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巫蛊之祸”乱朝纲——让汉武帝悔恨不已的滔天大案
汉武帝刘彻的雄才大略举世公认，他的富于进取和勃勃野心，使中国得以开疆拓土，大汉帝国登上了强盛的巅峰，汉武帝也成为与秦始皇并称的一代雄主。然而，这样一位帝王却也有着令人生畏的性格特点：多疑，冷酷，当他自认为权力受到了威胁的时候，他更能六亲不认并且杀人如麻。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的“巫蛊之祸”是一起震骇汉廷朝野内外的特大冤案，这起旨在彻底肃清太子势力的冤狱持续达数年之久，从京师、三辅到地方郡、国，株连所及，上至皇后、太子、公主，下及兵丁、百姓，数万生灵惨遭涂炭，就连当时尚在襁褓中的太子遗孙刘病已及长安郡邸狱中所有“录囚”（也就是囚犯）也险遭屠戮。经过“巫蛊之祸”的扫荡，戾太子刘据的势力几乎被消灭殆尽，幸存的孑余人员也只能苟延残喘。长期以来，巫蛊案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一般的说法认为是汉武帝晚年多病、多疑，行政苛烦，为法严厉，《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就说：“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多病，“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恰在此时，为汉武帝所宠信的酷吏江充诬告太子刘据为首的势力设置巫蛊，诅咒汉武帝，从而制造冤案，也由此导致太子反击。实际上，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远非如此简单，里面还牵扯着一场重大的阴谋。
卫太子刘据是卫皇后所生，他性情温和，有相当的政治才能。早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就昭告天下，立刘据为太子，在全国臣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刘据对儒家知识精通得很，性格也是仁恕温谨。而刘彻虽然推崇儒学，却只将其作为统治工具，跳出了儒学说教的框架之外，真正奉行的是“外儒内法”，崇尚权威和强法。可是刘据没能真正体会父亲的苦心，反而是沉迷于儒家的说教之中。父子俩深层次的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尽管刘据严格按照儒家理论孝顺父亲刘彻。随着太子越来越接近继位的时间，汉武帝越来越嫌弃太子缺乏帝王才能，认为儿子“不类己”。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治国的目的是加强专制统治，而宽厚的太子是真心实意地要建设儒家心中的理想世界。我们可以认为，汉武帝父子的冲突更多的是政治理念的冲突。
事实上，正是由于与太子政治理念的分歧不断扩大，汉武帝晚年明显疏远了卫皇后和卫氏集团，转而移情于其他宠妃如王夫人、李姬、李夫人，最后是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原姓赵，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巡狩到此，听说此地有一女子，生来双手握拳，无人能掰开，召来察看。汉武帝亲自去掰，一抚即开，因此得幸，被称为“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又称“钩弋夫人”。次年（公元前95年），钩弋夫人生下刘弗陵。这时，汉武帝已经62岁。据说刘弗陵是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才生出来的，汉武帝十分高兴，对臣下说：“当年尧帝就是其母怀孕14个月才出生的啊！”下诏将钩弋宫门改称“尧母门”，还不时向群臣夸示：“这个儿子像我！这个儿子像我！”
汉武帝这一态度，以及他与太子在施政方略上的明显差异和矛盾，加之其对钩弋夫人宠幸备至，立即让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臣僚们嗅到了某种气息，实际上起到了鼓励臣下反太子、反皇后的作用。一些臣下竟想构陷太子，而一些宦官也放肆地在皇帝与太子、皇后之间编造谎言。
当时，汉武帝已经年迈，深藏于甘泉宫不出，除了钩弋夫人、刘弗陵外，已经很少和太子、卫皇后见面。太子有事也只能通过黄门转奏，而卫皇后一年当中与汉武帝见面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只能在未央宫中清寂度日。正是由于汉武帝与皇后、太子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关系越来越冷淡，让那些时刻伺机而动的奸佞之人更增添了扳倒太子的信心。正在此时，一个奸佞终于应时而生了，他就是江充。
江充原本是赵国邯郸的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自己妹妹嫁给赵国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江充后又与赵太子产生矛盾，入长安举报告发太子丹的种种不法之事，对刘姓诸王限制极严的汉武帝根据江充的举报毫不手软，赵国太子因此获罪死于狱中。江充却开始飞黄腾达，充任为谒者出使匈奴。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后，回到汉朝的江充开始得到重用，汉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事实上，江充成了汉武帝的特工头目。
一次，太子刘据派家臣去甘泉宫向生病的汉武帝问安，家臣为尽快到达，赶马车在驰道上疾奔，被江充发现。江充当即把太子家臣连同车马一起押到官府。太子得知后急忙派人赶去求情，恳求江充不要将事情泄漏出去，说：“我并非爱惜这些车马，实在是怕父皇知道后会责怪我对家臣缺少管教。”江充却毫不动情，径直禀报汉武帝。汉武帝大为赞赏：“为臣子就应该如此！”江充告倒了太子，并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一时震动京师，这无疑给了其他不满太子的人无形的激励，苏文就是其中的一个。
苏文是宫中的宦官，官为黄门，也即内侍。宦官靠皇帝的好恶提拔贬斥，对今后谁继承皇位更是关心，争立拥戴之功。苏文与现任太子刘据的关系不好，刘据曾因一件小事责打苏文，还差点将他赶出皇宫。苏文怀恨在心，时刻寻找时机报复太子。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汉武帝已是65岁高龄，步入了老迈之年，其多疑猜忌的性格更加严重。这一年冬天一个暖洋洋的日子，汉武帝在上林苑建章宫内闭目养神。恍惚中，一个男子手持长剑快步窜入华龙门内，汉武帝大呼救驾，喝令左右搜捕刺客。宫中护卫马上在建章宫内细细搜索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守门的侍卫也说没有见到带剑男子入内。汉武帝惊魂难安，将守门侍卫斩首示众，又派驻守在京郊的部队搜查上林苑，也是一无所获。汉武帝依然不甘罢休，下令关闭城门，挨家挨户搜查，前后共搜查了11天，闹得长安城内鸡犬不宁。最终虽没有发现刺客，却有另外的重大收获。《汉书·汉武帝纪》记载说：“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起。”短短几句透出一片阴森森的气息。
这次搜查，从宫中一些妃嫔宫女居室、长安百姓家中搜出不少巫蛊所用器具。经过审讯，查出这些宫女妃嫔因为失宠怀恨在心，勾结巫婆用巫蛊术作法，诅咒皇上或其他宫女。汉武帝当即大怒，认为带剑刺客是有人行蛊作法谋害自己，下令将牵涉到巫蛊的妃嫔、宫女、巫婆处死，用巫蛊术的百姓也投入牢狱，严刑拷掠以示惩戒。
正在长安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又派人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并在甘泉宫驰道埋偶人，诅咒之言十分恶毒。结果，公孙贺父子都判死罪，诛灭九族。汉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和大将军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也被以私通外廷的罪名处以死刑。处死两位公主时，卫皇后哭求汉武帝免杀亲生女儿，汉武帝无动于衷。涉案人员越牵扯越多，很多与公孙贺父子过从甚密的大臣以及后宫的妃嫔宫女等牵涉在内，也被处死。
公孙贺一案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巫蛊案本身，此案摇身一变成了牵连后宫和外戚势力的大案子。当年四月，长安城刮起大风，掀翻房屋，吹折树木。一时间人心惶惶。大家都知道，在公孙贺、卫伉和两位公主的背后，都有皇后卫子夫和她儿子——太子刘据的影子。
在汉武帝末年，皇后卫子夫已经失宠。卫子夫的失宠不能简单地用年老色衰来寻找原因，更是因为卫家势力的发展引起了汉武帝的反感。江充很清楚汉武帝的家事心理，再加上他与太子刘据及卫氏都有过节，怕汉武帝死后刘据成了新皇帝砍自己的脑袋，于是决定向刘据下手，彻底铲除卫家及太子的力量。巫蛊事起后，江充将之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之前的动静和无辜百姓的鲜血在一定意义上都只能算是铺垫，最后都要把巫蛊的矛头对准刘据。
经过一场大案，这年夏天，汉武帝的身体又添了病症，更觉得心神不宁，精神倦怠。一天，汉武帝午睡时在睡梦中忽然看到很多木偶个个手持棍棒刀剑，奔入宫中，将自己团团包围，举起棍棒就打，打得汉武帝浑身疼痛难忍，想逃又逃不开。木偶越聚越多，汉武帝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浑身虚汗，心跳急促，方知是一场噩梦，头脑更是昏沉。正心有余悸时，宠臣江充进来问安，汉武帝向他述说梦境，江充进言道：“公孙贺虽被诛除，但巫蛊并未清除尽净，想来依然有人谋害圣上。”汉武帝认为江充所言极是，就让江充专职搜查处理巫蛊一案。
江充得旨，急忙召集人马，在首都长安各地部署，准备弄个天翻地覆。江充改变了前次派士兵搜查的办法，选择了几个据说从西域来的很有道行的胡人巫师，宣称这些胡巫能看见鬼魅和地下埋藏的木偶。江充带领这些胡巫在长安城内四处巡查，故意把酒洒在地上，事先在地下埋入木偶，让胡巫故弄玄虚地作法念咒，说某人在这里祭酒拜神，用巫蛊诅咒皇上。从祠堂到寺庙，从店铺到民宅，后来又到官吏居所，一旦挖出木偶或者发现酒污痕迹，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朝廷官吏，一律抓入牢狱拷问。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抓入牢狱。江充指使部下使用各种酷刑，许多人不堪忍受，只得含冤屈服，随意诬攀他人，结果越攀越多。江充正希望如此以显示功劳，对所有牵连到的人员全判以“大逆无道”的罪名处斩，一时间长安城内人人自危。各地官吏也上行下效，以查获犯案人员数量作为平步青云的政绩，争先恐后罗织冤狱。几个月下来，城内和三辅地区被牵连进去处斩的有数万人。全国其他地方也开始搜查巫蛊，同样用酷刑峻法处死了不少涉案者，整个长安乃至全国一片乌烟瘴气，真如人间地狱。
汉武帝此时一直精神恍惚。终日昏昏欲睡，对江充的行动不闻不问，见江充稍一稽查就将如此之多的案犯绳之以法，更坚信巫蛊已经密布长安。随着事态的发展，江充见自己与太子之间的仇隙极深，汉武帝一死，自己必为太子所诛。现在奉旨清查巫蛊，正是打击太子的绝佳机会。就这样，江充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江充将胡巫檀何向汉武帝推荐，吹嘘此人能望云看气，哪里地下埋有巫蛊，一看其上空云气便知。汉武帝让檀何作法察看，檀何装神弄鬼一番，说：“后宫中有邪气，如不尽快驱除，龙体难安啊！”昔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此时已经头脑昏昏，对檀何所言笃信不疑，随即下诏让江充率胡巫、士兵前去后宫搜查，同时责令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搜查。昔日高深莫测、戒备森严的宫闱禁地顷刻陷入了空前灾难之中。
江充先从失宠的夫人、妃嫔寝宫开始查起，范围逐步扩大。每到一处都掘地三尺，每一个角落都让人挖开寻找木偶，连皇帝的御座也不能幸免。当年七月九日，江充兵分两路，自己持诏令闯入太子住的博望苑，同时派黄门苏文去卫皇后住的未央宫搜查。太子自信没有罪状，毫不在乎。江充搜查得特别仔细，命士兵刨开地面认真翻检，将宫中挖得一片狼藉；苏文在未央宫也是如此，连卫皇后的凤床也被搬开。果然，在博望苑和卫皇后宫中共挖得木偶六枚，每个木偶都是汉武帝模样，并用铁针刺心。在太子的博望苑里还发现了许多布帛，上面写满了恶毒诅咒皇上的咒语。其实，这是江充一伙早就做好手脚栽赃太子和卫皇后的。
江充擎着木偶向随从宣布：“太子宫里掘出的木偶最多，还有写着咒语的帛书。本官一定如实奏报皇上，严惩凶手。”太子惊惧非常，就问自己的师傅少傅石德怎么办。石德作为太子师傅，与刘据的利益休戚相关。于是，石德建议刘据说：“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及卫氏皆被以巫蛊的名义处死。现在巫师与使者在东宫掘地得到验证，根本说不清楚到底是有人故意放在东宫栽赃给我们，还是本来就埋在那里。太子殿下无以自明。殿下不如假传圣旨，收捕江充等人，惩处他们的奸诈之罪。”石德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继续说：“反正皇上现在重病，在甘泉宫休养。皇后和宫中属吏都是拥护太子殿下的。殿下完全可以起兵自卫。”刘据听到师傅造反的建议后，瞠目结舌，不知所措。石德的进一步劝说帮他下定了决心：“现在皇上是否在世，我们根本不知道。奸臣如此猖狂，太子就忘记了秦朝扶苏的往事了吗？”秦朝的扶苏就是在父亲秦始皇死后，被赵高、李斯等人矫旨杀死的。刘据在情势紧迫之下，同意了石德的建议。
次日，太子让卫士假扮成汉武帝的使者，带了武士，前去江充行所假传圣旨，准备捉拿江充等人。江充毫无防备，见汉武帝有诏令来，也没有仔细辨别。只有按道侯韩说起了疑心，怀疑使者的身份，硬是不肯受诏，并试图逃走，当即被武士砍死。御史章赣和黄门苏文见势不妙，夺路而逃。江充和胡巫则被活捉，带到太子跟前。太子指着江充大骂：“你这个赵国奴才，当初把赵王父子害了不算，如今又要来离间我们父子吗？”说完命人将江充拉出去斩首，把檀何等胡巫捆在树上活活烧死。
处死仇人，太子马上派舍人无且连夜赶到未央宫，通过宫中的长御倚华向母后告变，说杀了父皇钦命的大臣。卫皇后坚定地支持儿子，并让儿子调用皇宫内厩中的所有车马运输兵士，又打开御林军的武库散发兵器，把守卫长乐宫的卫兵全部调拨归儿子统辖。同时，向附近百姓发出布告说：如今皇上困在甘泉宫，不知道是否尚在。奸臣江充已经伏诛，请百姓支持太子平定叛军。
当时，接替公孙贺的丞相刘屈氂留在长安城中。
刘屈氂成为丞相也是出于专制的需要。汉武帝刘彻自公孙贺后对外人感到失望，于是扶持皇室成员出任丞相。刘屈氂就是刘彻的哥哥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是自己的亲侄子；同时，刘胜是庶出，又有几十个儿子，刘屈氂在宗法上对刘彻这一支没有任何威胁。
现在刘屈氂是唯一可能与刘据争夺长安城的人。而且，刘屈氂偏爱刘据的弟弟、昌邑王刘髆，又和刘髆的舅舅、将军李广利结成了儿女亲家，和李广利一起暗地谋划扶立刘髆取代刘据的太子位置，只是他没有参与江充策划的巫蛊之祸。刘屈氂对江充的表演心知肚明，仅仅是出于推翻刘据的共同目标，刘屈氂没有出来阻止江充主导的闹剧。江充突然被杀，刘屈氂一下子被推上了前台。刘据抢先发兵攻入丞相府，刘屈氂拔腿就逃，连丞相印绶都来不及拿。
刘屈氂逃出府邸后的表现令人费解。按说现在太子刘据起兵造反，刘屈氂正可以乘机以“平叛”为名剪除政敌。但刘丞相没有这么做，反而是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刘屈氂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捉摸不透汉武帝的真实意思。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皇帝的家务事，官员是更难断，也不敢断，弄不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刘屈氂是反对刘据，但是他还不敢公开与太子对阵，而希望通过施加影响来促成汉武帝废立太子。明知刘据公开造反，刘屈氂最好的处理方法也只能是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黄门苏文和御史章赣逃回甘泉宫，向汉武帝告发太子谋反，已经杀了江充。汉武帝对自己的儿子还是了解的，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汉武帝说：“太子不会造反的。一定是江充等人把太子逼急了，太子才铤而走险的。来人，回长安宣召太子来甘泉宫问话。”汉武帝不愧为杰出的君主，阅尽了人情世故，做事毕竟稳重。在关键时刻，刘彻的决定无疑有助于整个事态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汉武帝于是派贴身内侍进城召太子来见。侍臣担心被太子诛杀，就跑到外面兜了一圈，回来报告汉武帝说：“太子谋反属实，不肯前来，且要将我斩首以儆效尤，臣好不容易才得以逃回。”汉武帝登时大怒，催促内侍发诏给丞相刘屈氂，命他即刻发兵征讨太子，拘捕太子及皇后。如太子不服拘系，就地斩杀。
