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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姥姥回来后，我的生活变得更滋润了。白天我和大学生们一起在割草场干活，晚上和姥姥闲聊。一天晚饭后我们家的门被敲响了。开门后一看，门口站着赫罗莫夫老头和…格里什卡。我们谁都没想到他们会登门造访。科斯佳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是个外人，礼貌地出门到了院子，然后又走到栅栏外面去了。母亲、姥姥和父亲开始忙活起来，他们一边收拾碗筷一边为客人摆上方凳。
-对不起，费多尔·邦杰列莫诺维奇，没想到会有客人来，没有什么招待的。卡捷琳娜，就沏点儿茶吧。-姥姥张罗着，面向我父亲又补充道，-再烧壶水吧，让客人喝点儿热茶也好。
-别忙了，马尔德诺夫娜，-赫罗莫夫老头回答道。-我们在家喝过茶了，不必麻烦，就想和你们一家谈论一个严肃的问题。还是都坐下吧，何必站着呢。
-怎么能不喝茶呢？-母亲接过话来，-那就不是俄罗斯的习惯了。
-丽赞卡，-姥姥继续自顾自地坚持着。-你去地窖把果酱拿出来点儿泡茶。
-姥姥，去不了，我该走了。我和姑娘们约好了晚饭后聚会。再见，费多尔·邦杰列莫诺维奇！-丽莎穿着平时穿的布拉吉一边从家里跑出来一边说。格里什卡刚要起身，不知是想要向丽莎说什么还是要追赶她。-坐下，急啥！-老头拽了儿子的袖子一下。-过后再说！这段时间我安静地坐在炉子旁边的长凳上，观察着所发生的一切，隐约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她怎么了？-姥姥惊讶道，母亲向门口挥了一下手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让她去吧，她不在我们自己处理”。
当母亲和姥姥把桌子摆好，放上了茶杯之后，赫罗莫夫老头喝了口茶，吐出粘到舌头上的茶叶梗开口说道：-我们不是外人了，这么多年几乎一直在一个村子里住着。虽然你们是后来的，比我们家来得晚，但我们也乡里乡亲地一起住了很多年了。
-那你们也不是本地人，费多尔·邦杰列莫诺维奇，-姥姥轻轻地打断了刚愎自用的老头。
-妈！-母亲不耐烦地叫了一声。
-虽然我们不是本地人，但我们比你们来得早，可以说是从1919年就过来了。
-那这个对，是这样。-姥姥满意地点了一下头。
-所以我说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和睦地住着，我们两家相互都了解。听人说你从苏联回来了，你不喜欢布尔什维克那里的生活。所以我来是想欢迎老熟人回来，顺便也说件事情。
-噢，这和布尔什维克没关系，苏联也好着呢。。。-姥姥还要继续说，但赫罗莫夫老头朝她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说：
-好了，知道了。他接着面向父亲和母亲说:现如今不是那么太平，能走的都已经走了。有能力的更是去了澳大利亚，没本事的也都去了苏联。这不我们的邀请还没来，暂时窝在这里了。但事情总有转机，上帝保佑，很快我们就会收到邀请了。看样子，你们也是没有想好去哪里：没有人邀请能去哪里啊，而且还是米基斯家庭。-我们家留在这里也没关系，在哪儿还不一样活啊。-本就满腹怨言的母亲一下子被戳到了痛处，她无以应对只能装作不在意地说道。
-有关系还是没关系，我不是说这个，-很明显，老头不喜欢有人打断他。-直说吧，我来是因为你们的丽扎维达。
母亲会意连连点头，而父亲却低下了头开始看自己脚上穿坏的旧靴子。-事情是这样的：我弟弟谢尔盖去澳大利亚已经十个年头了，他很快就要担保我们过去了。前几天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谢尔盖说这个澳大利亚呢，他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很好。只是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小伙子们找媳妇困难。所以我就和我的格里高利商量了，-老头突然咳嗽了一下，他的勇气不知跑哪儿去了。
-以前，也曾经说过玩笑话。这也没什么可装的，现在也到时候该认真地想一想了。在我弟弟谢尔盖给我们发来邀请之前，我们想给我们家的格里高利和你们家的丽扎维达做媒。这样对你们有利，对我们儿子找媳妇也好，我们要带她一起去澳大利亚。可以说，你们帮了我们，我们也帮了你们。要知道，既然带不走整个羊群，能救下一只羊也好。
赫罗莫夫老头停了下来。说了这么长时间，他累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他从哥萨克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烟包开始哆哆嗦嗦地卷起烟来。格里什卡始终不安地沉默着，不知道该做什么，一会儿看看自己的父亲，一会儿又望向我父母的这一边。此刻他正低头对着地板，似乎不太好意思。我还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
-爸呀，哎，爸，-我在父亲耳边悄悄地用中文问，-他们说啥呢？我姐要跟他们去澳大利亚吗？
