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徽商，是指徽州府管辖的歙县、休宁、黟县、绩溪、祁门、婺源（今划归江西）六县的商人
始于南宋，鼎盛于明末清初，衰落于清末，称雄近400年，中国第一大商帮，泛称儒商
主营：盐、典当、茶、木四大业
亦贾亦儒官商联姻崇尚文化乐善好施
明末徽州大盐商胡万安
胡万安，明末徽州大盐商。
胡万安本来不是盐商，一直是与父亲一道在荆、湘、川、黔一带经营木材生意，但通过木材生意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后，就想把生意做大了，而当时，最能赚钱的行业是盐业，因为盐业是专卖行业，一旦取得专卖权，就能很快获得丰厚利润，因此，在明朝成化年间，他来到了扬州城从事盐业经营，并很快就成为扬州盐商中的富翁大贾。
胡万安之所以看中扬州的盐业经营，一是因为盐业是垄断经营，没有激烈的市场竞争；二是因为扬州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为盐业的发展提供了地利条件。
据嘉庆《扬州志》记载，扬州当时有三大政务，即漕、盐、河，南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就逐渐由中原地区向长江流域转移，向吴越地带倾斜，由于海盐产量日增，故漕、河两政逐渐让位于盐政，到了明、清，两淮盐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当时，盐业赋税收入已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更成为扬州的经济命脉，如明万历年间，盐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而两淮盐税又占全国盐税的一半。此时，徽州盐商更是称雄两淮，因为徽州相距淮扬，虽有高山大江阻隔，但比山西、关中地区近得多，从徽州到扬州，水路有新安江至杭州转道京杭大运河，陆路可经旌德、南陵、芜湖、太平府、江宁而达南京，还可以经绩溪、宁国、句容、仪征而直下扬州。其次，徽商较之当时的其他商帮，还有明显的文化素质优势，徽州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国”的美称，商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普遍较高，而文化素质对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的审时度势、运筹帷幄非常重要，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徽商对盐业的垄断经营，由于盐税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国家为了控制盐业经营以保证盐税收入，在盐业经营中实行盐票制，因此，盐商要想经营盐业，必须首先取得国家发行的盐票，然后据盐票到盐产地取盐。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为了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南犯，在沿长城一线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即所谓“九边重镇”，驻扎近80万大军，需要大量粮食消费，九边粮饷的供应与运输成了明政府的巨大负担，于是明政府实施了“开中制”，就是以出让食盐的销售权为代价，鼓励商人将内地的粮食等生活消费品运到边关重镇。盐商就可用粮食等生活消费品换取明政府的盐票，然后将食盐运到南方销售，盐商只要付出收购和运输粮食所支付的成本后，剩余的盐业销售收入就是用粮食换食盐而赚得的利润。一般来说，这种利润是很高的，因为收购和运输粮食的成本费用，盐商是可以控制的，主动权在盐商手里，盐商可以到粮食产地去收购，如果是丰收年，收购成本就更低，同时，盐价也是盐商控制，所以利润很高。
“开中制”，对朝廷和盐商双方都有利，盐是国家资源，用食盐换军粮，朝廷可省去大量银子去收购粮食，减少了大量财政支出，还可确保士兵安心战场，稳定军心，从而巩固国防；盐商也可从垄断盐业经营中获取暴利，真是官商双赢。
“开中制”，不仅成为当时活跃市场的一种金融手段，起着资金调拨作用，还可为当时各地商品沟通提供全面、快速、有效的服务保证。
明朝丝绸大贾汪直
汪直，又名汪文琛，徽州歙县人，明朝丝绸大商贾。
古时的徽州人，为了生存，四处经商，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而且远及海外，甚至敢于违反禁令，从事海上走私贸易。嘉靖年间，汪直和福建的邓獠以及许栋兄弟等人，就纠集葡萄牙、马六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商，在杭州湾外舟山群岛双屿、大茅港一带，共同创建了带有国际性贸易的海贸市场。汪直仿效西方海商，制造大舰并武装起来，称雄于东亚海域，他后来甚至在日本五岛，建立了商业殖民地，进行海上贸易扩张，至今影响深远。
