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洞庭东、西山（今苏州西南地区）的商人，包括无锡、宜兴、吴江、苏州府、松江府、吴淞江、黄浦江等地区，以江苏为主
始于北宋，鼎盛于清朝，衰落于民国三十年代
主营：棉布、丝绸、木材、金融、食盐、药材等业
家族经营以变求存重视品牌精明能干
中国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
荣宗敬、荣德生，江苏无锡人，兄弟俩是荣氏家族的第二代人，哥哥荣宗敬生于1873年，弟弟荣德生生于1875年。
荣氏家族老家是无锡西郊惠山，祖上做过大官，到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已破败，但以后他的儿子荣宗敬却成了中国的“面粉大王”，荣德生也成了中国的“棉纱大王”，而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还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
荣宗敬7岁读私塾，他聪明，文章也写得好。荣德生8岁读私塾，他记忆力特强，还爱读诗词。
1886年，荣宗敬14岁，因读不起书，到上海一家铁锚厂当学徒，后来生病，病好后又到豫源钱庄当学徒。荣德生在哥哥的帮助下，15岁时也来到上海钱庄当学徒。
1891年，荣宗敬满师，经人介绍进入上海森泰蓉钱庄当跑街，负责无锡、江阴、宜兴三地的业务联系。两年后，荣德生也在钱庄学徒满师，父亲见他算账手艺好，就委托在广东当税官的姑父朱仲甫推荐到广东，他又从那里外国人手里学了不少管理经验。
甲午战争爆发后，兄弟俩都失业回家。1896年初，荣宗敬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已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很多人在金融业发了大财，父亲荣熙泰看到两个儿子都是学钱庄出身，就为两个儿子筹集一些资金和客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办了个广生钱庄，由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账。果然，兄弟俩不负父望，仅1个月，就使钱庄发展壮大。次年，上海金融业发生动荡，广生钱庄的合伙人怕赔本都抽回股本，荣氏兄弟无奈只得独资接办钱庄。由于他们经营得法，两年就赢利近万两银子。
1899年，荣德生又再被姑父请到广东去管账，广东受西方影响大，他从中得知西方赚大钱的人都是办产业的大资本家。于是他与哥哥商量要办产业时，荣宗敬也有共识，他们看准了当时最能赚钱的面粉业，就在上海创办了1家面粉厂。当时，上海只有4家面粉厂，他们因为没有办厂经验，就想去取经，结果，人家对他们保密，不准他们进厂参观。无奈之下，兄弟俩只有自己研究，最后终于掌握了面粉的生产程序，但又缺乏资金，他们就搞招股集资。姑父朱仲甫，这年正好闲居在家，于是全力帮助他们招股集资，并向清政府申请了10年生产专利权。
1901年，荣氏兄弟的面粉厂终于在无锡太保墩动工兴建了，但当地的豪绅由于没有得到好处而发难，并告到县衙门，县太爷也糊涂，竟勒令停建，但几经周折，最后把官司打到了两江总督衙门去，而当时的总督刘坤一是个倡办洋务实业的官，故而马上下了批文，但县太爷仍拖着不办，情急之下，朱仲甫暗地给总督送了几百两银子，但当地的豪绅仍不放过，最后，刘坤一强令宣布：知县办事不力，革职留用，阻挠工厂施工的人，都要查办处理。这才把事情办成。
1902年，保兴面粉厂终于建成投产，这就为荣氏“面粉大王”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但打败官司的豪绅们不甘心失败，就散布谣言说，保兴面粉中有毒，同时江南人的主食是大米，面粉的需求不大，因此，保兴面粉销不出去，大量积压。面对困难，荣氏兄弟一方面亲自到本地面馆、面店、点心店去上门推销，另一方面又设法打开了北方市场。此时，一向靠做官赚钱的姑父朱仲甫，看到办厂没有赚到钱，失去信心，就要从保兴厂抽资退股，再回官场当官。荣氏兄弟由于资金困难，一下又陷入危机，但没有灰心，他们除了自己追加资金外，再到社会上吸资入股，终于扩充了资本，并且把厂名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
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的面粉厂纷纷关门，但此时的面粉需求量却大幅上升，价格也随之上涨，荣氏兄弟眼看正是赚大钱的良机，于是果断决定增资扩产，并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英国订购了六部新式设备。1905年8月，新厂投产，日产量由300包增至800包，日进利润1500两银子，当年竟获利66000两白银。他们又把赚到的利润再投资，一下子从1家面粉厂发展成12家面粉厂，产量达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享誉海内外，接着又在无锡办起了纱厂，不久，又在上海和内地建起四家纺织厂，从此，荣氏兄弟就真正成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明朝洞庭布商翁赞
