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鱼腹藏剑刺吴王——公子光设下的“鸿门宴”
春秋时有一位刺客成就了一场政变，而这场政变也成就了这位刺客，让他成为刺客的千古代表和效仿的楷模。这场政变就是吴国公子光发动的推翻吴王僚的政变，这位刺客就是专诸。
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作为长子的公子光并没有在父亲身后成为吴王，这一直是他心中的隐痛。
公子光的爷爷吴王寿梦死的时候，并不想立公子光的父亲诸樊为继承人。他属意的人选是小儿子季札。但季札却不想做君王，百般推让。最后，诸樊作为长子，成为新的吴王。《史记》上说诸樊只是“摄行事当国”，也就是暂时行使国君的权力，季札依然是全国上下认为理所应当的新君主。
季札在政治上其实是一个不贪恋权力、闲云野鹤般的人物。这样的人在政界很少见，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当诸樊的生命也走向终结的时候，权力问题就出现了。诸樊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守夜者”和“看门人”，虚位以待弟弟季札。一旦季札想即位的时候，诸樊就会将王位“物归原主”。没料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季札的前面，他依然想传位给季札。这一次，季札又拒绝了。诸樊兄弟四人，长幼排序是诸樊、余祭、余眛、季札。诸樊见季札无意继位，也不立太子，规定了王位依照兄弟的次序传递下去，希望最后把国君的位子传给季札。
诸樊死后，余祭继位。余祭死后，传给余眛。余眛死后，季札还在壮年，朝野拥戴季札登位。季札还是逃避不肯就位。因为兄终弟及的次序没办法继续了，于是吴国人拥立余眛的儿子僚为国君。
诸樊的儿子公子光非常不满，曾经对亲信说：“如果以兄弟为次，那么四叔季子应当立为王；如果以儿子为序，那么我才是继承人，当立为王。”公子光早已有心夺权，但不敢贸然行事，因为他清楚对方的实力。王僚不仅有季札的辅佐，更有胞弟掩余、烛庸执掌兵权，他的儿子庆忌也是吴国著名的勇士。然而，公子光也并不消极等待。一方面，公子光极力表现出忠诚于吴王僚，时时处处都在为吴国效命，以巩固自己作为王兄的地位。公元前525年、公元前519年、公元前518年，吴楚三次交战，公子光表现出色，夺得楚国两座城池，赢得朝野一片赞誉，更博得了吴王僚的信任；另一方面，公子光在暗中积极创造条件，为将来夺取王位而一砖一瓦地铺平道路。公子光任命心腹被离为市吏，密令被离借在市场任职的方便搜罗奇能异士，以为己用。
这一天，被离闲游街市，见有个赤足破衣、披发垢面的狂人，手持斑竹管箫，吹奏乞食。辨听箫音，凄苦哀婉，细观人相，惊其面貌，恭请茶肆，彼此交谈，十分倾心。被离这一留意，竟为吴国日后称霸中原发现了一个大人才。这个佯狂吹箫的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便是楚国名臣伍子胥，因其父兄为楚王所杀，逃奔吴国。
被离与伍子胥的交谈，早有人报知吴王僚，吴王僚召其入见。被离一边使人私报公子光，一边让伍子胥沐浴估衣，同去晋谒。交谈之中，吴王僚为伍子胥的才辨所折服，当即拜为大夫。伍子胥说及父兄冤仇，头发上竖，目眦尽裂，乞请吴王举兵伐楚。吴王僚怜其孝顺，犹豫片刻，答应了他的要求。
公子光素闻伍子胥的智勇，有心把他网罗在自己的门下，就去见吴王僚，劝他说：“吴楚结怨已久，臣身临作战，难获大胜。如果单纯为子胥兴师，胜则泄匹夫私恨，败则让邦国受辱。伍子胥劝大王攻楚，不是为了我国，而是为了替父兄报仇。大王要打仗，退一步说，也要做好准备，挑选时机，才能马到成功。现在只凭伍子胥的一句话，就要兴兵出师，大王岂不是为了别人泄愤而不顾社稷荣辱吗？”吴王僚觉得有理，便疏远了伍子胥。
伍子胥料到公子光入谏必然别有用心，在吴楚交战问题上花费口舌，使吴王改变初衷。伍子胥随班入朝，向吴王僚辞职。公子光对吴王僚说：“伍子胥因为大王不肯发兵，所以辞职不干。这种人用之无益，送他几亩地，让他躬耕自养算了。”
伍子胥辞职后，公子光带着粟米美酒，私下前来拜访。两人各言心志，一个愿意相助夺权，一个允诺兴师复仇。伍子胥借机荐举了壮士专诸。
专诸是吴国堂邑（今江苏六合北）人。伍子胥从楚国逃奔吴国时，在路上遇见专诸与人格斗，怒气冲天，勇不可当，非常钦佩。不料过了一会儿，专诸听见妻子叫他，竟然俯首帖耳，从命而归。伍子胥心中疑惑不解，便向前询问：“你刚才盛怒之下，令人胆战心惊，为什么却对一个弱女子如此顺从？”专诸答道：“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你看我的相貌，是那种愚蠢不堪的人吗？告诉你，屈服于一人之下，必能凌驾于万人之上！”伍子胥对专诸的回答十分赞赏，又观察他的相貌，见其口阔目深，熊腰虎背，气度雄伟，知道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侠义之人，临难可以托命，于是与他结为莫逆之交，以备将来之用。
听了伍子胥的介绍，公子光邀请他一同去探望专诸。专诸见伍子胥同一位衣着华丽的贵公子来访，连忙出来迎接。伍子胥为双方引见后，公子光捧出许多金帛作为见面的礼物。专诸坚辞，经伍子胥反复劝说，方才接受。就这样，三人成了朋友。公子光见专诸家境贫寒，便经常派人送去粟肉布帛，自己也不时前去问候。专诸对此非常感激，表示愿为差遣，以报答公子光折节相交的知遇之恩。一天，公子光向专诸详细地复述了祖父传弟不传子的遗嘱后说：“兄终弟及，季札王叔让位，王权宜重归嫡长，嫡长之后，舍我其谁？王僚贪位恃力，不肯退让，我力弱不足以图大事，欲请壮士相助。”专诸慨然应许，问道：“不知王僚有何嗜好？凡事轻举无功，要杀王僚，得投其所好，顺着他的习性靠近他。否则，王僚防守严密，难于下手，即便下手，也不能做到万无一失。”公子光想了想说：“王僚喜滋味，极爱吃鱼。”于是，专诸动身前往太湖，寻找名厨，学习制作鱼炙的手艺。专诸专心致志地学了三个月，鱼炙的手艺已经十分精湛，便返回都城，待公子光之命。
一天，公子光对伍子胥说：“专诸已精鱼味，有什么法子才能接近王僚呢？”伍子胥回答说：“事情不那么简单，公子庆忌时时随侍王侧，掩余、烛庸并握兵权。欲除王僚，先得把这三个人打发出去，方能行事，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引起对方的警惕。”公子光沉吟半晌，恍然醒悟，使伍子胥暂回田野，耐心等待时机。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死了，太子珍继位，是为楚昭王。伍子胥听到杀父仇人寿终正寝，顿足大哭，为自己不能手刃仇人而泪流不止。一连三夜，伍子胥辗转难眠，终于想出一个主意来，急忙找到公子光，对他说：“现在楚平王死了，新王年幼，朝廷里没有忠良之臣，如果此时奏过王僚，乘楚国丧乱之际发兵南伐，他必然同意，我们便可乘机图谋大事。”
公子光道：“如果吴王派我为征伐统帅，怎么办呢？”
伍子胥早已想好了对策，侃侃对答道：“公子可以说上次征楚时从战车上掉下来扭伤了脚，吴王就再不好派您了。您不出征，吴王肯定要派掩余和烛庸为统帅。”
公子光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打断了伍子胥的话：“还有庆忌呢？”
庆忌是吴王僚的长子，筋强骨健，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有一次，庆忌命令属下向自己的心窝射箭，没料到一支支飞箭竟然全被他接了下来，令旁观者惊叹不已。公子光对庆忌甚为忌惮。
伍子胥笑了笑，接着说道：“可以建议王僚派庆忌出使郑国和卫国，联络他们一起攻伐楚国。这不是一计而除去三翼吗？王僚之死指日可待了！”
公子光沉吟了一会儿，又问道：“三翼虽去，王叔季札依然在朝，他岂能容我行篡王位？”
伍子胥胸有成竹地说：“这一点我也想过了。吴国和晋国刚刚修好，派季札出使晋国联络感情，同时观察中原各国情况，不是名正言顺吗？王僚好大喜功，并且疏于计谋，必然听从您的建议。待到季札出使回国，公子的大事已定，难道还能再谈什么废立之事吗？”
公子光突然下拜，眼含感激的泪水。哽咽着说：“我得先生相助，真乃天赐啊！”
公子光依计而行，王僚不明底细，欣然听从他的意见，使胞弟掩余、烛庸率师伐楚，季扎聘晋，庆忌纠合郑、卫，四个心腹同日离开都城。王僚身边，只留公子光居国。公子光篡夺王位的计划可以实施了。
于是公子光对专诸说：“时不可失，失不再来！我才是吴国王位的所有人，早就应当被立为吴王。等我杀了王僚登上王位，即使四叔季子回来，也不能废黜我了。”专诸也表示同意。公子光郑重地对专诸行礼说：“我的身家性命就拜托你了。”专诸慷慨承诺了下来。