前几年，日本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徽州寻根，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徽州，曾经多次在他们梦中出现，他们说自己是汪直的后代，说他们现在居住的那座城市里，自称是汪直后代的竟有20000多人，因此，他们都称自己也是徽州人。
古时，苏州的蚕丝主要生产地在太湖周围的各个山地，蚕农们把收获的蚕茧加工后，日夜缫丝，然后挑到苏州阊门来卖给各地来的蚕丝商人，这种交易一直持续到秋天，因而丝号绸庄遍及阊门内外。
阊门布商中以徽商的势力最强，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十多家徽商成立了新安会馆，汪直家族开设的“汪溢美”布号就是其中最大的商号，他一家年销布量竟多达百万匹，相关的漂染业也很兴盛。
汪直为了招揽顾客，策划了一个绝招，他将苏州城里的裁缝全部请来，许诺他们，今后给顾客做衣服，如用“汪溢美”布料，只要把“机头”（商标）拿来，一个“机头”可兑换2分银子。结果苏州的裁缝无论大小，无不把“汪溢美”布料奉为名牌，极力向顾客推荐。
汪直的海外贸易，以丝绸为最，当年，他的“汪溢美”布号，闻名海内外。在1708年的英国《每周评论》上说，连英国女王也爱穿“汪溢美”的中国丝绸。
“汪溢美”布号每年销往英国皇宫的丝绸，就有2万匹，而出口整个西欧的绸缎，更是多达30万匹之巨，可见当时西欧特别是英国的上流社会对中国丝绸的偏爱程度，也充分显示汪直经营中国丝绸的非凡才能和巨大财力。
丝绸业在欧洲，是由中国传入的丝织技术，最先在意大利落根，在15世纪的100年时间里，带动意大利的繁荣，后来才在欧洲遍地开花，成为欧洲人最喜爱的服饰底料。当时法国巴黎、里昂的丝绸商人，为了迎合本国人的嗜好，将他们自己织造的丝绸，贴上中国的商标，并仿制中国龙的图案，冒充中国丝绸在市场上销售，但终因质量上远逊色于中国丝绸，因而还是打不开销路。
中国丝织在西欧市场上长盛不衰。如今，在欧洲和美国的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清朝织造的出口丝织品，其纹饰图案却具有浓重的欧洲风格，展示了中国工匠对西方艺术情趣和西方人生活爱好的捕捉能力和卓越的创造力，也充分体现出徽商杰出卓越的经营才能。
汪直这个人，在徽州商界和学界中，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因为他少年落魄，后来称雄海上，纠集亡命之徒，抢劫对外贸易商船，勾结倭寇，频繁侵入内地，故被部分史学家称之为倭寇首领，但有部分史学家却认为汪直的海上掠夺是海上贸易，因为在古代历史上，特别是海上贸易发展的初期，商业和海盗、走私、掠夺以及贩卖奴隶，是联系在一起的。
16世纪，欧洲人对海盗掳掠与合法贸易几乎是不加区分的，只是到了18世纪以后，才有区别。其实，汪直的海商集团和当时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的行径是一样的，由于西方政府对西方公司的海上行径给予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享有特许和军事殖民地等特权，被认为是合法的，而汪直的海上贸易，却被当时官府视为违禁作乱。这是由于当时中国传统农耕经济胜过西方新型商业经济的原因。
不管史学界对汪直的历史评价如何，汪直对中国古代丝绸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外贸易的历史作用还是客观存在的。
“张小泉”剪刀创始人张思家
张思家，徽州黟县人，明末中国名剪“张小泉”剪刀的创始人。
张思家，父子二人，经过数十年艰苦创业和潜心研究，终于创造了驰名中外、至今不衰的“张小泉”剪刀。
张思家自幼就在以“三刀”闻名的安徽芜湖学艺。学徒出师后，回到家乡黟县，在城边开了个剪刀铺，招牌叫“张大隆”，这是个简陋的小作坊，前面是店，后面就是作坊和住家。
剪刀虽小，但加工制作的工序却不少，而且每道工序要求都非常严格，要一丝不苟，否则，就达不到质量要求。由于他刻苦钻研，不断摸索，所以对剪刀的锻打、出样、泥磨、装钉、抛光等各道工序，都非常精熟，因而他打磨的剪刀，坚韧锋利，久用不钝，备受人们称赞，在徽州都很有名气。
明朝崇祯年间，灾害频繁，烽烟四起，黟县百姓生活朝不保夕，苦不堪言，生意更是难做。于是张思家带着儿子张近尚来到杭州，在大井巷觅到一块空地，就开始搭棚设灶，锻制剪刀，招牌仍挂的是“张大隆”，父子二人继续以制剪刀为业。