翁赞，苏州洞庭东山人。从明中叶开始，翁氏家族在东山清源经营布业，是洞庭商帮中的著名富商。
苏州洞庭，东西有山，太湖有水，山水之乡，人杰地灵，物产丰富，风光绮丽，因而是个出富商的地方，翁氏家族翁赞，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洞庭商人经商有个传统，就是家族式经营。他们以家族为单元，固定在一个地方，长期从事某个行业，几代人持续经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从而把家业做大。翁氏家族就是采取这种经营方式，从明朝中期起直至清朝初期，在东山清源一带经营布匹，时间持续长达200多年。
家族式经营的优点是：
其一，能使家业世代相传。
坚持长期发展战略，从而把家业做大做强。翁赞，对百货行情了如指掌，他能预测商品市场变化，并据此确定经营方向。他的二儿子翁鼎，善于心计，像他的祖辈一样，不仅具有广博的经营知识，而且有高超的经营技能。翁赞的侄子翁笾，善于因时而变，能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翁笾的两个儿子启驯、启阳，更是足不出门天下知，善于及时掌握市场动向，因而达观时变，稳操胜券。
如今，有许多企业，往往不能长期坚持下去，多则十几年，少则三五年就衰落了，即所谓“富不过三代”，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请别人经营，经常变换高管人员，企业发展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如果用人不当，就会很快把企业搞垮，再说，请外人经营，没有自己人可靠，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也不能保证。
其二，有利于创出名牌。
中外许多名牌老店和名牌产品，都是身经百战，几代人持续经营某一产业，在专业化经营基础上，通过长期艰苦创业才创造出来的，家族式经营，就具备这种专业化、长期化的持续经营机制。
其三，能快速决策，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要。
家族式经营就是家长式经营，企业的重大决策，一般都是由主持企业的掌门人一人说了算，不必集体讨论，重大决策可快速作出，因而最易于抓住瞬息万变的市场商机。
其四，管理简化，效率高。
家族式经营，企业内部管理层没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减少内耗，而且可立家规，而家规往往比法制更易严格执行和有效。如今，许多企业，规章制度一大堆，但大多是有章不循，流于形式，因而缺乏效率。而家族式经营的家规，就是一言九鼎，像“圣旨”一样，没有违抗的余地，因而效率高。
其五，户招人才。
家族式经营的最大缺点，就是难以广招人才。一个家族式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得力的子承父业的继承人，企业就会很快被败掉。但翁赞与众不同，他深知要壮大家业，光靠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他谙熟商道，打破家族式经营的惯例，聘请有经营才能的外人来辅佐经营。据《翁氏宗谱》记载，翁赞很会用人，他的侄子翁笾也很会用人。翁赞善于观察手下的佣人，一旦发现有心计、会办事的，就挑选出来专门培训，使他们迅速掌握行业知识和经营谋略，然后委以重任，并把他们派到各地的分支企业主理业务，同时给予他们高薪，因此，翁氏家业越做越大，当年，薪水过百金的雇员就有1000多人，薪水过千金的雇员也有100多人。
翁氏家族，能在东山称雄200多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翁氏善于抓住当时的地利机遇，顺势而为。洞庭位于东、西两山，处于太湖之中，对外交通全靠水路，洞庭东山，西至无锡138里，西南至宜兴215里，南到湖州90里，南至南浔54里、长兴160里；洞庭西山，东至吴江50里，南至湖州70里，西至无锡130里，北至胥口50里。在明、清时期，苏、松、常、嘉、湖五府的大小城镇，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东、西山距离这些经济区只需半天至一二天时间。此外，太湖又连接通向江宁、镇江两府的荆溪，连接经苏州府、松江府而流入东海的刘河、吴淞江和黄浦江，连接通往湖州府的苕溪，连接苏州府、常州府而通往长江的许浦和江阴运河，并与大运河贯通。太湖就是这样通过其周围的河流与全国四通八达。因此，便利的交通，特别是水运，大大降低了商业成本。洞庭不仅交通便利，而且物产丰富。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为翁氏家族的经营大业创造了难得的地利条件，例如，丝绸布匹是江南地区产量最多、销路最广的手工业品，翁氏通过大量往返贩运，利用地区和季节差价，牟取稳定的商业利润。同时，他又通过高效组织货源以及水路运输的低成本而赚取超额利润。
