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四季酒店吃午餐的整个过程中，亨利表现得好像我们素未谋面，好像我是个新来的同事，有着满脑子的投资主意要向他提，而他只负责坐在那里听。
我站起来和他握手，这是我习惯性的商业动作，但我可以感觉到由于过度紧张，我双腿软如棉花。难道就没有人告诉亨利他将和谁碰面吗？我想从他脸上找到一丝嘲讽，但他始终面无表情。为什么他不事先给我打个电话，提醒我一下？现在比起我们在幼儿园台阶前碰到时互不情愿地问好还要尴尬。因为这意味着我以后得每天和亨利打电话。他将是我最大的客户，我以后将要听从他的命令。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蒂姆滔滔不绝地讲着在亨利的英明领导下，猎豹将要采用的新的投资策略。我没有碰食物。我颤抖的手几乎拿不稳手中的杯子。在这种时候，我通常能发挥出正常水平，但这次是个例外。亨利利索地打开餐巾，胃口很好，继续享用着桌上的三道食物。
每个人心中都有他们永远无法跨越的那个人。结束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完结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心理暗示。你唯一能做的是尽力避开他。对我而言，和那个人是无法共事的。亨利就是我的那个人。
亨利的上司似乎对桌上的氛围一无所知。他心情非常好，又点了一份巧克力蛋奶酥来当饭后甜点。蛋奶酥。天啊，这是还要等二十分钟才会上桌的甜点。我们耐心地等待着，漫无目的地谈着交易细节。头发开始垂落到我脸上，奇怪的是我的耳环突然掉到餐桌上，我低头看到自己的长筒袜上有一道丑陋的痕迹，原来我在汗流不止。
博伊兰突然开口道：“亨利曾在康奈尔和哥伦比亚商学院上过学。”
我难以置信地点头，答道：“真的吗？我也念过康奈尔。”
“那我就要问了，你是哪年毕业的？”他说，“我可以肯定你是我的学妹。”
我礼貌地笑了笑。
亨利发问：“你在哪里上的商学院？”
亨利明知我没有上过商学院，一是因为我上不起，二是因为我怕再也找不到我那个水平的同等工作。凑巧的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比起文凭来说，更注重个人表现。我们总裁想要聘用他所谓的“贫穷、聪明、致力于出人头地”的人，他们聘用我是因为我符合这些条件。亨利现在是想在他老板面前让我难堪吗？难道这是对皮带事件的报复？如果他想让我举白旗认输，那么他挑错人了。
“我没有上过商学院。”我用故作甜美的声音大声回他，“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我知道现实生活教会我的比在商学院中学到的更多。”
“是吗？”亨利说，看到我终于回击他似乎更来劲儿了，“我必须说的是，虽然我明白你的观点，但我更喜欢正式教育。顺便说一句，我难以想象你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而且还是家里的顶梁柱，你是怎么应付这一切的？”
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任何在职妈妈来说，如果说有哪句陈词滥调让她们厌恶不已，那就是“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家庭和事业两不误的”。我从未想过我会讨厌亨利·威尔金斯，但我相信快了。
“我有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吗？我好像没有这么说过。而且我好像在第五大道的幼儿园见过你啊。”
坐在蒂姆背后的那个男人在我话落之际，伸出手和蒂姆问好，于是我又说道：“或是因为我们曾一周用十六种不同的姿势干过，是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似曾相识。”我拿起亚麻餐巾，擦擦嘴唇，然后微微一笑。
“哦。”亨利清了清喉咙，脸变红了。我把他原来的“我丈夫没有工作在家吃软饭”的话题掐断了。“好吧，我想你在人群中是很难让人忽视的。”亨利在做无力的挣扎，想重整旗鼓，蒂姆已经转了回来，“但在幼儿园时，我的注意力一直在我的孩子身上，我从不会注意大人。”
我感到恶心。男人可以用顾家的说辞给老板留下深刻印象，而女人在工作时从不敢提起家人。“是的，我相信你是太关注你孩子了。”我说道。
蒂姆继续青睐有加地看着他的这位年轻门徒。对餐桌上进行的隐形对话充耳不闻。
亨利又来了一句要命的：“这食物真不错。我不确定之前有没有在这里用餐过。”
“我以为你曾经在这里订过婚。”
亨利开始咳嗽，我发誓我可以看到水从他鼻子里流了出来。
“你在这里订过婚？”蒂姆问道。
亨利只想让蒂姆知道他过着完美的生活，一次失败的订婚对他来说等同于失败，我看着亨利试着恢复神色，他怪异地哼了一声。
“我们讨论过在这里结婚，但实际上我们是在圣巴托洛缪岛订婚的。”
亨利巧妙地让蒂姆认为我们说的是他的妻子，赶在蒂姆问我怎么知道亨利的私生活前，亨利又抢着说：“我看到今天资金市场投机变得疲软了，真不明白市场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恐惧，现在行情这么安全，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亨利问起我他远比我了解的市场问题，他同时也知道比起浪漫爱情故事，干涸的信贷市场是一个更能引起蒂姆兴趣的话题。我边冷若冰霜地看着亨利边回答他的问题。难道他已经成为比我想象中更严重的傲慢自负、渴望跻身上流社会的马屁精？他从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撒谎和表现过。难道这是从他那交际花妻子身上学来的？他父亲是想成为小说家的小镇邮局局长。他母亲画画，做做菜。他们是和善真挚的人。亨利并非来自无赖家庭，他从哪里学到这一套的？