直到现在母亲才发现我一直在家。“好啊你，竖着耳朵偷听呢，赶快到院子里去。快点儿！乖乖的，别给我捣乱！”-她把我推到门外。到了门外，我在院子中间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去哪里。然后我跳到了栅栏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跑起来。我跑过医院、牧场的大队部、邮局，跑到了村子里的小河岸边。远远地我就看见岸边的大石头上坐着科斯佳。我向他跑去：“赫罗莫夫们来说媒了。他们说要把我姐带到澳大利亚去”。科斯佳站起身来，抖落掉裤子上的灰尘和粘在上面的干草说道：“你想洗澡吗？来，脱衣服！”然后我们在河里扑腾了好久，我只是觉得和科斯佳待在一起有意思。我在河里一边撩水一边絮絮叨叨不停地说，有时问他一些关于城里生活的事，也偶尔讲一讲我们村子里有趣的事儿。不知为何那天我很快活，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幸福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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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赫罗莫夫们刚到我们家我就和科斯佳一起去学校排练了。母亲故意不让丽莎和我们一起去，特意安排了一些家务活儿让她做。在赫罗莫夫们来说媒之后，母亲和科斯佳的关系急转直下。她想出各种理由让丽莎和科斯佳尽量少接触。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明白这点，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一起散步了，不再一起去林子里采野果，也不再相约去俱乐部了。只有在田地里干活时，我姐姐和科斯佳才可以在一起待一会儿：我父亲一直装作没看到他们在一起挨着坐挨着干活。
有一天在去俱乐部的路上科斯佳一直都沉默不语。在俱乐部里练歌时也没有了往日的热情。他更是不再搭理格里什卡。以前他还常常和他开几句讽刺挖苦的玩笑，现在他们好象彼此看不见对方。虽然格里什卡不时地向科斯佳甩出几句轻蔑的嘲笑话。“再努力做文化人也白扯，他带的实习生们首先应该好好地说俄语，然后再研究歌曲。呸，这不是在唱歌，简直是丢脸。”-赫罗莫夫轻蔑地吐着吐沫，从牙缝里挤出话来。我和他坐在大厅中间，看着科斯佳和大学生们在练习俄文歌：
伏尔加河冰雪茫茫，
三套车铃儿响叮当，
马车夫唱着忧郁的歌，
歌声叫人好心伤。。。
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大学生们唱得相当整齐。科斯佳背冲着我们，用俱乐部的键盘式手风琴给他们伴奏，不时地为他们做一些纠正。
-我说小舅子，我们到外面去吧，我想和你谈谈，-赫罗莫夫突然说道。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喜欢他叫我“小舅子”了，尤其是当科斯佳在旁边的时候，我更不愿意听到这句话。我看见了格里什卡说这话时得意的笑，同时也注意到了科斯佳脸上略过的痛。我下意识地明白了，格里什卡经常把小舅子这句话挂在嘴上只是为了让科斯佳不快和郁闷。纱巾事件过后，格里什卡对科斯佳的故作亲昵变成了掩饰不住的敌意：“挂牌苍蝇，装英雄，哼！他横渡了根河。我当时就是不在，任何一个会游泳的人，都能拿回这条可恶的纱巾”。我已不是以前那个总想引起他的注意，格里什卡的崇拜者了。我离开了他，但他每次看到我都会主动地走近我，拉住我的手和我打招呼，叫我“小舅子”表示一些关切。-去那里干什么，天都黑了，还下着雨。我们还是在这里坐着吧，-我试着推辞道。
-走吧，走吧，你这个半拉中国人。怎么了，不想和俄国朋友结伴出去了吗？
赫罗莫夫放肆地拉紧我的手：
-听我说，尤尔卡，我有事，想和你严肃地谈一谈。-当我们走上俱乐部的台阶时，格里什卡友好地说起话来。-我想和你姐姐丽扎维达结婚。
-我已经知道了。你和你爸在我们家说这件事时，我都听到了。
-那就好了…，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就象你所理解的那样，我想把丽扎维达带到澳大利亚去。你自己想想吧，她在这里和中国人混什么？俄侨都已经走了，剩下这两三家了。他们先把我们，纯的俄罗斯人赶走，然后就要开始整你们这些米基斯。所以，你要明白：你们早晚都必须离开。去哪里啊？去苏联吗？你看见了吧，你们的姥姥就是从那里跑回来的。
-你自己不是也打算去苏联了吗？-我打断了格里什卡。
-啊…是打算过，打算过。后来就再也不想去了。-不知说什么好，格里什卡发出短促的呜呜声。-现在你自己看见了吧，我准备和我老爸一起去澳大利亚了。我亲叔非常想要我们到他那边去。他在那里挺有钱，他说连我这辈子都够了。尤尔卡，听说澳大利亚非常好，这里或者苏联都比不上，所以，我要和你们家的丽扎维特一起过去，然后，你看着吧，我把你也弄过去。你将在那里学会一切，在那里工作，在那里赚钱。你这个，长大后要干什么啊？-照相师，-我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干啥？-赫罗莫夫吃惊地又问了一遍。
-就是拍照片。-我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我很庆幸，黑暗中赫罗莫夫没看见我的窘态。
-原来是这样…，也不错。作为亲戚，我帮你在那里开一家照相馆。那你会照相吗？
-照过，-我撒了谎。-我们家房客有相机，他一次给了我整整一卷胶卷让我照。等到冬天的时候，就能从哈尔滨把这些照片寄过来了。
