可以退出副处长的竞选吗？”
“退出副处长竞选是你的权利，但是举报材料上反映的问题，你仍得向组织解释清楚，不得有丝毫隐瞒。”莫处长用好似在冰水里浸泡过的眼神看着他说。
正是莫处长最后这句话，让悲愤交集的曾令维脑子里有了通过跳楼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想法。
曾令维在莫处长找他谈话的那天中午接到父亲曾祥晖的电话。父亲在电话里用细若游丝的声音告诉他，说刚接到马鞍山街道的电话，明天上午街道里要将他爷爷的坟从现在的位置迁移到岳公山公墓。“街道里特别强调，必须有直系亲属到场。你知道的，我现在病得连床都没法下，肯定没办法去了。你若有时间，最好能代我去一下。”父亲用无可奈何的声调说。
“那一堆黄土在那儿已经待了几十年了，既没招惹谁，也没妨碍谁，为什么要迁移呢？”曾令维没好气地说。
“他们说了，街道里要在那儿建一个耐火砖厂，所有有名有姓的坟墓都必须迁移走，否则就用铲车铲平。”父亲说。
放下父亲的电话，曾令维的脑子里因莫处长的谈话所带来的诸多烦恼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旋即被父亲骨瘦如柴的模样所替代。曾令维知道，就父亲对爷爷的感情而言，对于迁坟这件大事，他肯定会亲自到场，现在，他确实是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下，才会可怜巴巴地央求远在省城工作的自己。所以，心里纵有万千曾经有过的抱怨或者不满，曾令维仍然答应了自己的父亲。
当天下午，曾令维就用电脑打好了两份报告，一份是退出副处长竞选的申请，另一份是要求休年假的申请。分管人事的曹副局长戴上老花镜认真看完第一份报告后没有说什么，但在草草看完第二份报告后，他抬起头，取下老花镜，和蔼可亲地对曾令维说：“你是该休息一下了。我记得你在竞选演讲里说过，参加工作三十年来，你没有休过一天年假。这是真的吗？”
“我曾令维什么时候说过假话？”曾令维看着笑呵呵的曹副局长，不满地反问道。
“也是的，单位里谁不知道你老曾是一个老实人。”曹副局长避开曾令维的目光，低头将报告放进抽屉里，借以掩饰脸上的尴尬。
从曹副局长的办公室出来以后，曾令维又径直去到十楼机关党委办公室，找到分管党员发展的副书记杨昌月，直截了当地要求将半年前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写就的那份入党申请书退还给他。
“你这是为什么呢？组织上正准备考察你哩。”杨昌月双手放在堆满报纸的桌面上，一脸愕然。
“不为什么。”曾令维淡淡地说。
在接过杨昌月递过来的入党申请书后，曾令维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就径直走出了杨昌月那间充满浓浓烟臭味的办公室。在电梯里，他将整整五页入党申请书揉成一团，使劲塞进右边的裤袋里。内心里他早就决定好了，不向任何人解释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经过三个小时的颠簸，曾令维乘坐长途汽车到达马鞍山镇时已经是上午十点了。他的脸上和身上积满了一层薄薄的灰尘，感觉浑身上下都是紧绷绷的。站在杂乱的107国道边上，他像一个下错车的外地客人一样，茫然地打量着四下里既熟悉又陌生的一切。灰蒙蒙的太阳光下，无数青灰色的房屋像被人丢弃的积木一样，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国道的两边。屈指可数的几棵已经开始掉叶子的法国梧桐树，像褪毛的鸡一样，畏畏缩缩地拥挤在房屋与房屋之间狭小的缝隙里。稍远处一块有两个乒乓球台大小的水泥地面上，一个身材瘦小、须发斑白的老人蜷缩着坐在半截红砖上，用干瘦的双手，不紧不慢地翻晒一大堆像泥疙瘩似的红苕。老人觉察曾令维在偷偷打量他，就张开没了牙的嘴巴，满脸皱纹地朝他笑了笑。更远处的墙角边上，几个穿着深色衣服的老人围着一只放在方凳上的棋盘正在脸红耳赤地争吵着。而在他们的脚边，几只现在已经很少见的黑色翻毛鸡专注地在地上搜寻着可以下口的食物。