此时，丞相刘屈氂已经从刚开始的慌乱中稳定下来，派丞相府的长史前来禀报情况。汉武帝问：“丞相有何举动？”长史答：“丞相因事牵皇室内部，正努力封锁消息，未敢轻举妄动。”汉武帝怒道：“现在人言籍籍，无人不晓，情况危急，哪里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怕杀了皇子大逆不道，难道他不知道周公也曾把管叔、蔡叔诛杀了吗？”当即赐刘屈氂玺书，交长史带回，同时转告丞相：“尽全力捕杀谋反者，朕自有赏赐。一定要用牛车结阵，不要短兵相接，多用弓矢毙敌。同时要紧闭城门，不要让造反的人逃脱。”为了更好地指挥平叛，汉武帝从甘泉宫搬到建章宫居住。
丞相刘屈氂刚开始时闻变出逃，丢了印绶，此时接到汉武帝玺书，让他征召三辅临近各县的将士和各地两千石以下的官员讨伐太子。太子在宫中见丞相刘屈氂调兵遣将，军队调动集结的报告不时传来，自己仅凭宫中护卫抵抗，兵力悬殊。形势紧急，要么束手待毙，要么铤而走险。太子最终选择了后者，他决定与父亲和那些奸佞小人决一死战。
太子刘据发兵后，宣传汉武帝已经在甘泉宫病重，太子恐怕宫廷有变，防止奸臣作乱而主动起兵。作为国家储君，按照刘据的宣传，他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一说报国锄奸，谁不支持啊？刘据也一度组织起了可观的武装力量。刘据派遣使者赦免长安城中的囚犯和刑徒，用武库的兵器武装起来，分别由太子少傅石德、太子宾客张光等人率领控制长安。那边皇帝老子刘彻从甘泉宫来到了城西的建章宫，向三辅各县发下诏书征兵入长安平叛，又下诏书晓谕朝廷重臣，任命丞相刘屈氂兼任讨伐太子的主将。
太子的军队和丞相的军队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恶战，繁华的长安城每一条街巷都成了杀戮战场，喊杀声惊天动地，成片的百姓倒下，尸体层层叠叠，鲜血汇成了小溪，汩汩流淌，真正到了血流漂杵的地步。五天五夜的血战后，丞相的军队逐渐控制了长安的局势。
太子见大势已去，只得趁夜带领两个儿子和几个亲兵从城南的覆盎门逃跑。逃出长安后，历尽千辛万苦，太子来到湖县（今河南灵宝县西），藏于泉鸠里的一户农家避难，在那里住了半个多月。主人家里很穷，以编织草鞋为生，却依然尽力照顾好太子父子数人。太子想起有一位故交在湖县，他思索良久，决定派内侍去寻求帮助。没想到走漏风声，八月初八日深夜，地方官派兵包围了农夫的小院。太子见无路可逃，悲愤交加，只得悬梁自尽。两个皇孙则被乱刀砍死，农夫一家也全被杀死。
慢慢地，坊间有关“巫蛊之祸”的传闻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太子用巫蛊诅咒皇上早死的说法。舆论开始朝着有利于刘据的方向发展。《汉书》说是：“久之，巫蛊事多不信。”刘彻经过冷静的思考，也明白儿子刘据起兵的确是惶恐自卫，并没有谋害自己的意图。
恰在此时，看守汉高祖刘邦陵墓的守卒田千秋上书汉武帝，说自己梦见一个白发老者，坚持要他田某人上书皇帝，陈述戾太子的冤死。刘彻此时气头已过，恢复了冷静，开始对儿子刘据之死充满了疑窦。在看到田千秋的奏章之后，汉武帝更深受触动，坚信这个梦中老者定然是自己的祖宗刘邦显灵。于是，刘彻立刻擢升田千秋为大鸿胪，开始调查卫子夫和戾太子刘据谋反的证据。一查之下，刘彻终于发觉此事背后的惊人内幕，李广利和刘屈氂才是推动这次事件的真正主谋，太子并无巫蛊之事，他举兵仅仅是因为自保而已。
巫蛊动乱的处置完全被颠倒了过来。先是江充被满门抄斩，接着是宦官苏文在横桥被当众烧死，在动乱里加兵刃于太子的人都被族诛。刘彻可怜儿子无辜遇害，在湖县修建了思子宫，在宫殿中修建了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听说后，没有不感到伤感悲哀的。早知今日，为何当初不三思而后行呢？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有个叫郭穰的人密告刘屈氂的夫人诅咒皇上，贰师将军李广利也参加了祷词活动，这是真正的巫蛊罪行，两家的目的无非是要让昌邑王刘髆早日为帝。刘彻一查，证据确凿。刘屈氂被腰斩于长安东市，其妻则在华阳街被枭首示众。当时贰师将军李广利正率军与北方匈奴作战，汉武帝也没放过他，将他留在后方的妻子儿女全部逮捕入狱。前方的李广利害怕了，干脆率军投降了匈奴，他的妻子儿女随即被斩首。
至此，“巫蛊之祸”中的各个人物都有了自己的结果。
第二节 暴戾父子相交恶——后赵石氏皇族的骨肉相残
继两汉的大一统结束之后，历经了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中国历史又一次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乱世之中。居住在北方诸州郡的少数民族贵族趁乱而起，推翻了西晋政权，先后建立起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上称为十六国时期。十六个政权你来我往、骤兴旋灭，战争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一时期南北王朝的统治者将唯权力论发挥到了极致，后赵石虎家族就是这样赤裸裸地为了权力而相互仇杀的典型。
十六国中的后赵是羯族人石勒建立的政权。石勒出身于一个小头领家庭，在西晋政权对少数民族残酷统治的政策下，石勒年轻时曾给人做过佃农、逃过荒，还曾被东瀛公司马腾买来做奴隶。石勒受尽苦难，胸中的积怨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宣泄，潜意识中有着强烈的破坏和报复心理。拥戴石勒起事的一批人多数都是做过强盗的山野亡命之徒，凶狠残暴成性。在成长为最强暴力的拥有者之后，以这些人为核心的后赵政权自然也充满了凶戾，尤其是后赵第三代君主石虎。父子间相互残杀，几乎达到了灭绝人性的极限。
石虎字季龙，是石勒的侄子，从小由石勒的父亲所抚养，因此收到了石勒母亲王氏的宠爱。石虎17岁时，他和石勒的母亲一起被送到石勒军中生活。
石虎喜欢骑马射箭，游手好闲，多次用弹弓打人。有一次，石虎打瞎了一个士兵的眼睛，早已不满石虎残暴行径的将士由此闹起事来。石勒见此立即请示母亲要把石虎杀掉，王氏对他说：“一头好牛在小时候经常把车撞破，石虎正是一头好牛，他将来会有大用，能帮你打天下的。”于是，石勒狠狠地教训了石虎一顿，石虎这才有所收敛。
石虎身高七尺五寸（约合现在的一米八），善于弓马，勇猛善战，每次打仗都所向披靡，被石勒提拔为征虏将军。石虎性情残暴，抓到俘虏不分男女一律杀掉。石勒虽多次责骂，但渐渐地发现石虎是块带兵打仗的好苗子。于是，石虎开始受到石勒的器重。石勒亲自到当时有名望的将军郭荣家说媒，让郭荣的妹妹与石虎结为伉俪。但是，石虎不喜欢郭氏，反而对宠姬郑樱桃宠爱有加，两人便密谋把郭氏害死。
但是，石虎同时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很快，石虎把郑樱桃玩腻了，又陆续娶了名门望族郑氏和杜氏的女子为妻，郑氏生了儿子石邃、石遵，杜氏生了儿子石宣、石韬。
太和三年（公元330年），石勒自称大赵皇帝，史称后赵，他封自己的儿子石宏为大单于，统领胡部，封石虎为中山王、尚书令。大单于是胡人的最高称谓，仅次于汉人的皇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石虎一直以为大单于非己莫属，因此对石勒恨得咬牙切齿。石虎对儿子石邃说：“自从石勒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以来，我南擒刘岳，北追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攻克了十三个州，立下了汗马功劳。大单于之位应当给我，却给了石宏。每想起这些，就气得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等石勒死后，我要让他断子绝孙！”说到做到，三年之后石勒死去，大权在握的石虎先将右光禄大夫程还、中书令徐光逮捕下狱，然后逼迫太子石弘继位。石弘害怕石虎，便痛哭流涕，以软弱无能为借口，一再要求把帝位让给石虎，石虎训斥他说：“我也知道你不能胜任，过些日子自然有人换你，再不要吵嚷了！”强迫石弘即位，改元延熙。
中国古代的权臣在自己想当皇帝时，一般都假惺惺地要傀儡皇帝禅位，但石虎可不管这一套。后赵延熙三年（公元334年）十月，石弘捧着印绶颤抖着走到石虎身边，请求禅位给石虎。不料石虎板起面孔对石弘说：“谁来当帝王，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何必由你来说！”石弘流着眼泪回宫后，对母亲说：“父亲的亲生骨肉不会再留在世上了。”这时，有一个尚书揣摩着石虎想自己当皇帝，便上奏石虎请求石宏禅位，石虎没好气地说：“石弘应当废掉，还讲什么禅位！”于是自称赵天王，改元建武，立儿子石邃为太子，把石弘废为海阳王。不久，石虎就把石弘、石弘之母程氏、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等石勒的子孙全部杀掉，总算发泄了心头之恨。
毫不奇怪，在这样暴戾凶狠的父亲熏陶下，再加上亲眼看见诸般暴行，自然培养出一代浑身戾气的子弟，石虎的儿子在残暴程度上较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太子石邃是个酒鬼、色狼兼暴徒。石邃不喜欢过问政事，每天只知喝酒玩女人，胡作非为。有时外出打猎几天不归，回来宫门已经关闭，石邃就爬墙进去；有时半夜闯进私宅奸淫人家妻妾；有时竟然兽性大发，酒席筵上将宫中美女的头砍下来，洗去血痕，放在漆盘里遍席传阅，观赏评论。石邃还有一个奇怪的嗜好，就是喜欢尼姑。石邃曾挑选美貌尼姑拉入宫中，玩够了杀死，将尸体肢解以后与牛羊肉混在一起煮着吃，或者盛在盘里遍赐左右佞臣，让他们分辨哪是人肉，哪是牛羊肉。
石虎最宠爱的儿子是河间公石宣、乐安公石韬，都是石邃的弟弟，石邃因为失宠而恼怒怨恨石宣、石韬，一直想把这两个弟弟除掉。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石邃想讨石虎的欢心，暴躁的石虎对此反应漠然。石邃以太子身份总理一应政务，将大小事一律上奏石虎，石虎怒喝：“这些小事，也要进呈？”石邃于是不进奏小事，石虎又呵斥：“朝中小事，如何不进奏？”石虎动不动就杖责石邃，一个月起码有两三次。
受尽了石虎虐待的石邃自然对这个残暴的父亲恨之入骨。石邃恨恨地对侍从无穷、长生及中庶子李颜说：“皇上实在太难侍候，我要杀了他，你们敢跟我造反吗？”太子这是要弑父自立，随从、侍臣除了立刻跪拜，谁敢言语？众人吓得浑身打战。石邃见无人响应，也不敢贸然行事，于是称病不上朝。
此时，石虎也发觉了某些迹象，他听说石邃病了，心里十分怀疑，便派了一个最信任的女尚书，以慰问为借口前去观察真伪。石邃心中正没好气，他微笑着把女尚书叫到面前说话，乘其不备，一剑砍下头来。石虎正在宫中饮酒作乐等候回音，结果，等回来的不是花枝招展的女尚书，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石虎勃然大怒，马上派人把石邃监禁起来。
不久，石虎气消了，打算赦免石邃，父子重归于好。石虎下了一道赦令，并召石邃到太武东堂进见。但石邃心中仍充满怨毒之气，见到石虎一言不发，照了一下面扭头就走。石虎按捺住性子，还想缓和局面，派人追上去问石邃：“还没有朝见皇后，怎么就匆忙走了？”石邃毫不理会，扬长而去。石虎顿时大怒，暴戾的性格不可遏抑地发作，马上下旨将石邃废为庶人，当天晚上又派人诛杀了石邃及其妻妾子女26人。然后，石虎又杀掉宫中石邃党羽二百多人，并废石邃的母亲郑樱桃为东海王妃，另立儿子石宣为天王皇太子，石宣母亲杜氏为天王皇后。
建武十三年（公元347年）九月，石虎让太子石宣到名山大川为他祈福。不久，石虎又命令儿子石韬到秦、雍一带祈福。石韬出行的规模丝毫不亚于石宣，这令石宣极为恼怒。
石宣也同样是个暴虐成性的人。有一次，侍中崔豹嘲笑石宣的属官孙珍眼窝深可以存尿，想不到犯了石宣的大讳，他马上派人杀了崔豹父子。原来，石宣有胡人相貌的遗传特征：鼻子高，眼窝深，连鬓大胡子。所以，石宣最忌讳有关此类的言谈。
石宣与父亲石虎一样，很喜欢打猎。石虎率领猎队出发时，前呼后拥，非常气派。后来石虎年岁大了，身体发胖不便骑马，就造了一千辆猎车。车身长三丈，高一丈八尺。还造了四十辆兽车，车身多层，像楼一样。石虎划了一个极大的猎场，派朝廷司法官看管，如果有人进入打猎，就处以死刑。石宣围的猎场更大，每边长百里，远近禽兽都被赶进场里。打猎时，晚上点起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日。石宣经常带着他的宠姬显德美人乘辇观看射猎，高兴时要等到场内野兽一个不剩才肯离开。石宣打猎时，命令文武官员立着或跪着围守在猎区周围，不能让野兽跑掉。如果野兽从哪里逃出猎场，哪里的官员就得受罚：有爵位的罚下马步行一天，无爵位的则鞭打一百。每次出猎都搞得人心惶惶。有时为了一场围猎，士卒饿死、冻死的不下万人。
石虎很欣赏石宣的围猎办法，命令石韬向石宣学习。于是，石韬也大张旗鼓，率众张网打猎。不料这样一来，更引起了石宣的不满。
石宣与石韬虽是同母兄弟，但因为石虎偏爱石韬，石宣早就怀恨在心。石韬围猎又大出风头，更引起了石宣的疑忌。石宣手下有个宦官，平时对石韬不满，经常向石宣散布石韬有野心之类的坏话。恰巧，石韬要在府中建一座大殿，准备用九丈长的殿梁。但这超过了亲王宫殿礼制，在那个时代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石宣知道后大怒，派人杀了工匠，并把梁截去一段。石韬很生气，他又换了新梁，而且增长到十丈。石宣听说后怒不可遏，对他的心腹杨柸、牟成说：“石韬太不像话了，胆敢这样对抗我，你们如果能杀掉石韬，我即位后马上把石韬的国土分封给你们。你们杀了石韬，不要露出马脚，主上听说他死了，必然去临丧，那时我们乘机行事，何愁不马上得到天下？”杨柸等看到有利可图，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石韬喝醉了酒，在佛精舍中过夜。杨柸、牟皮、牟成、赵生等几个石宣的心腹用猕猴梯（一种极精巧、轻便的爬墙软梯）爬进院去，杀死了石韬，并把他的眼睛戳烂、肚子戳破，弄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石虎听说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惨死，惊得昏倒在地，半天才缓过气来。石虎想亲自临丧，被别人劝住了，于是派石宣去临丧。石宣到了丧所，不但不哭，反而还掀开被子，慢慢欣赏血肉狼藉的尸体，然后满意地哈哈大笑着离去。
石虎早知道石宣、石韬兄弟不和，怀疑是石宣下的毒手。石虎设计召石宣进宫，想弄个水落石出。石虎假称杜皇后哀伤过度，已命在旦夕。石宣没有想到自己已受到怀疑，便大模大样地去朝见母后，并住在那里。与此同时，一个叫史科的人前来向石虎告密，泄露了他听到的石宣派人杀掉石韬的密谋，石虎听了报告后勃然大怒，马上派人捉拿凶犯，只拿到杨柸、牟皮、赵生。半路上又逃掉了杨柸、牟皮二人，只剩下赵生。赵生胆子比较小，一五一十交代了事情的始末。
石虎证实了爱子是被太子石宣杀死的，恨得咬牙切齿，立刻派人从皇后宫中把石宣捉来，关进席库，剥了衣服，反绑起来，用铁环穿透他的下巴，像牲口一样锁在库中铁柱上。石虎又命人抬来一个大木槽，把残汤剩饭全倒进槽里，让石宣饿了渴了就像牲口一样去舔。石虎命手下不分白天黑夜地用鞭子抽打石宣，抽得他像狼一样地哀嚎。
几天之后，后赵都城邺城北面积起了一个高高的柴堆，柴堆上立着一个大柱子，柱顶安装了辘轳。这是石虎亲自设计的处死太子石宣的刑具。刑具准备好之后，石虎带领数千人登上邺城内高台，观看行刑。石虎指挥人把石宣用梯子拉上柴堆，派石韬的两个亲信拔光他的头发，割断他的舌头，砍去他的手脚，挖去他的眼睛，剖开肚腹，弄得像石韬死时一样血肉狼藉。最后，石虎命人用绳拴住石宣的下巴，用辘轳吊到柱子顶端，四面放火，烧掉了这个血肉模糊的东西。石虎看到石宣被残酷地烧死后，还不解心头之恨，又命令把尸体烧成的灰分撒在各十字路口，让万人践踏。随后，石虎又派人把石宣的妻子、随从、亲信、宦官三百多人，全部车裂肢解后丢到漳河里，又命人把东宫拆毁，改成养猪养牛的场所。
石虎和其诸子的关系仿佛是一群饿狼之间的相互撕咬，我们根本看不到传统道德中鼓吹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是对权力贪婪的追求，而决定最后成败的，又是最强暴力的拥有者，无论是石虎杀尽石勒诸子，还是石虎与自己儿子的争斗，抑或是后来冉闵将石虎的儿子斩尽杀绝，决定最后成败的毫无正义性可言，仅仅是实力在决定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权力的原规则——最强的暴力拥有者有最大的话语权体现得再清晰不过了。
第三节 父兄俱成刀下鬼——心狠手辣的隋炀帝杨广
北周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权臣杨坚废周敬帝自立，改国号隋，这就是隋文帝。隋文帝即位后，几年间北逐强胡、南灭残陈，统一全国，结束了中国近400年的大分裂局面，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
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感情甚好。独孤后是鲜卑大贵族的后裔，有一定政治能力。隋文帝想通过她收揽鲜卑贵族，因此也畏惧她三分，让她参与政事，宫中称为“二圣”。独孤后对隋文帝管束很严，因此隋文帝不敢接近别的妃嫔。
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长子杨勇被立为太子，次子杨广被封为晋王，其余三个儿子也被分封为王。隋文帝曾经骄傲地对群臣说：“前代帝王都有很多宠妃，嫡庶纷争，遂有废立，甚至亡国。我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说是真兄弟，哪能有嫡庶纷争的忧虑！”其实，杨坚未免太过于自信和乐观了。杨坚完全没有料到，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使自己亡国丧身，并演出了一幕幕骨肉相残的丑剧。