-哼…房客，他妈的。-赫罗莫夫把卷烟吐到俱乐部的台阶上，低低地向我俯下身又补充道。-你何必要等着从哈尔滨给你寄照片，我就能从澳大利亚给你寄来一整套的照相机和胶卷？你愿意照多少就照多少…
-真的吗？-不知为什么我马上相信了赫罗莫夫，我颤着声音问他道。
-我对你撒过谎吗？你怎么，小伙子，不相信亲戚吗？
-相信。
-所以，你要相信我。我既然说了给你寄，就肯定能给你寄过来。但作为回报，你得帮我做件事。
-什么事？我惊讶道。
-就是这个…你们家的房客，科斯佳。我知道，他是个好小伙，有文化啥的。说实话，我也很尊重他。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子，但他让你们家丽扎维特的脑袋里装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一点我不喜欢。他是城里人，跟你们米基斯不一样。他就是和她玩一玩，之后肯定会抛弃她，回到哈尔滨的中国姑娘身边。他要米基斯干什么？你自己想一想…如果他娶了丽思卡，哈尔滨的人会瞧得起她吗？准是这样–就因为她是米基斯。
我听着格里什卡的话感到很委屈，但他同情我姐姐的命运，还许诺从澳大利亚给我寄照相机，这些想法发挥了作用：我感到，他说的话虽然重了一点儿，但都对。
-你想要什么？我尽可能严肃地问道。
-我要的不多，尤尔卡。我只想让这个城里来的中国小子，你们的房客别再把你姐姐玩得团团转。我喜欢她，我也不瞒你，尤尔卡，我不仅喜欢她，还替你们家着想。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都必须离开这里。这里没有人需要我们，是吧，尤尔卡？我说的对吧？
-不知道…，我也只能这么回答。
-当然，你不知道，你还小。那你就听大人的吧！我是在为你们而努力。你现在，尤拉，也要为你们的家庭幸福负责……-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我没忍住着急地问。
-我要的不多，不多，我给你说。你这个…，看着丽扎维达。只要你们的这个房客靠近她，你就立刻告诉我。之后我会处理。
-他也没有靠近她。他很礼貌！
-啊，没有靠近…，没靠近，就是要靠近。你这个，如果他要和丽思卡约会或者干啥，你就马上告诉我…如果丽思卡一时糊涂求你干啥，你也要让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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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时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科斯佳和我都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我想着格里什卡对我说的话。我明白，以前的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种庞大而看不透的什么东西笼罩着我们家。科斯佳住在我们家突然成了个难题。
那天晚上我走在家乡上库力的大街上，第一次想到我们必须要离开这里，到遥远而未知的澳大利亚去。突如其来的想法吓坏了我。我马上赶走了糟糕的念头，想着我们也可以不去澳大利亚。在村子里也可以生活。我开始想格里什卡从澳大利亚给我寄照相机的事：我将在村子里到处溜达，给所有人拍照片。然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在科斯佳面前感到羞愧，这种感觉包围了我。我此时对姐姐的事不再那么耿耿于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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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时候姥姥和妈妈烤了面包。虽然才八月末夜里却已经很凉了，但从早上就生火的炉子还留有余温，所以屋里又热又闷。睡到半夜我醒了，听着挂钟的走动声，躺在我旁边的姥姥的呻吟声和呼噜声，我一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听到了从房子的另一个角落传来的父亲的鼾声。为了不吵醒姥姥，我轻手轻脚地从炕上下来，摸索着往前走，又悄悄地来到了前屋。怕吵醒科斯佳，我蹑手蹑脚地靠近门，门没插。“真行，开着门睡觉他也不害怕”-我想到了科斯佳，就转身朝窗户那边走，科斯佳的床就支在窗户旁。借着临近秋天的昏暗月光，只能看到一半不平整的铺盖。科斯佳不在床上。我转身朝门外走，进到院子里四下看了看，又轻手轻脚地向栅栏走去，想去方便一下。突然传来了压低的说话声。栅栏外有人在小声地说话。我蹑手蹑脚地朝着声音的方向走去，还没走几步就听出了丽莎的声音。她一会儿用俄语说，一会儿又用汉语讲。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开始听出她说话的内容
-噢，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象你说的那样。你是城里人又有文化，而我才苏联学校四年级毕业，汉字又不认识几个。-我告诉你，你可以继续去上学…现在是新中国，全国都在普及文化教育。。。
