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及“山药蛋”派的小说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早年即对民间文艺产生强烈兴趣。40年代创作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成为当时文艺界贯彻落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倡导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典型。建国后创作有长篇《三里湾》、《灵泉洞》（上），短篇《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等。“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赵树理的小说借鉴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说白念诵”和“宣讲口气”，主张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写，注重从描写对象的“文化思想”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所塑造的人物并不是时代所积极倡导颂扬的光芒四射的新时代的英雄，而是一些小人物的朴素、日常的方方面面。特别擅长刻画农村中一些具有小毛小病的“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赵树理也是延安作家中比较早地自觉关注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与农民思想实际、生活状况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的作家。这种关注与他富有个性和生活气息的语言风格一道，突显出了赵树理小说文本的时代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
“山药蛋派”是以赵树理为代表，部分艺术风格、审美追求相互接近的山西作家所构成的一个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文学流派。除赵树理外，主要成员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其代表性的小说作品有《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三年早知道》（马烽）、《宋老大进城》（西戎）、《老长工》（束为）、《奇异的离婚故事》（孙谦）、《七月的庙会》（胡正）等。
“山药蛋派”的文学理论起源于四十年代赵树理组织的通俗文化研究会以及集体撰写的《“通俗化”引论》。它所提出的“文化大众化”和“新启蒙”的思想主张，成为这些作家自觉的艺术实践的旨归。“山药蛋派”的写作在五六十年代形成具有全国影响的流派风格。其主要特色是围绕正在发生变革的农村生活和变革中所出现的新人物（既有先进人物，也有中间人物和后进人物）、新思想、新问题来展开的。注意在农村政策和现实缝隙之间，寻找人物和主题的叙述可能；小说大多具有大众化、日常生活化和地方特色；语言注重口语化，貌似朴拙而又略带诙谐；刻画了不少性格鲜明的新时代的农民形象。
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早年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工作。1938年到延安并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完成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建国后从北京回到陕西，在皇甫村安家落户，先后长达14年。其间先后有短篇、中篇小说发表。1959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标志着作者思想和艺术上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创业史》是一部在艺术上自觉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时代生活道路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小说原计划写四部，随着“文革”的到来，柳青受到强烈冲击，小说写作计划被迫中断。
小说（第一部）围绕着梁生宝互助组的成立、巩固和发展，直至灯塔社的建立，深刻而完整地概括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艺术地展示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种类型的农民心理的生长变迁，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创造性地塑造了梁三老汉、合作社运动的带头人梁生宝、“蛤蟆滩”的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和姚士杰等人物形象。由此，小说通过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各阶层人与人之间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展示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变。可以说，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创业者的心灵史。这也是这部小说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大原因。
在题材处理上，小说注重并达到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的统一；在人物描写上，小说将人物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艺术视野开阔、人物形象厚重丰满；在结构布局上，“题叙”与“结局”匠心独运，颇具特色，通过组织各种矛盾、展开斗争来推进人物和故事。总体而言，《创业史》被认为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的长篇巨著。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杜鹏程（1921—1991），陕西韩城人。从小家境贫寒。抗战爆发后开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后到延安，先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鲁迅师范学校和延安大学学习，并从事过基层干部、随军记者、报社主编等工作。全国解放后，杜鹏程以自己做战地记者时所积累的素材为背景，创作了描写解放战争时期延安保卫战这一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历史长篇《保卫延安》，塑造了革命军队中一系列指战员的光辉形象，特别是在塑造战争的最高指挥者方面，小说第一次正面描写了彭德怀，为后来的文学作品尝试描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50年代以后，杜鹏程还创作了《在和平的日子》、《延安人》、《夜走灵官峡》等作品。60年代之后，杜鹏程受到残酷迫害，作品也遭到查禁批判。“文革”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光辉的里程》，《保卫延安》也于1979年重新出版。