行事之前，专诸回家探望母亲，不言而泣。母亲知道专诸割舍不下自己，对他说道：“诸儿哭什么呢？难道是公子光想要用你了吗？我们全家受公子恩养，大德当报，忠孝自古就难以两全，你就去吧，不必惦念我。你能成此大事，名垂后世，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专诸听罢，更加悲从中来，依依不舍。母亲说：“我想喝点水，你到河边舀一点吧。”专诸不敢稍违母命，取回河水后却不见母亲，惊问妻子，妻子说母亲说身体困倦，闭门思卧。专诸有点疑心，推开窗子进入室内，发现母亲已经自缢身亡。专诸含泪葬母，毅然离家直往公子光府邸。
第二天，公子光告诉吴王僚说自己新招了一个太湖厨师，做得一手好烤鱼，请国君晚上到自己家中赴宴。吴王僚欣然答应。公子光回家“准备”，除了张灯结彩恭候国君到来外，还把私养的武士武装起来，暗藏在家中的地下室里；伍子胥带领另外一队武士，埋伏在公子光府邸周围，准备由外向内进行配合。
其实，吴王僚对公子光的感情颇为复杂。首先，吴王僚和公子光是堂兄弟，曾经有过亲密的感情。小时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学习。成为吴王后，吴王僚多次派遣公子光，或者和公子光一起领兵作战，多有斩获。在长期共事中，公子光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功劳不小。按说，吴王僚对公子光的感情会更深。可惜不是。吴王僚在心灵深处对公子光有着深深的戒意。因为公子光的能力太强了，权力传承的纠葛让吴王僚即位十多年后仍然对在手的权力不放心。父亲死后并没有明确的制度来明确自己的权力，吴王僚只是凭借当时多数人的意见被推举为国君。当时有可能继位的公子人选很多，除了僚，还有光。在一定意义上，光比僚更有继位的优势。公子光毕竟是长子长孙。吴王僚觉得自己的即位是侥幸的结果，并没有厚实的基础。公子光的能力越强，功绩越大，对吴王僚的威胁就越大。
吴王僚也深知兄弟争权对国家不利，他常常以为自己对公子光的猜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吴王僚对公子光表现得非常信任，非常优待，非常尊重。逢年过节，吴王僚对公子光都赏赐有加；对公子光征战失败和其他错误，吴王僚也相当宽容。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但涉及威胁到自身权力和安全的时候，吴王僚从不假手公子光。
接到公子光诚挚的宴会邀请后，吴王僚犹豫了一下，随即答应了。不就是去吃顿饭吗？公子光走后，吴王僚又犹豫了起来，怕公子光有阴谋。于是傍晚出门前，吴王僚先穿上三重盔甲，再套上外衣。
公子光家的这场晚宴充满了刀光剑影。
吴王僚为了保证安全，下令将公子光府邸严密戒备。公子光府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门口到厅堂内外布满甲士。这些王宫武士操长戟，带利刃，全副武装。吴王僚还携带了不离左右的亲信，为了保证食物的安全，亲信们仔细检查了食材和调料；为了保证现场的安全，宴会四周也遍布甲士。每一位上菜的厨师先被搜身，再跪着用双膝前进送菜，整个过程中都有甲士将刀架在厨师的脖子上。
公子光心中忐忑起来，不能确信专诸还能否刺杀成功。箭已射出，不能收回了。晚宴按计划举行，公子光频频劝酒，吴王僚和亲信们吃喝得也很愉快。觥筹交错中，公子光频繁皱眉，露出痛苦的表情。吴王僚好奇地询问是怎么回事。公子光谦恭地说，前几天乘车时受的伤还没有痊愈，每天都疼，并请求允许自己先行下去给脚部上药止痛。吴王僚没有起疑，很客气地同意了，还说了注意伤病之类的话。厅堂中只剩下吴王僚和他带来的亲信和武士了。
公子光离开厅堂后，特意绕到厨房门口，看了一眼专诸。专诸埋头做烤鱼，就像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一样。公子光深吸了一口气，闪到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公子光穿戴好盔甲，佩上利剑，静静地等待厅堂里的变化。
专诸做好烤鱼后，捧着菜盘，进献给吴王僚。在厅堂门口，有人接过菜盘，有人将专诸的衣服剥下，对专诸全身进行了搜查。确信没有武器后，两列武士夹着专诸，将刀架到他的颈部，让专诸赤膊跪地用膝盖前行。专诸的烤鱼做得很好，香气四溢，一进入厅堂就吸引了吴王僚的眼睛和鼻子。吴王僚示意专诸将烤鱼端到案几最靠近自己的一边。两边的武士特别允许专诸前倾到案几上，将烤鱼放到吴王僚的身前。专诸跪在地上，挺直腰板，将鱼盘放到吴王僚的前面。就在鱼盘即将放下的那一刻，专诸的右手迅速滑进盘中的鱼肚子里，摸出暗藏其中的鱼肠剑，猛刺向吴王僚。专诸用力之大，行刺之快，极大增加了锋利的鱼肠剑的力量，竟然透过吴王僚的三重盔甲刺穿了他的胸膛。一瞬间血光飞溅，吴王僚大吼一声，仰面倒地而亡。
两旁的武士一拥而上，刀戟齐下，将专诸砍为肉酱。厅堂中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吴王僚的鲜血沾满了案几，也扰乱了亲信和武士们的正常思维。在这一短暂而关键的时间里，这些人是有机会突围而出，和府外军队会合，扭转局势的。但良机在他们的面面相觑中流逝了。公子光听到厅堂的响动后，率领伏兵扑向厅堂，吴王僚带来的人很快就被尽数剿灭。府外的伍子胥也消灭了周围的王宫卫士，赶进府中和公子光会合。
公子光、伍子胥两人戎装在身，率军进宫。匆促召集的大夫们纷纷见风转舵，表示拥戴公子光为新吴王。公子光改名阖闾，终于坐上了梦寐以求的宝座。
第二节 兵变玄武惊天下——为争储位杀兄弑弟的李世民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主席这首《沁园春·雪》提到的唐宗指的就是开创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唐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可就是这样一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著名皇帝，却发动了杀兄弑弟、逼父禅位的玄武门之变。后世对这场政变众说纷纭，争议纷纷。
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共有22个儿子，其中正妻窦氏所生嫡子四人，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四子李元吉。李元霸早夭，其余三人在李渊建唐过程中都立有功劳。李渊称帝的当年便册立李建成为太子，又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这里面本来就有早定名分，以免兄弟相争的意思。但是李渊称帝的时候，天下还远远谈不上稳定。不仅群雄逐鹿，连年厮杀，而且皇帝就有好几个，李渊只是其中之一。尽管李渊占据长安，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但实力也不见得最强。李唐王朝得以逐一消灭群雄，统一天下，李世民当推首功。
李世民在开国后的几年里，不仅建立了功勋，树立了威望，更重要的是，他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势力。李世民网罗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著名将领，又广泛结交名士，房玄龄、杜如晦等著名的十八学士都成了他的谋士。李建成在太原起兵之后，也打过一些胜仗，虽然没有李世民那样雄厚的实力，但是他有太子这个合法的身份，使得一大批皇亲国戚聚集在他的周围。李建成长期留守关中，在京城长安一带有坚固的基础，甚至宫廷的守军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李建成还把齐王李元吉拉拢过去。总的说来，李建成和李世民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双方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和公开化的程度。李建成预感到危机日益严重，兄弟仇杀不可避免，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积极扩充东宫实力，以防不测。李建成私自招募四方骁勇之士二千人，充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又派心腹可达志赴幽州（今北京市附近）招募突厥骑兵三百余人，纳入东宫诸坊。李渊得知后，为控制事态，将可达志贬往外地，痛斥李建成一顿了事。李建成仍不死心，又暗令心腹杨文干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募兵，秘送东宫。
