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丝·伊恩
早在我们相遇很久之前，我的心已被别人伤得粉碎。所以，当爱情悄悄靠近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在边境墙的北侧长大，从来没想过这面墙对我有什么意义。墙，就在那。一直在那。我很幸运自己生活在墙的这边，在这里，格兰德河为我父亲管辖的农业区提供了灌溉水源，划皮艇可以让人们暂时逃离四月底的湿热气候。我爱看金合欢开满枝头，那些像羽毛一样的明黄花朵，从河岸投影进水中，呈现出绚烂的倒影。我最喜欢每天的清晨，在天气热起来之前，我可以坐在只有我知道的秘密地方，望着河里的太阳光束映射出闪耀的光点，我把这些光点当作是前一晚从天空掉落到地球的星星。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借”用我母亲的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北面田地上正在耕种的移民家庭。他们的一切令我着迷。他们的孩子看上去总是跑来跑去，无人看管。女人们将赤裸的婴儿用布巾吊挂在胸前。她们有时要停下手里的活计去给婴儿哺乳，或者是把婴儿高举起来，好像是让孩子在草丛上撒尿。之前，我从来没见过成年女人的胸部，而那时，我的身体也开始发育了，所以她们的样子，特别吸引我。
我必须得承认，我也喜欢看那些在太阳底下打着赤膊工作的男人。我喜欢他们身上的汗珠，从后脖颈流到肩膀，再到肩胛骨，沿着背部的肌肉起伏一直往下淌，往下淌，直到淌进我还不知是什么的部位里。我喜欢他们长满肌肉的瘦长结实身材，当他们抓住植株时，肌肉凸出好看的线条，手肘弯曲成优雅的弧度，这些景象让我还在发育的某个身体部位感到一阵悸动。虽然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但这种充满欲望的感受，令我忘乎所以地陶醉。
当罗杰请我做高一舞会的舞伴时，我爱上了他。虽然我对爱情一直充满渴望，但当它真的来到时，对我而言还是十足的惊喜。虽然我的家世很不错，但是长相却不太能让人动心。我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母亲是一位稽查官——都是备受人们尊敬的工作，他们既有智慧，又有毅力，还兼具领导才华。罗杰曾在一个星星缀满天空的夜晚，用冷静得近乎无情的话指出了这点。当时，他笑着说我将来会继承父母的职位，而某个小伙子会走运地娶了我，让后代也会从我祖辈的地位中获益。
这些话让我脸红不已。
高中时期，我们一直在约会，从礼节性蜻蜓点水般的轻吻，到蹩脚的舌吻，一直发展到我们称之为“托抚”的爱抚阶段。罗杰会用手掌托起我的乳房，隔着内衣的薄薄布片温柔地亲吻。作为回报，我会隔着他的百慕大短裤用手托起他的“小弟弟”轻抚。
所以到现在，如果看见商店里的模特穿着百慕大短裤，我都会浑身燥热难耐，心烦意乱。
不过，我和罗杰一直没有发展到“做完全套”。我们一直想把最后的亲密留到以后。虽然我不确定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这样是正确的选择吧。我父母喜欢他父母，他的父母也喜欢我父母，他的家族背景也高贵清白。但我们两个之间，总是有一面无形的墙阻止着感情继续发展下去。我过去曾认为，也许是我们都明白，这份感情最后不能开花结果。可也许，只是因为胆怯而已。
当罗杰参加橄榄球比赛时，我为他加油。在身为进攻方的他做边锋攻破防线时，我为他喝彩。我帮他学习西班牙语，因为他听觉不太灵敏，很难理解他学到的句子。他立志成为稽查官，像我母亲那样，因此我就鼓励他尽可能去接受最好的教育。我知道一位稽查官需要广博的地理知识、地形学和其他很多学科的专业知识，我们当地的社区大学都无法提供这些知识。当他梦想进入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时，我甚至为他写了申请函。
但他在高中毕业的那天狠狠地伤了我的心。他把我带到一家环境优美的餐厅，这家餐厅是我们小镇上最好的就餐场所。他选择了一个公共场合，这样我就没办法大吵大闹。他毫无羞耻心地对我说，我们两个在高中度过了美好时光，但现在，是时候分开各自前行了。还说什么尽管他有多喜欢当下这样四处乱逛的日子，但克制自己的情感似乎是他不被完全束缚住的最好办法。
他感激我给了他很多美好回忆。
他付了晚餐钱。
他帮我拉开椅子。
他陪我走回家，把我一个人留在门口。
那晚，我没有哭。我是觉得太丢脸了。当我父母问我晚上玩得是否开心，我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我累了”，然后就转身上楼去了。几乎一躺在床上，我就睡着了。梦里，有无数古铜色皮肤的男人。我们全身赤裸着走进田地，让高大的植物叶子从皮肤上扫过，叶子在身体上摇来荡去，轻抚摩挲，一刻不停止。男人们用强壮的手臂将我托起，举到半空，越来越高，似乎到了天际，直到我最后全身放松，进入到一种喷薄的状态，似乎是高潮释放，我身体一阵战栗，才又回到地面上。