隋文帝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天下，自己也感到太容易了些。杨坚怕人心不服，长存警戒之心。杨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两条保国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节俭。从辅政时期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风尚。当时一般读书人便服多用布帛，饰袋只用铜铁骨角装饰，不用金玉。隋文帝本人生活也很简朴，姬妾都没有华丽的服饰。有一次杨坚患痢疾，配药须用胡粉一两，宫中竟找不到胡粉。独孤皇后曾想赏赐给某大臣的妻子一件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找不到。秦王杨俊（隋文帝第三个儿子）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被隋文帝发觉，遂勒令禁闭。大臣杨素劝谏，说罚得过重。隋文帝说：“法不可违，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说来，为什么不另造一个皇子律？”于是，杨坚没有接受杨素的意见。
隋文帝曾教训太子杨勇说：“历观前代帝王，没有喜好奢华而能长久的。你当太子，应该崇尚节俭。”然而，杨勇却辜负了他的希望。
隋文帝称帝那年即立杨勇为太子。杨勇性格宽厚、直率，处理问题也有一定的能力，起初隋文帝还是很信任他的。但后来杨勇逐渐奢侈起来，声色犬马，无所不为。有一年冬至，百官到东宫朝贺，杨勇违反礼制，大讲排场，张乐受贺。隋文帝知道后，对朝臣说：“内外百官，都到东宫去朝贺，这成什么话？”从此，杨坚对太子的恩宠有所衰减。
杨勇不仅奢侈，还很好色。杨勇有很多内宠，其中云妃是他最喜欢的。太子妃元氏不为杨勇所喜爱，每天郁郁寡欢，不久就病逝了。元氏是独孤后选中的，很受她的喜爱。独孤后听说元氏突然死了，便怀疑是云妃害死的，于是对太子也开始产生不满。
隋文帝次子晋王杨广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率军灭陈，养成了很大的势力。杨广很有野心，一心想取太子的地位而代之。杨广非常善于伪装，他做出种种姿态，竭力讨隋文帝和独孤后的欢心。
隋文帝反对奢侈，杨广外表就装得十分节俭，室内摆设用具和衣着都很不讲究，车马侍从也非常俭朴。独孤后限制隋文帝亲近妃子和宫女，杨广就装出一副不好女色的样子，除了和晋王妃萧氏生的孩子外，和其他妃子生的孩子都偷偷害死。有一次，隋文帝和独孤后到他府里去，他事先得到消息，把宫中的美女都藏起来，只留一些又老又丑的宫女出来侍候，还故意把乐器弄得残缺不全。隋文帝来后，看见乐器的弦都断了，上面又有很多灰尘，好像许久不用了，以为杨广不好声色，非常高兴。
隋文帝和独孤后每次派身边的人到杨广那里去，不论地位高低，杨广和萧氏都亲自迎接，热情款待，送以厚礼。所以，这些人都称其仁孝。杨广还经常送重礼给隋文帝的宠妃沈氏，后来杨广能当上太子，她起了很大作用。
杨广时刻不忘伪装自己。杨广率军灭陈后，将府库封存，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杨广倾心结交朝臣，对读书人也很有礼貌，甚至对普通士兵也注意拉拢。有一次行猎遇雨，身边的人要给杨广披上雨衣，他说：“士卒们都被雨淋着，为什么单单让我披雨衣？”让人把雨衣拿走。这些表演蒙蔽了很多人，使杨广的声望越来越高，远远超过其他诸王，隋文帝和独孤后也越来越喜欢他。
有一次，隋文帝秘密让人给几个儿子看相。看相人说：“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隋文帝又问大臣韦鼎：“我的几个儿子，谁能够继承我？”韦鼎说：“皇帝和皇后最喜爱谁，谁就应该继承皇位，这不是我所敢于预料的。”隋文帝笑着说：“你不肯明说吧！”
杨广看出父母不喜欢太子却喜欢自己，就抓住时机加紧活动。一次，杨广入朝后要返回扬州总管任上，进宫向独孤后辞行，说：“臣虽然愚鲁，但很注意维护兄弟间的情谊。也不知因为什么得罪了太子，他总想暗算我。”说着，哭泣不止。独孤后相信了杨广，也泪流满面，愤愤地说：“太子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为他娶元家姑娘，他竟不以夫妇之礼对待她，专宠云妃。以前毒死太子妃，我还没治他们的罪，现在又要来暗算你！我在世时尚且如此，我死后还不把你整死！”杨广又拜伏在地，呜咽不止，独孤后也悲不自胜。从此，独孤后拿定主意要废掉杨勇，立杨广为太子。
杨广和安州总管宇文述非常要好。一次，杨广向宇文述问计。宇文述说：“皇太子失爱已久，令德不闻于天下。大王以仁孝著称，才能盖世，南平残陈、北伐突厥，屡建大功，皇上和皇后都很钟爱您。四海之望，实归大王。但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处人父子骨肉之间，实在不容易谋划。越国公杨素深得皇上信任，能劝说皇上废立太子的，只有杨素一人。而杨素所信任的人，只有他的弟弟杨约。我很了解杨约这个人，请允许我到京师找他商量，共图大事。”杨广听罢大喜，给了宇文述很多珠宝，让他相机行事。
杨约当时任大理寺卿，杨素要干什么事，都要先找他拿主意。宇文述到长安，有意接近杨约，赌博时故意输给他，把杨广给自己的珠宝都输光了。杨约得到很多珠宝，拿出一些送给宇文述。宇文述乘机说：“这些珠宝都是晋王赏赐的，让我和您共为欢乐。”杨约大惊，说：“为什么这样做？”宇文述便把杨广谋夺太子位的事告诉了他，并劝他说：“您的兄长杨素执掌大权已经有一些年头了，为他所屈辱的朝臣不知有多少，连太子也被他得罪了。虽然皇帝对他很好，但想害他的人也很多。皇上一旦去世，谁还能庇护他？”
杨约听了这番话，不免有些紧张，问道：“依兄之见，当如何处置？”
宇文述道：“如今太子失爱于皇后，皇上也素有废黜之心，这是您所知道的。若在此时请立晋王为太子，也就在贤兄的一句话。要是能在这个时候建立大功，晋王必然刻骨铭心，感激不尽。这是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啊！”
一席话，说得杨约不住点头，连连称谢道：“多谢仁兄赐教，使我愚兄弟一家去危存安，我这就去同家兄商量。”
杨约告别宇文述后，匆匆赶往杨素府第，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并道：“晋王势在必立，若是我家拥戴于未定之时，他必然感恩戴德。一旦他临朝执政，对兄长还能不言听计从吗？”
杨素沉思良久，方才说道：“这件事我何尝没有想过，不过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杨约不解，说道：“兄长的意思是……”
杨素道：“太子自然是应该废掉，皇上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你看晋王有仁君之德吗？只怕他当上皇帝，比当今太子也好不到哪里。”
杨约道：“只要能长保咱家的富贵，管他好坏呢！”
杨素道：“他未必是个以德报德的人，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
杨素一生，历仕两朝，自然比杨约想得深、看得远、认得准。只可惜杨素贪欲胜过了智慧，没有能够做出正确的决断。后来，杨广上台，第一个遭到灭族之祸的便是杨素一家。
听杨素这么一说，杨约不禁有些失望：“看来兄长是不想管了？”
杨素摇了摇头说：“既然他已经找到我们头上，不管岂不更糟？”
杨约这才高兴地说：“皇后之言，主上无不听从。兄长既然肯于出面，何不先从皇后入手！”
过了几天，杨素到宫中侍宴。席间，杨素屡次提到晋王仁孝谦恭，以此来试探皇后。独孤后哭着对他说：“你说得很对，我这个儿子非常孝顺，每当和人说起自己远离父母，都痛哭流涕，不像太子终日和云妃欢宴，专门亲近小人、猜疑兄弟。我之所以越发疼爱晋王，是怕太子要暗算他。”说着，孤独后给了杨素一些金子，让他劝说隋文帝废掉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杨勇知道他们的密谋后，非常恐惧，不知如何是好，时常有反常表现。隋文帝让杨素去查看杨勇动静。杨素来到东宫，故意拖延时间，让杨勇等了许久。见面后，杨勇不免埋怨杨素一通。杨素回来对隋文帝说：“太子怨望，恐有他变，应该加以防备。”隋文帝听了，对杨勇更加疏远。
独孤后时常派人窥视东宫，搜集丑闻，然后添油加醋地向隋文帝报告。杨广又令亲信段达收买东宫近臣姬威，让他诬告太子图谋不轨。
在独孤后的屡次劝说之下，隋文帝终于拿定主意。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月，隋文帝在武德殿召集诸王和文武百官，当众宣布废掉杨勇，改立杨广为太子。
杨勇被废后囚禁在东宫，隋文帝令太子杨广看管他。杨勇自以为废非其罪，屡次要求面见隋文帝申诉冤情，都被杨广阻止。杨勇于是爬到树上大喊大叫，想让隋文帝听到后召见他。杨素对隋文帝说，杨勇被癞鬼附体，已经神志昏乱，不可救药了。隋文帝竟信以为真，杨勇从此再也没见过隋文帝。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八月，独孤后病死。当着隋文帝及宫女们的面，杨广哭得死去活来，好像非常伤心。但杨广回到自己的私室，饮食言笑和平常一样。
独孤后和隋文帝的感情很好，对他看管得也很严，限制他亲近妃子和宫女。一次，隋文帝见到一个宫女长得很美，就住在她那里。独孤后知道后很生气，乘隋文帝上朝时，把那个宫女杀了。隋文帝闻讯大怒，骑马从后苑跑出，信马由缰，深入山谷二十多里。经高颎、杨素等大臣扣马苦谏，半夜才返回皇宫。杨坚曾叹息着说：“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这回，独孤后死了，没有人看管杨坚了，他便纵情声色起来。无奈岁月不饶人，六十多岁的隋文帝，终因纵欲过度病倒了。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四月，隋文帝卧病仁寿宫。七月，病情加重。这时，杨坚才有些后悔，对身边的侍者说：“若是皇后还健在，我不至于此。”
隋文帝自知不起，乃召太子杨广入居大宝殿，随时侍奉。杨广拜见父皇，故作愁容，详问病状，隋文帝略略相告。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也都入阁侍疾。隋文帝与众臣握手辞决，自言凶多吉少，众臣皆出言相慰。
杨广见父亲病重，料想死期不远，心里十分欢喜。杨广即位心切，就给杨素写信，问他皇帝一旦驾崩，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杨素将注意事项一一写清，封好后吩咐宫女送给太子。
偏偏事有凑巧，那宫女误将杨素的回信送到隋文帝那里。隋文帝看后大怒，心想自己还没死，太子就准备继位登基了，心肠也太狠毒了。一时肝气上冲，喘息异常。当时在旁侍疾的宠妾陈夫人和蔡夫人慌忙上前救护。一阵忙乱过去，隋文帝才渐渐平复原状，悲叹数声，朦胧睡去。半夜醒来时，见两个宠妾仍在旁侍候，隋文帝有些不忍，遂令二人更衣休息。
天色微明，隋文帝正在闭目养神。忽见一人抢入门来，定睛看时，原来是陈夫人。隋文帝见她神色有异，顿生疑窦，忙问原因。陈夫人欲言又止，经一再诘问，不禁泣下，呜呜咽咽地说出“太子无理”四个字。
原来这陈夫人本是南朝陈宣帝之女，生得国色天香，且性情聪慧。陈亡，被隋文帝纳入后宫。独孤后性情奇妒，后宫罕得进御，唯陈夫人有宠。等到独孤后病逝，陈夫人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无人能比。杨广慕陈夫人美貌，早已垂涎三尺。陈夫人今晨出去更衣，被杨广撞见，便欲行非礼。陈夫人极力挣扎，才得免于受辱。
隋文帝听罢，跃然而起，用手捶床道：“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独孤误我！”说着，即呼内侍入室，令其速召柳述、元岩。二人奉诏而来，隋文帝一边喘一边说：“快召我儿！”二人将呼太子，隋文帝道：“不是杨广，是杨勇！”
柳述、元岩出阁，找来纸笔，草拟诏书，切磋多时，方才草就。他们正要派人去召杨勇，不料外面跑进许多卫士，不由分说，将二人捆绑起来。不一会儿，只见宇文述手执诏书赶到。诏书中说柳述、元岩二人侍疾谋变，图害东宫，应将二人拘系下狱。两人如同做梦一般，便被关进大理狱中，看押起来。
原来，隋文帝令柳述、元岩草拟诏书一事早已为杨素侦知，他赶忙告诉杨广。杨广闻言大惊，急忙伪造圣旨，逮捕了柳述和元岩，又派心腹刘恕、郭衍率卫士包围仁寿宫，禁止出入。再派心腹张衡入殿问疾，同时密嘱一番。
张衡进入内殿，将陈夫人、蔡夫人和众宫女尽行赶出。众人走不多远，就听里面传来隋文帝喊痛之声，一阵高似一阵。过了一会儿，声息皆无。张衡出来报告太子，说是皇上驾崩。杨广率众人入内检视，果然见隋文帝一命呜呼，气息全无，只是双眼圆睁，甚是恐怖。屏风上溅有斑斑血迹，不知为何。杨广派心腹守住殿门，不准宫嫔、内侍等进入。
就在这一天，杨广即皇帝位，是为隋炀帝。不久，杨广伪造隋文帝遗诏，将杨勇和他的十个儿子全部处死。后来，又杀了自己剩下的两个弟弟（另一个弟弟在隋文帝时已死）。杨广即位那一年，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后主恰好死去。杨广给他订了一个恶谥叫“炀”，谥法：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杨广做梦也没有想到，十四年以后，他被臣下处死，也戴上了他自己制定的“炀帝”的丑名。
第四节 争权夺利几时休——明成祖朱棣的御子之道
明成祖朱棣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四子朱高羲。除第四子的生母已无从考查外，其余三子都是中山王徐达的长女、朱棣的正宫娘娘徐皇后所生。几个儿子中，朱棣最赏识的是次子朱高煦，最宠爱的是三子朱高燧，而最不喜欢的恰恰是长子朱高炽。同朱高炽相比，朱高煦几乎处处见长：朱高炽体态臃肿、笨拙迟缓，朱高煦却身材高大、轻捷矫健；朱高炽不善骑乘，朱高煦却长于此道；朱高炽为人内向，木讷凝重，朱高煦却为人狡诈，巧舌如簧。在日常事务中，朱高煦也比朱高炽更接近其父朱棣，并且常常不离左右。尤其是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煦作为朱棣的得力助手，以其勇猛善战而为朱棣的成功夺位帮了大忙：白沟河一战，朱棣被南军瞿能追杀，千钧一发之际朱高煦率精锐骑兵直冲过来，斩杀了瞿能父子，使燕军反败为胜；东昌之役，战败的朱棣只身逃走，正赶上朱高煦率军前来打退了南军；浦子口一战，朱棣被盛庸打得惨败，几乎萌生了议和北撤的念头。绝望之中，又是朱高煦率骑兵来援，与朱棣合兵一处，拼死作战，才打退了盛庸的部队。由于朱高煦曾多次于危难之中为朱棣解围，并且在整个“靖难之役”中战功卓著，因此朱棣格外看中朱高煦，认为他和自己一样英武有为。在一次朱高煦解围得胜后，朱棣拍着朱高煦的肩膀鼓励他好好干，并颇为含蓄地提到藩王继承人——朱高煦之兄朱高炽的身体不好，暗示朱高煦有希望被立为继承人。甚至在反败为胜后，朱棣还亲口许诺朱高煦：将来如果得了帝位，将立他为皇太子。朱高煦对自己的雄武也颇为自负，一心想效法唐太宗李世民，自以为将来继承皇位已不在话下。
朱棣的第三个儿子、朱高炽的三弟朱高燧也是个精灵人，虽然比不上朱高煦那样战功卓著，但比起大哥朱高炽却能干得多。朱高燧的胆量不如朱高煦，但谋夺帝位的心思与干劲却一点不比二哥差。加上朱棣最宠爱朱高燧，他便伙同二哥朱高煦，想方设法陷害大哥朱高炽，企图把朱高炽挤出皇太子的候选人范围之外，以便自己取得皇储的地位。
朱棣的长子朱高炽虽然不像两个兄弟那样受到父亲的赏识和宠爱，但作为皇太子的候选人之一，他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是朱高炽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册封的燕世子（即燕王藩位继承人），二是他曾于“靖难之战”中率北平的守军抵御了李景隆五十万南军的进攻。这两件事都是朱棣选择皇太子时不容忽略的。朱高炽不如二弟那样雄武凶悍，却也有他的长处，为人颇有些大智若愚，做事有板有眼，温仁宽厚，为此得到许多人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称许。洪武后期，朱元璋为了考察他的孙子们，常把他们召入京师，让他们在那里读书并就近做点事，借以查看他们的人品、才干。一次，朱元璋召来了秦王、晋王、周王的三个儿子，和朱高炽一起去检阅京营军。那三个人都忙着去检阅，要以办事迅速见赏于皇爷朱元璋。只有朱高炽仍和平时一样不紧不慢，比前三个人检阅都晚。皇爷朱元璋问起他迟到的原因，朱高炽回答：“天太冷，我让他们吃过早饭再检阅，所以迟了。”他之所以检阅迟到，也许是因为他做事一向迟缓所致，上述的话不过是临时的饰词。但这话却使朱元璋很满意，他认为朱高炽肯爱护军士，能为别人着想，是一种可贵的品德。还有一次，朱元璋把一些奏本交给朱高炽，要他代为分拣一下，将重要的先送上来。朱高炽选了一些与军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奏本送上来，这就先投合了皇爷朱元璋的心意。奏本中有些错字没改，朱元璋为他指出来，并问他：“你大概没有看见吧？”朱高炽或许做事马虎真没看见，或许有意这样顾大局而不拘小节，但他的回答却很妙：“我不敢马虎，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小错处实在不值得给皇爷您添麻烦。”这句回答赢得了朱元璋的欢心，他更增强了对朱高炽的好印象，觉得朱高炽真是个善于辨别轻重缓急的人。加之朱高炽又是燕王朱棣的长子，因此，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亲自册封朱高炽为燕世子。
