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异化与理性——人类嗜好的过去与未来
文/索何夫
原初动力——人类嗜好的起源
前些年，一段放羊娃与记者之间的对话在社会上掀起过一阵讨论热潮：在对话中，放羊娃展示了一种简单到极点的闭环式人生轨迹：放羊、赚钱、娶媳妇、生孩子、继续放羊。
但话说回来，人的一生真的能被简化到如此程度吗？即便从最彻头彻尾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的也不仅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个现代智人，只要没有在错误的地方多出来一条染色体，或者在出生前后遭遇过严重缺氧之类的不幸，那他总会“好一口什么”——只要条件允许，任何人的生活资料中必然会包含一定比例的享受资料，甚至在法西斯的集中营里也不例外：据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战后回忆，集中营里暗中流通的“货币”就是劣质烟草，其次则是私酿酒。
在过去千百年中，无数人都曾试图与人类的种种“不良嗜好”对抗，但最终全都失败。在这类行动中，禁酒是最常见的：从大禹和姬发的时代开始，直到20世纪的海斯和戈尔巴乔夫，政治人物一次次试图限制人们消费酒精，但直至今日依然没什么成效。对于烟草的控制比酒精来得晚，也更加猛烈，可直到如今，禁烟运动的推动者们所做到的最多也不过是将吸烟逐出了公共场所。而对于鸦片和可卡因类药物的查禁更是从19世纪就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共识，到21世纪初，全球禁毒运动已经成为投入资金以千亿计的浩大浪潮，在某些国家甚至索性演变成了“战争”，然而毒品走私依然屡禁不止。至于危害不那么直接而明显的嗜好——比如过量摄取糖分、脂肪或高浓度咖啡因，更是无人能阻止，顶多也只能在各种“健康指南”上做一些尽心的提醒罢了。
单从理性角度来看，酒精和各种精神类药品的存在毫无意义。酒精还好些，起码能用来消毒、净化饮水，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用于舒张血管与取暖（但代价是对肝脏的重度压迫），而沉迷后者则纯粹只是自我伤害和自我毁灭罢了。在几乎所有文化中，酗酒都被视为危险、恶劣的负面标志[2]：传统中国文化在描述贪官污吏或者暴君庸主时，几乎必然要将“沉湎酒色”“酒池肉林”作为某种“标准配置”。在以发酵净化饮用水的欧洲，对酒，尤其是烈酒的责难仍然并不鲜见，以至于修士们道德高尚的标志之一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黑面包和清水”。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往往被描述成有着暴躁、难以预测而嗜血的一面。而近现代史学兴起之前，人们提起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总会关联他们葡萄酒的消费量。当巫师和萨满隐入历史的阴霾后，各种麻醉品和致幻剂在世界各地便被视为邪法和巫术，沉迷于乌头、罂粟、曼陀罗这类玩意儿更是被当成与魔鬼做交易，甚至可以引来杀身之祸。是的，除了美洲文明的少数特例，没有哪个文化在公共道德和价值观的维度上鼓励社会成员拥抱这些嗜好，但也从没有成功地禁绝过它们。
总而言之，在过去上万年的历史中，人类与自己的嗜好一直处于这种“痛并快乐着”的共存状态下。而试图与它对抗的尝试则无异于西绪福斯的苦役，耗费巨大，但基本无法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这是为什么？
习惯于机械唯物论和阴谋论的人可能会说，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人见利忘义，每一项广泛流行的嗜好都意味着庞大的经济利益。从公元前的古典时代开始，酒类就已经是大多数社会中最常见的流通商品之一，被称为“魔鬼草”的烟草数个世纪中成了许多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在中东和黎凡特，咖啡业的可观进项让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神学家们的禁令统统夭折。而贩毒利润更是无须细说，正所谓“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冒绞首的风险”，信哉斯言。
然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决定事物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内因。如果不存在广泛的需要、没有足够的消费者基础，任你怎样的高额利润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在这方面，最显而易见的莫过于人类的“默认口味”——甜味。虽然在成年之后，每个人对饮食口味的爱好都会各不相同，但在孩提时代，尤其是社会化过程尚未开始的幼儿时期，几乎所有人喜欢的食品都是越甜越好，如果是软的，那就更妙不过了。从近代儿童故事里屡屡出现的姜饼人、糖果屋，到《查理的巧克力工厂》，但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儿童这一文化符号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形象，通常也少不了各种各样又软又甜的糖果。