李建成还试图收买秦王阵营的成员，希望为己所用。李建成首先看中的是勇将尉迟敬德，命太子属官载着一车金银，悄悄地去拜访尉迟敬德。来人说太子是如何看重尉迟将军，相信将军以后肯定更有作为。尉迟敬德断然拒绝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背离秦王投入东宫，不就成了贪利忘义的小人吗？太子要个卑鄙的小人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将满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来人。
李元吉的涵养不够，听到哥哥手下的回话后暴跳如雷。当天夜里，李元吉就派了个刺客去刺杀尉迟敬德。刺客溜进院子，隔着窗户偷看，寻找下手的机会。尉迟敬德行伍出身，早就发现了刺客，故意洞开大门，斜靠在床上休憩，床边放着长矛。刺客知道尉迟敬德是身经百战的勇将，现在又见他这样坦然相对，愣是没敢动手，偷偷逃走了。
李世民也开始收买李建成的亲信。李世民的“挖墙脚”工作比李建成阵营要稍微成功一点。虽然没有大将领转投入李世民阵营，但有几个小角色投靠了李世民。这些人中有一个职位很低的军官——玄武门的值勤军官常何。常何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但是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刚好轮到他值宿玄武门。正是常何在之后决定历史走向的那场大事变中提供了一把打开宫门的钥匙。如果知道事后的结果，不知道李建成会不会对常何这个小军官充分重视起来？
历史就是这么奇怪，重大事件的结果往往就是由一些不经意的小铺垫决定的。第一阶段的人才争夺中，李世民取得了胜利。不甘心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就将战场转移到了李渊的后宫。
李渊很清楚宫门之外党同伐异、兄弟相争的现实，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办。李渊是政坛高手，却处理不好家事。当骨肉亲情与政治纷争纠集在一起的时候，李渊更是不知从何下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渊采取了一种近乎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儿子们的矛盾不闻不问，将越来越多的时间花费在后宫生活之中。李渊晚年宠爱很多嫔妃，生下了许多幼子，希望从她们那里得到亲情的回报。
儿子们可没放过躲避起来的父亲。李建成首先曲线救国，东宫的人经常在后宫出没，给后妃们拍马送礼，讨她们的欢喜。在第二回合的斗争中，李建成取得了胜利。这倒不是李建成他们采取了多么灵活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是李世民的后宫人缘基础太差了。李世民平定洛阳的时候，宫中派遣一些妃子来接收王世充等人的后宫。这些后妃私下向李世民索取珍宝和其他战利品，李世民断然拒绝了。之前，李世民在关东广大地区说一不二。宫中自然有人来走后门，为自己的亲戚谋官谋利，李世民一概拒绝。一来二去，宫中人对李世民的态度就很差了。现在有李建成一帮人的挑唆，收到好处的后妃和宫人们很乐意在李渊面前尽说李世民的坏话，顺带说说太子的好话。
这些小皇子的生母为了自己的前途，往往结交年长的皇子，为李渊死后自己的前途早做准备。李建成与李元吉二人和嫔妃们各取所需，交往密切。李建成也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后宫的情报。
李渊久经官场，对这些抹黑手段心知肚明，但架不住宫中充斥着的关于李世民坏话的侵扰，对李世民的印象自然比不上以前了。
李世民亡羊补牢，紧急展开“后宫外交”。秦王王妃长孙氏开始频繁出入宫中，贿赂嫔妃，求得后宫势力的支持。史载长孙氏“孝事高祖，恭顺妃殡，尽力弥缝，以求内助”。李建成的财力不如李世民，而“后宫外交”很大程度上就是“金钱外交”。李建成的资金匮乏使他第二回合开始的优势逐渐丧失，只能酸溜溜地说：“秦王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
这年六月，李渊率领文武官员前往仁智宫（今陕西宜君县境内）避暑，令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随同前往。李建成认为有机可乘，遂与李元吉定计谋害李世民。李建成派东宫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送信给杨文干，令其于庆州发动兵变，里应外合。
尔朱焕、桥公山深感此事非同小可，弄不好会自毁三族，于是中途反悔，直奔仁智宫告密。
李渊闻讯大怒，下令将李建成扣留起来，又令司农卿宇文颖去庆州召杨文干来见。不料宇文颖与杨文干素有深交，到庆州后即以实情相告。杨文干顿知死罪已成，遂起兵造反。李渊只得派李世民率钱九龙、杨师道等将前往庆州平叛。盛怒之下，李渊第一次向李世民说出有关废立的气话：杨文干造反的事与建成有关，恐怕响应他的人不会少，所以才派你出征。回来后，便立你为太子。我不会像隋文帝那样，令骨肉相残。我想封建成为蜀王，让他入川。蜀兵脆弱，他日后倘若能够听从你的话，你就要保全他。如若不然，你收取他也比较容易。听完这番话，李世民心中不胜欢喜，多少年来的政治夙愿终于从父亲嘴里说出来了。李民民急切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怀着激动的心情率兵前去平叛。大军一到庆州，叛军顷刻瓦解。杨文干为部下所杀，传首京师。
李世民走后，李建成的心腹们感到如果李建成垮台，势必牵扯到自己。于是，李元吉通过同情李建成的嫔妃向李渊求情，又重贿中书令封德彝劝说李渊。在嫔妃和重臣的周旋下，李渊改变了主意，又派遣李建成返回长安居守，废立之事遂告作罢。
仁智宫事件以后，李渊不能不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斗争加以审慎地处理。李渊看得出，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稳操政柄，妥善解决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朝廷必将大乱，手足之间也会生成诛杀之祸。李渊决定必须支持一方，稳住另一方，使双方都有所收敛，缓和斗争的尖锐程度。李渊权衡再三，觉得还是站在李建成一边，更有利于政局的稳定。这是由于：第一，李建成是长子，且已立为太子，天下臣民家喻户晓，站在李建成一边，既符合传统，也有利于现实；第二，站在李建成一边，可以使其由弱变强，增加其与李世民抗衡的政治力量，遏制李世民居功自傲的气焰；第三，站在李建成一边，不用改立皇储，拥嫡派的文武大臣不会受到政治上的冲击，可以保持大局的稳定。
李渊的决心下定以后，对几个儿子的态度更加明朗化了。李渊一方面对诸子宣传孝悌之道，以史为鉴，希望兄弟间化干戈为玉帛；另一方面仍然重用李世民，重大的政令和军事行动都听取他的意见；他对太子李建成也十分关注，注意其政治动向。同时，李渊还想利用齐王李元吉这张牌来平衡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希望李元吉和李世民缓和关系。但是，李元吉认定李世民不会甘居人下，他与李建成的仇恨由来已久，不可能重归于好；况且，李元吉也有夺宗之心。因此，李元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的态度，这使李渊更加为难。