朱棣夺得皇位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十分为难的境地。按照封建王朝的惯例，新皇帝登基之后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之一就是册立皇太子，选定皇位继承人，这是关系到最高领导权是否能平稳过渡到接班人手中、封建统治是否能安定的重大问题。正常情况下，新皇帝登基几个月内即册立皇太子，除非没有子嗣。可是朱棣当了皇帝之后，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的后几个月到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前几个月，前后近两年的时间内未立太子。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群臣第一次上表请立太子，永乐帝朱棣不同意，讲了一番大道理，还说眼下正是皇长子“进学之时”，要等他“智识益充、道德益进”时再讨论立太子之事。言外之意，皇长子朱高炽的见识和道德水平都未达到做太子的标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三月，文武群臣再次上表请立皇太子，朱棣仍然不同意，重复了前一次的训话，认为皇长子“智识未广，德业未进”，不可能在短期内肩负起皇太子的重任。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朱棣的兄弟周王上表请立皇太子，朱棣照旧不同意，借口皇长子德学“有成而后正名，未为晚也”，堂而皇之地拒绝了周王的请求。半年之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九月，镇守贵州的镇远侯顾成在上书言事中，附带一句请尽早册立皇太子，朱棣可能有些不耐烦了，对顾成只是赏赐褒奖一番，对立太子一事竟只字不提，未置可否。与此同时，仍将皇长子朱高炽留在北平，而未将其召至当时的首都南京。
种种迹象表明，朱棣当时不太想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却很想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除了朱高煦战功卓著颇受朱棣的赏识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朱棣本人是凭借武力夺取皇位的，已经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只有嫡长子才能继位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为册立朱高煦做太子提供了实际依据。同时，立朱高煦为太子，对武力夺位的朱棣政权也能起到支持和巩固的作用。但这样做势必违反封建社会的传统礼法，因而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最终未能实现。
文武群臣中，围绕着立朱高炽还是立朱高煦为太子的问题，大体上分成两派：淇国公丘福、驸马都尉王宁等人为首的部分武将主张拥立朱高煦为太子，他们认为朱高煦的战功高，理当立为太子。这些人几乎都是同朱高煦一起出生入死、征战多年的患难战友，当然希望朱高煦能继承皇位，以巩固和提高他们在朝中的地位；金忠、解缙、黄淮、尹昌隆等大部分文臣则坚决主张拥立皇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尽管当时这些人与朱高炽并没有更深的私人交情，但他们普遍认为朱高炽的个人条件更适合于做一个具有儒家理想色彩的皇位继承人。
朱棣向大臣们征求意见，立谁为太子最合适。这一举动显然已暴露出朱棣本人的倾向性意见了，那就是他想借此来暗示臣下，要立朱高煦为皇太子。因为事情很清楚，如果朱棣想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根本就不必征求大臣的意见。朱棣的心思首先在大臣金忠、解缙那里得到了证实。兵部尚书金忠是朱棣的心腹重臣，对朱棣“知无不言”，在淇国公丘福等人极力推举朱高煦为太子时，他就坚持主张立朱高炽为太子，并在朱棣面前列举古代家族嫡系和旁枝的事例，说明不能立次子的原因。朱棣不满地同金忠争论起来，却又驳不倒他，只好转而征求另一位重臣解缙的意见。解缙早有成见，直言不讳：“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这话显然不对朱棣的心思，朱棣拉长了脸，一声不吭。解缙急了，一边向朱棣大鞠躬，一边说：“好圣孙。”解缙抬出了朱棣最喜欢的皇长孙朱瞻基来为朱高炽争取太子的地位，等于挑明了一个最起码的事实：要传位给皇长孙朱瞻基，就必须先传位给他的父亲、皇长子朱高炽，而不能传位给次子朱高煦。这个道理朱棣自然明白，因此解缙的话很可能使朱棣深受触动，他不禁向身边鞠躬未起的解缙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解缙的这一招比金忠更有效，册立皇太子一事就这样基本上定了下来。朱棣又征求黄淮、尹昌隆等人的意见，二人事先已得到了金忠的情况通报，自然与金忠、解缙的看法一致。朱棣这才下决心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
在此之前，有一次诸臣应朱棣之命为“虎彪图”题诗，图中画的是一只猛虎带着几只小虎，“作父子相亲状”。解缙才思敏捷，提笔在纸上写成绝句一首：“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永乐帝朱棣看了解缙的诗，颇为理解其中的含意，立即下令召还远在北平的长子朱高炽，准备立为太子。有人还为朱高煦申请，朱棣便说他认为朱高炽坚守北平的功绩高于朱高煦前线作战的功绩，表示遵守封建礼法的嫡长继承制，并强调了朱高炽的继承地位是太祖确立的。这番话是朱棣在册立太子问题上的关键性表态，别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朱棣正式册立朱高炽为皇太子。
与此同时，朱棣封朱高煦为汉王，封地为云南；封朱高燧为赵王，封地为河南彰德。朱高煦虽然是太子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但他为人狂傲，凶暴强悍，对兄长全无仁爱之心，行为不法，又受到朱棣的偏爱，因此在群臣之中不甚得人心。有一次，朱高煦跟随朱棣外出打猎，他射中的猎物最多，并常常一箭射落同枝二鸟，赢得了朱棣的赞赏。可是解缙不以为然，他从旁对朱棣说：“所谓贤王，是那种孝友仁慈、为藩国之长的人。拉强弓射中飞鸟，不过是一个力士的技能。请陛下不要在这方面夸奖汉王。”解缙的话代表了当时大部分朝中重臣的意见，这些人饱受封建传统教育，又有着较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很难接受像朱高煦这样的狂傲武夫来做他们未来的最高领导人。朱高煦原以为太子非自己莫属，况且已有父亲的许诺，没想到父亲竟立其兄高炽为太子，自己的打算落了空。朱高煦不肯就此罢休，下决心要同朱高炽争个高低。朱高煦十分崇拜唐朝以武力夺取兄长的太子地位、后来成为一代名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希望自己也能像李世民一样夺取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将来称帝。在实际事务中，朱高煦为此步步做好准备，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朱高煦的封国在云南，远离京师，自然不能有效地进行夺位活动，因此他迟迟不肯赴云南封地，大发牢骚：“我何罪，斥我万里。”朱棣听了很不高兴，亲王的封号和封地都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并非因为犯了罪才封得远。但将朱高煦的封地定为云南，又确有使其远离京师、避免与太子争位的含意。朱高煦赖在南京不走，太子朱高炽为兄弟求情，朱棣勉强同意朱高煦暂留京师。朱高煦虽然输掉了一大回合，但他知道只要不离开京师，与其弟联手打击太子，保持住父亲朱棣的赏识与支持，就有希望最终击败太子朱高炽，夺位成功。因此朱高煦留京后，经常自比唐太宗，以抒发自己争夺皇位的“豪情”。朱高煦还利用一些机会壮大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在实际上更像李世民。朱高煦请求增加护卫兵力，得到天策卫为护卫，十分狂妄地说：“唐太宗当年就是天策上将，如今我得到了天策卫，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按朱高煦的估计，他本人必是未来的唐太宗李世民，而其兄太子朱高炽则必是被赶下台的太子李建成。闲暇之际，朱高煦写下了“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冻”一类的诗句，用历史上命运不佳、下场不妙的皇太子来影射其兄太子朱高炽，嘲笑他的恭顺无能。
在永乐帝朱棣当政的二十二年中，皇长孙朱瞻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一直是大明帝国不容置疑的候补皇帝，他的父亲皇太子朱高炽却不断受到打击和限制，直至永乐帝朱棣去世。朱瞻基的二叔朱高煦则由于争夺皇位的活动给中央皇权造成了威胁，受到了朱棣将其流放乐安的处置。朱棣、朱高炽、朱高煦、朱瞻基祖孙四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几乎贯穿永乐一朝的始终。
自从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后，其弟朱高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并总想寻找机会搞垮太子，以便自己夺取皇位继承权。永乐帝朱棣自然了解这一切，当年他曾对朱高煦许下“靖难”成功即立他为太子的诺言，如今却未能兑现，自己也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作为一种补偿和安慰，朱棣对朱高煦是颇为宠爱和纵容的，除了批准他的各种请求外，还使他享受的礼节和待遇大大高于普通亲王，甚至接近或超过皇太子。太子朱高炽和汉王朱高煦的势力都在不断增长，尤其是朱高炽的势力增长很快，甚至与老皇帝朱棣的权力范围发生了碰撞。因此，朱棣便利用自己的威势和权术来驾驭朱高炽和朱高煦兄弟二人。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以后，朱棣由于准备迁都北京和亲征漠北将要长期离开南京，他让皇太子朱高炽于南京监国，并选了朝廷要员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侍读黄淮、左谕德兼翰林侍读杨士奇辅导朱高炽监国。朱棣命人制订了较为详细的监国方案，其中规定，除了文武官员的任命、邻国使臣的朝贡和边境军队的调发必须请示朱棣之外，其余的日常事务都由朱高炽处理，不必请示。可见朱棣是将人事权、外交权和调兵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而将其余的权力下放给太子朱高炽。但即使如此，太子朱高炽的手中也有了很大的权力，再加上有人事、军事等重要部门的实权人物的辅佐，因而他很快就成为大明帝国中仅次于朱棣的第二号人物。朱棣不在南京，太子朱高炽就暂时成为主持帝国政务的最高首脑。朱高炽是个有思想、有见识又很想有一番作为的人，在受命监国之后，他便力求运用权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朱高炽毕竟只是监国，他行使权力的范围再大，也只是在朱棣的权力范围之内，而不可能超出这一范围。加上这些权力是朱棣分发给朱高炽的，朱棣拥有收回这些权力的权力。因此，当朱高炽行使权力不可避免地与朱棣发生冲突时，猜忌专断的朱棣便会做出强有力的回击。
朱高炽监国不久后的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四月，苟且贪婪的刑部尚书刘观因过被太子朱高炽所斥责。朱棣在外地听说后，立即致信朱高炽训斥道：“朕命你监国，凡事必须宽大，不要急躁。文武群臣都是朕任命的，虽然有小过失，但不要当场使他们丢面子，也不要偏听偏信，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来对待别人。”这番话表面看来似乎是告诫朱高炽宽以待人不要急躁，但真正含义却非常明显：文武群臣都是我朱棣任命的，你作为太子根本无权管束。
朱棣对朱高炽监国不太放心，力图将太子的一举一动都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北巡不久，朱棣即指示辅导太子监国的蹇义等四人，让他们传令六科，将太子裁决庶务的情况逐月详加记录，毫不隐瞒地全部报告给他，并举例说赏一个人为何而赏，罚一个人为何而罚，为何罚后又饶恕一个人，都要加以记录和上报。因此，太子朱高炽名义上是受命监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处于朱棣势力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处境十分为难。
同时，朱高炽虽被立为皇太子，但老皇帝朱棣对他的恶感与偏见并未因此而改变，反而有所加剧。加上朱高炽本来就不善迎合其父，因此他的政治活动几乎时时处处引起朱棣的不满。这一切都为朱高煦打击和排挤太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每当朱棣对朱高炽表示出不满时，朱高煦就在一旁别有用心地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并勾结朱棣的左右侍臣散布流言，以激怒朱棣惩治朱高炽及其东宫官属。太子周围的许多官员先后被下狱或处死，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北京刑部左侍郎冯京因竭诚辅佐皇太子受到朱高煦的嫉恨，终于遭到朱高煦的诬陷而被朱棣囚死狱中。解缙至京奏事，正赶上朱棣离京北征，只好拜见皇太子后离去。朱高煦早就恨透了这个力保朱高炽为太子的大臣，于是向朱棣挑唆：“解缙是趁你不在才进京私会太子的，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接回去了，根本没有做臣子的礼貌。”朱棣听后不禁暴怒，借故将解缙下了狱，后来终于被杀。
在打击太子的活动中，朱高煦是急先锋，他的小弟朱高燧也不甘落后，常常伙同其兄一道上阵，向太子进攻。他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朱棣的支持和纵容，因此形成了一股反太子的政治势力。朱高煦很是得意，他认为如果朱棣发怒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废掉太子，让他继承皇位。可惜好景不长，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八月，受命北征的淇国公丘福全军覆没，本人被执杀。丘福是永乐朝位列第一的开国武臣，是朱高煦争夺皇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朱高煦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同朱高煦联袂上阵倾陷太子的赵王朱高燧也因干了许多违法之事而受到朱棣的严厉惩治，太子朱高炽则在朱棣面前全力解救他，保住了他的亲王职位，因此朱高燧倾陷太子的行为大为收敛。朱高燧的败阵同样使朱高煦的势力受到削弱，但朱高煦的性格颇像其父，很有一股百折不挠的干劲。他并未因丘福和朱高燧之事而收敛自己夺位的野心，对太子朱高炽及其官属的攻击反而更为起劲。
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朱高炽的处境更加为难。朱棣曾委婉地提醒朱高炽，他把江西人王高提升为户部侍郎是违反了太祖定下的江西人和浙江人不许在户部做官的祖制的，但没有因此严厉斥责朱高炽。有人据此认为朱棣对朱高炽是信任的，但其实并不尽然。朱棣对朱高炽这次明显的失误并未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相反对朱高炽并未失误的政治活动反而毫无原则地大加干涉，甚至近乎病态。朱棣北征回京后，对他离京期间太子朱高炽的监国做法大加更改，太子原来的许多处理被否定，毫无必要地造成了政治上的反复和不便。大理寺右丞耿通实在看不下去，几次向朱棣劝道：“太子的做法没什么大错，可以不必更改。”话说得在理，朱棣不好反驳，但内心却极为不满，很想找个机会狠狠惩治一下耿通。有人乘机上告耿通受人请托故意放走罪人，朱棣不问真假，暴怒异常，命令都察院会同文武大臣于午门审讯耿通，并咬牙切齿地说：“必杀（耿）通无赦！”蹇义等众臣不敢不从，只好判耿通有罪当斩。朱棣似乎未解心头之恨，仍然厉声喝道：“耿通破坏祖法，离间我们父子，不能轻饶了他，一定要让他受极刑！”朱棣加给耿通的罪名并不属实，他自己倒是一副被人揭了短而恼羞成怒、蓄意报复的嘴脸。