-噢，事情都没有这么简单…妈妈不会放我走。而且，现在格里什卡家缠上我们了…母亲每天都跟我说去澳大利亚的事。她怎么能允许我…
公鸡的啼鸣掩盖了他们的低声细语。天已经开始放亮了，待在栅栏外继续偷听科斯佳和丽莎说话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又冷又怕被发现的我哆嗦着悄声返回了屋里。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睡着。我在想丽莎和科斯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为他们感到高兴，也希望他们幸福。但紧接着格里什卡赫罗莫夫的形象，连同他的劝说以及他对丽莎和我们全家的许诺，象一团乌云一样压到了我头上。到这个时候，割草已经结束了。大学生们已在村子里闲逛了好几天。牧场不再叫他们出来干活儿。科斯佳然后征得大队部的同意每天早上在学校的校舍里给大学生们上俄语课。
那天我醒来时，已经日上中天了。我伸了个懒腰，走出屋门上了门前的台阶。母亲和丽莎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姥姥坐在长凳上正跟他们讲着什么。
-醒了，瞌睡虫。-母亲微笑了一下对我说道。-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又要上学了，到那时你就不能这么睡了。进屋去喝茶吧，在桌上给你留着。
-哎，等等，-我刚要进屋，丽莎就拦住了我。她径直走到我跟前，看了看我耳语道：-你要敢把夜里看到的告诉母亲我饶不了你。你瞪着眼睛干什么？认为自己非常聪明是不是？聪明人，如果你动静不那么大，我们就发现不了了。-你说啥呢，丽思卡，我啥都没听见，我啥都不会对妈妈说。
可能我的样子既可怜又无辜，丽莎突然缓和了，变得和善起来。她突然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搂在怀里，快速而热情地说：
-尤尔卡，我亲爱的尤尔卡，你要是知道我有多烦恼就好了。妈妈给我施压让我嫁给格里什卡…，而我…我不愿意。我希望一切照旧…平静而安详。-她含泪看了看我还想说什么，但母亲打断了她。“你们在那搂着干啥呢？丽思卡，过来，我们把衣服拿去涮涮！”-母亲端着满满一盆刚洗的衣服从旁边经过，朝我们喊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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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我和母亲在园子里干活。
-丽思卡和你说什么了？-母亲突然问道。
-啥时候？我没注意她提的问题，又问了一遍。
-装傻呀你？啥时候…，今早！-母亲严厉地看着我重复道。-说吧，别耍滑头。你以为我没看见？你站在那里脸红得象红菜头似的。说吧，她在那向你胡诌些什么？-母亲逼着我。她脸上的表情是如此的严厉，让我明白了如果我不告诉她，假期结束之前，她是不会放我出院门的。-是他们这个…，快到早上的时候。。。她和科斯佳坐在长凳上。-我哼哼唧唧地垂下了眼睛。
-他们干啥了？母亲挺直了背，更严厉地看了看我。
-我这个…早上，很早的时候，我去院子里，丽思卡和科斯佳在门外的长凳上坐着…，坐在长凳上。-我看了看母亲严厉的脸，缩了缩身，把肺里的全部空气都吐出来补充道，-他们并排坐着。
-行，算了。-母亲只说了这一句就继续给菜园除草。但还没过五分钟，她就突然站起身抖落掉粘在裙子上的草茎和尘土。
-走吧，要见一下这个鬼队长跟他谈些事，你给我翻译。
我不喜欢在园子里干活，所以很高兴能穿过整个村子到大队部去。我在想等我把她要说的话翻译完之后可能就有机会跑掉。这样可以和孩子们在村外玩到很晚。大队部坐落在村子中心的一所房子里。虽然这是一所老房子，但很大也很明亮，窗户很宽敞，中间还有俄式的火炉。王队长的办公桌靠窗冲着大街，所以他总能最早看到大队部来的人和发现外面发生的事。但这一次王队长没有看见我们进来。他低垂着头坐在桌前，用一只手托着脸。我们以为他在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京剧《智取威虎山》。在民乐器的伴奏声中和演唱者不一般的高音下，王队长正安静地坐在桌前睡觉。虽然母亲关门时的声音相当大，足够把他唤醒，但我们进屋时他的坐姿并没发生改变。母亲大步来到墙边，把挂在墙上的收音机插线拨了下来，收音机哼哼了几声没动静了。王队长象个疲惫的士兵一样还在继续酣睡，用一只有力的大手支撑着经过长期风吹日晒的红脸颊。他的手指太粗糙了，因长期劳动已满是裂纹，手指甲因抽烟而变成了黄色。平常疲惫而又无精打采的王队长甚至在睡梦中也好象身处于战场上：他的脸显得很严肃，好象在全力以赴地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只是偶尔有孩子般的微笑，仿佛顽皮的光线一样从队长因经常紧张而显得疲惫不堪的脸上一掠而过。我看见队长嘴角绽开的微笑和从中流出的口水之后，刚要咯咯地笑出声，母亲就严厉地看了看我，大声地咳嗽了一下，她想尽力礼貌地唤醒他。可是王队长却依然旁若无人地继续酣睡，母亲站在桌子对面的墙边继续咳嗽。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地过去，情况逐渐变得让人啼笑皆非：我尽力克制自己不笑出声来。