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作品以饱满的革命激情，艺术地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在西北战场所开展的延安保卫战，具有一种“迫人的鼓舞力量”。作品热情地歌颂了党、人民军队和军队的指挥者，塑造了周大勇等人民子弟兵的英雄形象，从一个角度历史地阐明了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
小说出版后，曾经为《保卫延安》的修改出版给予过密切关注支持的冯雪峰专门撰写了一篇评论《论〈保卫延安〉》。这篇评论指出，“以这部作品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认为它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1918—1970），浙江湖州人。30年代参加革命，建国后曾担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解放后发表的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中篇小说《锻炼》，短篇小说《识字的故事》、《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这些作品，因为其诚恳朴实的风格、富有新意的叙述语言、对人物形象的尝试性探索而受到当时读者的注意、欢迎。不久，这些作品，特别是曾经被拍成电影的《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1951年6月，《人民日报》公开指出了萧也牧作品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归结起来有三点：其一，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歪曲了党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政策；其二，丑化了劳动人民出身的革命干部；其三，散布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情调，“美化、歌颂了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实际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萧也牧的这些作品不仅直面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差异甚至矛盾，同时还及时地提出了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自我改造和提升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批判性。
《我们夫妇之间》描写了一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夫妇进城后在家庭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新矛盾，通过生活琐事和日常矛盾，刻画了女工人干部张同志这样一个艺术形象。这个人物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憎爱分明，和旧的生活习惯不可调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倔强的，直爽的”，但是，这个人物又是有缺点的，“那就是有些急躁，有些狭隘”，特别是缺乏具有文化修养的生活习惯。作者试图从新的视角来概括描写生活的新的面貌和现实，塑造新的环境条件下的典型人物和人物关系。遗憾的是，作者直面生活现实、从新的角度塑造刻画人物形象的努力被认为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相矛盾，相背离，并因此而遭到不公共的时待。
孙犁的《铁木前传》、《风云初记》
孙犁（1913—2002），河北安平县人。初高中时期就开始写作，并有作品在《大公报》发表。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家乡参加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这一时期发表了一些文艺理论和批评文章。40年代中期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初步确立了孙犁小说清新涵泳的艺术风格，艺术技巧也日趋成熟。直至去世，孙犁的写作生涯长达75年。其间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八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十种散文集传世。去世前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天津市文联名誉主席。孙犁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早期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进展，成为公认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又一高峰，他的散文作品以思想的深湛、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语言和表现手段的炉火纯青，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铁木前传》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时代背景，描述了两个老人（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和两个青年（九儿和六儿）在解放前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交好与交恶。小说以人际关系的前后变化为线索，以孙犁一贯关注的乡土人性在不同背景下的发展为主题，在正面肯定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同时，注意人物的真情实感的挖掘，流露出作家对北方农村人情美、人性美的向往和赞美。小说人物形象朴实鲜明，笔调明丽流畅，是这一时期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文学作品。