在曾令维几近淡忘的记忆里，三十多年前，这儿除了长满许多无人管理的刺槐树和白杨树以外，没有一间房屋。在那些刺槐树和白杨树后面的不远处，曾经兀立着马鞍山煤矿那座巨大的钢铁井架，一条写着“坚决扭转北煤南运”八个大字的巨幅标语，将青灰色井架朝东的一面完全覆盖住了。一条半人深的水沟从那些疯长的树丛中延伸出来，一年四季都流淌着从深深的矿井里面源源不断抽出来、散发出刺鼻腥臭味的黝黑水流。那时候，为了赶到远处的金口和县城求学，曾令维总是一个人形单影只地站在那些刺槐树和白杨树下，忍受着从水沟中散发出来的浓烈腥臭味，在薄雾弥漫的晨曦中静静地等待从咸宁方向开过来的长途客车。当时，他的怀里已经揣着一个从不敢示人的秘密，那就是无论如何都得逃离这个地方，并且逃得越远越好。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曾令维最终逃离了这个让他心悸的地方，并且时隔三十多年，他几乎从没有回来过。虽然他从没否定眼前这个被称作马鞍山的地方是自己的故乡，但是，他却对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非但如此，自他开始懵懵懂懂地知晓“现行反革命”“地主崽”这些名词的含义以后，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厌恶感就不可抑制地涌上他的心头。他竟然感觉这个地方有如一只深不见底的泥潭，正在一点一点地吞食自己孱弱的热情和生命。只有尽可能远地逃离这个地方，他才能获得新生。
沿着107国道往南边走了一百多米以后，曾令维从国道东边两幢房子间的缝隙里看到一条碎石子铺面的小路，并且从小路的尽头，看到了他在长途车上就努力回想的那座像癞痢头似的小山包。没错，将房屋间那条并不宽大的缝隙塞得满满的那一抹阴沉、让人沮丧的色彩，是棺山特有的。姑且不谈棺山这个地名的出处，只要是来过马鞍山街或者从马鞍山街上走出去的人，谁都知道这个地名几乎是马鞍山街所有恐怖的代名词。这个小山包原本就是一个不知存在多少年的乱葬岗，一九四九年前，更有无数横死在矿井里的工人被草草掩埋在这里，最终化为不为人知的尘土。曾令维清楚地记得，在他读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组织学生们在山包上植树造林，谁知刚刚开始，竟然有学生在乱石丛中挖出许多白惨惨的人骨。当下就有几个学生吓得瘫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接下来，所有的学生有如受惊的羊群一样，裹挟着故作镇定的老师，惊慌失措地从山包上逃了下来。
眼前的棺山好像比曾令维记忆中的那座棺山更加让他感到恐怖。山上曾经稀稀拉拉的杉树竟然一棵都没有了，无数裸露着的黑灰色石头，在阴沉的太阳光下像战场上被人遗弃的尸体一样，横七竖八地遍布在松泡的褐色泥土之中。一窝窝、一丛丛不同颜色的荆棘和杂草，在石缝间伸出战栗着的枝叶，好似一直在哭诉土地的贫瘠和荒凉。山顶上那座青灰色的水塔还在，在曾令维的记忆里，那座水塔无比高大，始终像个阴鸷的岗楼一样，镇守着脚下这片让人毛骨悚然的土地。但此刻在曾令维的视野里，这座水塔有如被一个小孩遗弃的塑料瓶一样，孤零零地立在乱石之上，散发出晦暗的光泽，竟然显得如此渺小，如此丑陋。
没费多少周折，曾令维就找到了那个负责移坟的中年人。中年人手里拎着一把锄头，冷冷地问曾令维是曾繁卿的什么人。曾令维迟疑了一下，说自己是曾繁卿的孙子。中年人将手中的烟头扔到地上，用怀疑的眼神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将一个铁皮夹子递到他的手上，叮嘱他在表格的家属栏里填上自己的名字。在签完自己的名字以后，曾令维对着表格里曾繁卿那三个字仔细看了好一刻，内心里他突然一片迷惘，因为他竟然无法肯定自己的爷爷就叫这个名字。
接着，中年人将曾令维带到一丛齐膝深的艾蒿旁边，指着一座用碗口大小的碎石块围成一圈的馒头形状的土堆，问道：“是这儿吗？”
曾令维不敢立即回答，而是犹豫地打量着眼前这座长满野草的土堆。内心里他万分惶恐，因为他确实没办法肯定眼前这座土包下面埋着的就是自己的爷爷。