“好吧，尤尔卡，你再去摔一下门，好让他醒过来，不然还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母亲轻声地说道。我对交给我的任务相当满意，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没有把脚迈出去，而是尽力把门开大一点，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把门咣当一声关上了。关门声太大了，以至于屋里的窗户都叮当作响，墙壁发出嗡嗡声。王队长一头雾水地跳了起来，一边摇头一边揉着还没睁开的眼睛。流成一条线的口水断了，粘在上衣的口袋上。我和母亲好象听到命令一样立刻站直了身体挺直了脊背，仿佛士兵面向首长那样看着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队长。不知为何站在母亲身后的我，伸手够到了收音机插线并把它塞到了插座里。收音机立刻咔嚓响了几声，然后传来游击队长的咆哮声：“同志们，情况突变！任务紧十万火。分秒必争！”王队长用力地甩了甩头，下意识地擦掉了还挂在嘴边的口水。他逐渐回过神儿来，再一次甩了甩头看着我们喊道：“你们这是想干啥？！”
我们没有做声。平时母亲的汉语就不好，现在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而我也被吓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啊？…干啥呀你们？-王队长皱着眉扯开嗓子喊道，我们还从没见过他这副样子。
-尤尔卡，你跟他说我们来有事找他，要谈谈。-母亲把可恶的收音机插线从插座中拔了出来，快速而含混地说道。我赶紧把母亲的话翻译过来。队长随即和善起来，变回了原来的王队长。他坐了下来，指着桌旁的椅子嘟囔着：“坐吧，嫂子，刚才我眯了一会儿。”
母亲听懂了山东人说的话，费劲地把她脑海里所知道的中国字过了一遍然后说道：
-你累了，工作很多。
-啊，没关系。全国都在搞建设，我们也应该努力工作，不能落在别人后面。此时此刻我们那个熟悉的王队长又回来了。
-嫂子，你们来是啥事儿？
-这个…，尤拉，告诉他，这个…怎么说，-很明显，母亲不知道怎么开口。
-想说啥呀？-我鼓起勇气不满地打断了母亲。
-这个…，告诉他，我们家没有地方让老师住了，母亲从苏联回来了。房子不够住。让他把老师领走。
-母亲快速地说道，不知为什么她说话时盯着窗外好象外面发生了什么有趣儿的事。
-我妈说，姥姥从苏联回来了。-我开始翻译，王队长善解人意地连连点头。-我妈说房子小，人多不够住。
-啊？…王惊讶道。-嫂子，他们就剩不到两周就要走了，你让我把他往哪儿安排啊？这样对老师不太合适吧？
听王队长说话的语气，母亲明白了他的意思，不满地摆了一下手：
-我家有大姑娘，明白？-母亲突然冒出一句汉语后又沉默了。-怎么翻译啊？-我没明白。
-明白。-王队长却说道并站了起来。-告诉你妈，晚上我就到你家去接走老师。让她先别着急。我们默默地回家了。母亲在前面走得很快，我急忙跟着她。
-妈，你这是要干啥呀？想赶走科斯佳吗？-我赶上她，盯着她的眼睛问道。
-赶不赶他走不关你的事…-母亲打断了我的话。-你走吧，去找朋友玩吧，在家也呆腻了。我没有去找朋友玩，而是跑到了村外，在不久前丽莎、科斯佳和我采集浆果的地方溜达了很久：晚上王队长要去接走科斯佳，我怎么有脸面对他？他离开时我不在家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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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拉，我的孩子，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当我悄悄地走进屋后姥姥哭着数落我。路过前屋的时候我看见床上空了：科斯佳搬走了。我不敢出声也怕见丽莎。
-噢，我这个…，-我小声嘟囔着随即又停下来，家里除了姥姥其他人都不在。-他们都去哪儿了？
-啊，他们都去赫罗莫夫家了。丽莎不太愿意去，但格里什卡太粘人了，把大家都拖走了。
-那科斯佳呢？
-噢，他们走后科斯佳和队长一起来了。他说有公务要办，这几天就到王队长那里去住。他说王队长想跟他学俄语。我看这个王呢能学会吗。。。自己话都说不好。哎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妈他们和丽莎走的时候，你妈的脸比乌云还黑…。真搞不懂她干嘛要把女儿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你妈呀，我刚才跟她提过这事，可她不想听…你要吃饭吗？。。。姥姥仍在继续唠叨着，我却躺到炉子后面的木床上一下子就进入了沉重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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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们离开村子的前一天组织了一场音乐会。那天学校的走廊里灯火通明，小小的厅里挤满了村民。我们村子平时的活动不多，大家都想看看城里大学生们的演出。