《风云初记》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孙犁熟悉的冀中平原五龙堂为背景，通过抗日战争第一年发生在这个地区的故事的描写，集中地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的风云变幻，以及战争背景下、进程中各种人物心理世界的变化和革命力量的成长，赞颂了人民发自内心的解放精神，塑造了高四海、芒种、吴春儿、蒋俗儿等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
孙犁的小说善于在浓郁的地方风情的背景上展示人性；将时代风云与北方农民革命的自觉性和解放精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人物鲜活清新；不以情节曲折见长，却以极俭省的笔墨，抒发浓郁的诗情画意。
浩然的“新农村”小说
浩然（1932—），河北宝坻县人。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联、作协副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
浩然坚持“写农民，给农民写”的创作主张，从50年代开始，以歌颂新时代的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珍珠》、《蜜月》、《杏花雨》等步入文坛。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记录农村生活”的。后又写出了表现北方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金光大道》和长篇小说《艳阳天》、《白花川》，浩然也成为“十七年文学”时期乃至“文革”时期文坛一个独特的、以歌颂主旋律和农村政策、以突出表现新时代新人物新道德为主的代表。“文革”后又创作了《苍生》、自传体长篇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等。
浩然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被认为“透露着新生活的气息”“小说的基调充满乐观主义的精神”、“是新生活的颂歌”，表现了北方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在精神上的解放和喜悦，也反映出作家运用“洞察新生活的敏感力”而“从实际生活中看出党的政策精神所贯彻的生活面貌的特点”。分别于1964年、196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出版于1971年）是浩然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描写了北京郊区东山坞农业社围绕“土地分红”和粮食问题所发生的冲突，着力塑造了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社主任萧长春这一新时代的农民英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农业社副主任、“老党员”马之悦、“反动地主”马小辫等对立人物和一些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状态人物”。小说出版后，即被评论为“对农村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描写有着明显的特点”，因此也被誉为“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小说所描写的“生活真实”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本质真实”之间，浩然创造了一种可能的小说叙述模式。又由于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有特色的叙述语言，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和人物的时代精神风貌，使得《艳阳天》在成为这一时代“模式化”写作的代表的同时，又超出了一般机械的简单教条式地图解生活的作品。
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罗广斌（1924-1967），四川成都人。40年代到云南求学并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九月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在狱中与其他狱友一道坚持斗争。重庆解放前夕越狱成功。解放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1950年根据自己在狱中亲身经历，写成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与杨益言合著），1958年又创作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与杨益言合著）。1961年与杨益言合作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
杨益言（1925-），江苏武进县人。40年代在同济大学读书，后因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越狱成功。解放后在重庆市委工作。
长篇小说《红岩》是这一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代表，特别是它艺术地塑造了许云峰、江姐、成岗、齐晓轩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这些形象，不仅丰富了当代小说人物的长廊，而且长久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它所高扬的革命者的理想主义、牺牲精神和高风亮节，成为一个时代道德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通过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中被囚禁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坚决斗争，不仅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也反映了整个解放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形势。
小说虽然是以真实的个人经历为背景，但在艺术上并未刻意追求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是始终围绕人物形象的塑造，注意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感受、行为动机和内在的思想感情，成功地展示了烈士们崇高的精神世界。
杨沫的《青春之歌》
杨沫（1914—1995），祖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因为家庭原因而较早走上社会，先后做过小学教师、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并曾在北京大学旁听。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妇女、宣传等工作和《晋察冀日报》编辑、文艺增刊主编等。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