在过去，那些古板、习惯于强调“艰苦奋斗”的道德家们往往将儿童的这种偏好指责为心智发育不足所导致的“吃不得苦”，但事实上，这话只对了一半。儿童的行为模式与动机更加返璞归真，更接近我们那些刚刚走出非洲大草原的祖先——在弓箭、网和其他给予人类肆意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工具被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像所有游荡生活的杂食动物一样，经常处于能量摄取不足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大量能量的甜味通常就成了最吸引人的味道。同理，对软质食物的偏好也有源流。在烹饪与食物处理技术落后的时代，各色各样的“黑暗料理”导致的牙釉质磨损也非常要命：在埃及和古代欧洲，粗制面粉中的沙砾与石子让很多人在三十岁之前就满嘴烂牙；而在亚洲，经常混着茎秆和稻壳的粗糙谷物也有相似效果。“尽可能减少牙齿磨损”这一行为倾向在一代代自然选择中被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遗传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对酒精的热爱也和甜食颇有关系：在自然界中，能被人类祖先接触到的酒精大多来源于自然发酵的果糖和淀粉，少数则源自蜂蜜和乳类，而这些玩意儿全都是在艰苦的史前时代度日的宝贝。由于乙醇本身具有的高挥发性，“酒香=容易到手的能量”这个等式的成立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也正因如此，近现代的探险家们才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居住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偏远角落、甚至对酿造和发酵没有任何基础概念的“狩猎-采集”民族都会迅速接受外来者们带来的酒类，狂饮到底，甚至出现举族烂醉的景象。在近代，这种情况时常被种族主义煽动者当作“民族劣根性”的证据，殊不知，他们所目睹的不过是人类孩提时代的常态罢了。
当然，除了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这些嗜好之外，也还有另一些相对“高级”的嗜好，比如致幻剂。虽说大自然中致幻剂并不难找[3]，但在自然环境下陷入精神异常状态实在过分危险，因此它没有像嗜甜和嗜酒一样被铭刻在基因之内。但这些物质的流行可能与人类某阶段认知能力的演进相关——任何对宗教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作为最早的全球性宗教，萨满教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四氢大麻酚和裸盖菇素之流的“功劳”。当最早的脱产思想者开始对形而上学的领域产生兴趣时，他们正是在致幻剂带来的抽搐与痉挛中描绘出了最早的超越物质世界的图景。
手段与目的颠倒——当进化跟不上进步时
在人类历史上，对嗜好的追求总是无法摆脱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那便是禁欲主义。从释迦牟尼、马可·奥勒留到圣雄甘地，总是有人试图抵抗人类本能的冲动。由于诸多历史因素（尤其是中世纪基督教会和中国理学家们留下的负面影响），外加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价值体系，禁欲主义在现代人眼中的形象已经远远不如古典文明的黄金时代那样光辉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可取之处。
事实上，除了将欲望本身神秘化并转化为某种禁忌（Taboo）的形而上学思维外，禁欲主义还有着一个相当合理的来源：对人类进化与进步错位的认知。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数百个世纪中，人类文明水平的进步一直是呈加速度发生的。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种情况是否像《三体》中所说的那样，是智慧生物中的“偶然现象”，但很显然，在地球生物演化史上，这肯定是破天荒头一遭。在区区数千次世代更迭的短暂时间中，现代智人彻底摆脱了完全被动的自在状态、成了自己的主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仍然被视为一群孩童——如此“藐视”我们的不是别的家伙，正是我们自己历经进化而产生定型的生物本能。