更大的风波还在后面。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八月，朱棣结束北征回到北京，借口太子派人迎接圣驾晚了一步，并且奏书中的措辞欠妥，便在朱高煦的谗言煽动下传令逮捕了辅导太子监国的东宫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正字金忠等人。迎接圣驾的早晚和奏书措辞如何本来就不是什么要紧之事，但朱棣偏偏要为此大动干戈，可见他是存心想借此来教训一下太子朱高炽。受到关押的人中，蹇义和杨士奇被先后释放复官，杨溥、黄淮等人则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为了保护太子朱高炽，杨士奇被迫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对朱棣说：“皇太子非常孝敬忠诚，这次迎驾迟缓，都是我等之罪。”朱棣的怒气方才有些缓和。像这样为一点小事就大规模地关押太子的官属，在整个明代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朱棣与朱高炽的父子关系因为政治上的权力斗争而变得很不正常，朱高炽虽然身为皇太子，却总是生活在老皇帝朱棣的阴影之下，他与朱棣的父子关系几乎完全服从于封建的君臣关系，是一种被扭曲、被异化了的关系。经过永乐十二年的事件之后，太子朱高炽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但是另一方面，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之后，随着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并在政治舞台上频频露面，使得太子朱高炽受到削弱的势力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补偿和加强。皇太孙朱瞻基坚决站在父亲一边，回击朱高煦的挑战。朝廷时常举行拜谒太祖孝陵的活动，按照地位的排列顺序，太子朱高炽走在前面，两位亲王朱高煦和朱高燧跟在后面，他们的后面则是皇太孙朱瞻基。太子朱高炽过于肥胖，腿脚也不利索，左右两个太监搀扶他走，上下台阶时仍不免要跌倒。朱高煦跟在朱高炽身后，看到这位皇太子竟如此狼狈，不觉把心里默念着的话说了出来：“前人跌跤，后人知警！”谁知紧跟在他身后的朱瞻基马上接口高声说道：“后面还更有人知警呢！”朱高煦回头看到朱瞻基，不禁大惊失色，他或许觉得走在前面的长兄倒还不难对付，而身后这位侄儿皇太孙倒让他有些发怵。朱瞻基为人机警，精于骑射，只怕将来不好对付。
朱瞻基虽然经常跟随祖父朱棣离京出巡，与朱高煦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但对这位二叔的为人和野心却看得一清二楚。因此只要朱高煦出现，朱瞻基那双机警的眼睛就时刻注意着他，并随时准备出击，以挫败朱高煦，保护父亲。这次朱高炽、朱高煦和朱瞻基等人的谒陵活动，倒像是一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精彩画面。
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将朱高煦的云南封地改为青州，并催促他赶赴藩国，但朱高煦仍然赖在南京不走，从军事上和经济上来扩充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夺取皇位做准备。朱高煦乘朱棣出巡，以超常的量器收取禄米，教唆他的护卫官军强抢官民商人的财物，无人敢管。尔后，朱高煦又私选各卫健卒，府中又私募军士3000人，不在兵部落籍。此外，朱高煦还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为草场，纵容卫士于京城内外劫掠，“肢解无罪人投之江”。兵马指挥使徐野驴管束这些人，惹怒了朱高煦，他抡起铁瓜打碎了徐野驴的脑袋。或许是朱高煦继承皇位的心情过于迫切，他竟然提前坐上了只有皇帝才能乘用的专车。
朱棣对朱高煦的不法行为及其野心已有所觉察，但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对朱高煦仍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朱棣回到南京后，向杨士奇征求意见，杨士奇列举了朱高煦的行为，指出朱高煦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建议朱棣尽早妥善处理。朱棣也感到事态严重，必须设法解决。不久又听说朱高煦“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朱棣勃然大怒，将朱高煦唤来痛斥一顿，并命人收了他的冠服，将他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废为庶人。太子朱高炽涕泪力救，才使朱高煦得免。朱棣对朱高炽厉声说：“吾为尔计大事，不得不割，汝欲养虎自遗患耶！”并告诫朱高炽：“汝若不从吾意，久当悔之。”但朱高炽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朱棣只好削去朱高煦的两支亲王护卫，遣送他到距离北京不远的山东乐安，对朱高炽说：“一旦朱高煦有变，可朝发而夕擒也。”至此，永乐大帝已经为其继承者粉碎朱高煦的叛乱做了必要的安排，朱高煦则完全丧失了朱棣的宠爱和支持，怨气冲天地来到乐安。
在处理朱高煦的整个过程中，皇太孙朱瞻基始终站在一旁，看着暴怒的祖父、流泪的父亲和不甘失败的二叔。据说朱高煦走后朱棣曾对朱瞻基说：“吾为君父在上，你二叔尚且胆敢如此猖狂，将来说不定会对你们父子干些什么。你要记住我的话，将来如果有人危害国家，你就要像周公杀管蔡那样，为国除害，这是圣人的做法。”这段话说得如此明显，可能是后人为称颂朱棣和朱瞻基而加进《实录》中的，不一定完全真实，但朱棣对朱瞻基谈过朱高煦有夺位的野心则确有其事。朱瞻基始终没有忘记皇祖朱棣的嘱托，更没有放松对朱高煦的警惕。
朱高煦被遣送乐安，朱高燧已败下阵来，暂时无人与朱高炽争夺太子的地位了。太子朱高炽的政治势力无形中又突显出来。但朱高炽的政治处境并没有因朱高煦的失败而有根本的改善，他仍然处于朱棣的高压政治之下。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年中，有个姓陈的千户由于擅取民财而被太子发配交趾立功赎罪，几天后太子又念其有军功而宽恕了他。有人乘机挑唆：“皇上定罪的犯人，太子居然设法放掉了。”这话强烈地刺痛了朱棣，他暴怒之下立即逮捕陈千户杀掉，并归罪于太子的官属赞善梁潜和司谏周冕不加谏止，逮捕了两人。朱棣亲自审问他们，尽管两人说明了事实，但朱棣仍然愤怒不已，最终将二人下狱杀掉。梁潜的妻子杨氏痛惜丈夫死于非命，悲愤过度，绝食而死。太子朱高炽眼看着忠于自己的部下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囚杀，自己又无法申救，内心里充满了痛苦与忧愤。
这次事件发生后，朱棣再次对太子朱高炽产生怀疑。当年六月，他派遣礼部侍郎胡某巡视江、浙诸郡，借机调查和了解太子在南京的表现。胡某临走时，朱棣对他说：“听人讲太子干了许多失德之事，你到南京去可以多待一些日子，看他到底怎样，给我秘密奏来！”朱棣老眼昏花，迫切想从密探那里了解到太子的情况，因此，他特意叮嘱胡某：“奏书的字写大点，这样即使奏书晚间送到，我也能看清了。”
胡某到了南京，每天都随大家一起上朝，待了许多天，引起了杨士奇等人的怀疑。杨士奇催促胡某有公务在身，应该赶快走，胡则借口置办冬衣未完，又待了一段时间才离开南京。这也是个十分圆滑的高级官僚，胡某非常清楚，如果他秉承朱棣的旨意稍稍谈及太子的失误，日后太子当了皇帝决不会放过他；而朱棣又时常发病，不可能“万寿无疆”。于是，胡某便只将朱高炽孝敬谨慎的七件善事密报给朱棣，朱棣看后，对太子的疑虑才有所打消。
永乐中期以后，一些朝臣、宦官们奉承朱棣的旨意，流言中伤太子朱高炽，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朱棣竟听信流言，不断打击和教训太子及其官属，实际上助长了这种风气，使它得以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
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九月，朱棣再次听信流言，认为太子办事有误而归罪辅导监国的杨士奇，将其下狱。过了几天，礼部尚书吕震的女婿、户部主事张鹤早朝时礼仪偶有失误，太子由于吕震的缘故未加治罪。又有快嘴之人上告了朱棣，朱棣为此小事居然发怒，将不属于太子官属的吕震和吏部尚书蹇义一同逮捕下狱。不久消了气，朱棣又将这些人释放复职。
这次风波没有闹大，同时，永乐大帝朱棣的政治生命和对太子的高压政策也都接近了尾声。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朱棣在北征回师途中感到十分疲惫，便向杨荣等人表示，回到北京之后要将军国重务都托付给太子朱高炽，自己要安享晚年。不久，朱棣病死于榆木川。朱棣临终前的这番话，显然有不再越俎代庖干涉太子政务的含义，但是如果他的身体和精力不出问题，谁能保证他说的话不是空话呢？
事实上，朱棣对太子朱高炽的态度，以及对朱瞻基和朱高煦的态度，都同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条件以及朱棣本人的性格和心态有着深刻的联系。
朱棣北征或出巡，太子朱高炽监国南京，负责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手中握有很大一部分实权，周围又有一批权臣辅佐，因此很快便形成了一股不断上升的政治势力。这样一来，权力的重心就发生了转移，甚至在几个时期内同时存在着南京和北京两个权力中心。这种情况的出现无形之中对老皇帝朱棣造成了一种威胁，自然会使猜忌专断、权欲极强的朱棣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于是，朱棣一方面对太子朱高炽采取限制和防范的措施，不断打击和削弱其势力，另一方面则有意纵容和厚待朱高煦，并在一定时期内让朱瞻基留守北京，让朱高燧负责北京的军务，实际上分散和减少了太子朱高炽的权力，以此来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保持和维护朱棣自己的集权统治，同时也不断减少自己的失落感和危机感，保持了心理上的平衡。
尽管太子朱高炽的势力不断受到打击和削弱，但只要他监国的权力不被剥夺，他的政治势力便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朱高煦夺位活动过分露骨，为朱棣所处置，但朱棣对太子朱高炽打击削弱、限制防范的政策并未因此而改变。因此，朱棣在永乐十六年（公元1417年）和永乐二十年（公元1417年）又连续两次对太子的官属大兴问罪之师。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防备太子在其东宫官属的帮助下发动政变夺权，朱棣几次寻找借口挑起事端，重点是打击和关押辅导太子监国的权臣，以此来告诫这些人不可有非分之想，不能在朱棣生前拥立太子为皇帝。因此，众多东宫官属成了这种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朱棣的统治和朱高炽的监国政治究其实质仍然是封建的君主政治，皇帝拥有绝对的很少受限制的权力，监国的权力仍是君主皇权的一部分，极为有限。况且，这种权力与帝王的政治权限根本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界限，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监国权力的这种伸缩性完全取决于握有绝对权力的老皇帝朱棣，他可以随意使用权力来打击和限制太子，关押和杀掉太子的官属。
许多人认为朱棣对太子朱高炽的打击和限制是有意废掉太子，史书上也说，朱高炽多次面临被废掉的危险。但从永乐一朝的情况来看，上述结论并不完全属实。朱棣在对朱高炽强烈不满、严厉打击他的时候，可能确实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但他始终没有这样做。况且，如果朱棣真的想这样做，就必须另外选择一个人来代替太子朱高炽。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朱棣的确曾纵容和厚待过汉王朱高煦，但绝不是培养朱高煦作为皇太子的候选人来代替朱高炽。由此可知，朱棣并不想从根本上废掉太子朱高炽，他一再打击太子及其官属的目的，不过是想限制和削弱其势力，使之不能不断地巩固和壮大，从而对自己造成威胁，这是朱棣对太子的长期斗争方略。因此，太子虽然连遭打击和限制，但其地位却仍较为稳固，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此则统一起来。同时，朱棣并未将对太子的斗争扩大化，而是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关押和杀戮的范围也只限于太子周围的一些人，这样既维护了自己的地位，对永乐政局也未产生过大的影响。实际上，只要朱棣的地位不受实质性威胁，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就是稳定的。朱棣自己很清楚，废掉太子对他本人未必有好处。尽管朱棣脾气暴躁、专断猜忌、冷酷无情，但就他对太子的斗争方式及其结果来讲，朱棣仍不失为一个精明的封建帝王。
太子朱高炽亦非等闲之辈，其才干比照两位弟弟实在是略高一筹。面对父皇朱棣的寻衅打击和朱高煦兄弟的谗言倾陷，朱高炽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显示出了成熟、干练的政治素质。自从督责刘观而遭到朱棣的训斥之后，朱高炽再也没有去触动朱棣的宠臣；官属受到逮捕和关押，朱高炽明知其冤，却从未出一言相救；在别人的诬陷和朱棣的打击下，朱高炽表现出了少有的忍耐，将痛苦和不满深深地埋在心底，平素言行极为谨慎，很少谈及他同朱棣的关系。有人问朱高炽：“你知道有人说你的坏话吗？”朱高炽不露声色地回答：“不知道，我只知道应尽做儿子的职责。”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礼部尚书吕震曾向朱高炽揭发了一个他身边的宦官，这个人总是借着向朱棣送文件的机会密告朱高炽的过失。吕震建议朱高炽疏远此人，朱高炽或许觉察到此人很可能是朱棣有意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但他仍假装不以为然地说：“我怎么能不犯错误呢？既然父皇不相信他，我又何必与他计较呢！”回答得巧妙得体、滴水不漏，即使传到朱棣耳中，也不会被人抓住把柄。在处理国家的日常政务时，太子朱高炽基本上只做些赈济灾荒、蠲免赋税和中下级官员的任免升调之事，很少涉及重大政务，从而极力避免与朱棣的权力发生冲突；日常生活中，他更是极少表露出对权力和政治的追求和兴趣。朱高炽体态臃肿，又身着特制的宽松肥大的衣服，整日与文人学者杨士奇、王汝正、徐善述等人谈论诗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清心寡欲、热心学问的肥胖书呆子。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减轻朱棣对朱高炽的恶感与偏见，加上金忠、杨士奇等人对太子的保护，朱棣更无意更换太子。事实上，朱棣晚年处置了汉、赵二王之后，再无人可与朱高炽争夺太子地位，而且太子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官员，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政治势力，政治形势越来越不允许朱棣做其他选择，否则将对政局不利。
朱高炽凭着自己的心计和毅力，度过了险象环生的永乐一朝，这使人们不禁想起他的外祖父徐达，这位开国功臣是洪武一朝迭兴大狱之后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朱高炽在永乐一朝的表现，多少反映出他从外祖父徐达身上继承的某些遗传秉性，他不愧是徐达的外孙子。
值得一提的是朱高炽对二弟朱高煦的态度。朱高炽当然十分了解朱高煦的行为，但他从未向父皇朱棣汇报过，相反却不顾朱高煦的打击陷害而一再为朱高煦求情，甚至在朱高煦夺位活动最为猖獗、朱棣要严惩朱高煦之时，朱高炽还不惜触怒朱棣来为二弟朱高煦担保。事态的发展似乎与朱高炽的愿望相反：朱高炽越是为朱高煦求情，朱棣就越觉得朱高炽太善良、太仁弱了，从而也就越要彻底惩办一心夺位的朱高煦，以解除他对未来皇帝的严重威胁。朱高煦被遣送到了乐安，太子朱高炽曾致信劝慰，他是否真心不希望看到这一结果呢？史书未记。但人们应该注意下列事实，那就是汉王朱高煦的失败对太子朱高炽是最为有利的，而朱高炽曾经从反面促成了朱高煦的失败。
永乐朝22年的历程一眨眼就过去了，在这场争夺权力与皇位的较量中，老皇帝朱棣和皇太子朱高炽几乎打了个平手，但朱高炽略占上风，因为他不仅保住和巩固了自己的太子地位，劲敌朱高煦遭到了驱逐和流放，而且他的爱子朱瞻基已成长为一名文武双全、颇有威望的候补皇帝了。
第五节 九王夺嫡暗结党——康熙与诸子的矛盾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生育儿女最多的皇帝。在康熙的35个儿子中间，排上序的有24个，其他11个都很小就夭折了。在排序的24个儿子里面，长大成年的有20人。
古人向来认为多子多福，但在帝王之家，儿子太多反而不是件好事。如果儿子个个都精明能干的话，就更加麻烦了——偏偏这两样康熙都挨上了。皇位的继承，从来就是个大麻烦，历朝历代中，为争夺皇位而导致父子兄弟反目甚至骨肉相残的惨剧也是屡见不鲜。为了避免清初前几次皇家权力交接时的混乱和防止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康熙一改满族贵族公推储君的制度，而是早早就立了皇次子，也就是嫡长子胤礽为太子，以期稳定朝政。
