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汤显祖在文学上最杰出的成就是戏剧，他写过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五种。但其小品文章也颇有特点，在当时名气不小，所以陆云龙将之收入《十六家小品》一书中，汤显祖的小品应以尺牍的成就最高。
查继佐《汤显祖传》说：“海若为文，大率工于纤丽，无关实务。然其遣思入神，往往破古。”这是对于其文学创作的总体评价。汤显祖的传奇创作千古流芳，“玉茗堂文”成就不如其戏曲，但也可称别具一格。《汤显祖集》中的散文分为“玉茗堂文”与“玉茗堂尺牍”两部分，在“玉茗堂文”中，主要的价值是其序文和题词，我们在上文已经引用了一些篇章。“玉茗堂尺牍”数量很多，也最能代表汤显祖小品的特点。沈际飞在《尺牍题词》中说：
汤临川才无不可，尺牍数卷尤压倒流辈。盖其随人酬答，独摅素心，而颂不忘规，辞文旨远。于国家利病处详言，使人读未卒篇，辄憬然于忠孝廉节。不则惝怳泬，泊然于白衣苍狗之故，而形神欲换也。又若隽冷欲绝，方驾晋魏，然无其简率。
沈际飞的题词，高度地评价了汤显祖尺牍的内容和艺术成就，认为它有“压倒流辈”的地位。“玉茗堂尺牍”展现了汤显祖的胸襟和个性，是我们认识汤显祖的最直接的资料。他在《答余中宇先生》：“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玉茗堂尺牍》之一）此数语确是汤显祖品格的真实写照，“真气”是汤显祖性格最为可贵之处，为了保持“真气”，而屡屡吃苦头。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在一封写给皇帝的《论辅臣科臣疏》中竟说“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申时行，曾为首相）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皇上大有可为之时可惜。”（《玉茗堂文》之十六）敢于把皇帝经营的二十年一笔抹杀，结果被贬谪到广东徐闻，降为典史。万历十三年，他的座师司汝霖写信劝他与执政搞好关系，可调回北京任吏部主事。他写了《与司吏部》一信婉拒，信中叙述五条不想去北京的原因，如家庭、费用、身体、气候、水土等，其实都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他对于官场尤其像北京这种权势中心的厌恶，他说：“长安道上，大有其人，无假于仆，此直可为知者道也。”他的愿望是“依秣陵佳气，与通人秀生，相与征酒课诗，满俸而出，岂失坐啸画诺耶？”（《玉茗堂尺牍》之一）表现出对于利禄的鄙视和个性自由的追求。
汤显祖晚年时，曾有人写信劝他与家乡的官员搞好关系，生活方面的状况会好些，汤显祖写了一信，表达自己的心情：
第仆年来衰愦，岁时上谒，每不能如人，且近莅吾土者，多新贵人，气方盛，意未必有所挹。而欲以三十余年进士，六十余岁老人，时与末流后进，鱼贯雁序于郡县之前，却步而行，伺色而声。诚自觉其不类，因以自远。至若应付文字，原非仆所长。必糜肉调饴，作胡同中扁食，令市人尽鼓腹去，又窃自丑，因益以自远，其以远得嗔，仆固甘之矣。（《答王宇泰》）
总之，与官场中人的周旋，即非己之所长，也非己之所愿；既不合本性，也不合身份，所以纵然因为疏远官场而得罪人，“仆固甘之矣”，那是心甘情愿的事！陆云龙在他的《皇明十六家小品》中赞扬他这封信道：“犹是英雄骨相。”汤显祖这种“英雄骨相”正是晚明许多名士、山人所缺少的。
汤显祖研禅学庄，但对于现实还是相当关切的，就是到了晚年虽远离官场，也关心时局。他曾在《答牛春宇中丞》信中说：“天下忘吾属易，吾属忘天下难也。”（《玉茗堂尺牍》之五）汤显祖的尺牍对于当时社会亦有所批判，如《答马心易》：“三惠良书，阙然不报。此时男子多化为妇人，侧立俯行，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不然，则如海母目虾，随人浮沉，都无眉目，方称威德。想自古如斯，非今独抚膺矣。”（《玉茗堂尺牍》之五）自古以来，在专制社会里，那些“立于时”或“称威德”的人，往往是那些奴颜婢膝，唯唯诺诺的奴才；或者是那些毫无独立见解，随人浮沉的庸才。“男子多化妇人”，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现象！汤显祖的揭露太深刻了。李贽曾在《别刘肖川》一文中讽刺当时许多人自以为是个男子汉，其实只不过是处处需人庇护的孩子（《焚书》卷之二），而汤显祖则把官场上人比喻为“妇人”，这里的“妇人”，当然不是指妇女，而是借指那种向权贵献媚，以作为进身之阶的官吏或士人。从生理学上说，男人女性化是一种生理或心理的变态；而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男子多化为妇人”，则是一种相当可悲而且难以医治的病态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封建集权政治所造成的不治之症。