科斯佳和大学生们在厅里紧张地忙碌着做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摆上了长凳和椅子，挂上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红色大幅窗幔作为临时舞台的幕布。这个临时舞台是大学生们自己用王队长拉过来的废弃木板搭建的。王队长和先进生产者们其中也包括我们的父亲都坐在第一排。格里什卡象个国王似的在厅里踱来踱去，他在装模做样地帮忙给村民们安排座位。我们这些孩子们没有座位可坐，只能是哪儿有空地方就往哪里钻。我站在了离门不远的墙边，这里虽然离舞台很远，但不必挤来挤去。妈妈和其他女人们也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格里沙，怎么没看到丽莎，她没来吗？你们不是从中午就在一块儿吗？-我听到母亲在问从旁边经过的格里什卡。-“对，她，卡捷琳娜阿姨，她说她有事。我不知道她来不来。”-格里什卡一边嘀咕着，狡猾地避开了母亲的眼睛，一边尽量加快脚步从母亲身边溜走了。
-乡亲们！-科斯佳洪亮而动听的声音从舞台上传了过来。一开始他说汉语然后又说俄语。他感谢村民们给大学生们提供食宿，帮助他们学习俄语，感受农村生活，有机会和所有村民一起在田里劳动。他的讲话结束后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很高兴科斯佳这么聪明又帅气的小伙子在台上能说出这些充满智慧的话语。我使劲地给他鼓掌。然后大学生们在科斯佳的手风琴伴奏下唱起了“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和格里什卡之间的约定。我忽然感到，虽然科斯佳拉着手风琴在和大家一起唱歌，但他在不停地注视着我，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低垂着头站着，不敢抬起眼睛看舞台，我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悄悄地溜出去，离开这个现在令我恨之入骨的地方。我大胆地抬起眼睛，科斯佳真的在看着我。我很快又垂下眼睛，突然看见了我熟悉的布拉吉和一双旧的黑便鞋的鞋边：丽莎站在我旁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在目不转睛地看着科斯佳！我迅速地抬起头看了看科斯佳。我终于明白了：科斯佳和丽莎在对视着，他们之间延伸着一条谁也看不见的线。大学生们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着歌，村民们友善地为他们鼓掌，不断请求他们再唱一首。偶尔我偷偷地瞥一眼丽莎。她背着手站着，身体稍微后仰，手撑着墙，默默地看着科斯佳。她紧闭的双唇和苍白至极的脸说明了她现在有多紧张。-下面，-突然科斯佳颤抖的声音传到我耳边，-亲爱的的乡亲们，我想独唱一首歌。这首歌是我在这里，在我们的上库力写的。请大家不要那么苛求，我与真正的诗人和作曲家还差之千里，但我想用这首歌表达我对你们大家对咱们这个牧场的尊敬热爱和…深厚温暖的感情。谢谢你们！-科斯佳面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自拉自唱：
再见吧，上库力，
我的美丽故乡。
你那亲切的面容，
永远铭记心间。
故乡啊，我的故乡
高山平原相依
再见吧，上库力，
我的美丽故乡。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记得这首歌的简单歌词。当科斯佳唱这首歌的时候，厅里变得异常安静：坐在长凳之间地上的孩子们停止了打闹，女人们不再嗑瓜子，男人们掐灭了卷烟，大家都在默默地听着这首简单的歌，没有人知道对我和丽莎来说这首歌有何意义。-丽莎，你怎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走吧，我们出去，-格里什卡讨厌的耳语声传了过来。他已经抓住了丽莎的胳膊拽着她往门口走。丽莎也没反抗，象一头待宰的小牛一样跟着赫罗莫夫往外走。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消失在学校门外。
音乐会结束后我本想第一个冲出去。但科斯佳从不断向他表达感谢的热情的村民中间挤过来拦住了我，温和地碰了一下我的肩膀：
-再见，尤拉！很高兴认识你！-科斯佳说道。他想象往常一样微笑，但我–明白也看见了，他今天做不到。
-再见，我也是。-我小声支吾了一句，不知道在分手时该说什么。
-好好学习！中学一毕业你就来哈尔滨上学。-科斯佳说道。我知道他还想要说什么。-嗯。-我又嘟囔了一声，往门的方向看了看。-我想逃离科斯佳可是在学校门口站着赫罗莫夫，他正看着我们。
-尤拉，听我说，把这个交给丽莎。请你今天务必交给她。-科斯佳低声说。他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热情的村民们不等他话说完就把我挤开了。我转过身跑了出去。
-尤尔卡，站住！火烧火燎地往哪儿跑。你过来！-赫罗莫夫的语气既有令人讨厌的虚伪甜腻又有不可违抗的命令。我停下来挪不动步。他自己走过来拉住了我的手，掰开我紧握的拳头，把纸条抢过去说道：-小舅子，约定比金钱珍贵。别担心，我会给你寄照相机的。-他冷笑了一声，把手里的字条转了一下又补充说：-快回家吧，已经很晚了。
*
丽莎面朝墙躺在自己的床上。我飞快地溜到炉子后面自己的床上。为了不惊动姥姥我麻利地脱了衣服，悄悄地钻进了被窝......