皇位继承制度涉及君主专制国家最高权力交接的重大问题，其基本精神是要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按其母亲的贵贱尊卑将皇子们区分出嫡子和庶子，然后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皇位继承人最后限定到一个人的身上，以保证最高权力能够和平交接。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嫡长制继承制的顺利实施，确实有利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和动荡，对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秦汉以后，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为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最理想方式，一直为后来的各朝代所推崇。
但是，嫡长制继承制虽然能保证最高权力稳定交接，但往往以牺牲储君的品德考察和贤能甄别为代价。嫡长制继承制首要条件是“立嫡立长”，而不是“立贤”，这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众多小皇帝、昏庸皇帝甚至白痴皇帝的屡屡出现。古人并非不知嫡长制继承制的这个重大缺陷，但以“选贤”为标准的话，实际操作的难度往往更大，因为贤与不贤的标准本身就是很主观的东西，实际上更是无章可循，最后往往演变为各势力的争斗，结果重回动荡。
两害相权取其轻。古人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以“嫡、长”这些先天的生理条件作为标准，才能在皇位继承中找到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的答案。因为按照“嫡、长”的生理标准，皇位继承人最后只能被限定为某个特定的人选，这样就杜绝了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也避免了兄弟相争、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
胤礽被立为太子后，为了让这个孩子能够早日成才，康熙决定亲自教育、训导胤礽。但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往往是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康熙对胤礽过度宠爱，事事都顺着他，结果导致胤礽后来极为骄纵，甚至养成了暴戾的性情。胤礽仗着自己是皇太子，从刚懂事起就奢侈无度，贪财好利，甚至利用陪同康熙南巡的时候向地方官员大肆勒索。不仅如此，胤礽的口碑也一直不太好，他13岁的时候，人家就曾说他“刚愎喜杀人”。胤礽成年后，更是脾气暴躁，经常凌虐自己的奴仆，甚至连宗室成员和朝中大臣也不放在眼里。这个太子如此的暴戾不仁，连朝鲜使节都说如果他当政的话，“必亡清国”。
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在亲征噶尔丹的归途中生病，形容憔悴，因为想念胤礽，便特意让他来行宫见面。胤礽当时16岁，他来后见了自己生病的皇父谈笑如常，没有一点忧戚之色。康熙见胤礽竟然毫无忠君爱父之念，非常生气，没两天便找了个借口把胤礽给打发了回去。
康熙对胤礽不满，胤礽私下里还对康熙怨气冲天呢。尽管胤礽从一出生开始，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爷，但他还不满意，常跟人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之太子乎？”其怨恨之心，可见一斑。胤礽这种大不敬的话，简直就是希望自己的老爸能早点去见阎王，让他能够早日登基！
时间长了，矛盾迟早有一天要爆发出来。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十八阿哥胤祄在陪同康熙前往塞外行围打猎的途中突然病逝。胤祄的死，让康熙痛苦万分，但更让他伤心的是，随行的其他皇子们对这个十八弟的病情根本就漠不关心，甚至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特别是作为兄长和皇太子的胤礽，在自己的小弟弟生病的时候，几乎就不闻不问，就连胤祄病死了，也看不出他有丝毫的哀伤。
康熙本觉得自己的这些儿子们都十分的优秀，他也在儿子们的身上倾注了无尽的父爱，但这些儿子们竟然会如此的无情，实在是出乎康熙的意料。这一次，一向以“仁孝治天下”的康熙帝失望了，特别是对当时已经是35岁，且已有子女的皇太子胤礽，更是失望之至。
这时，途中又发生了一件“帐殿夜警”的事，更是让事态火上浇油。原来，太子胤礽挨骂之后，心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安，有点不祥的预兆。由于心情紧张，胤礽便派出自己的亲信去侦察康熙的日常起居，其本人也曾在夜间偷偷到康熙帐前，扒开帏幄的缝隙，鬼头鬼脑地窥视里面的动静。不巧这事被其他皇子看见，这事便被捅了康熙面前。
康熙听了，大为震怒，随后便召集了所有的随从大臣和武将，并令将太子胤礽和其他皇子全部拘来。康熙当着大臣们的面，痛骂这些无情无义的儿子们，特别是对皇太子胤礽，康熙更是新账老账一起清算，痛骂道：“你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太过分了！你平日里就不听教诲，目无法度，我包容了你二十多年，你不但不改悔，反而愈演愈烈！你平时奢侈无度，比我的花费还要厉害，倒也算了。派你去南巡，你竟敢向当地的官员索贿纳贿，胆子也大过天了！连外邦进贡的物品，你都敢贪入私囊！”
康熙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越说越气：“你幼弟病危，我日夜照料，焦虑万分，你身为兄长，竟然可以无动于衷，你这样毫无孝悌的人，怎么能当太子？你还在深夜里向我的帐殿窥视，难道你是想看我死了没有吗？你的亲信日夜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到底用意何在？”
康熙喘了喘气，又痛骂道：“这几日来，你每天都在我帐幄周围窥测，弄得我整夜不能安宁，时时刻刻都得戒备，真不知道是今天会被你毒死，还是明天被你所害！”
说到这里，康熙痛哭流涕，对这些儿子伤心不已，一度还昏倒在地。最后，康熙宣布：“胤礽废去太子名号，他这样的人不能继承祖宗的家业！”
回到京师后，康熙将胤礽囚禁在上驷院旁边的毡幄之中，交由大阿哥胤禔、四阿哥胤禛和九阿哥胤禟负责看守。
康熙心里难过，但话说回来，胤礽这个太子也不好当。固然，胤礽人性上的种种弱点，与其先天因素有很大关系，但其所处的环境也对其有压迫作用。毕竟，康熙的儿子太多又都太能干，由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很多皇子们联合起来反对胤礽，使得胤礽在当时处于一个孤立无助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皇子彼此之间，特别是太子和其他阿哥之间更是亲情淡薄，即使是同母所生（如四阿哥胤禛和亲弟弟十四阿哥胤禵），也未必融洽。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皇子们对大位都是觊觎已久，太子胤礽受到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估计他平日的心情也是相当的紧张。
康熙对这个从小就没妈的胤礽还是放心不下，等他气消了后，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到底哪里不对劲呢？康熙抓耳挠腮，后来经过仔细回忆，便觉得胤礽一定是中了邪，疯了。
清人笔记《十叶野闻》里还真就记载了这样一个野史故事，不过，里面说导致胤礽疯癫的原因是雍正下了迷药。
太子胤礽被废的悲剧，康熙其实要负有一定责任的。这还不仅仅是教育失败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对太子（皇子们）的培养和极权体制的冲突上。众所周知，满人入关前是没有什么嫡长子继承制的，他们实行的是王公（如八旗旗主）推选制，以功劳大的、有贤能的人为王。但是，这是在当时打天下时，为了发挥那些军事首领积极性所采取的一种措施，随着满族人最终一统中原，局势稳定后，这种公选制度迟早要被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制度取代——皇权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皇位怎么可能由王公们来决定？
事实上，在努尔哈赤的时候，皇权已经在逐渐集中，当时八旗中旗主就大多是由其儿子来担任。到皇太极的时候，八旗旗主的权力更是受到打击，一步步地被收回。等到康熙时期，八旗旗主在政治生活中已经起不到什么重要作用，更不要说什么皇位继承人公选推出了。康熙后来推翻了满族传统的“以臣选君”的公选制，而改用了汉人的嫡长子继承制，但有一点他却保持了满人的传统，那就是对皇子们的培养和任用。殊不知，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是个配套工程，并不仅仅是立个太子那么简单的。
满族人在打江山的初创时期，往往是父子齐上阵，大家一起去建功立业，由此也形成了皇子们都有机会在实践中锻炼才能。康熙很好地继承了这个优点，他对自己的这些儿子都进行了很好的教育，把他们都培养成了有才能的人（有德无德姑且不论），这一点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培养出这些人之后应该如何使用呢？
康熙所认为的理想状态，当然是众多优秀的皇子围绕在更优秀的太子身边，今后自己死了，太子立为皇帝，而其他皇子能够成为贤王辅佐太子，家族事业能够兴亡发达。因此，康熙尽可能地给这些皇子们机会去锻炼自己，他每次南巡或者围猎的时候，总是要把一些皇子们带上。另外，康熙在离开京师的时候，往往也会留下几个皇子在北京代他处理政事，有时候还特派一些皇子去处理一些事情。
康熙想让皇子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的想法固然不错，但皇子干政的结果却对太子形成了伤害。那些参与处理政事的皇子在政治活动了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往往会像服用了毒品一样上瘾，他们怎么可能只愿意做个屈居人下的贤王？毕竟，当时满族人入主中原时间不长，即使康熙有嫡长子的观念，但他的那些儿子们对此不以为然，怎么会对胤礽心服口服？毕竟，康熙在位的时候，大家都是兄弟，只有长幼之分，凭什么就胤礽能做太子呢？
更可怕的是，万一胤礽做了皇帝，那时大家就不再是兄弟，而是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种上下级关系，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那些兄弟们想到胤礽的暴戾自私，能不寒而栗吗？由此，那些从政的皇子们必然会培植自己的势力，最后发展到和太子抗衡的地步。
太子不但和其他兄弟们有矛盾，和皇帝也存在矛盾。康熙是皇帝，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大权在握，其权威不能受到任何的挑战和质疑，这也是专制制度的必然要求。但是，太子作为储君，康熙又希望他在登基前能够在政治中得到锻炼，以便将来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君。但现实问题是，太子一旦从政，由于其将来会成为皇帝的预期，各大臣们很难对抗其权威，由此也会形成第二权力中心。
让皇子们参政威胁到了太子的地位，让太子参政又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康熙发现自己良好的愿望最终形成了一个悖论，而形成这个悖论的竟然是自己前面几十年对皇子们有意的培养所导致的。康熙的这种失败，是无法用言语去表达的。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出发点是好的，但最终结出的却是让人无法预料的恶果。太子胤礽被废，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大阿哥胤禔了。胤禔虽然是康熙的长子，但由于他的母亲地位不高，所以始终与太子无缘。胤禔小时候表现也不错，在这些兄弟里面也算是聪明干练的，康熙对这个长子也很重视，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出巡或者围猎。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年仅18岁的胤禔奉命协助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征讨噶尔丹，这本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可惜他当时年轻气盛，没有好好把握。
事情是这样的，清军和噶尔丹的军队后来激战于乌兰布通，双方军队都损失惨重，但噶尔丹的损失更大，如果清军一鼓作气的话，本可以一举全歼噶尔丹残军，但由于清军将领间意见不合，结果中了噶尔丹的假意求和的缓兵之计，致使噶尔丹得以逃脱，留下后患。康熙对这次没能全歼噶尔丹军队非常生气，这时，他又接到胤禔的“私自陈奏”，更是让他火上浇油。这次噶尔丹得以逃窜本来就是因为清军将领不和，胤禔在其中不但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反仗着自己是阿哥，违反规定越级上奏，并在暗地里说自己伯父的坏话，对长辈没有丝毫的敬意。康熙一怒之下，便将胤禔提前召回京师。
其实，从“私自陈奏”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胤禔这个人做人既不厚道，也不尊敬长辈，就连脑子似乎也不太开窍。胤禔应该很清楚，自己的父亲生平最恨的，就是那种不仁不孝的人！
清圣祖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27岁的胤禔被封为多罗直郡王。在当时的这些阿哥里，除了太子胤礽外，胤禔是地位最尊贵的，但他并不满足，他始终在为自己是皇长子而没能立为太子而耿耿于怀。但是，当时太子胤礽有康熙撑腰，他也只能把怨气藏在心里，耐着性子密切注视着康熙对胤礽的态度变化，等待时机的出现。
终于，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十八阿哥的事情发生后，太子胤礽被废，胤褆因护驾有功，康熙还让他好生看管已废的太子胤礽，胤禔心头窃喜，以为胤礽被废后，按照“立长”的原则和顺序，应该轮到自己做太子了。
但是，胤禔太急躁了，机会来得快，去得也快。正当胤禔沾沾自喜、蠢蠢欲动的时候，康熙一下就把他看穿了，他警告胤禔说：“我废太子，并让你保护我的安全，但并没有要立你做皇太子的意思，你的秉性一贯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胤禔被这劈头冷水一浇，一下就傻了眼，变得不知所措了。
回京师后，康熙命胤禔同四阿哥胤禛和九阿哥胤禟一起看管废太子胤礽。胤禔奉命将废太子的告天文书拿给胤礽看，胤礽说：我的太子地位是父皇给了，他要废就废，何必告天，又何必给我看呢？胤禔回去后便将胤礽的话添油加醋的汇报了，康熙听后很气愤，说做皇帝乃受之于天命，怎么能不告天，胤礽既然愚顽不灵，以后他的话就不必上奏了。
胤禔随后又把这话传达给胤礽，胤礽说：“父皇说我其他不是，样样都有。但是弑逆的事，我实无此心，这须代我奏明。”胤禔听后，大声斥道：“父皇有命，你的话以后不必转奏了！”这时，九阿哥胤禟站起来说：“二阿哥这话关系重大，似乎应该代奏才是。”胤禔横了老九一样，心想：你算哪根葱啊，父皇都说了以后胤礽的话不必转奏，你瞎起什么哄？
不料这时四阿哥胤禛也说，九阿哥说得对，即使到时父皇责怪下来，这事我们也应该代他奏明。胤禔心头火起，就是不答应。但四阿哥胤禛也不是好惹的，他说：你不奏，我们去奏。说完，胤禛扭头便走。胤禔心想，这两兄弟要是代奏了，反显得自己不是，只好答应去给胤礽转奏。
胤禔后来也不知那根神经搭错了，居然上奏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给八阿哥胤禩看过相，说他日后必定大贵”，还揣测康熙想处死胤礽但又不忍心动手，还自作聪明的向康熙提出由自己来代为下手。康熙听后，大惊失色，极为愤怒和惊骇，他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大儿子心肠竟然如此歹毒！对待自己的兄弟没有丝毫的骨肉情谊，比胤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当场就被气得脸色发白，喝令将胤禔说的那个张明德立刻缉拿交刑部严审，随后又召集皇子们，痛斥胤禔“凶顽愚昧，不知义理”，“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之情”，实在是“天理国法皆所不容的乱臣贼子！”
