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刚终于要出一本散文集了，真为他高兴。
其实，在多年前，我就催他出本散文集了。他的散文大部分发在家乡报上，而我又是家乡报的文学副刊主编，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我心里都有数。
可这么多年来，他似乎并没有把心思全部放在散文上，而是热衷于他的“小学作文教学”。这也没办法，他是小学语文教师，他得先把一岗的工作做好。毕竟一岗的工作，关乎他的前途命运，是他的立身之本。有时问问他，最近在不在写呀。他说在写，只是写一些与自己业务相关的。想想也是，做教师的，没有论文评不了职称，论文是一道绕不过的坎。故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也不便再催他写散文了。毕竟散文不能当饭吃，而论文是能让他吃上更好的饭的。
2002年，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写的论文《打造一个永不消逝的童年》，获江苏省教育厅举办的2002年度论文征文一等奖第一名——这是当年度江苏省教育厅论文征文的最高奖项了。一个基层教师，能获此殊荣，实属不易。他说，他的这篇论文是大胆采用了散文的写作手法写的，他将中规中矩的程式化论文，赋予了散文的灵秀与隽永，使传统意义上的业务论文焕发了新的活力，在散文的阅读愉悦中植入了论文的观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恐怕就是这篇论文获此殊荣的一个直接原因吧。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厦门大学教授沈世浩曾说过的一句话：用散文的笔调写报告文学、论文等等文体的文章，都会给这样的文体增色。
建刚确乎是聪明的，将业已掌握的散文写作技巧，嫁接到传统的业务论文写作里，这种“旧瓶换新装”的谋篇意识，无疑是一种创新了。我在为他的论文获大奖而高兴的同时，也暗自高兴他的散文之心没有死，他的散文元气依然涌动在他的骨髓里。要不然，他在写论文的时候是不会想到散文的。其实，他的这种散文化的论文，也是对散文本身的功能扩张与精神弘扬，作了有益的尝试，其本身就是对散文的一种尊敬与爱戴。
今年的三四月份，建刚到我办公室，说要出一本散文集。幸好这次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要不然我还不敢相信呢。差不多15年的时间里，他每年都要出一两本有关教育教学方面的书，周末时间还游走于全国各地讲座、上课，自己还带着班，他哪有时间哪有心思再弄散文呢？可这一回他是当真的，并让他的女儿先到我这儿，把以前在我这儿发表的散文，从资料库里一一拷下来，加上近期发表的一些散文，一并整理归类。今年的8月，他将散文集的电子稿发给我，说，兄长，这个序非你写莫属了。
我对他说，写序的人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的人，能对你的作品有很高的见地；一种是有很高知名度的人，能借助于这样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这两种人我都不是，我只是一家地方报纸的文学副刊主编，干的也只是为他人作嫁衣的事。受此重托着实令我不安了起来。但又想，建刚既然跑来找我为他写序，想来也总是有他的道理吧。或许在建刚的心里，我在他的散文创作之路上，曾起到过一定的“导盲”作用的。而正是这样的“导盲”作用，为他以后的教学论文增添了新的活力，也因此而提升了他的职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故而，在他的心里或许有一种感恩，他需要把这样的“感恩”表达出来。而能为自己精心打磨的一部书稿写序的人，在他看来，应该就是一种至高无尚的荣誉了，他把这样的荣誉给了我，再恭敬也不如从命了。
建刚这本散文集的书名叫《我的下水文》。我一看，不太满意，总觉少了一些文学的意味，少了一些散文自身的体香，而且书名的阅读号召力也不强。“都是一些正儿八经的散文，怎么说成是下水文了呢？”建刚跟我解释说：一来我的散文还称不上散文，如果硬称为散文，我怕散文会生我的气；二来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语文教师教学生作文，要是自己经常动笔，或者写作跟学生相同的题，或者另外写些什么，就能更有效地帮助学生，加快学生的进步。经常动笔，用比喻的说法，就是“下水作文”。而我的散文，其实就是给学生起示范作用的“下水文”。语文教师会写、善写应该是分内之事，如同美术教师会画画、音乐教师会唱歌是一个道理。
面对这样的解释，面对这样一个自觉意义上的语文老师，我只能抱拳称是了。