黎明时盟里派来的一辆苏联“吉斯”车把大学生们拉走了。从此我们家再也没有人提起过科斯佳。我们大家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试图还象以前那样地生活。只有丽莎变了。她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在床上躺着。甚至在帮母亲干家务时也一声不吭：她的动作中没有了往日的温柔沉静和有条不紊，多了一些莽撞粗鲁甚至是还带着一些敌意。
*
婚礼过后丽莎马上就搬到赫罗莫夫家，再也不回自己家了。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牧场已经宣布了最后几个俄侨家庭离开的日期。赫罗莫夫家列在了名单里。王队长通知说盟里将派来两辆“吉斯”送这些侨民。两辆车应该够了。
*
-儿子，-吃晚饭时一直低头看着自己汤碗的父亲说道。-你还是去他们那儿看看，跟你姐姐说别埋怨爸妈，让她常过来看看我们。她很快就要走了。谁知道还能回来不……
-他让你去哪儿？-姥姥又问了一遍，不等翻译自己问女婿，-叫他去哪儿？
-赫罗莫夫家，告诉丽莎回家，应该看看妈妈爸爸。很快就呜-呜-呜，父亲学着轮船的汽笛声，又摆了一下手说。–什么时候走，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对，对，-姥姥摇着头。-你，尤拉，现在就去，让她过来，我们都等着她。母亲紧闭双唇始终不做声，就好象我们的谈话和她无关。她象往常一样在炉子前磨蹭着。可以有机会溜出家门，我感到很开心，即使外面黑了也没关系，我立刻同意了。-好吧，我吃完就去。
我也想见丽莎，想尽力弥补一下我的过错。我明白我对她什么都不能讲，但我只想和她在一起待一会儿，向她说几句好听的话…….
-你呆着吧…，他去啥去。-母亲简单粗暴地说道，之后又稍微缓和一点儿对父亲说，–咱俩去一趟，看看他们准备怎么样了。你赶快吃。
晚饭后，父母亲去赫罗莫夫家了。等他们回来时我和姥姥都睡下了。一直到走丽莎也没有在我们家出现过。
在动身前的一个星期内，所有即将离开的俄侨把不能随身带走的东西甩卖或者分送给邻居之后就开始纵酒作乐。他们出了这家进那家，格里什卡的手风琴声忽而在村子的这一头响起，忽而又在村子的另一头飘荡，扰乱了这些侨民们的心。丽莎从不和他一起去参加酒宴，一直在赫罗莫夫家待着。
一天晚上轮到赫罗莫夫家请客。一大早格里什卡就来敲门。他象城里人那样穿着呢子短大衣，一尘不染的铬革靴，戴着纯新前进帽。看样子这身行头是为了出门才买的。
-爸妈你们好！姥姥身体好吗？腿不疼了吧？你怎么还没上学去，快去吧！格里什卡洋洋得意地拍着我的头说：你们晚上没事了就马上到我们家去…，今天在我们家办酒宴，欢送我们。
-丽莎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姥姥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些失望和郁闷-噢，她，姥姥，就是…她这几天不太舒服。她说有点恶心。-格里什卡依然得意地说道，接着飞快地环视了一下我们，想看看我们对这个新闻有什么反应。但姥姥和我没听懂他的暗示。
-她这是怎么了，是病了吗？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姥姥不安起来。-有病出远门可不太好。
-妈！-母亲叫了一声姥姥阻止她再说下去。-好，格里高利，你回去吧，我们明白了。父亲还要去干活，尤尔卡也要去上学。傍晚时，我们全家都过去。我们会带点东西过去，这些天你们聚会的事比较多，你们也别太逞能，别喝太多…多照顾点儿丽莎……
赫罗莫夫家半空的房子里已经挤满了客人。到这里来的人包括要离开的俄侨家庭、我们这些米基斯、赫罗莫夫的邻居、熟人和朋友，还有几个汉人家庭，他们都是在村子里的牧场成立之前与赫罗莫夫老人一起倒卖甘草和劈柴的熟人。老头儿穿着崭新的苏联军服。军服外面套着黑色的皮马夹，下身穿着和格里什卡一样的马裤和铬革靴。也可能这是格里什卡原先穿过的靴子。现在格里什卡穿着结实的纯新皮鞋。“你看，赫罗莫夫一家穿的都是新衣服，大概把最后的中国钱都花光了。你看，他们买了很多东西都要带走。-姥姥打量着赫罗莫夫家，不知在对我说，还是在自言自语。-你看，老太太的纱巾质量多好。听说澳大利亚非常热，她带它去那里干什么啊？戴着纱巾会出汗，臭死了”。
***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送别丽莎的那一天。那天我们全家都站在装着赫罗莫夫一家人及其家什还有丽莎的卡车旁边。丽莎直到车要开了仍然站在路边默默地看着我们。父亲母亲和姥姥都争先恐后地和她说话，她却始终不吱一声只是连连点头。两条粗粗的辫子露在围巾外面，圆鼓鼓的肚子从扣得紧紧的羊剪绒外套下面向上隆起着。
“吉斯”排出的废气发出像打喷嚏一样的声音，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在我面前漂浮起来：无论是令我恨之入骨的赫罗莫夫们，还是向我们挥手告别的丽莎。汽车载着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远。