七月里的一天，李渊为了缓和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带着他们到长安城南打猎，并让他们驰射角胜。李建成故意让李世民骑他的一匹难以驯服的烈马。李世民刚骑上马，马就狂蹦乱跳起来。李世民急忙跳下，再骑上去。谁知刚一上去，马又蹦跳起来。这样反复了三次，李世民才制服了这匹烈马。李世民骑在马上，对旁边的人说：“有人想用这匹马害死我，岂不知死生有命，怎么害得了呢？”李建成听了，便抓住李世民所说的“死生有命”大做文章，通过嫔妃们向李渊告状：“秦王太狂妄了，他说天命在他身上，一定要坐天下的人不会轻易死掉！”李渊大怒，立即召见李世民，责备他说：“天子自有天命，不是你耍点手段就能当得上的！我还没死，你为什么这样心急呢！”李世民再三解释，李渊就是不听，拍着桌子大发脾气。正在闹着，外面送来情报，说突厥又入寇北边。李渊要靠李世民打仗，只得草草了结此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夜里，李建成请李世民赴东宫饮宴，暗中放了慢性毒药。李世民宴罢回到秦王府，呕吐腹泻不止，最后竟吐出血来。多亏李世民平日能礼贤下士，门内聚有名医，经多方抢救，终于脱险。这一次大难不死，李世民提高了警惕，与李建成对着干了。
李世民为了在夺权斗争中万无一失，派心腹温大雅去镇守洛阳，并用大量金帛作为贿赂费用，令心腹张亮去交结山东豪杰，以俟长安事变一旦失手好有后路可退。李元吉得知此事，便告发张亮图谋不轨。于是，李渊下令将张亮下狱，但张亮死不认账，李渊只好又将其无罪释放。
在兄弟之间矛盾日深的情况下，李渊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因此我打算立你为嗣。但你执意推辞，况且建成年龄居长，又为嗣已久，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我实在不忍废弃他。据我观察，你们兄弟之间已很难相容，如果都在京城，必然争斗不已。我想让你出镇洛阳，主持东部政务，并准许你建天子旌旗，像汉朝梁孝王那样。”
李世民深知此举是父皇对自己的宽容，同时也是对自己政治企图的侦测。而且，李世民也知道，一旦离开长安这个政治中心，自己就很难达到夺取太子地位的目的。于是，李世民就以不愿离开父亲、愿在膝下尽孝为由推辞。但李渊还是执意要他离开长安去洛阳，他安慰李世民说：“天下一家，东、西两都相距不远。我想念你的时候，就去洛阳看望你。你用不着为此悲伤。”
李建成和李元吉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认为如果李世民去洛阳，拥有土地和甲兵，就很难控制他了。而把李世民留在长安，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取之甚易。于是，就在李世民将去洛阳赴任的前夕，他们指使数人秘密上书言事，诬告说：“秦王左右听说要去洛阳，个个手舞足蹈，高兴异常，看样子秦王再也不会回到长安了。”又令心腹密劝李渊，详其利害。在这种情况下，李渊又改变了主意，不再让李世民出镇洛阳。
李元吉早有夺宗之心，对庸懦的太子李建成，他倒不十分担心，唯一顾忌的便是秦王李世民。此时，李元吉见有机可乘，便大胆地秘密劝说李渊，请求除掉李世民。李渊回答说：“秦王有平定天下之功，如今罪状并不显著，有什么理由除掉他呢？”李元吉说：“平定洛阳时，秦王就已萌动夺宗之心。当时他散发钱帛，交结豪杰，私树己恩，收买人心，又违抗君命，顾望迟留，这不是造反是什么？怎能说没有理由杀掉他！秦王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望陛下三思！”一席话说得李渊怦然心动，但他无法轻易勾销父子之情，仍然不忍下手，不过也没有责罚李元吉的诛兄之心。
兄、弟的举动，李世民知道得一清二楚。当李世民得知上述情况以后，便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掉李建成，逼父皇退位。
秦王府骁将谋士甚多，李建成、李元吉颇为顾忌。李元吉向李渊进谗言，欲将尉迟敬德下狱治罪，多亏李世民多方相救，尉迟敬德才得以脱险。此后不久，李建成又鼓动李渊将李世民的心腹谋士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李世民深感如此下去秦王府将要被击垮，再不动手只能束手就擒。为了试探元勋宿将的态度，李世民冒着危险问计于灵州大都督李靖和行军总管徐世，二人均不置可否。既然不出主意，也不去告发，李世民心里便有了底数。于是，李世民决定抢先动手。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一个决斗的机会终于来了。边防传来消息，突厥又向唐朝发动进攻。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为帅，得到李渊同意。李元吉又请求将秦王府的战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和秦叔宝等人归他指挥，并调李世民部下精锐士兵充实自己的部队，李渊也都一一同意了。李渊做出这一决策，是为了改变双方的政治失衡，巩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而李建成和李元吉却想借这个机会架空李世民，然后寻机将其除掉。他们商量好当李元吉出征时，李建成和李世民同去送行，乘其不备之时将李世民杀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民安插在东宫的密探、率更丞王晊派人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闻讯大惊，急忙召集心腹们商议。为了探得心腹们的真实态度，以防他们临阵脱逃或反悔，李世民装出一副可怜无奈的样子，故行激将之法。当其妻兄长孙无忌劝李世民立即动手时，他假惺惺地叹息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固然知道祸在旦夕，但还是想等待他们现行发难，然后以正义之师讨伐他们，这样不更好吗？”
性格爽直的尉迟敬德一听这话便火了，冲着李世民嚷道：“人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现在众人都誓死追随大王，正是天授良机。祸患垂发之际，大王仍然晏然处之，不以为忧，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您这样不爱惜生命，甘受屠戮，对宗庙社稷又有什么益处？大王若不听我的话，我宁愿亡命江湖，也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长孙无忌也说：“如今不听敬德之言，大王必败无疑。到那时不仅敬德不能再侍奉大王，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跟着大王白白送死！”
李世民见状，又装出一副可怜相：“我刚才说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你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尉迟敬德斥责说：“大王如今处事迟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况且，大王平常所蓄养的八百名勇士现在都已经入宫听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骑虎之势已成，怎能安然了结？”
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一致同意立即起事。但李世民仍然假惺惺地让人占卜，以测吉凶。这一举动激怒了幕僚张公瑾。他气冲冲地上前一把抢过占卜用的龟甲，扔在地上，大叫道：“占卜是为了决疑，如今事情明明白白，无疑可言，还用占什么卜？再说，箭已上弦，卜之不吉怎么办？难道还能就此罢休吗？”
李世民终于明白了秦王府上下全都拥护自己，于是再不迟疑，命令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议定兵变部署。
政治风云，变化莫测。头脑机敏、极富政治经验的房玄龄，在这生死存亡关头也施计探究实底，他对奉命前来的长孙无忌说：“皇上已经下令，不让我再去侍奉秦王。如今倘若我私自进见秦王，必会因此丧命。请阁下转告秦王，玄龄不敢奉召。”
李世民听了长孙无忌的汇报，不禁大怒。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和杜如晦难道要背叛我吗？你赶快去一趟，把咱们的打算和他们讲清楚，如果他们仍无来意，就提着他们的首级来见我！”
又等了好一会儿，既不见房、杜二人，又不见尉迟敬德。众人正在焦虑不安之时，忽见长孙无忌和两位头戴平顶冠、身穿青布袍的道士联翩而至。李世民定睛一看，正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原来，二人见到尉迟敬德后，知道李世民大计已定，于是便不再犹豫。为防止暴露目标，二人乔装成道士，和长孙无忌先行入府，尉迟敬德则从别道自行入府。