第二天，我很早就离开家，来到我最喜欢的地方。那里，我被黑柴草和藤麻黄草掩盖，我哭啊哭，直到眼睛肿成个桃子样才罢休。我用河水冲洗了一下狼狈的面容，然后起身，回到家中。
那天晚上，我向家人宣布了我和罗杰分手的消息。“他太笨了，”我说，“我没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担心。我为他写了大学申请书，还要帮他学习西班牙语。我不知道他上了大学以后怎么应付，我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累。”接着，我又说道，“他做个高中时的男友还可以，但是，现在是时候该分手重新出发了。”
之后，我的确是重新出发了。由于我母亲的引荐安排，我进入到本市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LICE）做了一名实习生。我开始更多地了解在我们这里务农的移民工人，从他们的入境身份（H2-A签证允许他们以临时工人的身份留在这里）到他们的繁殖习性（他们的生育率在持续下降，没人能解释这其中原因）。我开始明白，“临时”这个词不再是其字面意思，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人来耕种、收获，年复一年。这些移民来此的工人成为美国人的“菜篮子”，所以我们不会让他们离开的。
因为我母亲在这一带的权威性，我获得其他实习生不曾获得的信任。边境墙产生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是建造这面墙的人无法预知的。没人知道在边境墙的另一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自从我曾祖父那辈人建造起这面墙，边境墙两边的联络就彻底断了。我们这边的问题，层出不穷。
我曾经听长辈讲过，墙的这边安排了狙击手，以防止那边的人翻墙过来我们这边。现在，我怀疑，狙击手是为了防止我们这边的人逃跑到对面。像我母亲这样的稽查官偶尔允许在边境墙外活动，但移民家庭自从边境墙建造起来以后就生活在这里，留在这里，一代又一代，无论他们喜欢还是讨厌这里。
我们偶尔能听到远处的枪声，不是移民和海关执法局（LICE）的官员正在保卫我们的边境线。那是LICE的官员正在朝绝望的工人开枪，他们试图爬过边境墙，逃到另一边。
在工作中逐渐了解的真相让我很苦恼，苦恼到我需要和父母讨论这些。当然，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事。母亲向我解释说，这个国家之前曾经是一团糟，恐怖分子猖獗，吸毒的风气甚至蔓延到白人家庭。后来，边境墙建起来了，移民被压制，整个国家开始恢复之前的祥和景象。
当我在深夜往家走的时候，不用担心被强暴，对此难道我不该心存感激？很容易理解，把这些移民工人留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难道不是保护了他们，使他们免受家乡那种持续不断的武装内斗折磨？另外，这些人也早就不是真正的墨西哥人了。这就像个谜团。的确，移民过来的人们也没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但至少他们有食物可吃，有屋子可住，有营生可做。
这样说来，一切都讲得通了。在我面前，还有份稳定的工作，只要我埋头做事，不兴风作浪，一切就会很美好。
工作中，我的职位在稳步提升，从实习生到观察员，再到执法和教育科室的主管。我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名牌板，最主要的是有了官衔。我不能说我很幸福，但我却不得不承认，我的生活被规划得很安稳。
然后，加布出现了。其实，加布的全名是“加布里埃尔·阿方索·阿尔瓦雷茨”。绿卡持有人的第四代子孙，在美国中止移民对新公民身份的申请以后，直接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了美国公民身份。这些最初获得移民绿卡的人，大多是大学教授或者科技天才，受到美国的严密保护。甚至连我们这个地区的稽查总长官，都没见过这样的人。
那个时候罗杰背叛我没几年。那时，我总是安慰自己，这样子更好。我把欲望之门狠狠地关上，态度之坚决，让我再也没有什么激情，即使我抚摸自己的身体，也感觉不到兴奋。偶尔，我会用振动棒消遣，释放一下日积月累的紧张情绪。至于我周围的男人，和那些在望远镜里的男人相比，眼前这些人，面容苍白，身材臃肿，很难让人心动。和他们亲密，估计会像摸到死鱼一样让人觉得恶心。我用器械做爱，对于和真实的人享受云雨之乐，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