翁氏家族，就是这样通过长期持续的世代经营而享誉四方。当时，洞庭民间有个传说：“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翁少就是指翁笾，就是说，如果不是翁家的布，人们就不买来做衣做被。由于翁赞经营非常成功，百姓都称他为“翁百万”。“翁百万”死后，嘉靖的苏州状元申时行亲自为其作传，可见翁氏家族当年在洞庭商帮中的显赫地位。
清末金融世家席元乐席素贵
席元乐，又名席品方，苏州太湖洞庭东山人，是中国历史上洞庭商帮的代表人物。
19世纪初期，席元乐在苏州城开布店，但当洋人进入中国市场后，加上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事，苏州城的洋布市场被外国人抢占，席家的布业日渐衰落，他家开设的一些布店分号纷纷倒闭，于是席元乐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席素煊、席素贵、席素荣到上海闯荡，他把目标设定在金融业上，其子三兄弟开始进入同乡开办的钱庄当学徒，一边摸索开钱庄的经验，一边积累资本。
1850年，席元乐病逝，1860年，席氏三兄弟就开办了自己的钱庄，又经过了近10年的打拼，席氏家族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当时，洞庭商人在上海开设的65家钱庄中，席氏家族都投入了股份，他们开始成了上海滩金融业的富商。
席元乐的三个儿子中，算二儿子席素贵最有本事。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间，外国人陆续在上海开设了68家银行，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六家：英资汇丰银行、德资德华银行、日资横滨正金银行、法资东方汇理银行、俄资道胜银行、美资花旗银行。
1865年，英资汇丰银行在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同时开业，1866年，席素贵从自己的钱庄走进了英资上海汇丰银行，是年28岁。他开始在汇丰银行当“跑楼”，主要从事对外跑交际、揽业务，对内报告市场情况、搜集客户反映和意向。他勤勤恳恳干了8年，于1874年，当上汇丰银行买办。当时，在外资银行当买办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有经营能力和经验，还必须有相当的资产作为准入资格的保证，而且还应在金融界有良好的信誉。
席素贵在汇丰银行当了30年买办，做了许多他人难以做成的大事。例如，1874年，汇丰首任买办王槐山，代表汇丰银行与清政府商谈一笔高达500万两银子的贷款，由于这笔贷款的数额巨大，王槐山既怕担风险又不敢得罪清政府，正处进退两难时，作为买办助理的席素贵，立即自告奋勇，主动请缨，他敢于出面替王槐山全权处理此事。结果，汇丰银行以当时最高的利息贷给清政府200万两银子10年期贷款。这笔贷款的成功，席素贵既为汇丰银行开具了政治贷款的先河，又帮助汇丰银行解脱了当时的财务困境，从而得到了洋人的高度信赖和赞赏。
同时，李鸿章由于获得了汇丰银行的巨额贷款，也极力拉拢和讨好席素贵，李鸿章因此特意上书朝廷，为席素贵荐官，席素贵当然不想当官，但他为了提高身价，为自己的事业开路，他接受了朝廷给予的二品衔红顶花翎和道台一职，但他并没有赴京任职。席素贵在汇丰银行任职买办的30年间，为清政府办了17笔贷款，每笔贷款他都可以获得高额佣金，他也因此积聚了难以计数的财富。
后来，他用这些钱又进行金融、房产、银楼、典当、金号等许多行业投资，当时在上海几乎所有的钱庄都要求席素贵入股，席素贵成了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金融大亨，他的许多亲属从此也都进入多家外资银行当买办。
清末，外商在上海共开设的大小银行有34家，而其中有17家都是由席氏家族当买办，汇丰银行从开办至1937年，全部是由席家祖孙三代席素贵、席裕成、席德俊当买办。
1904年，席素贵逝世，中外商家和许多外国银行门口，都设置了坛台路祭，公共租界巡捕还武装护送上祭队伍从南京路通过。可见席氏家族在上海滩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是独此一家无人比拟的了。
在中国历史上，以席元乐为代表的席氏家族之所以能成为上海滩的金融世家，是因为作为苏州洞庭商帮的席氏家族的祖孙几代，都具备博学、稳健、精明、信义的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