经过一番精心谋划，杀兄夺位的阴谋终于决定下来了，诸人分头准备不提。
为了能把李建成和李元吉按计划引入自己的阴谋圈内，李世民恶人先告状，告发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以激化父皇与二人的矛盾。
李渊果然中计，大惊道：“竟然有这样的事？”
李世民又道：“儿臣于兄弟毫无亏负，但自从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以来，太子多次加害于臣，此皆父皇所亲见。儿臣实在不解，太子对臣为何如此深仇大恨，莫非要为王、窦二贼报仇不成？二人若死而有知，一定会称心快意于地下！如果太子阴谋得逞，儿臣枉死以后，实在无颜面对王、窦二贼。”
说罢，伏地痛哭不已。
李渊道：“你所奏之事，关系重大，明日我要亲自审问！”
有史料记载，政变之前一天，唐帝国的“天文台台长”傅弈向皇帝李渊秘密报告：“太白金星出现在秦地（陕西省），秦王李世民将登上宝座，治理天下。”不过这件事的可信度值得怀疑：第一，通过星象来预示政局变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史书中经常有这种记载，不过主要还是借天象来达成某一目的，如劝谏帝王或鼓动造反那么到底要劝谏皇帝李渊什么呢？第二，傅弈递交这份秘密报告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是劝李渊把皇位交给李世民，还是鼓动李渊杀掉李世民？如果是前者，我们只能说这个“天文台台长”太蠢了；如果是后者，那么傅弈可以归为太子一党或者是心向太子，但是一方面史书上从来没有找到这样的证据，另一方面“天文台台长”是十分专业的官职，再想升迁的难度很大，投靠太子来升官可能性不大。何况太子在这场皇位争夺中并没有稳操胜券，这时对他暗送秋波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这件事很有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主要是突现秦王李世民当上皇帝的合法性，表明他是受上天眷顾的，从而掩盖这场政变的非法性和残忍血腥——毕竟骨肉相残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美事。
当天夜里，李世民调兵遣将，准备妥当。第二天一早，李世民亲自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附近。
与李建成有勾结的张婕妤听到了风声，马上派人报告李建成。李建成急忙找李元吉商量对策。
李元吉道：“今日之事，来势不善。你我且称病不朝，将两府兵众集聚一起，静观事变。”
李建成想了想道：“不好，你我不去，父皇必然以为我等畏罪躲避，倒让老二得逞了。此时你我一定得在父皇身边，可以查看动静，相机行事。况且，内有张、尹二妃照应，外有自家军队守卫玄武门，能把我们怎么样？”
李元吉一听有理，也就不再坚持。于是二人翻身上马，一前一后，穿过通训门，直朝玄武门方向而去。守卫玄武门的守将名叫常何，原是李建成的心腹，但早已被李世民收买过去了。李建成对此却懵然无知。
兄弟二人并辔而行，不久就来到了距玄武门不远的临湖殿。李元吉突然发现今日这一带的情况大异往日，没有玩耍嬉戏的宫女，没有巡视游弋的宦官，这里是那么静，静得有点瘆人。蓦地，从前边不远处茂密的树林中，传出一两声悠长的马嘶；再仔细一看，隐隐约约似有一些人影在走动，不时还闪烁出一星半点刺眼的光斑。打过仗的人都知道，那是刀剑等利器被太阳照射后所折出的光芒。
李元吉大喊一声：“不好，林中有伏兵！”说完调转马头就跑，这才发现身后的禁门早已关闭，一个面如重枣、手执双锏的将军威风凛凛地立在那里，正是秦王府骁将秦叔宝。李元吉见势不妙，便要拨马另寻逃路。这时，一个银盔银甲、身骑一匹雪白战马的青年将军从林中如闪电一般狂奔而来。李元吉定睛一看，正是对头李世民。李元吉一阵心慌，取弓搭箭便射，哪知那箭还没到李世民面前，便无力坠地。连发三箭，箭箭如此。原来李元吉一见李世民，便张皇失措，连弓都拉不开了。
李世民并不理他，只向李建成追去，李建成拍马就逃。但常年养尊处优的李建成的骑术哪能比得上久经战阵的弟弟，片刻工夫，李世民已追至身后。此时，对权力的渴望早已将骨肉亲情荡尽。李世民弯弓便射，李建成应弦而倒，殷红的鲜血顺着他的颈项汩汩流出，染红了朝服。李元吉见前后俱无路可逃，便策马向武德殿方向驰去。忽然一阵乱箭射来，李元吉趁势滚下马鞍，钻入附近的树林，正巧遇见李世民。李元吉一惊，掉头就逃。李世民紧追不舍。大凡在林中追逐，骑马的人总不如步行的人灵活便捷。李元吉左转右绕，忽东忽西，李世民硬是追他不上。忽然，一枝横斜而出的粗壮树枝挂住了李世民的战袍。那白马不知，依旧向前疾驰，将他重重地甩倒在地。李元吉见状大喜，立即转过身来，直奔李世民。李世民抽出弓来正要射，被他劈手夺去，扔出老远。李元吉纵身骑到李世民身上，目露凶光，双手紧紧扼住李世民的咽喉。李元吉体大身沉，孔武有力，扼得李世民面目青紫，眼看活不成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身后晴天霹雳似的一声大吼：“住手！”李元吉回头一看，只见尉迟敬德正拍马赶来。李元吉素来忌惮这员猛将，只好放开李世民，骑马就跑。尉迟敬德一箭射去，只听嗖的一声，李元吉重重地从马上摔了下来，顿时气绝而死。
此时，玄武门外早已人喊马嘶，原来是东宫的大将冯翊、冯立，齐府的将军薛万彻、谢叔方率精兵两千多人正在攻打大门。李世民的心腹力士张公瑾见敌军冲来，急中生智，奋力将玄武门关闭。太子的军队无法冲入门内。守卫玄武门的敬君弘、吕世衡两位将军挺身出战，先后战死。薛万彻等见一时无法攻入，便号令所部向秦王府进军。正当万分紧急的时候，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赶来，大喊道：“奉圣旨讨伐二贼，这就是他们的首级，你们还为谁卖命？”众人见主人已死，立时一哄而散。
三兄弟火并的时候，李渊正带着大臣、妃子在海池中乘船游玩，忽见一个全副披挂的将军匆匆赶来，李渊大惊，忙问：“来者何人？”
只见那位将军跪在地上说道：“臣尉迟敬德前来见驾。”
李渊又问：“你来此何事？”
尉迟敬德道：“太子、齐王作乱，秦王已将其诛灭，恐怕惊动陛下，特命臣前来护驾！”在场的人一听这个消息全都惊呆了，好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李渊才喃喃问道：“建成、元吉都死了吗？”
尉迟敬德答道：“是。”
两行热泪顺着李渊的眼角流了下来，他凄然说道：“不料手足相残之事终见于本朝。”
侍从在侧的大臣萧瑀、陈叔达对视一眼，相继劝道：“建成、元吉本不是晋阳举兵的首谋，又无功于天下，却嫉恨秦王的功劳，共同策动奸谋叛乱，罪当如此。秦王不只功盖宇宙，威扬四海，且向以仁孝著闻，既可辅佐陛下之大业，也可承欢于膝前，陛下您可以放心了。”
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人死不能复生，再说还有一个赳赳武夫虎视眈眈地守在面前，李渊也便不再说什么，只得宣李世民上殿。李世民上殿后扑在父亲怀里痛哭，弄得李渊反而倒过来安慰他一番。
斩草务须除根，李世民自然也不会手软。李世民将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杀死，并取消了他们的宗籍。
三天以后，李渊被迫宣布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国家大事一律由太子处理。这年八月，李渊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把这次政变叫作“玄武门之变”。
对这场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血腥政变，后世争议颇多，认为顺应历史时代潮流的褒者有之，认为杀兄杀弟、逼迫父亲违反中国传统道德的贬者有之。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政变？谁该对这场政变发生负责？从政变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经验教训呢？
作为李建成和李世民来说，其实都不愿意发生兄弟残杀的事情。如果李建成的地位稳如泰山，那么他还会想法子对付李世民吗？如果李世民能被立为太子，那么他还会愿意背上残杀骨肉的恶名吗？作为父亲，李渊更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但要论起责任，这场政变的发生，李渊难辞其咎，正是他的一系列错误的行为导致他最不希望结果的发生。