从启蒙运动的时代起，就不断有乐观主义者宣称人类正在大踏步迈向传说中的理性王国。但在本能这位老伙计眼里，我们仍然是一群不懂事的孩童。打个不大贴切的比方，这就像是让一位原始人家长穿越到现代对我们的生活发号施令。这种错位发生的原因并不难理解：以大中型哺乳动物的标准而言，现代智人的代际更替所需的时间并不算短，即便在自然状态下也长达十余年之久，基因突变频率很低；更糟糕的是，由于在更新世后期一度濒临灭绝边缘，我们的基因库要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狭窄得多。而相较之下，在日照不足（因此不易晾晒海水）的高纬度地区，盐的产量即便在公元元年左右都仍然严重不足，人类能稳定量产蜂蜜在大多数地方还只是千年之内的事，在14世纪的德意志沿海城市里，砂糖仍然是一种贵比白银的奢侈药品。在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业区中也只看到五分之一的工人家庭能够每周都消费新鲜肉类。在大正年间号称东亚强国的日本，一只鸡的价格相当于纺织女工一周以上的工资——因为大规模商品畜牧和养殖业到20世纪中叶才完全成型。如此一来，“进化赶不上变化”的发生自然也就不足为奇：对于昆虫和鱼类而言，几百年的基因性状筛选或许已经足以让演化的车轮稍稍转动方向，但对代际更替缓慢的我们而言，大多数决定性的改变仅仅是几个世代前才发生的。
正因如此，在进入20世纪后，人们惊讶地发现，曾经让自己得以存活的优质遗传特性令他们陷入了困境：对糖、盐、脂肪和酒精的嗜好随着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而成了发达社会的头号杀手。比如，高盐饮食原本是为了确保体内能随时保有足够的钠和氯离子，而现在却成了让垃圾食品的危险度更上一层楼的重要因素——有个并不可笑的笑话就是这么说的：如果要对发达国家发动恐怖袭击的话，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大规模投资快餐店，光是摄入食盐和食糖过量这两样，每年就能合理合法地提早送几十万人上西天。
而糟糕的事还不止于此，由于人类演化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非洲度过的，因此人普遍对那些非洲以外的不利因素缺乏自然抵抗力。我们之所以对纯粹的苦味极度拒斥，是因为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大多数容易被摄食的植物都因为经常被大型食草动物取食而演化出了有毒的苦味生物碱。可是，我们对同样来自植物自卫手段的辣味却难以抵抗，因为带辣味的植物大多是原产美洲的茄科植物，和我们的祖先相遇的时间很可能不超过一万年。因此，我们那缺乏相应进化的大脑至今仍然会在食用辣椒时被欺骗、按照应对灼伤的方式分泌能令我们感到欣快感的内啡肽。这种“欺骗”不分地域，仅仅基于人类“系统”中的一个共有的“漏洞”。因此，辣椒这种“有毒物质”能在已经采集和栽培它数千年的墨西哥和仅仅引入它数百年（很可能是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中国获得相同的认可，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后，这种“自欺欺人”的事就一直屡见不鲜：从阿拉伯茶到罂粟，再到新大陆的古柯和烟草。尽管除了被南美印第安人视为高原生活必要物资的古柯叶，大多数天然兴奋剂与致幻剂对于人类的生存都是弊大于利。而它们那些令人类心驰神往的有效成分原本是在漫长的“生物军备竞赛”中用来迫使食客望而却步的护身符。但是，因为我们与这些玩意儿的接触时间实在太晚，自然选择还来不及，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让我们像拒斥苦味一样产生本能的排斥。
在上述因素的交叉影响下，人类的本能在“手段”和“目的”层面上所发生的倒错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在最初，本能刺激嗜好的产生是为了让我们祖先能更有效地生存成长、繁衍后代。但到了后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却颠倒了过来：能够自觉改造自然的人类不再一味依赖于本能，相反，我们开始将获取嗜好作为目标，甚至不惜使用会危及原本的目的——生存和繁衍——的“作弊”手段达成这一点。对这种黑色幽默式的倒错的认知成了禁欲主义诞生的基础。如果剥去宗教与道德外衣，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禁欲主义者的行为并不能有效地应对这种手段与目的的错位，但他们对“纵欲”的拒斥与恐惧确实是有道理的。
不过，正如过去数个世纪中的事实无情证明的那样，“存天理、灭人欲”在过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未来则更不可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倒错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彻底。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肇因于娱乐手段的易得性：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算法和算力的提升意味着我们正拥有远比过去更多、更巧妙的手段进行“自欺欺人”的大业。曾被视为空前壮举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中所调动的全部运算能力，现在甚至不及一台笔记本电脑的零头；《钢铁苍穹》中逃亡月球的纳粹残余把21世纪的智能手机视若至宝的桥段，可绝不仅仅是搞笑而已。《玩家一号》《雪崩》这样的赛博朋克作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崛起和大热，也映射了对这种正以无可阻挡之势变化的担忧。