杭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是干将莫邪铸造宝剑的地方，有着传统的铸造技术，张思家刻意求师访友，技艺大进，他吸取龙泉宝剑的铸造工艺，经过反复研究，终于创造出独特的嵌钢制剪的新工艺，他选用闻名的浙南“龙泉”、“云和”的优质钢为原料，镶嵌剪刀的刃口，又用镇江特产的泥砖研磨，因此，制成的剪刀，由于镶钢均匀，磨工精细，因而刀口锋利、开闭自如、经久耐用，所以名噪一时，许多专业艺人，如裁缝、锡匠、花匠等，都纷纷慕名而来订制剪刀，于是又出现了鞋剪、袋剪、裁衣剪、整枝剪、猪鬃剪等诸多新品种。在乾隆年间，他家的剪刀，更被皇家看中，列为贡品，从此，“张大隆”的生意，如同他的招牌一样，大大兴隆。
“张大隆”的生意兴隆，“张大隆”三个字就成了金字招牌，同行看到眼红，为了争夺市场，获取高利，他们也纷纷打起“张大隆”的假冒招牌，在这种真假难分且又无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张思家不得不抛弃几十年创下的金字招牌，将“张大隆”改名为“张小泉”，“小泉”者，则杭州著名的“龙泉”宝剑也，因而，生意更是火爆，如日中天，但假冒者仍难以断绝。
张思家病逝后，其子张近尚继承父业。张近尚自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剪工艺，在父亲的悉心指教和实践培养下，也练就了一手制剪的好手艺，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有制作剪刀的精湛技艺，而且有善于经营企业的谋略，他为了既继承父亲创出的家业而又有自己独创的区别，所以他在“张小泉”三个字的下面加上“近记”二字。
“张小泉”剪刀的锻制工艺，在杭州代代相传，产品质量愈造愈好，款式、品种也愈来愈多，因而声誉持久不衰，宣统二年（1910年），在南洋第一次“劝业会”上获得银质奖，民国四年（1915年），又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二等奖。从此，“张小泉”剪刀蜚声中外，誉满全球。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三次全国民用剪刀评比中均获冠军。“张小泉”剪刀，至今仍是消费者青睐的名牌产品。
清朝徽商盐务首总江春
江春，徽州歙县江村人，清乾隆中、后期任盐务总商。所谓总商，就是盐政衙门委派的大盐商，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也可称为官商。
江春，少时曾立志读书考取功名，为此，他拜当时名士太史玘山为师，埋头读书。乾隆六年（1741年），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被荐做官，但因为官名额所限，未做成，此后，他决心弃仕从商。
明清盐政，是实行官督商销制度，每年额定运销之盐称为“纲”，由盐商向官府缴税，取得盐引，然后据盐引到指定盐场买盐，再运往指定地区销售，所以盐商又称“纲商”，由于从事盐商的人很多，故称“群商”。清政府为了控制盐商，每年开征之前，在众盐商中选出实力雄厚、精明能干者，点出30人，由盐政衙门委派总商，因此，总商实际上就是官府和群商联系的中介人，政府通过总商传达有关政策法令，催收盐税，总商则代表众盐商利益与官府进行交涉，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凌驾在30个总商之上的，最初是三五个人，后固定为8个大总，名为首总，江春就是8个首总之一，并一直担任首总50年，由此可见他当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非常显赫。
徽州盐商为了把生意做大，不仅要结交盐政，巴结太监，而且还要通过大规模的捐输，上交天子。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就给了盐商们一个“上交天子”的绝好机会，他们为此纷纷起造行宫、搭建彩亭、鼓乐鲜花、张灯结彩，以迎皇帝驾到。
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江春为此六次接驾。江春在扬州新城构筑的康山草堂，叠石曲水，非常幽雅，乾隆皇帝到平山堂游览，曾两次在这里停留，江春抱着自己7岁儿子迎驾，乾隆皇帝竟抱起他的儿子，还解下自己身上的紫缎荷包给他挂上，临走时，还特意关照出京的盐运使说：“江春人老成忠厚，有事情可与他商量。”
乾隆皇帝75岁生日时，在乾清宫举行盛大的“千叟宴”，内至亲王、郡王以下，外至蒙古、回郡、朝鲜各藩，凡满60岁以上者3000人与宴，江春当年整60岁，他还受到特别邀请，可见皇上对他的器重。
此外，还为皇太后祝寿三次，有一次，江春还不远千里，亲自从扬州跑到天津去迎驾乾隆皇帝。
凡此种种，都表明江春是徽商几百年间首屈一指的红顶商人，也因此，两淮徽商也随之步入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