“这是用来嘲讽男人的钱。”有天，我在亨利面前自豪地炫耀我的奖金支票时，亨利对我说。
我想外出庆祝，因为这是七年来我的奖金额第一次达到七位数。我未满三十岁，但我已经拿到100万美元。亨利还在上商学院，这使得他对我的工作时间和薪水从一开始的不相信到最后感到厌烦不已。他就像被丢在家的怨妇，开始表现得好像我质疑了他的男子汉气概似的。很显然，亨利想成为家里的主心骨，我比他薪水高让他很不爽。
“你让我压力很大，”他说，“我倒希望你是护士或老师。”
“让我们以成年人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吧。”我恳求道，“我的意思是，你希望自己成功却不愿意看到我成功？”
“我希望我们俩都成功，但是我不想娶一个男人婆。”
“会赚钱就是男人婆？”
那时我病重的父亲住在亚特兰大。我在费金·迪克逊亚特兰大的办公室办公，每晚睡在他的病房里。这一待就是两周，在这十四天里，围绕在我身边的是垂死的病人、没有修完应有假期的人，和幻想着自己从未得到过的机会的人。我知道这是老天在逼我去关注一些除了电子表单、达成交易和电脑显示屏以外的事情。它在告诉我如果我想让父亲陪我走红毯，那我得尽快结婚。
我比计划的早了一天回到纽约，在机场给亨利打电话，想把自己的重大想法告诉他。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结婚，不是按原计划的半年后，而是最好在父亲出院后的两周内。我得告诉亨利我们不能再拖了，我可以听到背景里交易所熟悉的钟声，也是他通常能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
“很高兴你回纽约了，”他说，声音温柔又彬彬有礼，“不过今晚几个律师要带我们去百老汇看《出租》。我们刚做成了一笔交易，你知道的，庆功派对。”
“好的。”我答道，同时想着自己参加过的庆功派对从来没有包含过百老汇演出，“我要去拿我礼服的里裙。”我以异乎寻常的少女般的语气说道，和婚礼有关的事情让我的内心一片柔软，“那我们晚点见。”
亨利期待了很久希望我们能住在一起。我将利用周末时间把我剩余的东西从不曾待过的转租房中搬出来，搬进我们的新公寓。我将用他看表演的几小时上演我的整场婚礼秀：衬裙、紧身胸衣、高跟鞋、发型，还有那令人心醉的婚纱。他一回来，当晚我们就可以进行一次婚礼演练。
数小时后，我独自一人出现在第八大道，外面大雨滂沱，我在服装区的朋友给我穿上了一个绝妙的短裙丰胸装置，使我的形象大为增色，也确保我能享受新婚的喜悦。我在一间立满瘦骨嶙峋的人体模特房间的一面镜子前旋转着。我发现随着压力增加带来的是腹部的变小。被压在病重的父亲、天各一方的未婚夫和一份不考虑员工个人情况的工作之下，我胃口一直都不好。但这一切在婚纱面前都烟消云散了。婚纱使我焕然新生。
服装区靠近曼哈顿的剧院区。将近八点，既然我距离上演《出租》的第四十一街只有几个街区远，我抑制不住地想在演出开始前去看亨利。
他在那里，但不是和律师在一起。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亲密地抓着他的胳膊从我身边走过。而我，那个淋成落汤鸡的女人，是拎着装满婚礼装备的巨大购物袋的失败者。那时候我应该转身离开，再也不和他讲话。然而我勇敢地维持着“很高兴见到你”的僵硬表情，本能地从湿透的羊毛外套里伸出手，去和那个营养不良、骨瘦如柴的女人握手。
“我回来了！”我尖声向亨利说，放下袋子，朝他奔去。
他僵硬地抓着我的胳膊，避开我的脸，以至于我只擦到他的脸颊而不是嘴唇。
“贝尔。”他望着那个女孩，语气淡然。
“哦，对不起，我是亨利的女朋友。”我对那个瘦女孩说，以为他觉得我应该跟她解释一下。我抓袋子的动作太快，使得那个装满蕾丝、梦幻物件的袋子被撕裂，发出“嘶嘶”的声音。我笨拙地从肮脏的湿地上捡起各种各样的白色衣物，将这枕头似的一堆抱到胸前。我不确定为什么我已经叫了亨利好几个星期的“未婚夫”，此刻我介绍自己时说的却是“我是他的女朋友”。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瘦女孩奇怪地大笑，而亨利把头甩向后，紧张地用手耙梳着头发。“你不是我的女朋友。”他说。
他直视着我，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如在大学里他甩掉上一个女朋友那样，牵着我离开去过我余下的生活……直到现在。再一次，我等着他口吐妙语，但没有。我一动不动地站着，颤抖着，等着被救赎，我看着亨利带着那个女人走进剧院。他走到“预订售货部”窗口，递上一张信用卡，再也没有回头看过。
灯光暗下去了很久我还站在路边，白色的湿婚纱贴在胸口。我花了好几小时才走回到转租的公寓。我还有钥匙。我打开灯，把贵得要死的婚纱扔到餐桌上。
我再次和亨利说话时已经是一位母亲了，为了让孩子上幼儿园而费尽心力。现在我整个家庭都将仰仗他和我在每个营业日共同达成的巨大交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