至于胤禔向康熙推荐八阿哥胤禩，真不知是抬举他还是故意害他。由于胤禩的生母卑贱，所以胤禩小时候被康熙交由胤禔的生母惠妃抚养，这两兄弟年龄虽然相差10岁，但因为是同母抚养，平常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应该比其他兄弟的关系要紧密些。有人认为，由于康熙给胤禔下了“不能做皇太子”的定论，胤禔在自己无望的情况下，便想攀附八阿哥谋取进身之道。但也有人认为，由于当时八阿哥的实力和呼声都很高，而胤禔当时未必完全没有机会，因此他在潜意识里认为胤禩是个强劲的政治对手，因此不能排除当时胤禔推荐胤禩是故意激怒康熙，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
果不其然，康熙接着又当着诸皇子的面，大骂八阿哥胤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其党羽早相邀结，谋害胤礽”，随后下令将胤禩锁拿。不久，这事情还祸及了其他皇子，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和十三阿哥胤祥都相继被圈禁。
看来，康熙对这些儿子有些害怕了，自己也有点慌神儿了，手足无措了。康熙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和透心的冰凉。
没多久，三阿哥胤祉向康熙揭发了胤禔迷信喇嘛教的“魇胜”巫术，并在废太子之前派人在胤礽的住处放“镇物”，企图咒死太子胤礽的事情。康熙听后，彻底崩溃了，看来他太小看自己这些儿子的能耐了。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康熙派人前去调查，还真就发现了十几件“镇物”。人证物证皆在，这下康熙对大阿哥胤禔彻底绝望，于当年十一月下令削夺胤禔的郡王爵，并将他永久幽禁。由此，从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十一月到清世宗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十一月病死，37岁的大阿哥胤禔在高墙内度过了26年的幽禁生涯，最后悄然死去，终年63岁。
大阿哥胤禔的快速出局，恐怕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但等胤禔想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胤禔的后半生就这样一直在禁所里度过，他的所有希望就此被打了个粉碎，当年锋芒毕露的大阿哥，从此后便成了高墙里的政治幽灵，盛世年华中的行尸走肉，永远的和外界隔绝并退出了他所期待的那个政治舞台。
胤礽被废的时候，四阿哥胤禛和八阿哥胤禩都没有随同出巡，而是留在京师办理事务。康熙一行人回到京师后，胤禩便被任命为署理内务府总管事。内务府总管事这个职位，一般是皇室成员出了大事，比如皇帝、皇太后去世，往往由皇子或者亲王来担任这一职务。这次胤禩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事，奉命查处原内务府总管凌普。凌普本是废太子胤礽的奶公，康熙派他做内务府总管，主要是为了让他更好地照顾胤礽，但凌普依仗太子胤礽的势力，贪得无厌，横行不法，这次康熙第一个就拿他开刀。
很可惜的是，胤禩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胤禩在查办的时候，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而是按照以前的宽仁态度，想从宽处理，草草结案。胤禩的举动让康熙很不高兴，他认为胤禩是在收买人心，甚至指责他说：“凌普贪婪巨富，众皆知之，所查未尽，如此欺罔，朕必斩尔等之首。”
从这件事来说，虽然康熙一向以仁孝治天下，但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过于仁厚。康熙大概认为一个过于仁慈的君主往往难以治理国家，也难以让那些大臣们服帖。虽然那些大臣们觉得胤禩的仁义很好，但胤禩的性格和做事风格决定了他不可能会得到康熙的青睐，康熙对他的定位可能只是个“贤王”，而不能做皇上。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康熙对胤禩到处博取虚名，甚至和自己争夺人心的举动，很是不满。康熙废太子本来就是怀疑其图谋不轨，尾大不掉。现在倒好，刚刚去掉一个暴戾的太子，又来一个“仁义”的阿哥和自己隐然对抗，这还了得？
胤禩受到康熙的责备后，随后又受打击。由于胤禔向康熙推荐了胤禩，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后必大贵”。这下不但胤禔彻底玩完，还把胤禩也给害惨了。康熙当下就暴跳如雷，不但将胤禔永久圈禁，很快又下令捉拿相士张明德，严查胤禩在里面有何阴谋。
相士张明德当时在京师有点小名气，有很多王公大臣都请他看过相算过命。后来查明，先是王公普奇请张明德看相，由于普奇曾经被太子胤礽打过，大概在看相过程中透露了这事，张明德也说太子“甚恶”，自告奋勇地说要去谋刺太子。不知怎么的，胤禩也听说了这个人，又把张明德接到自己府上。张明德这个人虽然说是相士，但也未免不是想谋取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他大概听说太子恶名昭著、无可救药，而八阿哥名声甚好，想以此为进身之道，也不是没有可能。
张明德在胤禩府上大肆吹捧了胤禩乃明君之相后，又将他的刺杀计划老调重弹的一番，还吹嘘自己有一帮子奇人异士，杀胤礽不在话下。胤禩听后当然是心花怒放，他后来还跑到胤禟和胤禵的府上告诉他们这个事情，问他们是否支持。胤禟和胤禵两兄弟觉得这事太冒险，便劝胤禩把张明德赶走，别惹麻烦。后来他们几个人都没有上奏这事。
这个案子查清楚后，康熙立刻下令将张明德凌迟处死，随后又下令将胤禩的贝勒爵位革去。当康熙宣布锁拿胤禩的时候，胤禟一看形势不对，便怂恿旁边的胤禵说：“你我此时不言，更待何时？”胤禵当时毕竟年轻，便斗胆上前说：“八阿哥决无此心，臣等愿保之！”康熙一听更是火冒三丈，指着胤禵和胤禟的鼻子骂道：“你们两个要指望他作了皇太子，日后登极，封你们两个亲王吗？你们以为自己很有义气，我看不过是梁山泊的土匪义气罢了！”胤禵不服，以死发誓保胤禩没有谋反之心。康熙气得不行，喝道：“你想死容易得很，我现在就要你死！”说完真的当场拔出佩刀，要砍胤禵。皇子们见父皇真的生气了，一下慌作一团，幸好五阿哥胤祺反应快，他赶紧上前一把抱住康熙的腿，跪求父皇息怒。众皇子见康熙被抱住，也赶紧叩首恳求康熙收回佩刀，康熙余怒未消，把佩刀扔在地上，命诸皇子将胤禵责打二十大板，然后将胤禵和胤禟两人逐出。
康熙的这20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大部分都出类拔萃，文武双全，在康熙的严格教导下，一个个都是海里蛟龙、人中精英，如果不是出生在帝王之家，也许他们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但是，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既然太子被废，其他儿子都是平等的，谁都有权利来继承皇位。但问题是，皇位只有一个，它是不可分割的，又怎能平均分配呢？
不久，康熙怒气渐平，又分别召见了还在圈禁中的胤禩和胤礽，说“自此以后，不复再提往事”。虽然不清楚康熙和这两个儿子具体说了些什么，但总的看来，康熙应该是对这两人都有所谅解。胤禩在这个事件里本无大错，毕竟他没有亲自出头去争太子之位，不过因为康熙在气头上怪他办事过于仁义，想收揽人心，加上后来胤禔的搬弄，才导致革爵圈禁。至于太子胤礽，在大阿哥胤禔密咒太子的事情被揭发后，康熙对胤礽的火气也消了不少，便将他从上驷院旁边的毡幄之中移到咸安宫圈禁，改善了胤礽的待遇。
但是，十八阿哥之死和废太子的两个事件还是让康熙意识到，他一直试图营造的“父慈子孝、兄恭弟敬”的家庭和睦气氛，完全是自己刻意营造的一个迷梦。康熙虽然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但他很清楚地知道，现实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残忍。于是，康熙决心复立胤礽为太子，以平息儿子们的储位之争。
就在当年（清圣祖康熙四十七年）的十一月十四日，康熙把部分满汉文武大臣召集到畅春园里，他说：“最近我感到身体不适，情绪不佳，精神委顿。主要是废黜太子后，没有人来帮我分担点政务，才使得我如此劳累。现在我让你们在从我的这些阿哥里面举荐一个人来做皇太子，你们选中谁，我就让谁做”。话音刚落，康熙在最后又特别加了一句：“大阿哥除外，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说完，康熙便转身回了寝宫。
康熙把大阿哥胤禔排除在外，这很好理解，当时的胤禔已被永久圈禁，形同废人。而康熙之所以要禁止马齐参与，主要是听说他和八阿哥胤禩关系甚好，隐然是“八王党”的领袖，废太子后一直在为胤禩夺取储位而积极活动，所以不想让他参加。
虽说满族人有推举新君的政治习俗，但这早在皇太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历史了。众人心想，康熙当年在胤礽两岁不到就急急把他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却又想起老祖宗“以臣选君”的老办法，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正当群臣疑惑的时候，胤禩的支持者们却兴奋了起来，他们立刻派人去给马齐通风报信，商议对策。而马齐则假装自己不知道康熙禁止他讨论这事，第二天一大早便兴冲冲地跑到内阁，来参加大臣们对推荐太子的表决。胤禩的其他支持者们更是不像话，见人就在自己手心默写一个“八”字给人看，暗中鼓动大家推举八阿哥胤禩，形同串联拉票。最后大学士张玉书问：“谁最合适？”马齐抢先说：“大家都推举皇八子”，其他人也都附和说皇八子好。
于是，内阁便把立八阿哥胤禩为太子的公推结果报了上去。康熙一见，大感意外，目瞪口呆。但因自己有言在先，康熙也只得按捺自己的怒火，给众大臣回谕说：“立皇太子的事情关系甚大，你们要各自尽心详议，八阿哥未曾经历政务，近又罹罪，而且其母家出身微贱，你们再好好想想。”
大臣们听后面面相觑：原来皇帝说话也不作数的！既然康熙都这么说了，那大臣们还能怎么样，于是公推皇太子一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由此看来，赢得众人之心不顶用，关键还是得皇帝点头才行！
令人叫绝的是，老百姓都知道“天子无戏言”，可在这事上，一代英主康熙最后出尔反尔，颇为可叹。康熙当时虽然有点脸红，但他心一横：我是皇帝我做主，我说话就不算数了，奈何？只是八阿哥胤禩颇为可怜，他这次等于是被他的支持者们送到火坑上去烤了。也许康熙当时心里还想，胤禩这个小小的贝勒，势力还真不小，要是让他当了太子，那还了得？这些人都听他的，我这皇帝往哪摆？
随后，康熙又召见诸王大臣说：自己几次梦见孝庄太后及孝诚仁皇后（胤礽之母），“颜色殊不乐”，让他感到不安；废太子胤礽经过多日调治，疯疾已除，本性痊复。康熙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那大家也没什么说的，于是当年十一月中旬，胤礽得释；十一月底，胤禩也被复封为贝勒。废太子后的第二年，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三月，康熙宣布复立胤礽为皇太子，立太子福晋石氏为太子妃。
事情弄了半天，原来康熙是要借民主“臣选”太子的名义，来掩盖“钦定”复立胤礽的真实目的。可惜的是，民主这玩意不能随便搞，一搞就出乱子，这事康熙以后再也不干了。康熙在释放胤礽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凡是规劝你的人，都是你的恩人；奉承你的人，其实是在害你。以前指出你问题、曾与你作对的人，你都不得与别人结仇。”随后，康熙又说：“你的这些兄弟里面，四阿哥能体会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五阿哥心性甚善，为人淳厚。七阿哥心好，举止蔼然可亲。就是八阿哥的为人，诸臣也奏称其贤，裕亲王（福全）生前也曾说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你要是能亲近他们，使他们左右辅导你，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
康熙还是原来的那个理想主义，众兄弟作贤王，对太子来个“众星捧月”，家业永继。可惜的是，月亮不是那个合格的月亮，星星早不是那个黯淡的星星，康熙的一厢情愿，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在复立太子的第二天，为增进兄弟间的团结，康熙又宣布封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和五阿哥胤祺为亲王，封七阿哥胤祐和十阿哥胤为郡王，九阿哥胤禟、十二阿哥胤祹和十四阿哥胤禵被封为贝子。
康熙的警告规劝和谆谆教诲，在最开始的时候对胤礽还有所触动，但没有多久，他的本性又暴露了。胤礽在悔罪的同时，又对康熙说：“因为我的不善，别人就利用来陷害我”。看来，胤礽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实质所在。要知道，康熙废黜他，一来是因为他暴戾不仁，二来是因为他结党营私，危害到了康熙的皇权，可这个太子爷记吃不记打，他既不反省自己，也没有改恶从善的念头，还一个劲地怪罪别人呢。
阿哥们此时的情况已经有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康熙在复立太子的时候册封其他阿哥，本意是想促进皇子们的团结，但可惜的是，这并没有产生康熙所期待的效果。册封后，其他阿哥的势力有所加强，而太子胤礽的地位相对降低（原来胤礽是太子，其他阿哥最高不过是郡王，而现在阿哥里面光亲王就有三个）。胤礽见自己的势力有所削弱，为了自保他必然要发展自己的势力，而这样做的结果，一是让其他皇子更加忌恨并加紧倒太子的活动；二是让康熙也感到不安，万一胤礽尾大不掉甚至突发政变，康熙不也得玩完？
也许胤礽心里埋怨说：父皇说这个弟弟好，那个弟弟贤，可那有什么用呢？兄弟间表面上和和气气，风平浪静，背地里却是明枪暗箭，一个个像仇人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这太子和其他兄弟们的仇不但没有化解，反倒是越结越深了。
胤礽自己也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复位没多久，胤礽便又开始得意起来，他的周围也很快重新聚集起一批党羽和亲贵大臣，其中包括步军统领托合齐、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都统鄂鄯等人。胤礽一点都没有接受从前的教训，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又和从前一样骄横淫逸、作威作福，还屡次派家奴到地方上去敲诈勒索，稍有不从，便利用手中的权势进行打击报复。
胤礽的胡作非为让官员们叫苦不迭，手足难措。他们不敢得罪太子，因为他是未来的皇帝；但要屈从太子，康熙问起来，同样会飞来横祸，“两处总是一死！”
胤礽实在是太不可救药了，他也不想想，他的复立真的是因为康熙原谅他了吗？不是。正如康熙后来说的：“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康熙把胤礽放出来，是迫于当时诸皇子争夺储位又无法遏止的形势下才考虑复立他的，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康熙心里清楚，只要一天不立太子，争斗就一天不会停息。换句话来说，复立胤礽，不过是让胤礽以嫡长子的身份去填补储位的真空，以堵住众大臣的嘴，也希望以此来平息其他皇子对储位的争斗。
但事与愿违的是，其他阿哥对胤礽的复立报以十二分的恶意。特别是“八王党”，更是恨之入骨，反加紧了“倒礽”运动。据说，当时为了丑化太子胤礽，“八王党”的骨干甚至合谋用钱收买了一些说书人，派他们到天桥底下人多的地方多集联播，对胤礽进行肆意诬蔑，制造对其不利的舆论。
甚至远在南方，很多官员也知道胤礽的地位不稳。因推举八阿哥胤禩而被罢官的原户部尚书王鸿绪回到江南后，常和人说：“我京中常有密信来，东宫目前虽然复位，圣心犹在未定”。一些官员也纷纷预测，“东宫虽复，将来恐也难定”。明眼人心里都清楚，唯有胤礽在梦中。
对于太子的倒行逆施，康熙一忍再忍。正如康熙后来说的：“每个人都有其所钟爱之子，也有其所不喜爱之子。许多年来，我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这是十分艰难之事，只有我才能这样忍受，而胤礽的行为却使我加倍地痛心。他让我谴责谁，我就谴责谁；他让我惩罚谁，我就惩罚谁；他让我流放谁，我就流放谁。除了他要我处死的人，我没有照办。我依从他，可他却不改自己的恶性；我不禁心灰意冷。”
很奇怪的是，康熙明知道胤礽暴虐无道，却一再纵容之。康熙的理由是，让太子“凡事如其所欲，以感悦其心，望他因此而徐徐迁善”。意思就是说，如果太子凡事顺心如意了，自然就会改恶从善的，这是何等荒谬的理论。
风暴一旦形成，终究有一天要来临。清圣祖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十月，有人举报“太子党”托合齐等人聚众会饮，贪婪不法。康熙知道这些人的后台是太子胤礽。在对胤礽彻底绝望的情况下，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太子胤礽再次被废，重新圈禁在咸安宫内。
太子胤礽再度被废之后，曾力推胤禩为接班人的马齐再度被起用。听到这个消息后，“八王党”的人纷纷额手称庆，胤禩也兴奋了起来。在胤禩的眼里，这等于是宣布当年复立胤礽为太子是错误之举，而自己因被众大臣保举反被连累，也应该到了平反之日了。