所以，当加布第一次叫出我的名字时，我不仅脸红，简直是从脚指头烧到头发根。身上这一令人震惊的反应提醒了我：其实我仍然心怀与人接触的渴望。在陷入脸红危机之前，我用尽所剩无几的智商，勉强结巴地问他：“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加布哈哈大笑，他指着我办公桌前面的名牌板，说：“您是‘小姐’，不是‘夫人[3]’？”
“是的。”我用那种“这里我说了算，你别造次”的蛮横语气回答他。
他夸张地叹了一口气，表情很沉重地说：“太可惜了。要不然，您的子女一定特别漂亮。”
漂亮。
他认为我很漂亮。
不是认为我“家族高贵”，或者“教养很好”，而是“漂亮”！
这些年来，除了到我家打扫卫生的阿姨，我不记得我是否和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交谈过。她们曾经耐心地让我对着她们练习西班牙语。“Buenos dias, se?oras.”（“早上好，夫人。”）我这样说，然后她们如此回答“Buenos, tardes, se?orita”。（“下午好，小姐。”）如果我用笨拙的西班牙语问，她们今天过得怎样，“Bueno, se?orita, bueno.Estamos muy contente.”（“好的，小姐，很好。我们很高兴。”）她们这样回答后，我们的西班牙语课程就结束了。
我仍然会梦见墨西哥裔的男人，我一生的梦中都始终有他们的身影。梦中说西班牙语的男人，他们古铜色的身躯在阳光下灼灼闪光。我曾想，我口中的西红柿可能是他们身上的汗珠灌溉的呢。我慢慢地品尝着手里的粉红果实，舔舐着它的外皮，幻想着能品尝到他们汗珠那又甜又咸的味道。而这样的男人就站在我面前，说我“漂亮”。
我意乱情迷了。
并不是说我很盲目，根本不是这样。在确定正式的恋爱关系之前，我仔细地审查了他很长时间。因为有好多问题需要考量。加布曾经试过六七份工作，却没能在任何一份工作中安定下来。他从父母那继承了一点点天赋，足可以应付基本的生活，可惜没有更多的才华。虽然缺少明显的天赋，但更主要的是，他缺少真正的动力。他来到我们小镇，是为了寻找他的热情。
然后，他遇见了我。
我想说我俩的爱情是一见钟情，但实际上，更像是瞬间的欲望作祟。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然后带我去吃午餐。我们在餐馆里一直消磨到晚餐时间。他陪我散步回家，在小镇的街道上大步流星地走着，没有留意到其他人的注视和窃窃私语。他走起路来身体轻轻扭动，肌肉随着肢体运动而轻微颤动。当我挽起他的手臂，我能隔着衬衫袖子感受到他结实的肌肉。仿佛，我在和一头老虎散步。
我必须承认：从那一刻起，我爱上了他，爱他的过去，也爱他的现在。
我们约会了几个月，其间，我父母忙着给他做例行的背景调查。我理解他们的做法，就像是在艾滋病泛滥的时候，如果人们想要做爱，要先去医生那里做个艾滋病的筛查。都是防护性措施。毕竟，没有一个正常的女人会希望在她怀孕以后，才发现肚子里胎儿的基因来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更难堪的，来自恐怖分子。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查，加布都没什么不良记录。上溯他的三代家人，也没什么问题。他们不涉及任何犯罪问题，是那类认为辛勤工作就能实现美国梦的有志之士。
之后的事，顺其自然地发展了下去。我们低调地举办了婚礼，在圣安东尼奥市度过甜美的蜜月时光，然后就安居下来。感谢我的父母，加布得到一份在西蓝花菜地监工的工作。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而我，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欣喜若狂。自从加布第一次触碰到我，我身心压抑已久的激情便排山倒海般宣泄出来。我觉得，我甚至可能昏厥了一小会儿。
我们没打算要孩子，至少，现在不想要。我想要他全身心都只属于我。我喜欢盯着看他干活的样子，在得克萨斯州的高温下，他赤裸着上身在庭院里修剪草坪，真让我着迷。我如饥似渴地望着他不着寸缕的上身，幻想着晚上又能享受云雨之欢。仅仅看到他手指灵动地给衬衫扣上扣子，都能让我呼吸急促，饥渴难耐。听上去有点荒诞，看到他出门倒垃圾的迷人身影，都让我情不自禁地两腿发软。我像是一只永远处在发情期的母兽一样，对和他的亲密永远都没有满足。