李渊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允许两个儿子都开府设衙，从而树立了两大集团。李建成作为太子当然有权建立太子府，但是天无二日，世无二主，太子府官员和侍卫都应由皇帝派去并且只能效忠皇帝。可是李建成的太子府里聚集的一批文臣武将和侍卫却只忠于李建成，这样太子府就变成了一个小集团。李世民无论是作为秦王还是作为天策上将军更是没有权利开府设衙，从而聚集起自己的小集团。只有曹操当魏王、刘裕当宋王、李渊当唐王时才有开府设衙的权利，可是秦王李世民即使功劳再大，也毕竟是李渊的儿子，不是改朝换代的诸侯，怎么能允许开府设衙呢？如果不允许开府设衙，两大集团又从哪形成呢？不形成两大集团，又怎么会发生兄弟相残的惨剧呢？
李渊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政出多门。作为一个统一集权的国家要政令统一，可是当时除了皇帝的政令外，太子令、秦王和齐王的敕都和皇帝的命令一样有效。这样的政出多门不仅使朝政混乱，更方便几个儿子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政出多门使李渊控制儿子之间内斗的能力大大削弱。
李渊犯的第三个错误是耳目不聪。一个英明的君主，或者说一个好的领导者，所做出的判断和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真实及时的信息上。可是李渊对儿子之间的内斗情况到底了解多少呢？李渊有一次驾临李元吉府，李世民陪同，李元吉命令齐王府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卧室内，准备刺杀李世民，李渊竟然一点也不知道。最后，还是李建成仁厚，临时制止。李建成命令杨文干谋划起事，杨文干准备了那么久，李渊也是一点也不知道，后来还是太子集团内内府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因担心起事不成功向李渊告发，李渊才知道。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各自违反规定蓄养敢死卫士，李渊不知道；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在昆明池诛杀李世民，李渊不知道；李世民在王府开会谋划发动政变，李渊不知道；皇宫禁军部队已被李世民秘密掌握，李渊不知道；更搞笑的是，李世民发动政变诛杀自己的兄弟，太子府、齐王府部队与秦王府部队和皇宫禁军部队在玄武们鏖战那么久，李渊竟然一点也不知道，还在皇宫人工湖的船上等待几个儿子来对质呢，好糊涂的皇帝啊！相反，李渊的儿子可比老爹耳聪目明多了，皇帝老子的一举一动，都被小老婆们迅速告诉给李建成，李世民的密奏没有过夜就被李建成所知。李世民更是厉害，太子集团对于他来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李渊犯的第四个错误是在废立太子上反复无常。杨文干造反后，李渊曾经对李世民说：“杨文干事牵建成，恐怕响应的人很多，你应该亲自去平定他们。回来后，就封你当太子。”可是当李世民平定杨文干，得胜回朝后，李渊在小老婆们、李元吉以及宰相封伦的劝说下又改变了主意，不立李世民当太子了。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怎么能没考虑好就轻易承诺，而承诺了又不兑现呢！在公元626年，在政变发动之前，李渊又对李世民说：“太原起事、削平群雄，你的功劳最大，我本打算立你为太子，是你坚决推辞。同时也因为建成是老大，先当世子，后当太子，时日悠久，时日久了，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权力。”李渊这可谓掏心窝的话，至诚之极，只是对李世民说这样的话很不适宜。如果打算立李世民为太子，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说了；如果不打算立李世民为太子，这样的话只会让李世民心中更怨愤。
李渊犯的第五个错误，也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在立太子之事上墨守成规。封建礼教的传统认为皇位继承人要选嫡长子，这样既能保证皇位血统的纯正和高贵（一般皇后都出身名门大家），又能防止皇子之间为皇位相争，维持兄弟之间的和睦关系。显然，李渊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通过这种方式选出的继承人，虽然有所谓血统的纯正和高贵，但很难保证是诸皇子中最贤能的，而且由于没有竞争且长于深宫之中，产生昏君的比例远远高于明君。至于选择嫡长子就能防止皇子相争这一说法更不可信，立嫡长子为太子而发生皇子相争的，历朝历代比比皆是。显然，李渊没有立天下归心的李世民当太子是他犯的最大错误。李世民不仅才能远超李建成，而且功劳更是无以奖赏，大唐江山几乎就是他打下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李世民居于李建成之下，不仅李建成感到不安，他自己也会因功高震主而感到不安，就连李渊也会感到不安的。这样人人不安的情形怎么能持久呢？
李世民既没有得到皇帝老子的支持，所蓄养的私人卫队又比李建成和李元吉少，为什么还能取得成功呢？总结李世民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先下手为强。这是这场政变成功的重要的原因。在历代政变中，先下手发动的一方，成功的几率要远远高于被动反击的一方。这一规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这些熟读经史的人物非常了解；尉迟敬德、程知节等武将对此也非常明白。当房玄龄第一个提出要抢先下手发动政变的建议时，几乎得到秦王集团成员的一致赞同。李世民虽然一开始还因担心背负恶名而犹豫，但政变的各项准备工作早就有条不紊地布置着，后来最终因王晊的秘密报告而下定决心率先发动政变。
第二，安插卧底，及时通风报信。在政治斗争中，如果一方能通过卧底及时了解对方的行动计划，无疑胜利的把握将是十分大的。在这场斗争中，李世民在太子集团布置的卧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李元吉派刺客刺杀李世民手下大将尉迟敬德时，卧底及时将消息通知秦王集团，使尉迟敬德做好了准备，结果刺客连尉迟敬德卧室的门都不敢进；当李建成和李元吉谋划发动昆明池政变时，卧底王晊又及时报告秦王集团，最终秦王集团抢先发动政变成功。可以说，秦王集团成功在太子集团大量安插卧底，对太子集团的行动了如指掌，难怪李世民在商议时，信心满满地说：“我打算等李建成他们先发动，再仗义讨伐他们，这不也可以吗？而且不必背负杀兄弟的恶名。”当然了，李世民手下的文臣武将自然不会同意冒后发的危险。至于李世民集团怎么样在对方手下安插卧底，一种可能是收买，更大的可能是实行反间。当尉迟敬德将太子集团收买自己的情况告诉李世民时，李世民曾对他说：“如果他们有什么馈赠，你尽管收下，不必避嫌，而且还可以探听到他们的阴谋诡计。”相反，太子集团在这方面非常失败。太子集团收买李世民手下尉迟敬德、段志玄都没有成功；秦王集团在秦王府谋划发动政变那么久，李建成和李元吉竟一点消息都不知道。
第三，掌握禁军，控制皇宫。皇宫是皇帝居住办公的地方，是整个国家最高决策和最权威的命令发布的地方，也是大臣参加朝会的地方，可以说是国家权威和权力的最高象征，也是历朝历代政变者首先要夺取和控制的地方。要控制皇宫，最重要的是控制守卫皇宫的禁军；要控制禁军，关键是取得禁军将领的忠心。虽然史书中对李世民如何掌握禁军描述的不够详细，但有几点证据可以证明在政变中，皇宫的禁军已经完全被李世民所控制了：第一，在政变发动前，李世民所蓄养的八百私人卫队已经进入皇宫。如果得不到禁军支持，卫队士兵是不可能进入皇宫的。第二，李世民能够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大将和勇士顺利埋伏在玄武门，也说明禁军是支持李世民的。第三，太子府和齐王府士兵攻打李世民部队时，守卫玄武门的禁军部队和秦王部队是并肩作战的。第四，上述三件事，竟然没有任何禁军将领向皇帝李渊报告，李渊一直被蒙在鼓里。第五，在政变中，尉迟敬德能够全副武装来到李渊面前，更说明守卫皇宫的禁军部队已经完全被李世民所控制。至于李世民为何能掌握禁军，一方面是这些禁军将领原来跟随李世民打过仗，对李世民的才能深为佩服；另一方面，李世民对手下将领和士兵也颇为慷慨，不吝奖赏，深得军心。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劝说和收买，赢得禁军部队的效忠就并不是什么难事了。在这里，还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如果掌握禁军部队的最高将领不是自己这一方的话，有两种方法可以控制禁军部队：一是推荐这个将领去当更高但没有实职军权的官，另一种就是拉拢其手下，架空他；如果这两个法子都不行的话，那只有想方设法除去他了。