乌云散去，希望重生，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的胤禩悄悄地跑到康熙那里，十分诡秘地说：“（要是大臣们再推举我的话，）我如今该怎样做？”接着又故作烦恼：“我情愿卧病不起。”胤禩的意思是说，要不我就装病，免得再有保荐我的事情。康熙一看儿子那欲说还休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当场就斥责道：“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朕乎？伊以贝勒之身存此越分之想，探视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
康熙的话，给了胤禩一闷棍。他见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康熙心里明白，胤禩现在很得意，因为太子被废，而胤禩在三年前又曾被群臣公举为太子，一旦康熙驾崩，胤禩便会被朝中大臣们拥戴上台。
估计胤禩当时也是窝了一肚子的气。当年十一月，康熙前往热河打猎，胤禩因当时是其生母良妃卫氏二周年的忌辰，所以没有跟随而是单独前去祭奠已故的母亲了。胤禩祭奠完后住在城北的汤泉，没有去康熙的行在请安，却派太监给康熙送了两只垂死的老鹰，并说他即将回京。
这事颇为可疑。很难想象当时胤禩为什么要这样做。胤禩不去给康熙请安并随同回京已经不太正常，又何必给老父亲送两只奄奄将毙的老鹰呢？难道胤禩是因被斥责而意气用事，破罐子破摔，有意讽刺康熙？或者这是其他竞争者的阴谋诡计，这老鹰开始不是奄奄将毙而中间被人动了手术？抑或根本就是康熙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以彻底断绝他的太子梦？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太让人费解了。
不管怎么说，康熙肯定是见到这两只可怜的老鹰了。康熙当时就被激怒了，他认为胤禩有意把自己比作是垂死的老鹰（老鹰虽强，也有老死的时候），气得心脏病都发作了。随后，康熙把诸皇子召来，当众大骂胤禩，随后又说出更绝情的话：“胤禩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邀结人心。朕深知其不孝不义行为，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义绝矣！”
胤禩的为人到底如何？康熙何以对他存在如此大的芥蒂和疑心？这问题颇值得研究。应该说，胤禩生性聪慧，天赋极高，这点无可否认的，就连后来雍正也说他“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甚至承认自己的才力也只是“能与相当”。胤禩常被人称赞“朴实、正气”，广有善缘，其待人处事之风，确实比其他阿哥强很多。毕竟，康熙朝的多数满汉大臣和皇族宗亲都愿意与之交结，这应该不是靠单纯的笼络和曲意结党所能换来的。
但在康熙的眼里，胤禩太柔懦，太会邀结人心了，甚至根本就是假仁假义。譬如清圣祖胤禩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去世，胤禩极其悲痛，祭奠也极其丰厚，而且胤禩“百日后仍用人扶掖而行”，并一直在家供奉其母妃容像。但康熙曾经指责胤禩是在“沽取孝名”，因为有人举报他背后却偷偷地酗酒。而且，据说“扶掖而行”也是做样子，其实是九阿哥胤禟出的鬼主意。
康熙以仁孝治天下，其实是外儒内法，他并不喜欢一味仁义的皇子，而是喜欢刚毅果断的阿哥。胤禩连老婆都怕，做事太柔仁，有恩无威，显然不是合适人选。就像康熙指责那些公推胤禩的大臣们时说的，你们想把胤禩弄上去，好受你们摆弄吗？所以，大臣们越是向着胤禩，康熙便越是狠狠打击胤禩。
当然，也不能排除康熙为了皇位永固而有意为之。康熙恐怕是担心万一自己真的遭遇不测，胤禩顺利上台的话，恐怕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弄不好会像明朝的那些皇帝一样，为群臣所制！从太子两度被立和胤禵得罪康熙反被加功晋爵的情况下看，康熙心里还是偏爱那些有胆识、敢作敢为的阿哥。
问题还不仅仅于此。事实上，康熙对胤禩的态度和指责，曲多直少，有时候根本就是不讲道理。由此可见，康熙除了不喜欢胤禩的秉性外，最关键的是他不愿意看见胤禩的个人威望和私党势力威胁到自己的皇权。要知道，康熙独断专行了一辈子，他无法接受、更无法容忍有人超越他自己的威望，譬如前一次众大臣公推接班人，在康熙看来，这无疑是一次示威，甚至是一次逼宫。
所以说，在专制社会里，得人心不如得君心；越是得人心，就越是不得君心，就会越被忌恨，也就越倒霉。毕竟，只要康熙还有一口气在，天下就是他的，太子不行，胤禩更不行！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诚哉斯言！
在“太子党”土崩瓦解，“八王党”分崩离析之时，“皇四子”集团在戴铎“挖掘和培养本门人才，壮大本门实力”的建议和精神指导下，已经是初具规模，悄然浮现。
长久以来，四阿哥胤禛一直循规蹈矩，对于皇子们之间的争夺，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淡泊和从容的“出世”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故意伪装，倒不如说是一种兴趣的选择，毕竟，在太子被废之前，胤禛也的确没有想要去争夺储位的念头——以他当时的条件和兴趣，只是替补中的替补，储位的问题，似乎还远远轮不到他。
即使在一废太子后，胤禛也没有想过要卷入到这场储位战争中去，大阿哥胤禔的悲惨结局估计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让他认识到轻举妄动的可怕后果。所以，在胤礽被复立后，胤禛还是安分守己，甚至拜佛参禅，看淡一切，以尽可能地回避那些宫廷斗争，免得自己被卷进去，惹祸上身。
但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太子再度被废，一下子把胤禛的原有想法给打破了：既然太子胤礽已经再没有可能接班了，那么，其他的皇子都不是皇后所生，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力去继承康熙的皇位，而自己又是相对年长的皇子，能力也不差，那为什么不能是我来接班呢？
一旦这种平等朴素的念头在胤禛的脑海里萌芽，那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再难回头了。但是，虽然前面已经有人在这场斗争中落马，但具备继承王位资格和实力的兄弟不仅仅是胤禛一个人，他还有这么多的兄弟，谁也不知道最终会鹿死谁手。而且，康熙在二废太子后，看起来已经不打算再公开建储了，这就更是加大了争储的难度，并决定了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与此同时，胤禛的心腹戴铎在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也就是二废太子的后一年，及时上书给胤禛，劝自己的主子加入争夺储位的行列中，他指出：现在储位虚悬，皇上圣意未定，你不去争取，别人就会去争取，万一机会给了别人，到时候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到时候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何况胤禛在胤禔、胤礽被圈禁、胤禩被打击、胤祉等人实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胤禛作为年长的皇子，并不是没有机会，关键是要靠自己去把握。
随后，戴铎又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建议，一是如何处理父皇和兄弟们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和朝廷官员的关系；三是如何培养自己的人马、壮大本门实力的问题。
戴铎提出，胤禛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处于一种“英明之父、众多手足”的局势。这种局势不好处理，难就难在面对一个英明的父皇时，你要是不展示你优秀的一面，往往不被考虑，就像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佑等人一样；但是你要是过分展示你优秀的一面甚至超过父皇的话，又会被父皇所猜忌，八阿哥胤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面对这种情况，戴铎提出，“孝、诚、和、忍”是父子兄弟关系的四个法宝，在处理父子兄弟关系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对父皇既要诚孝，但又要适当展露才华；对兄弟要友爱包容，和睦相处，不结党，不结怨（结党必然结怨）；凡事要平和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因小失大，坏了大事。
在如何处理和朝廷官员的关系问题上，戴铎提出要胤禛向八阿哥胤禩学习，广结善缘，以赢得更多人的支持。由于胤禛在此之前对争储之事比较淡泊，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很好的基础，所以戴铎向他提出要积极的入世，趁着八阿哥胤禩受打压的好机会，把朝廷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在这个过程中胤禛争取到了两个关键性的人物：年羹尧和隆科多。
年羹尧，胤禛的大舅子，其妹为胤禛的侧福晋，年羹尧是汉军旗人，在清圣祖康熙四十八年已就任四川巡抚，在清圣祖五十七年晋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升为川陕总督，势大权重。隆科多，当时的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负责京城的安全，掌管京师的卫戍部队，其职位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对于胤禛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不能遗漏，那就是十三阿哥胤祥。虽然从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到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胤祥似乎已经在当时的储位斗争中几近消失，但在所有的阿哥里面，胤祥可以说是胤禛最铁的死党，这个人虽然在康熙生前没有给胤禛夺取储位带来帮助，但在胤禛即位的时候和即位后产生了重要作用，说起胤禛的小集团，不能不提及他。
由此可以看到，胤禛虽然韬光养晦，但其集团的人在康熙末年却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的职位，在外有总督、巡抚、提督，布于四方；在内有内阁官员、御史等。如此势力，虽说不是太大，但也令人不敢轻视。对比其他的阿哥，如三阿哥胤祉势力太小；八阿哥大都是朝中文官，而十四阿哥只有部分兵权，并没有得到朝中的普遍支持。如此考量下来，胤禛集团在综合实力上显然处于上风。
不仅如此，康熙晚年对胤禛的好感和重视也是与日俱增，这从康熙和胤禛的来往频繁度和委派的事务也可以看得出来。胤禛办事麻利，果敢坚决，这点很得康熙之心。
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月，也就是康熙驾崩的前一个月，通仓、京仓亏空之事泄露，康熙命胤禛带领大队人马前去清查，其中包括隆科多、延信等人。同年十一月初九，也就是康熙驾崩的前四天，冬至将到，胤禛被委派去南郊天坛行祭天大礼。按常例，祭天这样的大礼都是由皇帝亲自来主持的，康熙也从没有委以他人。康熙委派胤禛前去祭天，也许已经能看出点端倪了。要是康熙真的有意传位给胤禛的话，那这次胤禛的祭天，也就成了上苍对这位未来之君的审查了。也许冥冥之中，的确是有天数的。
正如戴铎所说，“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应该说，胤禛很好地把握了处理政事的尺度，勤勉敬业，凡是康熙交办的，都竭尽所能去办好，而且每次总能让康熙感到满意。
当时胤禛大约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当时的皇子里面，八阿哥胤禩虽然也有能力，但已经靠边站了；而十四阿哥长期在外用兵，对政务并不了解；剩下的竞争者里，同样受到康熙重视的就只有三阿哥胤祉了。可惜的是，胤祉虽然年长而且有才学，但他不是个搞政治的人，也没有深谋远虑，不足以和胤禛抗衡。这个时候，胤禛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
在政务方面功绩卓著意外，胤禛的四子弘历的适时出现也让其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也为胤禛加了不少印象分。
康熙进入晚年后，皇子们为争夺储位而明争暗斗，以至于骨肉离间甚至彼此见而如同仇人相见，康熙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悲愤难平却有无计可施。正当康熙郁郁寡欢、心灰意冷的时候，胤禛巧施妙计把11岁的弘历引见给了自己的老父亲，而弘历的聪颖可爱、至真至纯，也让已是暮年的康熙感到了家庭的天伦之乐，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限的欢乐，成为康熙晚年孤寂生活中的不可多得的一抹亮色。
清圣祖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在胤禛的陪同下，康熙和一些大臣们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狮子园欣赏美景。父子俩正闲聊着，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康熙听后为之吸引，就顺着声音走了过去，还没到那，胤禛便大声喊道：“弘历，还不快来给皇爷爷请安！”
这时，一个面容清俊的小孩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见到康熙后赶紧叩头。康熙很高兴，便问他刚才读的什么书，弘历说是《论语》，老师昨天刚刚教的。胤禛便乘势说：“那你就背一段给大家听听吧。”
弘历听后，便放下手里的书，走到众人的面前，不慌不忙，从容背诵。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只有11岁的小朋友把《论语》里的内容背得又快又熟，居然一字不落。康熙和随行的大臣们听后忍不住大声喝彩，夸赞这小孩真是聪明。由此，康熙也就记住了这个聪明的小孙子。
第二年的春天，康熙回到京师后，又应邀来到胤禛的圆明园牡丹台赏花看戏，康熙想起了去年背书的那个孙子，便让胤禛把弘历叫来随侍。整整一天，不管是游园和看戏的时候，康熙都让这个小孙子跟在身边，不离左右。胤禛见康熙对弘历如此欢喜，便顺水推舟的说：“既然父皇如此疼爱弘历，就让他服侍父皇读书可否？”康熙听后，马上同意，于是便把弘历接到自己住的畅春园。从此后，只要康熙有空，就会过来看看弘历读书如何，碰到弘历不懂的，就给他亲自讲解；弘历看书累了，也会跑到隔壁殿里去找爷爷，要是有官员来见康熙，弘历就乖乖待在一旁，听大人讲话。甚至连康熙吃饭的时候，都把弘历带上，还亲自给弘历夹菜喂饭，“曲承含饴，依膝之欢”，可见康熙对这个孙子的宠爱之深。
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严冬，在一片流言四起，肃杀恐怖的气氛中，胤禛登上了皇位，成为康乾盛世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现在，我们很难说胤禛当时没有利用康熙因皇储虚悬的苦恼，及其老年人爱孙的普遍心理，把弘历作为自己争夺储位的最后王牌给打出去，以利用康熙对弘历的好感，而加强自己在康熙心目中的分量。如果说，胤禛真有这个想法的话，不得不说这手段的确是高明而且不留痕迹。以至于野史和戏说中会说，胤禛能得到帝位，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个好儿子。
从康熙晚年诸皇子夺嫡的全过程来看，储位之争中多种力量多种因素纠结。诸皇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上演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复杂也最精彩的一幕大戏。正如一位清史专家绝妙地评论说：“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棋局可能将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荟萃了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精华。”
在这场斗争中，原本最不被看好的胤禛成了最后的赢家，在韬光养晦中后发先至，不声不响君临天下。在二月河创作的《雍正皇帝》一书中，胤禛在潜邸的智囊邬思道曾经套用老子的话对胤禛说：“争是不争，不争是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事实证明，胤禛已经将老子的这句话运用到了极致，所以他才能最终挫败诸位兄弟，荣登大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