杨沫3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解放前以短篇小说、报告通讯和散文为主。1958年发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后来还创作了长篇三部曲《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并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苇塘纪事》、《红红的山丹花》、《杨沫小说选》；散文集《杨沫散文选》、《大河与浪花》、《自白——我的日记》等。
《青春之歌》是杨沫最重要的作品。它所反映的是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党所领导的北方学生运动。小说通过卢嘉川、江华、林红等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告诉人们曾经有多少革命先烈为了他们的理想、革命事业和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所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较之过去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发展。小说通过林道静这个人物的人生选择和成长经历，指出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大众的命运联结为一，这才是真正的出路”。这与现代文学中作为“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恋爱至上”的子君和“教育救国”的倪焕之等迥然不同，这也是《青春之歌》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小说将人物置身于时代洪流当中，能够将宏大的时代叙事与人物形象的塑造结合起来，结构气魄宏伟，情节也比较生动，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也比较真实细腻。但在作者所致力揭示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方面，小说并非没有不足。首先，小说仅以小知识分子为主要探讨和表现的对象；其次，小说的“探讨”意味似乎也并不浓厚。还有人认为小说“后半部结构比较松散，语言不够丰富多彩，人物的对话缺乏个性”等。
宗璞的《红豆》
宗璞（1928-），祖籍河南唐河县，生于北京。抗战时期在昆明上小学、中学。抗战胜利后随父亲执教的北京大学一起回到北京。后入天津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50年代初大学毕业，先后在全国文联、《文艺报》等工作。1957年7月，小说《红豆》由《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作为“新人的作品”推荐发表。很快小说遭到批判，认为作品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和爱情观。除《红豆》外，宗璞还有《桃园女儿嫁富谷》、《不沉的湖》、《弦上的梦》、《我是谁》、《鲁鲁》、《三生石》以及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和第二部《东藏记》。
小说《红豆》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了一个在时代巨变前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作为小说，《红豆》在50年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突破“工农兵”题材为主的藩篱，不仅正面描写表现了大学生知识分子，而且还突破“爱情”禁区，颇为“温情”地表现了年轻知识分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选择的艰难和选择成功后的欢乐”。作品在刻画人物上，没有落入当时“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的俗套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无论是对江玫还是学生运动领袖萧素的描写，都能够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它所描写的主人公的那些生活场面细节，如林阴小道上的漫步、校园花丛中的情话、象征爱情的“红豆”、因为政治信念见解不同而引发的争吵等，不仅真实地、符合历史实际地层示了人物心理发展的轨迹，而且，在后来一个人物形象不断被抽去生活真实和“假大空”的时代，这些细节和形象也让人觉得可信和温馨。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生于北平。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了十多年。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工作。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等职。著有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暗杀—3322》、《季节三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青狐》；小说集《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十卷本《王蒙文集》等。其中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时标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改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它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的角度，以处理麻袋厂党支部的问题为中心情节展开叙述，塑造了林震、刘世吾等建设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是较早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作品在揭露体制内的官僚主义的同时，也从个人理想角度对体制性文化和体制化了的人进行了初步的揭示与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成为王蒙后来的作品中一直探索表现的主题之一。而在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在和平建设时期工作热情的衰退和麻木不仁，以及和平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等过程中，实际上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曾经的青春理想激情，在日益体制化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中还会面临时间与自我以及人性的挑战。这大概也是这部作品能够超越时代直到今天还呈现出一定的思想意义的原因所在。