第四，英才聚集，忠心耿耿。李世民很注意收集人才，到政变发生时，手下可谓人才济济，文有以房、杜为首的十八学士，武有尉迟敬德、程知节（程咬金）、秦叔宝、段志玄、张公谨、侯君集等猛将，还有以文武双全的长孙无忌为首的夫人亲戚集团，这些人才在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世民网罗人才主要有以下几个办法：一是推荐，对一些很有才能但名气不大的英才，主要是通过推荐发现并收为己用，张公谨、张亮就是推荐得到的人才；二是招降纳叛，尉迟敬德、程知节（程咬金）、秦叔宝等都是招降纳叛得到的人才；三是搜罗，李世民每打下一个地方，房玄龄都为其四处搜罗人才；四是招贤，李世民开设的“文学馆”招引了大批贤能人才；五是亲近，段志玄都是李世民从小亲近的好朋友，高士廉、长孙顺德都是长孙夫人的亲戚，长孙无忌不仅是李世民的小舅子，而且还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这些都是杰出的人才，李世民举贤不避亲，都将他们收为自己的手下。李世民网罗了这么多杰出人物，怎么驾驭他们，使其对自己忠心耿耿呢？首先，李世民自身才能卓著，使人佩服，网罗的人才许多都是跟随其南征北战，对其谋略、英勇无不佩服。其次是礼贤下士。李世民对其下的人才都十分尊重，在言谈相处中绝不轻慢侮辱，所以这些人也都能竭尽全力为其出谋划策、知无不言。再次，不吝钱财奖赏。太原起事时，李世民就将其所积私财散财结客，以后在历次战争中所得奖赏也都大多用来奖赏手下和军队士兵。再次，以诚待人，用人不疑，尉迟敬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和尉迟敬德一同投降的寻相等人又叛逃时，李世民力排众议，坚信尉迟敬德不会叛逃，不但如此，还对其好言安慰，赐予其金银。最后，知人善任，用其所长。
第五，准备充分、计划周密。政变准备充分不充分，政变计划周密不周密，是关系政变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虽然李世民开始并不希望通过发动政变来解决同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的矛盾，至少秦王集团的手下还谋划了把洛阳作为根据地来争夺天下的计策，但为预防万一，李世民从一开始还是为发动政变做着准备。到玄武门政变发动前，这种准备已经很充分了。安插卧底、蓄养八百私人卫士、笼络文臣武将人才、控制禁军等准备工作都在扎实进行着，历史上像这样周密的计划还是很少的。这场政变成功的标准或者说政变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诛杀太子集团首领李建成、李元吉，另一个就是控制皇帝李渊和皇宫，逼李渊交出政权。两个任务中第一个任务是核心任务，也是首要任务。为保证第一个任务万无一失，李世民的政变计划中做了三手准备：第一，掌握玄武门禁军，能够顺利在玄武门这一进宫的必经之地设伏；第二，亲自率领手下大将在玄武门设伏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第三，派高士廉率手下士兵和牢中所释放的犯人驰援玄武门。为完成第二个任务，首先李世民派平时蓄养的勇士进入宫中，为掌握宫中禁军做好准备；其次掌握宫中禁军，让宫中禁军听自己的；最后在完成第一个任务后，派尉迟敬德全副武装去逼宫。整个政变计划详细周密，滴水不漏。
玄武门之变作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只是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和毫无人性的血腥屠杀，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然而，这场暴力争夺在客观上的积极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李世民踏着兄弟的尸体登上至尊的宝座之后，进行政治改革，知人善任，严格执法，轻徭薄赋，锐意经史，发展学校，完善科举，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开明政治——贞观之治，从而名耀青史。而玄武门这座唐代宫城的普通城门，也因此而名垂千古。
第三节 杀兄夺位不容情——完颜亮夜袭金熙宗
金熙宗完颜亶，乃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嫡子宗峻的儿子，母为蒲察氏。宗峻三十岁左右即病死，蒲察氏拖着金熙宗这个“油瓶”又被宗峻的异母哥哥宗干纳为侧室。由此，金熙宗小时候又以宗干为继父。宗干自己有几个儿子，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完颜亮，比金熙宗小3岁。哥俩小时候感情很好，兄弟情深。
金太宗在位时，宗臣宗翰（粘罕）等人力荐太祖嫡孙完颜亶为皇储，金太宗也不得已从之。所以，看见哥哥金熙宗成为皇帝，完颜亮高兴之余，不可能不产生想法：自己也是太祖之孙，应该有与哥哥一样的“福份”，况且完颜亮生父完颜宗干还是太祖的“长子”，可惜乃“庶长子”也。
金熙宗少年时代受教于汉人大儒韩昉，“宛然一汉家少年子”，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谈吐皆儒雅彬彬，是金国最先汉化的一位皇帝。金熙宗16岁登基，朝政基本受制于完颜宗翰以及金太宗的嫡长子完颜宗磐，而这两个握有实权的宗室争权不休，宗磐最终干掉宗翰一系的政治势力。但是，完颜宗磐是金太宗之子，对皇位威胁最大，在养父完颜宗干支持下，金熙宗两年后即因事杀掉了宗磐，消除了其派系在朝内的影响。完颜宗干做掉宗磐，自然以“准太上皇”自居，他本人又成为权臣。金熙宗心中不爽，但对养父无可奈何。好在宗干没多久就病死。金熙宗悲痛之余刚刚有喘口气的感觉，朝中大权又为“皇统和议”的功臣金兀术（完颜宗弼）所揽。宗室内部斗争虽激烈，金熙宗总体上讲仍是“厚于宗室，礼遇不衰”，即使是杀掉完颜宗磐，他对金太宗别的儿子也并无诛除的行为。
金熙宗后期皇权独揽，彼时的他已经变成一个酗酒狂，长期受抑的政治气氛使得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以酒精为药缓解压力，“日与近臣酣饮，或继以夜，莫能谏之”。喝喝酒，撒撒疯，打碎些东西，如果仅止于此，于皇帝而言也不算大过。可怕的是，这位皇帝醉酒杀人，杀近侍、杀大臣、杀妃，甚至连自己的皇后也杀，弄得他身边人人自危。
说回完颜亮。金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南宋绍兴十九年），值完颜亮生日，金熙宗命侍卫大兴国给弟弟送去赏赐之物。裴满皇后得知倜傥英俊的皇弟生日，也让大兴国顺便捎带去自己的礼物。金熙宗闻之，老大不悦，估计也是人之常情的“醋意”，知道自己老婆惦念英俊的兄弟，顿起怏怏之意。金熙宗唤大兴国近前，让卫士狠揍了这位近侍一百大棍，并追还对完颜亮的“赐物”。这件小事引发了完颜亮内心的疑惧。历史上许多惊人的大事往往是一两件芝麻蒜皮的小事引起的。
史书讲起完颜亮，总会说到他为人臣时所讲的几句话：“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率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其实，完颜亮对好友高怀贞讲的这些话，并非多么悖逆狂妄之言。如果完颜亮日后成为唐太宗一类人，这些话可能就变成“豪言壮语”了，恰可与这位俊小伙手中扇面上的两句诗交相辉映：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
完颜亮之所以觊觎帝座，一是由畏生恨，二是金朝大臣萧裕的撺掇：“先太师（指完颜亮之父完颜宗干）为太祖长子，德望如此，人心无意，宜有所属。公诚有志举大事，愿竭力以从！”完颜亮大喜，数加荐引，使萧裕一直握有两京的军政实权。