工作上，事情完全相反。边境线的局势开始紧张起来，当没有别人偷听的时候，办公室里讨论危机的悄悄话从一人传到另一人。去世的移民工人越来越多，有些是年老体衰，有些是生病无治，有些是单纯地疏于照顾。我们看到关于这方面的报告，却被上级告知，忽视这些就好。“不要担心。他们像兔子一样，繁殖得很快。”其中一位官员如此说道。
但事实不是这样。自从这些移民工人被确定为美国永远的客人，他们的生育率就逐年下降，而这一趋势一直在持续。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现在美国工人比三代之前的数量少了一半还多——美国人口却是之前的两倍。如果让美国人在与移民工人同等的条件下工作，是无人肯来的。但给移民支付一份比较高的薪水，或许能让这些移民家庭供养他们的子女上学，进而离开田地去别的地方工作，对美国而言，又不划算。美国人想要廉价的食物，不论是汽水还是抱子甘蓝，他们不在乎这些食物究竟是怎么得来的。
我在工作中感受到的焦虑开始在我家中浮现。随着加布四处溜达，从西蓝花种植地，到西红柿田，再到甜玉米地，还有四季豆种植区，他开始结交更多移民家庭。每天，加布回到家中，当我们在高温中筋疲力尽、大汗淋漓地躺在一起时，他会给我讲这些家庭的故事。他对这些移民深深担忧。他感觉到无助。
他回到家后经常提到一个人，是个七岁的小男孩，他叫赫克托。很显然，这个孩子特别聪明，加布说起小男孩时如此评价，并惋惜，这个孩子永远也不会有机会摆脱“马铃薯农民”的角色。
当加布开始谈论起“如果不从系统内部进行改革，那么想要从系统外部改变什么是不可能的”这种话的时候，我意识到：加布的善良也许要坏事。
我始终担心加布那无意义的善良。他越是和移民家庭走得近，我就越多地提醒他要远离那些移民农工。而加布开始愤恨，他把我的好心提醒视为缺乏同情心。我开始埋怨他想要无端地把他家族奋斗了几十年得来的一切全部抛弃，也抛弃了我工作多年得来的威望。
“难道你就不感激你的祖先吗？没有他们，你能像现在这样生活吗？”我质问他，“难道你不觉得亏欠他们吗？他们勇敢地开拓，他们为摆脱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下了多大的决心和意愿，他们付出了一切，才保证后代能在美国有永远的家！”
他回复我的是：这些移民家庭也是一样的勇敢，他们来到一个全新的国家，甚至不会说这个国家的语言。他们在这里辛勤耕耘，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的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仅此而已。
我们争论不休，你来我往，绕着移民家庭的话题兜圈子。我提到我们未来的孩子，他却说不想让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固定了规则的世界，一个没有其他惊喜可言的世界。我告诉他，每个聪明的小赫克托的身后，是千百个行动迟缓的蠢蛋，只适合耕作土地的蠢蛋。他却告诉我，如果我的父母没有摄入足够的蛋白质，我也会是个蠢蛋。这样的争论，无休无止。
我们两个都十分沮丧，直到一天早上我决定复合，他却没有回应。我把身体贴到他身上，亲昵地蹭着他，在他耳边轻声呢喃。但是，他转过身去，不再理我。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他回到家，直接走进浴室，然后在沙发上睡着了。当我叫醒他让他去床上睡时，他说那天早上他忘记戴帽子，他觉得有一点中暑了。为了以防万一，他才睡在沙发上，不在床上睡。
接着，可以肯定的是，渐渐地，我们不再做爱。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我的身体已经习惯了持续性地被满足，汩汩喷发的泉水忽然被中断，那种难受是我不曾经历过的。我的身体逐渐产生一种压力感。我极力想找到点别的新鲜事，好转移我对身体的注意力，在家里找不到的，我只好在工作中寻找。
所以，当办公室有传言说起要举办一次特殊会议的时候，我耳朵竖起来好高，留心听着。参会的所有人员必须签署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类似这种多重保密协议每年年初我们都会签署很多，不过这一份的保密等级更在其他协议之上。保密协议上说，如果参会人员被发现录音、录像或者记笔记，将会被处以极其严重的惩罚。我们经常在休息室和茶水间讨论，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上层管理者如此紧张。
他们要在我们的日常会议室开会，但窗户被窗帘蒙得严严实实。当我们都走进屋子后，门就被上了锁。门两边站着海军陆战队的战士，荷枪实弹地守着。我们部门的四位高级领导都在这：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的移民海关事务总长。还有一些包括我在内的当地移民海关工作人员，以及农业部门、化学部门的一些长官代表。还有一些联邦政府官员，他们梳着极短的寸头，胸前佩戴着各种各样的勋章。