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1901-1969），四川重庆人。早年在北京参加新文学团体“浅草社”和“沉钟社”。60年代发表了《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小说，并因此受到批判打击。
《陶渊明写挽歌》是在60年代初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关于“题材问题”的清规戒律有所松动的状况下率先问世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品描写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东林寺访友、田间漫步、席间闲谈、榻上凝思等几个晚年日常生活场景，表现了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平静坦然和对世事清醒超越的态度”，刻画了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旷达宁远、清贫自守的性格。作品大胆突破当时文学写作方面的不少禁区，塑造出一个坦然面对生死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将能够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与心理活动的描写结合起来，语言质朴平易，但又具有浓郁的知识分子特色。
姚雪垠的《李自成》
姚雪垠（1910—1999），河南邓县人。少年家境贫寒，只读过三年小学和不到一学期的初中。在河南大学预科读书期间，因为参加学潮被开除，流浪到北平，开始写作投稿生涯。1938年因发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引起文艺界注意。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牛德全与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等中长篇小说。其中《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度受到国统区文艺界的批评。《长夜》则被认为“中国第一部比较真实而深刻地描写农村‘土匪’生活的长篇小说”。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3年完成并出版了《李自成》（第一卷），其二、三卷分别于1977年、1981年出版，第四、五卷于一九九九年出版。整部作品共计三百余万字，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一部长篇著作。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描写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并从中总结了其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小说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中心，力图展示出一部气势恢弘、波澜壮阔的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采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农民起义军内部矛盾等多条矛盾线索即复线的形式，把笔墨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领域，全面系统地反映“天崩地裂”时代的历史巨变，艺术地探索和表现了一个政权的衰败、农民起义力量的兴盛覆灭等历史规律。小说整体视野开阔、色彩斑斓丰富、布局大气稳重、注重协调平衡。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三百人之多，“从皇帝后妃到豪绅役吏，从义军将士到巫婆乞儿，从绿林好汉到商贾市贩，三教九流，各式人等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晚明社会人物全景图，而且主要人物形象鲜明、丰满突出。在艺术结构上，作品采取“单元共同体”的组合方式，但都有机地服务于中心事件。在叙事描写上，追求历史事件与社会风俗面貌的结合，语言上注重人物性格的丰富多彩。
也有观点认为，《李自成》虽然是一部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但在写作观念和叙事方式上，与同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不无相似之处，即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剖”封建社会。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正确性和合理性。
王蒙的《春之声》
王蒙1959年平反复出以后，发表了以《春之声》为代表的一系列探索实验小说，这些小说都自觉运用了“意识流”手法，打破时空限制，揭示人物内在心理世界。这在当时以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流的文坛，无疑是一支报晓的“春之声”，预告了“新时期”文学春天的来临——我们的文学真正驶上了摆脱政治一体化制度下的写作模式、向着现代化和个性化方向迈进的快车道。
《春之声》写的是物理学家岳之峰出国考察归来，搭“闷罐子”车回乡探亲的一个片断，通篇都以主人公的往事回忆和所见所闻引发的心理感受为主要内容，在物理时空有限的车厢里，借助人物的“意识流动”，通过人物的幻觉、直觉和潜意识的自由联想，展示了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生活空间，表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特有的时代景观和社会心理特征。这一作品在当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派”小说。
80年代前后，以这种“意识流”手法创作小说的作家还有茹志鹃、宗璞等，她们分别创作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我是谁》等，从结构到语言，也都十分注重现代技法的实验；当然，这些“现代派”小说的“现代”意味还仅仅停留在形式和技巧的层面上，而作为现代主义最核心的东西，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其实还是十分贫乏的，文本中呈现出来的仍然是王蒙这一代作家长期都无法摆脱的“少布”情结。