“是这儿吗？”中年人皱着眉头，再次催问道。
这时，曾令维的眼睛突然一亮，因为他在那圈碎石的外沿分明看到一截露出地面、不到拳头高矮的枯树蔸。树蔸早就没有了生命的气息，乍一看上去，犹如一堆风干的牛粪。他记得多年前父亲曾经对他说过，六十年前，将爷爷草草埋到眼前这片乱葬岗上时，为了不至于与周边那些无主的野坟弄混淆，慌乱中，父亲将爷爷曾经用过的一根用檀树制作的拐杖插在坟头。只是不承想，这根拐杖竟然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中长活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长越高，越长越粗。现在，这棵应该生长多年的檀树之所以变成了一截不起眼的枯树蔸，肯定是被人砍断后，要么制成了扁担，要么当柴火烧了。当然，这一切都应该发生在曾令维记事以前，因为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这棵与爷爷相关的檀树曾经生命盎然地生长在这里。
“是这儿。”心中那块沉甸甸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曾令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接下来，中年人朝停在不远处的一台满是油腻的挖掘机招了招手。于是伴随着机器低沉的轰鸣声，挖掘机沉重的履带辗过遍地的乱石，像头喝醉酒的怪物一样，摇摇晃晃地挪到坟堆边上。随着巨大的铁铲缓缓扎进坟堆四周的乱石，曾令维感觉有无数耀眼的火星在眼前飞溅。待视觉恢复正常以后，他发现眼前那个馒头样的土堆已经不见了，乱石丛中只留下一个一尺来深的土坑。挖掘机又不紧不慢地挖了三铲子以后，那个土坑已经变得差不多有一米深了。中年人做了个暂停的手势，于是挖掘机将铁铲悬在半空，一动不动了。
“怎么回事呢？既没见着棺材板，也没见着石灰？”中年人紧皱着眉头，一脸的困惑。
“都要挖到老土了，怎么什么都没有呢？”那位留着光头的年轻司机从挖掘机上跳了下来，瞪着一双小眼睛，仔细打量着土坑深处泥土的颜色，“那我再挖两铲子试试。”
但是，接着又挖了两铲子以后，眼见着坑底紧实的红土都露了出来，仍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时，中年人好像突然明白什么似的，使劲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笑着对曾令维说：“你看我糊涂的。马鞍山镇上老一辈的人谁不知道你爷爷那年是被枪毙的，当时好像就用一床草席子裹着，匆匆忙忙埋在这儿。你说，我们现在到哪儿去找棺材板呢？”
眼前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曾令维的意料。不管爷爷是基于什么原因被埋在这儿，但是既然是给爷爷移坟，肯定得找到丁丁点点属于爷爷的东西，现在什么都没有，该如何是好呢？曾令维不由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中年人看出了曾令维内心的失落，犹豫了一下，提醒他到刚挖出的那堆新土里找找：“六十多年了，人肯定完全融到泥土里了，但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残存的硬实骨头，比如腿骨、头骨什么的。”
曾令维觉得中年人的话有道理，于是接过中年人递过来的锄头，蹲下身子，在那堆刚挖出来的新土里仔细翻寻起来。翻寻的结果并没有让曾令维完全失望，因为他虽然没有找到哪怕像火柴棍大小却属于爷爷的遗骨，但找到一块仍然锃亮的银圆。这块银圆非常特别，中间部位深深地陷了进去，好像有人用榔头或者其他锐利的器物在上面使劲砸了一下似的，整个都变了形。凭直觉，曾令维觉得这块银圆不仅是爷爷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属于他的东西，并且有可能隐藏着与爷爷相关、却为世人无法知晓的一段秘密或者一桩故事。