最后一位进入会议室的是联邦卫生局局长，他让我们都坐下，然后开始他的讲话。
他说，移民工人的出生率问题非常严重，已经引起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关注，于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系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而疾病控制中心随之又找来美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局的官员们召集了他们麾下的所有科学家，要求这些科学家能给出一套解决方案，以保证美国有持续的食物供应来源。
科学家们得到全权委托基金的资助，几个月后，他们为国家安全局提供了一套潜在解决方案。
这一方案被从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交到国防部长手中，之后被国防部长拿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讨论。最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一方案直接呈送给了美国总统，建议总统推行。科学家们为总统解释了这套方案的相关问题和资料。听完这些，总统为这一完美解决办法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立刻下令推行这一套方案。
然后，美国陆军总参谋长在会议上发言。他提醒我们要牢记爱国使命。他说，在边境墙保护我们边境的基础上，我们是保护美国人民的人力城墙。虽然我们都不喜欢这种做法，但是我们面临的困境逼迫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们有义务保护我们国家的未来，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虽然这项措施起初看起来有些极端，但他相信，我们最终会理解，最终的结果也会是很好的。
在讲话结束前，参谋长说：“让参会的所有人都明确了解这项措施。不要遗漏任何细节，我们要让所有人都明白。”
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一组军方的神经系统专家，告诉他们“尽量说得简单点，基础点，简洁点”。
灯暗下来，幻灯片投射出人类大脑各个部位的图解，上面标示出一些特殊区域，分别被画成粉色、蓝色和绿色，写着“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左前扣带皮质”“大脑杏仁核”。这队专家中最年轻的科学家拿出一根电子指示器，一边展示一边告诉我们每个大脑区域的功用是什么。真是无聊极了。
当灯被重新打开，一位上了年纪的神经系统专家接场，说感谢政府对研究项目的赞助，他们最近取得了技术上的重大进步。例如，他们现在可以精确地区分出大脑某一特定区域。不只是包括像处理数学、说话这些需要技巧的综合区域，还有更多确切的流体区域，后者是控制人类自由意愿的地方，可以调节幸福感。
也包括性需求。
实施移民态度选择服务，将只针对大脑中绝对必要的部分进行。丈夫们将会继续爱他们的妻子，孩子们也会继续热爱自己的父母。唯一的改变，是他们的总幸福指数，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向前吧，繁衍吧”。
当他说到这里时，会议室里有一阵窃笑，因为所有上过主日学校的学生都会明白这种说法，这是《圣经》中创世记篇里的委婉说法，原话是：“去交配吧，快去吧。”
在免费牙齿检查的伪装下，移民工人的头将被照射X光。同时，一架调试好的激光仪器将会趁机发射一道人眼看不到的激光。这道激光会摧毁大脑中一部分组织，激活另一部分脑组织。除了牙科器械紧紧固定住牙齿的感觉，病人感受不到任何痛楚。
这位专家说出这番话之后，军方人员密切地观察我们其余人的反应，我们都在忙着思索这项任务究竟需要我们配合什么。当然，我们是这个项目的必备环节，因为要由我们劝服工人们去参加免费的牙齿检查活动。但是要怎么完成这个劝服工作呢？
答案很明显，就是要求田地监管员自愿先去参加这个牙齿检查活动。这样一来，移民们就会知道这个项目是安全的、没有任何痛苦。他们甚至可以带薪休假一天，这像是仁慈的美国政府给他们的恩典。化学公司将为移民的误工买单，而农业企业将会承担牙医、激光技术员和流动设备的费用。