-姐姐，你别走，你别走！-我突然喊道。和丽莎在一起的这么多年里我第一次按中国的传统用汉语喊她姐姐。我跟在汽车后面一边跑一边喊着。道路坎坷不平，在行驶中的汽车的马达轰鸣声中我无法分辨出丽莎都向我喊了什么。
结声
自从丽莎走后，妈妈就认真地开始着手准备去苏联。她常常埋怨姥姥没有事先和女儿商量就回到了中国。“你给我们发了邀请之后再回来也好啊，你竟然都不为我们着想！现在这里谁还需要你，所有人都走了，你说说，你让我们现在去哪里？”-母亲没完没了地埋怨着。在这种时候，父亲常常皱着眉，默默地坐在桌前抽烟。现在我明白了，他那时已经知道，他必须留下，因为他是中国籍，去不了国外，我们这个家早晚得分裂。
冬天临近过年时，姥姥因心力衰竭去世了。早晨她没有象往常一样第一个起来。据早晨来到我们家的医生说，她在夜里就走了，是在睡梦中离去的。过了五六个小时在早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她已经走了。现在只剩我们了。母亲积极地办理她和我回苏联的手续。她经常对父亲说，她会从苏联给他寄来邀请。“不能让一家人这样分开，木有这样的法律，木有”，-她经常紧张，食指不停地颤抖。
春天的时候，我和母亲离开上库力动身去了苏联哈萨克斯坦的巴福洛达尔市开垦荒地。这里虽然陌生但我们认为还是属于我们的地盘，从此我的新生活开始了。确实是这样，我很快就习惯了哈萨克斯坦草原的生活。对父亲、姥姥和丽莎的回忆也越来越少了。父亲很少来信。大概三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获得父亲的消息。为了不忘记汉语，我经常给母亲读父亲的来信，甚至把信的内容重新在干净的纸上腾写几遍。终于有一天妈妈给父亲办好了邀请，但已经不知道该给他寄到哪里了。我们听说中国开始了*****。
我们和丽莎没有书信来往。在母亲去世的前几年，我们才终于恢复了和她的联系。母亲对此非常高兴。这个时候丽莎和格里什卡已经离婚了，她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她邀请我们去澳大利亚做客，但我们始终没能成行：随着苏联的解体，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在这之前，哈萨克斯坦的新货币就已经开始贬值了，我们勉强度日。我试着和中国做些贸易，但我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我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一直教授汉语，直到退休。我到中国去了很多次，但是始终没能去澳大利亚看望丽莎。在我们走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父亲从澳大利亚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着照相机，两个胶卷和一块巧克力。父亲把巧克力分给了邻居的孩子们。担心被指控与国外有联系，父亲把照相机和胶卷都交给了公安局，然后就搬到了大兴安岭。听说他一直在铁路工作直到退休。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了。至于那个爱惹是生非的赫罗莫夫，虽然他在澳大利亚抛弃了丽莎，但终究恪守了自己的诺言，没有失信于我。
我去过几次哈尔滨，也打听过于平老师的情况。可惜我不知道当时他在哪一所大学任教，所以一直没能打听到他。只是总有人向我说，文革初期很多从事俄文教学或翻译的知识分子备受迫害。可想而知当时于平的处境了。追求正义公平，从不攻击别人的一名年轻热心的知识分子文革期间很有可能被戴上了黑五类的大帽子。。。。。。我真心地希望他安全度过了那些日子，现在正快乐的活着。
最近一段时间，我和丽莎经常通电话，总是她打给我。我们曾幻想着有一天能在上库力相聚。电话里我们有说不完的话，想念我们的父亲母亲姥姥，只是从来不提于平这个名字。现在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妈妈父亲姥姥，还有我们一直没能忘记的科斯佳·于平。现在还多了姐姐丽莎：从此以后他们都只能留在我的回忆里了。
再见，上库力！
2018年十月- 2019年六月于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