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出生的谷里村还没有包产到户，村也不叫村，而叫生产队。白天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不是评工分就是开批斗会，不是分粮食就是商量明天出什么工。整个村庄是一个集体，像一个大家庭，也是一支大部队，所以，社员们没剩下多少私人时间，每个家庭也没有太多的隐私。社员们在劳动、开会和学习之余，唯一可干的私活就是在家里养两头猪。由于这是仅有，每个人都把干私活的热情倾注到养猪上面。他们用修建房屋的才华来修建猪圈，用做酒席的天赋来煮猪潲，把不想跟别人说的话拿来跟猪说。那时候，他们对一头猪比对一个孩子还亲，原因是猪不仅能让家庭过上一个热闹的年，还能解决一年四季的吃油问题。猪是他们好生活的梦想，更是他们挺直腰杆的底气。
在那个“大公无私”的年代，家里养一两头猪不是个轻松的活。每天早晨，社员们的第一件事不是煮早餐，而是煮猪潲。他们要在出工之前把煮熟的猪潲倒入木槽，让猪饱餐一顿之后才能放心地下地干活。干活的缝隙，他们就在田间地头为猪采摘野菜，方言叫“打猪草”。一天的公活干完，他们才能背起比头顶高出一大截的猪草摇摇晃晃地回家。还没走到家门口，他们已经听到了猪的叫唤。那是猪饿了一天之后的乞求，个别性急的早把木门啃出了缺口。社员们左脚刚迈进家门，右脚已经来到了猪圈边。他们顾不上自己的饥饿，就先去喂猪。只有猪的哼哧声停息了，他们才开始煮夜饭。夜饭之后，家家都是砍猪菜的声音，有时实在太困，他们一边砍猪菜一边打瞌睡，好多的手指就这样被砍伤。在公路、电和先进的养猪技术尚未通达生产队之前，社员们要把一两头猪养大、出栏，大约需要一年时间，因此他们在出好集体工的同时，必须天天重复以上动作，心要挂牵，身要劳累，就像每天都在侍候月婆子。
但是，再苦再累，他们也没有忘记养一头“上交猪”。当时政策规定，谁家要杀一头猪，就得先给公社食品站上交一头，只有能力养一头猪的家庭必须上交猪的一半。所以，小时候，只要我们一趴到猪圈边，父母就会指着其中一头说：“那是给食品站养的。”两头猪都长得一般可爱，父母看着高兴，就会征求我们的意见：“到底把哪一头拿去上交？”没开批斗会的时候，我们会指着稍小的那一头；如果那几天正好开批斗会，我们的手就会一偏，指向那头稍大的。等到农历年底，两头猪都养得肥头大耳了，其中之一必定被抓出来装进猪笼，由我的父亲、堂哥或者姐夫抬着，往公社的方向运送。猪一路嚎叫，似乎是舍不得离开家乡。这时，我的母亲就会站在屋角目送，眼里噙满泪水。她不是舍不得上交，而是因为那头猪她养了一年，已经养出了感情，实在是不忍心听它哀哭。如此一次次的上交仪式，在我幼小心灵埋下自豪感，懂得了一个人原来还有上交的责任。
我们村离公社有十里路程，全都是弯曲狭窄的山路，赶一回街，社员们都要皱几天眉头，更不用说是抬猪，那是既耗体力又费脚劲的工作。父亲和姐夫边走边歇，衣服湿透了就光着膀子抬，直到下午才把猪抬到公社。在这条曲折的山路上，我们村的社员们没少洒下汗水。特别是秋收之后，生产队把应交的公粮晒干，然后每家出一劳力，每人挑着上百斤的担子，到公社粮所交公粮。浩浩荡荡的送粮队伍在窄路上盘旋、喘气、流汗，有说有笑，仿佛是他们的节日。金灿灿的玉米子或者稻谷挑到了公社粮所，社员们刚松一口气，所长老范就走过来验粮。老范是一个负责任的家伙，每一袋粮食他都会打开，从里挑出一两颗，拿到嘴里用力一咬，响得脆的就是晒干的粮食，合格，可以入库。如果玉米子或者稻谷在他嘴里闷响，那粮食就得重新晒过。
验粮时刻，社员们都很紧张，队长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生怕老范故意刁难。而老范偏偏有刁难别人的业余爱好，他常常以责任为幌子，对各生产队挑来的公粮百般挑剔。我们村的公粮很少有一次就OK的，只要老范说出个“不”字，挑粮的社员们顿时腿软，一路上的高兴被扫得干干净净。队长摇头叹气之余，吩咐两个社员留下来，在粮所门前的晒坪重新晒粮，直到老范说“合格”才算完成任务。如果碰上雨天，晒粮的社员气得都想哭。他们没钱请老范喝酒，也找不到美女跟老范说笑话，因此谷里村的公粮一晒再晒，直晒到老范要回家看老婆了才通过验收。
因为老范，社员们对干部没有一点儿好感。他们认为像老范这样的干部，除了坐享其成，就是以整农民为乐。所以社员们决定再也不养这样的干部，甚至扬言第二年不交公粮。但是，牢骚归牢骚，到了第二年秋天，社员们又会自觉地留出一大块公粮，只是一年比一年晒得仔细，尽量不给老范耍威风的机会。虽然社员们识不了几个字，没多少文化，却懂得交公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向国家纳税，而不是给老范进贡。所以，我们村的公粮年年照送，社员们穿上新衣服，带上老婆做的午饭，甩起高手，走起大步，把肩上的楠竹扁担抖得一跳一跳，好像去相亲似的满脸喜悦。送粮的队伍虽比不上“扬鞭催马”那么热闹，倒也一路欢声笑语。
像谷里村这样地处中国行政末梢的山村，除了抬猪、交公粮和卖余粮之外，再也拿不出更多的东西来奉献给国家。因为奉献太少，社员们都很不好意思，从来不敢跟干部提要求，有时跑到公社去开证明，说话都不敢高声。但是，如果某个干部欺负或者瞧不起他们了，他们就在茶余酒后撇着嘴说：“干部有什么了不起，都是我们供养的。”他们有他们的逻辑，逼急了，就认为天下所有干部吃的都是该村的粮食，嚼的都是该村的猪肉，骨子里明显鄙视那些“十指不沾泥”者。社员们敢有这么一点点“豪言壮语”，除了靠酒气壮胆，心里也有一份纳了实物税的踏实。后来，我因为读书当上了干部，就觉得自己是他们供养的，每次回村都脸热心跳，满腔的愧疚，只能多带香烟，就像当年队长讨好老范那样讨好他们，一只手给他们递烟，另一只手迅速按下打火机，替他们把香烟烧燃。而每一次在城市的粮店里买米，我都会想：这些米是不是来自我的家乡？因此，我对粮食加倍珍惜，绝不让一粒米从嘴巴掉下去。
现在，我们村在政府的关怀下既通了公路，又通了电，还通了自来水，拖拉机、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前两年，国家又把农民上交公粮的任务全免。村民们看着笔直的大道感叹：“又不用交公粮了，修这么好的路来运什么？”看到干部，他们的目光开始躲闪，再也找不出鄙视的理由。当他们一旦失去责任，就像跟组织失去联系那么心虚。尽管他们还有生活的负担，也有一些想不到的困难，但是他们一点儿也不责怪干部。他们硬是想不清楚，已经不用交公粮了，为什么还不快点儿高兴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