确实没办法找到与爷爷相关的其他东西了。最后，曾令维只得听从中年人的建议，双手捧了几捧颜色较深的新土装进中年人带来的那只一尺见方的小木盒里，权且当作爷爷留下来的东西。至于那块银圆，曾令维并没有放进小木盒里，而是草草擦去上面的泥土，小心放进贴身的衬衣口袋里。
虽然自懂事时起，他就为自己有这么一位被政府枪毙的爷爷而感到痛苦、自卑，但是自己的血管里毕竟仍然流淌着爷爷的血脉，就此而言，不管是抱怨或者刻意躲避，都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他觉得应该将那块银圆留下，权当对爷爷的一种纪念。
那天晚上曾令维并没有回到省城，而是径直坐车绕道去到县城。他觉得有必要将移坟的结果告诉父亲，借此也可以看看一直卧病在床的父亲。
父亲因半身不遂卧床两年多了，虽然行动不便，但思维仍然正常。在倾听曾令维的讲述过程中，他的眼睛始终湿润着，及至曾令维讲述完，两颗混浊的老泪就像两粒发霉的黄豆一样，从他那已近空洞的眼眶里慢慢地滚落出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母亲坐在父亲的旁边，也在不住地擦拭着脸上不断流淌的泪水。
作为独子，曾令维照理应该与自己的父亲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同样是开始知晓“现行反革命”“地主崽”这些名词的含义以后，他就刻意地躲避着自己的父亲，并且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父亲的抱怨。及至年过半百，他仍然耿耿于怀，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遭人唾弃的家庭，导致自己一辈子苦苦挣扎，却依然无法挣脱由自卑自贱编织而成的罗网。
像以前一样，曾令维最不忍或者最厌烦看到父亲现在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他无法理解，一个养家糊口、人前人后应该顶天立地的男人，竟然一辈子浸泡在自己的泪水之中。于是他从椅子站起来，径直走出父亲的卧室。然而，在刚走出那扇简易的木板门时，他分明听到父亲在身后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爸——”父亲苍老的声音充满无尽的悲怆和凄凉，仿佛在历史尘埃的最底层压抑日久，最终从阴暗、潮湿的缝隙里缓缓传播过来。
正是父亲这句让曾令维不寒而栗的绝望呼喊，不仅改变了曾令维计划中的休假安排，也彻底改变了曾令维对人生的看法。虽然这种改变看似有点晚了，但是对于曾令维的后半生、曾令维的子子孙孙，以及其他为这种改变而激动的人们，仍不失有着让人深思的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物是人非，所有的所谓历史真相都无法保持完整。但是，这正如一块块在泥土中掩埋千年、百年的零碎瓷片，经过拼接，你仍能从它们散发出的点点光泽和展现出的迷人色彩里，寻觅到一个完整的花瓶，或者一个完整的酒具，或者一个叫不出名字的饰物。那时候，它们同样要么辉煌，要么卑贱！
几乎在那一刻，曾令维决定像找寻一块块破碎的瓷片一样，在遗失的历史记忆中，努力拼凑出一个尽可能真实、完整的爷爷，不管他是辉煌，也不管他是卑贱。
在接下来的二十天里，曾令维完全像着了魔一样，背着简单的行李，有时形单影只地踟蹰在马鞍山街周边的大小村落里，有时整天埋头于县城那座落满灰尘的破败图书馆里，甚至在螃蟹山上那落满鸟粪的乱石堆中，他都能像梦游般整整呆坐一个上午。这期间，他见过许多的陌生人，有男有女，有老人，有小孩，有言行粗鲁的大老粗，也有温文尔雅的文化人，他们或热情，或冷漠，但是，在他们讲述的或一鳞半爪，或长篇大论中，都多多少少留下让曾令维或感慨或唏嘘的有关爷爷的生命片段。
功夫不负苦心人。曾令维在孜孜以求的努力中，终于将他从未谋面，并且抱有深深怨恨的爷爷，虽然飘忽迷离，但仍然真实的人生轨迹，断断续续、若即若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