王蒙（1934-），北京人，40年代即投入中共组织的学生运动，建国后，在北京从事共青团工作，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布尔什维克”。50年代初开始创作《青春万岁》（该书当时只发表了一些片断，直至1979年才修改出版），这是一部反映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斗争生活，表现“革命加青春”主题的长篇小说；后又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蜚声文坛，也因此被划为“右派”。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时间不长，作品也不多。
1979年以后，复出的王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以新时期文坛领军人物的形象出现的。80年代前后，他先后发表了《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春之声》、《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等“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对当时以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流的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其后，王蒙创作的《活动变人形》是当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生活题材小说中的力作，这部具有强烈知识分子自省意识的长篇小说，也是王蒙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1986年以后，王蒙又写出了“新大陆人”系列小说和《来劲》、《坚硬的稀粥》等作品，揭示中西文化碰撞对现代人世界观、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叙述风格显得夸张、戏谑和自由无度。而90年代以后，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蹰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堪称是作家回首往事、反思历史的用心之作。一九九三年，出版有十卷本《王蒙文集》。
王蒙小说的基本主题，是个体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被作家文学观念上的“延安情结”和政治理想上的“少布情结”潜在地支配着的结果；但在文学创作手法的探索创新上，身居要职的王蒙在八九十年代身体力行的努力，对新时期文学文体和形式的变革以及文学的自由发展无疑作出了可想而知的贡献。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已驶上探索创新之路的新时期文学已“别无选择”，作为最被文坛和读者寄予厚望的小说更是“别无选择”。
1985年，刘索拉的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在《人民文学》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称之为“真正的”现代派小说。在王蒙们“意识流”技法的初步尝试和大胆“实验”以后，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争（1982—1984）之后，在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引起作家间关于现代技巧和文学创新的通信和讨论之后，以《你别无选择》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派小说“别无选择”地降生了，其中包括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
《你别无选择》讲述的是一群音乐学院年轻学生颇具现代意味的生活、情绪。这一代人是带着骄傲与梦想走进大学殿堂的，他们意识到了自己与“上一代人”的不同的价值准则和人生信仰，小说中的他们以对传统价值体系叛逆和反抗的姿态，竭力追求着不同于过往的人生和艺术，但是在以“贾教授”为代表的那种既刻板又凝固的主流和权威势力面前，年轻人的追求只能通过狂乱的音乐、神秘的功能圈、“妈的力度”表现出来，甚至不惜显得“荒诞”和“过分夸张”。这种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传统格格不入的形象和主题，已经颇类似于西方某些现代派小说，比如《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路上》等，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意味”，正是一种始终“在路上”的、漂泊不定的、无从选择的心灵感受，也是现代人最普遍的心灵处境。
刘索拉（1955-），北京人，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曾在中央民族学院音乐系任教，1985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引起广泛关注，此后陆续发表过小说《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女贞汤》等。1988年赴英留学，现居英国伦敦，主要从事现代音乐创作，是目前较有影响的海外音乐人。
刘索拉和这一代人的现代派小说实验，主要表现出这样几种文学创作观念的“现代意识”：一是生存荒诞。通过“现代人”在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势力面前荒谬、尴尬的现实处境表露出来；二是自我指涉。文本既不追寻历史真实，也不反映现实真实，惟一的功能是真实的自我指涉，这表现出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真实观的质疑和颠覆；三是“黑色幽默”。通过荒诞、夸张、变形的叙述技巧，表现出更加散乱、破碎的结构，更加平面化、符号化的人物，更加狂乱奇特的文本特征。这为现代小说实验的深入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起点。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先锋小说的真正“实验”是从马原《拉萨河女神》和《冈底斯的诱惑》开始的。1984年以后出现的这些个“诱惑”无论对作者和读者都极具吸引力，那里面包含的是对小说叙事形式（包括语言形式和结构形式）的全新尝试。
《冈底斯的诱惑》讲述的故事，“似乎是三个单独成立的故事，其中很少内在联系”：穷布狩猎探寻“野人”的故事，陆高、姚亮观看天葬的故事，顿珠、顿月和尼姆的婚姻的故事，其间的联系十分有限；三个故事采用的叙述形式则复杂多样，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有的时候讲述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是讲述第三者的故事，也有的时候又是讲给第二个人（你）听的故事（穷布的故事，用第二人称，只是这里有点不太自然：穷布自己的故事却要由叙述者讲给穷布听）；叙述层面也是多层次的，有的时候是同故事叙述，叙述者与故事中的人物同处一个故事层，也有的时候叙述者是凌驾于故事之外的，以“元叙事”话语告知读者故事的虚构本质，分明地追求和体现着一种叙事的狂欢化效果。