当然，激光不会使用在高级官员身上。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都认为这是让人难以置信的绝佳妙计，就这样，会议结束了。但对于我来说，还没结束。我需要更多信息，那位年轻一点的神经学专家非常友好地提供了一切我想知道的。当我提到我父母的职位和他们的终身荣誉时，他甚至允许我记下来几条笔记。
我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加布道歉，说我不该指责那些移民工人。我承认是我错了。他们应该得到关注，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我会向我的父母和当地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汇报此事的，尤其是那个聪明的赫克托。他们会给像他这样的男孩更好的发展机会，以帮助他们逃脱掉几代之前的祖先为他们设定的苦难轮回。
接着，我对加布道歉说，我不该把自己的性挫折怪罪到他头上。毕竟，他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泄欲工具。他应该在回到家后得到热情的拥抱和一位支持他的爱人。我将会在未来做得更好，至于现在，为了调节一下尴尬的氛围，迈出第一步的，必须是他。当我说完这一切，加布脸上露出的释然表情让我一度很惭愧，幸运的是，这种愧疚很快消失不见。
那一星期，我们欢爱了好多次，我真是陶醉其中。同时，又不得不提醒自己，这种你恩我爱的日子随时可能终止。而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再发生。
免费牙齿检查项目的宣传，首先由洒水车的大喇叭播个不停。接着，是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把通知写在了巨幅广告牌上，同时还配合四处散发的传单。他们甚至分发给孩子一袋袋的糖果，在糖纸上写着即将到来的检查日期和时间。深得我心的是，这项活动是美国全国开展的，甚至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穿梭在唐人街的卡车也一直在用中文普通话和广东话宣传着。
在检查的前一天，我建议加布以匿名方式加入检查队伍。“你穿上工人那样的衣服，”我说道，“让另一位监工先过去，然后你这一天都陪在你的朋友们身边，消除他们的顾虑。他们不相信其他监工，只相信你。当他们看到你进去，又看到你安然无恙地出来，他们就会无比放心，比别人劝说有效得多。”
加布称赞我真是有同情心，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穿上一件农夫的衣服。我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去了流动检查站，当然，我还是无法容忍和移民工人混在一块——在他告诉这些农民他有个光彩照人的妻子之后，他们对我还是缺乏信任。所以，我站在流动检查站外的边线外看着他一个人走进去，耐心等候，直到他出来。
他咧着嘴笑，指着自己的嘴，嘴张得大大的，对那些孩子喊：“啊——”他把手里的无糖口香糖分给其他人，用西班牙语劝所有人放心。很多人拍着他的后背，周围的人看上去都如释重负，面容轻松。
那天的其他时间，我和加布站在那里，看着移民人群携家带口地一排排走进流动设备区域里。
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加布，说：“亲爱的，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亲爱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从未这么幸福过。你想干什么？”
那一天已过去两年了，两年来我都像是在蜜月中。移民工人也都很幸福，正如他们说的那样“像兔子一样，繁衍得很快”。我的视野范围内，到处都是小婴儿，田地里很快会有很多孩子们，他们将会继续在土地上做工、挣钱。
同时，加布很幸福地工作，吃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提出要求，他都会和我欢爱。甚至在一个乌云密布的清晨，我们还在一艘双人艇里急匆匆地做了一次爱。的确，他不再那么主动了，但只要我告诉他“我想要”，他都会像个猛士一样冲过来。
有时候我下班很早，就坐在阳台边上，望着在田地里工作的他。孩子们喜欢他，大人们都和他打招呼。时不时地，他会和他们一样向着泥土弯下腰去，再突然抬起来把一个大筐举过头顶，领着众人走向等候在田边来取菜的货车。他后脖颈的汗珠汇集起来，在他的后背上淌成小河，就像格兰德河上闪烁的繁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