你往何处去——站在理性十字路口的嗜好
20世纪中后期席卷了整个西方文化界的朋克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段尾声、也是一部序曲：在民权运动与性解放运动的浪潮冲击下，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连同依附其上的道德、价值观和其他一切观念上层建筑全都化为乌有，除了极少数国家仍然残存的部分宗教势力外，传统的节欲、禁欲主义已经从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被一同连根拔起。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正让人类能以更小的代价更加有效地进行过去数万年间一以贯之的“作弊”大业，从而让本能进一步陷入窘境之中。
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兴起的赛博朋克作品中，对这种矛盾前景的展望几乎可以说是它们思想核心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与刚刚摆脱物质匮乏、当时全面沉浸在玫瑰色未来（Rose Future）中的中国[4]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赛博朋克的基调是消极的、悲观的，尤其是当它与生化朋克（Bio-punk）产生交集时，因为二者的早期创作者们都意识到了一种未必美好的可能——在经过漫长的演变之后，人类的“作弊”手段终于可以跳过具象的、基于本能的嗜好，绕过种种具体的“力比多”，而直达被弗洛伊德描述为“伊底”的那个根源了。
换言之，我们不再一定需要满足自己，因为我们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的大脑确信自己已经被满足。《黑客帝国》中的叛徒之所以为了重返电池舱而背叛同伴，正是因为在他看来，虚拟的高质量生活就等于真正的高质量生活。
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这十几年里，任何明眼人都无法对这种可能视而不见。且不论正在发展中的VR技术、可能在未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脑机接口，光是已经足够发达的网络游戏、“二次元”文化体系，偶尔再加上一点儿新型精神药品和类似的小玩具，就足以打造出一个庞大的“御宅族”集团。
对于这样的发展，不少人或许会无所谓地摇摇头，然后宣布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这同样也意味着一件事：人类社会运转规则正面临着一次彻底的洗牌。在过去，除了少数利他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外，普罗大众的努力无非分为两个阶段：“饱暖”与“思淫欲”。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解决了其中的第一项，而第二项也正在逐步消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作为社会人的生存意义与生存目的正在自然地遭到解构。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抱怨“没有目标”“对未来迷茫”绝非无病呻吟，除却全球性阶级固化之外，这种手段与目的彻底失调也是重要原因所在——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将本能设计出来驱策我们生存的手段视为目的，而现在，当手段本身可以被近乎没有代价地实现时，我们却开始失去了目的。
未来会怎么样？在这个货真价实“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个古老的问题正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难以解答。但在我们可以肯定的事中，有一件是确定无疑的：随着古老的、本能的驱动力丧失效能，我们将在不久之后直面自己的理性。满足嗜好与竞争稀缺资源的旧行为模式走到尽头之后，更值得询问的问题是：
我们将为了什么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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