马原（1953-），辽宁锦州人，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西藏工作7年。70年代末开始小说写作，早期创作的基本上是规范的现实主义小说；1984年发表的《拉萨河女神》是马原第一篇进行叙述实验的小说，此后除《冈底斯的诱惑》外，《叠纸鹞的三种方法》、《虚构》、《西海的无帆船》等也是充满异域色彩和叙事实验的名作。但自1987年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之后，马原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知青题材和平实的叙述方式中间。1997版四卷本《马原文集》。
当年，以《冈底斯的诱惑》为代表的马原的叙事实验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故事编织即“马原的故事世界”。马原放弃了叙述一个具有统一和完整情节的中心故事的传统小说技法，将一些似乎缺少关联的、带有极大随意性和偶然性的情节片断拼接起来，形成迷宫式的“套层故事”。另外，马原小说里经常有相同的人物和情节在不同的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情形，或者在这个小说里提到另一个小说中发生过的故事，这也是一种环环相套的互文式的新型故事形式。二、“元叙事”话语即“马原的叙事圈套”。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本来是虚构的，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却力图以环境真实、情节连贯和人物典型造成一种“似真幻觉”，让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而元叙事——关于叙事的叙事——则不仅为读者挑明了叙事的虚构本质，而且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在马原的小说叙事进程中，读者经常被这样的文字所打断：“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或者“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我像许多讲故事的人一样，生伯你们中的一些人认起真”等等，如此一来，故事的连续性被中止，人们如临其境的幻觉被摧毁，种种衔接、拼装故事的技巧、纽带一览无余，故事被无所顾忌地证明是编织出来的，这是对传统小说叙事成规的一个剧烈颠覆——这一切，正如南帆所说，“这一切是马原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所带来的转折”。
马原由此成为了80代中期以后小说写作的又一面旗帜，又一个“诱惑”。人们把马原以后的一些更注重故事讲述、更注重叙事圈套的实验小说称为“先锋派小说”，而那些追随马原开始先锋小说实验的作家则被戏称为“马原后”作家，他们包括致力于极地流浪的洪峰（《极地之侧》），致力于揭示人性残酷和存在荒谬的余华（《现实一种》），致力于拆解家族秘史的苏童（《1934年的逃亡》），致力于构建叙事迷宫的格非（《褐色鸟群》），致力于语言实验的孙甘露（《信使之函》），致力于追随宗教召唤的扎西达娃（《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北村（《施洗的河》）等等，是一支长长的写作队伍。这些写满个人感觉和主观体验的先锋小说实验，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启蒙主义文学规范的怀疑，经由这条道路，使得80代以“共名”为标志的社会化写作，得以进入90代“无名”状态下的个人化写作。
余华的《活着》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先锋小说的文本实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特征：“日常经验”和“冷漠叙事”。小说的叙述语言越来越冷漠，叙述者主体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弱，而所叙之事则越来越趋于寻常，趋于“民间”。这一类小说实验的代表作是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活着》讲述的是和它的题目截然相反的一个个“不能活着”的故事：耕田为生的福贵老汉在几十年里一家八口死了七口，单留下了他和他的一头老牛承受着苦难的极限。老汉一生过得平平常常，有的时候还极端落魄，但他始终认为“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赌了自己的命”，这种“没出息”的人生态度是对“生活在别处”的浪漫主义人生观的一种反拨，也是对漂泊“在路上”的现代人有失矫情的心灵感受的一种反拨。故事和故事里的人物平淡庸常，整个叙述风格更是显得宁静而苍老，小说以其“简单”和“重复”的叙事技巧诱使着人们对“活着”、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和思索。确切地说，《活着》是一个充满叙事张力的现代寓言。
《许三观卖血记》几乎是《活着》的姐妹篇，它讲述的同样是一个普通人艰难“活着”的故事。许三观自小是个孤儿，一生与苦难相伴，他以自己朴素而单纯的方式对抗苦难，以“卖血”这一深入“生命之源”的方式，换取对生命的拯救和对苦难的超越。
余华的写作在80代和90代有明显的差异。八十年代的余华对暴力、苦难、死亡、杀戮情有独钟。“源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他的《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等小说，充满了对“暴力”和“死亡”的精确而冷静的叙述。这些小说在叙述过程中往往采用“局外人”的叙述视点、不动声色的叙述态度和精细甚至华丽的叙述语言，远距离地、不厌其详地描写血腥场景和残忍行径。这个时候的余华小说唤起的，显然是人们对某种存在、某种现实秩序的恐惧和颤栗；同时也在80年代的先锋实验小说写作领域体现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而90年代以后，余华的写作完成了一次新的转型。这一时期余华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多讲述平民的苦难和命运，他们对苦难的承受和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在平常生活中铸就的“相依为命”的力量。叙述风格也趋向平实、朴素，以及含而不露的温情和幽默。《呼喊与细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多是如此。
如果说余华80年代小说的美学价值在于对传统小说写作模式和审美惯性的根本颠覆，使先锋实验小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90年代的余华小说则领导了先锋派小说的又一次历史性突围：从颠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和审美惯性，到颠覆现代小说过于人为的叙事机制和过于矫情的情感流露。或许，历史地看，余华在中国当代小说写作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先锋实验小说写作中，将可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余华前”的写作，文本的实验意味体现在对“所叙之事”和“事之所叙”的极度关注上；而“余华后”的写作，则体现出一种平实冷静的平民立场，以“后现代主义”的日常经验和冷漠叙事消解现代主义沉重的自我表现和隐喻象征。“余华后”的作家们活跃在90年代的文坛，他们中有朱文、韩东、东西、皮皮、刁斗、棉棉、卫慧等。