记得19年前，我曾去建刚所在的乡镇小学采访，认识了建刚。农村的孩子不太喜欢写作文，你说10遍写作文的重要性，不如自己写一篇，给学生作个榜样。于是从1998年开始，他尝试着写一些短散文寄给我。记得他当时寄给我的第一篇散文《三月》，写得一般般，但为了鼓励他，也为了帮他在学生面前树立榜样，就把稿件编上去了。但排版时，这样的小块文章几次都没有排上去，只能找机会作补白处理。但不管怎么说，《三月》还是发表了，这也成了他散文见报的处女作。记得发表后，我还找他聊过，希望他接着写《五月》《六月》《七月》……有编辑与他约稿了，他自然高兴，便心血来潮地一篇篇写来，我一篇篇地帮他发表。说实在的，编辑认可一个作者，最有效也最实际的办法，就是给他发表，其他的说一千道一万都是隔靴搔痒。一段时间里，他的散文也确乎长进起来，相继发表了10来篇，篇幅也从“豆腐干”变成了“四方糕”，大大激发了他的散文创作热情。他的这一举动，无疑颠覆了他原先的想法，原来小学语文老师写的“下水文”，也能算散文，也能称得上文学作品呢。
编辑对他的认可，生成了他心中的一股写作力量。而他又适时将这股力量转移到他的作文教学中去，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能通过发表来激发自己的写作热情。但要让小学生在具有国家刊号的报刊上发表，也太难了。那么，索性自己办一份班报，让学生在自己编辑的报纸上发表，同样也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呀。拿定主意，他便在自己的班里创办了一份班级手抄报，刊发班里学生的优秀作品。以学生带动学生；以学生示范学生；以学生激励学生，这在基层小学，无疑是行之有效的。看看身边张同学李同学的文章见报了，便会给其他一些同学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继而也想在班报上发表一篇，不争稿费也要争口气——这种争先恐后想“发表”的写作氛围，便是语文老师想要的效果了。而这样的“效果”背后，却凝聚着一个语文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良苦用心了。
如果说，触发建刚写散文的初衷，是为了他的学生，为了能有自己的“下水文”去引导学生写作文的话，那么，随后渐次展开的散文创作，则是他的一种文学趣味的苏醒和散文意识的焕发了。虽然建刚一再强调，他的这本书仅仅是一个小学语文老师的“下水文”汇编。但这么多的“下水文”汇聚到一起，也便成了一道风景。这样的风景里，凸显着为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人文、地貌、风尚、气息，以及一些我们难以揣测的心绪和情感。当然，这样的“下水文”所具有的散文特质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这些具有散文特质的“下水文”，在为我们揭示一种生活况味的同时，也映衬出建刚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背景下的散文潜质与散文气息了。
2008年，在苏州市吴江区“为吴江喝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纪实散文大赛中，建刚的散文《“H”时代》在200多篇应征稿件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特等奖。组委会给《“H”时代》的获奖评语是：“H”时代，其实是一个“换”的时代。一个“换”字，跨度30年，纵横几辈人，其间的老时光镀亮了，老物件更新了，老生活刷新了，老观念改变了。文章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真情实感的细节描写，还原了改革开放初期或者中期的生活状态，以小见大地再现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巨大变化。文章以饱满的热情，精巧的构思，自我的生活视角，将吴江的发展跫音渐次铺展开来，展现了吴江人追求梦想、实现梦想的意志、品格和精神。文章有理有节，有根有据，有情有意，有思有想，将吴江30年来的客观变化，赋予文学的温暖表达方式，从而进一步激发吴江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开创美好未来的热情。
——这就是一个小学老师的管建刚，一个具有散文情趣的管建刚。
那天我通知他参加颁奖活动，他说他已应邀要去外地讲课。我说，这个颁奖活动，你一定要来的。他来了。或许是碍于我的情面，抑或觉得应该要来当面分享一次散文所给予他的愉悦。
我想，建刚之所以要将这本《我的下水文》，按发表的顺序编排，可能也是想方便读者能有一个清晰的时间脉络，去审视他19年来的散文创作历程。当然，这样的编排，也是需要勇气的。毕竟现在的管建刚不是19年前的管建刚了，江苏省特级教师，2008年度全国“十大推动读书人物”，全国优秀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育部首届教学名师，苏州教育名家……而将自己早期较为稚嫩的散文，一并给大家亮相，除了尊重客观事实，更有主观上的诚意回眸。读者是作者的一面镜子，能让大家看到管建刚的真实一面，看到管建刚就是这么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真实状况。这种“捉襟见肘式”的自暴家底，或许反而能使大家从管建刚的成长历程中，体悟出一种只有奋发才能有为的要义。
