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万人上阵清剿“野广告”》（见《烟台晚报》2005年5月22日），令人喜忧参半，斟酌半天，终于忍不住要说几句话。
“野广告”这一城市痼疾由来已久，被人厌恶地称作“城市牛皮癣”，可谓遍及大江南北，令人切齿。清剿“野广告”之报道也常常见诸于各种媒体，且被作为“人人参与公益事业”而加以正面宣传，这不能不由人深感忧思：在“万人上阵”清剿“野广告”的背后，是不是掩盖了某些部门和单位的失职？
譬如，“野广告”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堵住或切断“源头”的工作到底是哪些部门的职责？因“源头”没有堵住而出现了“野广告”时，又该由哪些单位牵头治理？社区、居委会以及物业管理部门的职责是什么？各部门、各单位辖区内的“三包”、“五包”等制度究竟起没起到作用？起到作用的该怎样褒奖？没起到作用的又该如何惩治？如此等等。
诚然，社会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发动大家管好自己的城市当然没有错，可为什么只有当“野广告”肆虐侵袭城市肌体的时候，或是城市面临某种检验的时候，我们才想起了“万人上阵”？“万人上阵”表面看来“轰轰烈烈”，而实质是以打破机关、学校等单位的工作规律和教学计划为代价——对此，我们应该有所反思。
由此而想到2003年的防治“非典”。“非典”何其猖獗，但在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全民参与的“严防死守”强大阵势面前，也不得不“缴械投降”。在整个防治“非典”的日子里，我们人人置身其中，且为此经历过由惊慌、困惑、观望而到醒悟，直至愤然而起捍卫自己乃至人类生命的尊严的严酷过程——最终的结果是以我们的胜利，宣告“非典”在强大的人类面前的“无奈”。有人曾总结说，中国防治“非典”是从国家高层人事的罢免开始，到全面打响“人民战争”而出现了完美的结局。我们并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每次大的事件发生时，有些人做出这样那样的“检查检讨”，甚至有些人被“革官削职”，但盼望在治理“脏乱差”和社会丑陋现象的过程中，多一些理智，多一些措施——由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比起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无孔不人的“非典”来，“野广告”又算得了什么？
——拿出2003年防治“非典”的精神和措施，“野广告”何愁得不到根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