汤显祖的尺牍一般都是篇幅很小的短简，三言两语，潇洒自如，而其中大有意趣。汤显祖在《与刘君东》一信中提到：“屠长卿曾以数千言投弟，弟以八行报之，渠颇为怪。弟云，古人书‘上云长相思，下云加餐饭’足矣。”（《玉茗堂尺牍》之五）“八行”，原泛指尺牍，但在此文中之意，“八行”应是指短简。他认为短简足以表达深挚的感情。汤显祖的《答陆学博》一信，全文只有四句：“文字谀死佞生，须昏夜为之。方命（意为‘违命’），奈何？”（《玉茗堂尺牍》卷之四）沈际飞评前二句说：“数字银钩铁画。”（《汤显祖集》附录）历来碑志墓铭之类，不少是奉承死者，以达到讨好生者的目的，而富有“真气”的汤显祖对此是无法接受的。他说，这些文字，只能黑夜里写，即是昧着良心去作，而他则是万万难以从命的。文章虽然委婉，意思却是截铁斩钉。而此尺牍如此之短，其实也表示了无须多言的轻蔑态度。
汤显祖的尺牍，尤其是晚年的尺牍写得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而颇有意趣。如他在六十岁家居时写的《与丁长孺》一札：
弟传奇多梦语，那堪与兄醒眼人着目。兄今知命，天下事知之而已，命之而已；弟今耳顺，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吾辈得白头为佳，无须过量。
长兴饶山水，盘阿寤言，绰有余思！视今闭门作阁部，不得去，不得死，何如也。（《玉茗堂尺牍》卷之三）
老笔颓放，诙谐而又无所顾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真是大家手笔。信中对于“梦语”和“醒眼”的对称，诙谐而不失风度；对于“知命”与“耳顺”的近乎文字游戏的解释，巧妙又有深意。丁长孺曾任中书舍人，后以言事忤首辅王锡爵而落职，而此时汤显祖也辞职家居。大概丁长孺仍想再涉仕途，故汤显祖信末以回归大自然的舒适生活与那种“不得去，不得死”的官场生活作对比，言外似有规劝丁长儒之意。顺便地说，两年后丁长孺又被起用广东按察使经历，移礼部主事，后来又被削籍。
我以为中国古代的尺牍，从语言风格上大致可分为本色派与文采派两种倾向。汤显祖的尺牍，清丽雅致，隽永飘逸，文采飞扬，可称为文采派尺牍。汤显祖的尺牍，在语言形式上非常讲究，尤其喜欢简洁高雅的表达方式，如下数则：
门下竟尔高蹈耶？莼鲈适口，采吴江于季鹰；花鸟关心，写辋川于摩诘。进退维谷，屈伸有时。倘门下重兴四岳之云，在不佞庶借三江之水。芳讯时通，惟益深隆养，以重苍生。（《玉茗堂尺牍》之五《寄董思白》）
目中如门下，零露蔓草，未足拟其清扬，秋水霜蒹，差以慰其游溯。鸣琴山水，太冲深招隐之情；迟暮佳人，惠休拟碧云之咏。倏焉别去，渺矣伊人。再觏无从，怅伫何及。（《玉茗堂尺牍》之六《寄左沧屿》）
从以上作品看来，汤显祖尺牍吸收了六朝骈文小品之精华，而达到颇高的艺术水平，他的高妙之处在于用骈文句式把复杂的人事和感情表达得如此生动流畅，这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字功夫。沈际飞评其尺牍“隽冷欲绝，方驾晋魏”并非虚语。汤显祖的尺牍以文雅为主，当然有时也写得相当通俗，如《与宜伶罗章二》：
章二等安否，近来生理何如？《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若认真，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为认真，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玉茗堂尺牍》之六）
信是写给当时的普通戏曲艺人，故汤显祖用日常口语来写，把自己的主张表述得通俗晓畅，明白无误。不过这种风格在玉茗堂尺牍之中，所占的比例是极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