当然，作为这本散文集的序，自然还要说说建刚的散文。虽然他是按发表的时序编排的，但从题材上大体可分为：时令性散文、亲情类散文、生活感悟类散文、旅程随思类散文等。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蕴含着生活小哲理光芒的思辨性散文。如《城市与我》：“裤脚上的泥巴还未脱落，便迫不及待地住进了城市。”“我住进城市，住进一个曾经的向往，一个精神向往的拥有。”“我住进城市，城市给我彷徨；我怀念村庄。村庄给我逍遥。”“我低头寻找来路与去路的痕迹。我找不到痕迹，城市僵硬得不给任何一个柔弱的个体以印证自我的权力，城市的话语权在它，不在我。失去柔和的泥土，城市愈来愈坚硬……”建刚将进城后的感悟浸染在散文的语境之中，让散文的气味自然地渗透到他的生活中，去审视生活环境的改变而衍生出的社会心理，参悟社会大背景下的个体生存走向。
当然，这样的小哲理，还体现在《垂盆草》里：“花花草草是种给自己看的，也是种给大家看的。有了众人的眼神儿，花草才算活出了一个春秋的神气来。雨水是个好东西，下雨天，赶紧地，搬出去。自来水和雨水长一个样，雨水就是雨水，自来水就是自来水，花们草们全认得。我们空有两只眼睛，反而不如花草们明白。”稀松寻常的一盆花草，在建刚的笔下赋予了灵性，也赋予了花草明事理、懂感恩的一些个优良品质。这种隐喻背后的价值指向，无疑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善意提醒。美是散文的一种要求，同时也是人类所要配备的一种品德。这一点，建刚没有高谈阔论，而是轻声细语地融汇在一株植物的思想里。
润物，有时是需要一点耐心的。
其实，散文的思辨性是与生俱来的。建刚自觉地借助了散文的这一特性。散文是不可以虚构的，但可以虚写。而这个虚写，也要抓住生活的本原，从自我的所思所想所感出发，进而引领叙述联想升华，铺陈出一篇篇带有生活小哲理的散文。比如《一味》：“春天，你只有一双鞋，起床就穿；有两双鞋，轮流着穿，这双穿几天，那双穿几天。有太阳的时候，空的那双拿出去晒一晒。鞋柜里有12双春鞋，麻烦来了，今天穿哪双呢？红色的好呢，还是黑色的好呢？白色的搭呢，还是蓝色的搭呢？选青春一些的好呢，还是成熟一些的好呢？条件越来越好了，想拥有的东西和已经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仔细想想，拥有的麻烦一直伴着拥有本身，跟你不离不弃……”这些文字，看上去像个大白话，说的也是寻常生活的某个片断。但平淡的表象后面却隐藏着思辨的机锋。这种在人生思辨氛围之中展开的叙述，所呈现的是生活，所沉淀的却是思想，充满了象征性与暗示性。而文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的暗示性。在《一味》这篇散文中，建刚借助种种不经意的小细节，对现实生活中的“穿鞋”现象进行解剖，却发现了一些心理层面的“消费暗示”。当然，这样的“消费暗示”说的是穿鞋，但读者的联想可能已不仅仅在“穿鞋”上了。
而思辨与抒情同时出现在一篇散文里，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们不妨再来看看《逃离冬天》这篇写实散文：“小雪大雪，小寒大寒，节气一个个走，日子一天天跑，这个时候，我告诉路边光秃秃撑着的树和蜷缩着的庄稼以及田地里的所有物种，冬要走了。它们没说什么，情绪同它们的根一样暗躲深藏。这个可爱的下午同阳光一样灿烂，春的号角由远及近漫过来。我站在一棵深藏绿意的树下，有一种解脱与自由的舒展，这个时候，冬已滑走。”一小块文字，便能勾勒出一个大场景；三两句话，便能营造出一个深不可测的意境。将“我”的身段放低，低到可以与一株植物平起平坐，低到可以与植物促膝谈心，这样的“我”也便成了植物中的一员了。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抒情方式和虚实相生的夹叙夹议，巧妙地“借代”了植物的思想而又回归了植物的思想——这便是散文“形散神不散”的初衷了。
当然，建刚的这本《我的下水文》里，还有很多可拿出来咀嚼一番的作品。但每个人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不同，咀嚼出来的意味自然也就不尽相同了，在这儿，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在当下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这些事物的出现不仅改造了公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极大地摇撼了沿袭已久的散文表述方式。但不管怎么说，书写心灵和思考生活终将成为未来散文写作的一个重大视域。因为思想永远是文学的生命力，思想性越高，艺术性才会越强，作品才越有生命力。而建刚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恐怕已不仅仅是我在这儿所能褒奖的了。
是为序。
阿庆
2017年秋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苏州市吴江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吴江日报》文学副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