余华（1960-），原籍山东高唐，出生于浙江杭州，长于海盐。1977年高中毕业后，做过5年牙医。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1987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其成名作。这之后，中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鲜血梅花》、《世事如烟》以及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都堪称其代表作。1995年，余华出版三卷本《余华作品集》。
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王小波是一个尚不为知识界、思想界和文学界普遍接受的边缘性的自由思想家和作家，他的作品在他在世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曾经获得两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但他在内地文坛的声名和其独特的文学价值，直到他的突然辞世，才被逐渐肯定和发现。他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未来世界》以及《革命时期的爱情》都堪称其小说代表作，被人们认为是最能显示王小波“自由立场”和“狂欢叙事”的独特效果的小说代表作。
王小波经历过“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他的小说也大多取材自这段“文革”历史，但他与同时代作家截然不同的表现在于，他完全舍弃了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关于“文革受难”的流于体制层面的叙述模式，而以非政治、非权威的民间视角，审视“文革”期间普通人荒诞怪异的日常生活，甚至大量的性生活，并且通过对某个荒谬情境的反复分析，将其分解示众，并使其穷形尽相，从而多侧面多角度地揭示“受难”的历史成因：既是“正统”和“权威”联手操纵的结果，也是愚昧、迷狂的“大众”盲目参与、趋之若鹜的结果，以此表达一个理性、独立的自由思想家的深刻思考；而这一冷静客观的自由立场、民间立场正是王小波写作个性的强烈体现。
狂欢叙事也是王小波写作个性的一大体现。王小波的狂欢叙事可以从故事和叙述两个层面被清晰地感受到。甚至可以这样说，用现代汉语写作狂欢体小说是作为天才小说家的王小波最独特的标记。
从所叙之事看，王小波在他的写作中设计的人物、事件、场景、气氛，无不体现着一种节日狂欢的色彩。王小波的故事里基本上都有一个经历相似的主人公（王二），以至于多个文本可以互相指涉。那个经常被称作“王二”的主人公是一个生于五十年代初、经历了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的小人物，经历过插队、回城、出国、回国、结婚、离婚各道坎，尽管有的时候身高一米九，有的时候又“身材矮小”，但一直都是那么一个淘气捣蛋的“老顽童”，正如巴赫金所谓广场狂欢中最不可或缺的逗人开心的“小丑”角色；王二身边的女人们如陈清扬、X海鹰、线条之类，大致就是“骗子”的角色；而“好友”许由、同事毡巴、学校校长、人保组“领导”、“头头”老鲁等则分别承担了“傻子”和“疯子”这类的广场角色，这些可爱的“小丑”、“骗子”、“疯子”、“傻子”们的集体活动不能不使整个故事充满荒唐、滑稽、热闹而奇异的狂欢色彩，尤其当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革命时期”。
从事之所叙看，“狂欢”这一诗学概念主要呈现为“众声喧哗”的叙事效果，即文本中呈现出不止一种的叙述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说，“狂欢叙事”是对“权威叙事”的一种反动。在王小波笔下，叙事狂欢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方式，其一是在一个文本中设置一个以上的叙述者，从而在同一文本中形成不同的叙述角度和叙述声音。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有以第一人称“我”（王二）自述的部分，也有以第三人称（把王二看作“他”）讲述的内容，王二自述和王二被叙述肯定会带给我们认识王二的不同角度，读者认识王二也必须以综合了上述两种叙述角度的声音或结论为前提，这样，试图以权威叙述者对王二进行“权威叙述”的可能自然就不存在了，文本产生的是众声喧哗的叙事效果；其二是通过叙述者的自我颠覆，制造多重的（至少双重的）叙述声音。在这样的文本中，有的时候叙述者是可靠的，读者可以按照叙述者的指引去理解文本；也有的时候叙述者是不可靠的，读者不能从叙述表层获得隐含作家的真实意图。比如王小波著名的逻辑命题：“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的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从第一个句子的叙述，我们按照日常经验逻辑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生活真没意思”，但叙述者却告诉我们“真有意思”，在这里，叙述者显然是自我调侃、自我颠覆、自我反讽的，“没意思”和“有意思”两种不同的声音共存于一个叙事情境内，文本“众声喧哗”的叙事效果也就立竿见影了；其三是运用叙述时间的设置和调配。任何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时间起点和一个时间终点，“自始至终”是故事最经典的讲述方式，但在王小波的狂欢体叙事文本中，一个故事往往被拆分成若干个故事段落，这些故事段落在故事时间上可能是互相衔接的，可能是彼此独立的，也可能有交叉和重叠，也就是说叙述时间可以从故事时间段内的任何一个时刻开始，然后到任何一个时刻结束，而且很不忌讳事件的重复叙述。这种故事时间重叠、重复、交叉、断裂的结果，就是同一个故事被不断地打开来重新叙述，而每一次叙述都会带给读者对同一些事件和人物的新的感受，比如《黄金时代》。这种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的讲述显然也能使文本产生众声喧哗的叙事效果。
王小波（1952-1997），北京人，1968年曾去云南、山东等地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工商管理，1986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获文学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辞职专事写作，199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有《王小波文存》和四卷本《王小波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