虽有完颜亮生日引起的好大不愉快，金熙宗对兄弟其实还是不错的，不久仍任命完颜亮为左丞相。但四个月后，又有一件事使兄弟二人关系紧张。金统九年四五月间，金国自然灾害多，狂风大雨，雷电震宫。古代人迷信，认为这些“天变”是上天示警，金熙宗就命汉人学士张钧替自己草《罪己诏》，以“奉答天戒”。
《罪己诏》历代皇朝均有，其中不少是固定格式，文中一般皆有“惟德弗类，上干天戒”“顾兹寡昧，渺予小子”等等套话。参知政事萧肄为人阴损，持章对金熙宗讲：“‘惟德弗类’是指大无道；‘渺予小子’，渺者，目无所见，小子，无知婴孩之称，这明明是汉人托以文字指斥皇帝陛下！”金熙宗闻言勃然大怒，立命卫士拖张钧下殿，大棍交击数百，残杀了张钧。金熙宗怒气冲冲回座，又问群臣：“张钧谤讪，谁使为之？”与完颜亮不和的宗室完颜宗贤回答：“是太保（完颜亮）所为！”金熙宗默然，心中恼怒，下诏贬完颜亮于京外，任其为“领行台尚书省事”。
综观各种史书及今人诠释，史臣、学者对上述事情均照猫画虎，没有一个人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金熙宗是汉人大儒韩昉的弟子，朝臣中汉人、契丹等族通汉文的人很多，他本人也肯定精通汉文，怎么忽然连“公文格式”类似“此致敬礼”这样的套话都看不懂，还需要奚族出身的萧肄给他翻译？究其实也，金熙宗朝内的政治斗争从来就未停止过，即使后期金熙宗一个人手持皇权，朝中宗室、大臣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仍旧愈演愈烈。再加上天天酒精中毒，才有了残杀学士张钧的一幕。否则，一边大讲金熙宗汉化，一面又讲述他不懂汉文以文杀人，完全讲不通。
又过了四个月，出外为官正巡视各地的完颜亮接到诏书，皇帝哥哥又让他回京任平章政事。本来这是升官返京的好事，完颜亮却疑惧非常，硬着头皮回到京城。其实金熙宗实无他意，信任兄弟忆念旧情而已，“而（完颜）亮逆谋愈切。”
金廷方面，左丞唐古辩、右函完颜秉德皆因数次被金熙宗在朝上杖打心怀怨愤，暗中与大理卿完颜乌达谋以废立之事。完颜乌达与完颜亮关系好，就泄露给他。完颜亮马上找来唐古辩，试探性地问：“若举大事，当推谁为帝？”唐古辩开始没想到完颜亮本人，回答：“当拥胙王（金熙宗亲弟）。”完颜亮摇头。“邓王的儿子阿林怎么样？”完颜亮又摇头。唐古辩忽然明悟：“难道您有意吗？”完颜亮大笑：“果不得已，舍我其谁！”于是，几个人“旦夕相与密谋”。
时任左卫将军的特斯是裴满皇后亲信，其手下密报完颜亮等人数相往来聚议之事。特斯警惕，就通告给裴满氏。小叔子人虽英俊，但威胁到老公皇帝的地位，事情非小，裴满皇后立即告知金熙宗。倒霉的是，金熙宗本来就讨厌皇后在朝中树党营私，对上告半信半疑，只把唐古辩叫来揍了一顿棍子，怒骂道：“你天天和完颜亮议谋什么？将要拿朕怎样？”此事不了了之。其实，只要金熙宗有心，派人抓起这几人鞠审，案情马上就会水落石出。
金熙宗杖责唐古辩，对完颜亮更是打草惊蛇。谋逆之事，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久，金朝河南地方有军士孙胜自称“皇弟阿禅大王”造反，金熙宗对自己的弟弟胙王完颜元顿起疑心。于是，金熙宗诏命左卫将军特斯按审此事。审了数日，胙王并无任何牵涉。完颜亮得知此事，深喜此事可以一石二鸟。完颜亮跑进内宫，一脸忠心地对金熙宗说：“陛下亲弟只有完颜元与完颜扎拉，特斯冀望日后此二人继位，故而不严加审讯，故意宽纵。”金熙宗天天半醉半醒之间，深忌二弟，觉得完颜亮所说有理，就命唐古辩和萧肄二人重新鞠审。唐古辩和萧肄虽不属一个派系，在审案上却拧成一股绳，往死里整特斯。大刑伺候之下，左卫将军特斯“自诬服”，屈打成招，指称完颜元与完颜扎拉与自己联合，长期以来都在准备谋反。
金熙宗狂怒，立刻下诏杀掉特斯及两个亲弟，先为完颜亮清除了“障碍”。通过此事，金熙宗觉得完颜亮有忠心，“益信任之”。
不久，金熙宗酒癫日甚，以积愤手刃裴满皇后等数人，“于是宫中近侍皆惧矣。”
眼见时机成熟，完颜亮便加快了行事的节奏。行刺皇帝，结交宫内近侍和禁卫军头目是最关键的一步。于是，完颜亮首先想到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日送礼物被金熙宗狂揍过一顿的皇帝贴身侍卫大兴国。于是，完颜亮把他邀请到自己家里，盛情款待。大兴国感动不已，说道：“如果有用着我的地方，惟大王您差遣！”完颜亮于是叙述金熙宗屡杀宗室、朝臣、嫔后等事，并讲：“主上尝讲得空就要杀了你，我和你不久都要死。宁坐待死至，何不举大事！我已经与数位大臣定议此事。”大兴国深知金熙宗没准哪天撒酒疯就会一刀把自己捅死，于是应承道：“大王所言极是，事不可缓。”于是，二人相约十二月初九那天举事。
除大兴国以外，金熙宗宫内卫将额垺楚克、思恭也为完颜亮内应。正是由于思恭、额垺楚克大兴国这三个皇宫内侍卫的应允相助，完颜亮的胜算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十二月初九夜，恰逢楚克与思恭在皇宫内值夜班，完颜亮便带着他的妹夫坦贞（也是禁卫军将），会集完颜秉德、完颜乌达二人齐聚唐古辩家。唐古辩为他们准备酒饭，“众皆恇惧不能食”，唯独唐古辩饱食自若。这个金熙宗的女婿，只因老丈人揍过自己一顿棍子，就深恨于心要杀人。
天交二鼓，一行人夜趋禁宫。本来皇宫大门半夜根本无人能进，但大兴国有符信，守门军将哪敢拦他这位皇帝亲侍。仔细看，又见其身后是帝婿驸马唐古辩，侍卫们不疑有诈，忙大开宫门。完颜亮诸人继之“怀刃而入”。行至大殿，守殿门的几个卫士察觉来人有异，刚要喊叫，唐古辩等人皆抽刃加之咽喉，“莫敢动”。几个人突入寝殿。睡眼迷离的金熙宗听到了慌乱仓促的脚步声，大声喝骂，“众皆却立”。权力，特别是皇权的威严，在那一瞬间似乎一下子显现出来，谋杀者们一时之间都止步不敢前。思恭粗人，叱道：“事已至此，不干又能怎样！”一句话惊醒诸人，“相与排闼而入”。
金熙宗本人喜文又尚武，平日床边常置宝刀一口。听见殿门被踹开，数人闯进，金熙宗心知不妙，忙摸索宝刀想抵抗，但大兴国在他临睡前已经把刀“先取投榻下。”金熙宗慌忙摸索之际，额垺楚克一刀就捅入他的身体，思恭随之又进一刀，金熙宗不支倒地。完颜亮猫下腰，狠剁数刀，“血溅其面及衣”。看着血肉横飞倒亡在地的金熙宗，谋弑者们一时愣住，半晌无言。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老问题刚刚解决（金熙宗），新问题又来了，谁来顶皇帝这个位置呢。特别是完颜秉德，论官职他比完颜亮还高，皇帝刚死，果真要拥立面前这位手提血刃一脸狰狞的年方27岁的皇庶弟吗？
幸亏思恭打破僵局，高声道：“开始谋事时就答应事成拥立平章（指完颜亮），今复何疑！”于是，思恭第一个奉完颜亮坐于仍旧鲜血淋漓的御榻，跪倒高呼万岁。众人随从，包括完颜秉德在内，不知不觉随众跪倒，皆向完颜亮称臣。完颜亮拭了拭脸上的鲜血，终于笑了。
弑了金熙宗以后，待天色见明，几个人又诈称金熙宗之命，召诸王、大臣入宫，说是要商量立皇后的事情。金宗室曹国王完颜宗敏正与葛王完颜褒一起欢宴，听闻金帝凌晨召入宫，怕皇帝酒醉杀人，不敢前去。还是葛王完颜褒劝：“叔父现在不去，明天又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完颜亮御正殿。此时，皇宫内外将校皆换成他们自己的人。看见诸王、大臣跪伏于殿堂，完颜亮起先还真不忍心杀掉完颜宗敏等人。完颜乌达走近御座，低声对完颜亮说：“宗敏是太祖儿子，对陛下威胁最大，不杀恐留后患！”完颜亮点头，让思恭下殿杀宗敏，这位老王爷“左右走避，肤发血肉，狼藉满地”，跑了半天也跑不过思恭，被惨杀于殿堂之内。诸王、大臣皆惶惧伏地，浑身哆嗦，大气也不敢喘。唯独葛王完颜褒（后来的金世宗）强撑，大着胆子问：“曹王何罪见杀？”完颜乌达嚣张地回答：“天许大事，尚已行之（指弑帝），曹王之辈，乃虮虱尔，何足道哉！”接着，完颜亮又下令卫士把刚刚入殿的宗室完颜宗贤也推出去砍了。可悲的是，宗贤以为杀自己的是金熙宗，因为事前他反对过熙宗立弟媳为皇后。
至此，完颜亮正式称帝，废金熙宗为东昏王。接着，完颜亮大赏同谋，以完颜秉德为左丞相兼侍中，以唐古辩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以完颜乌达为平章政事，以思恭为左副点检，以额垺楚克为右副点检，以大兴国为广宁尹，并赐诸人誓书铁券。然后，完颜亮召参知政事萧肄入殿，责问：“学士张钧何罪被诛？你何功受赏？”萧肄惶恐不能对，心想这下子九族要玩完。殊不料，完颜亮心情好，说：“朕杀汝不难，但天下人会以为我报私怨”，只下诏对萧肄除名禁锢。完颜亮此举，看似大度，实则是政治手腕，一来表示自己帝德宽广，二来这萧肄文痞一个，又曾力赞诛杀政敌特斯与金熙宗二弟“有功”，不杀也罢。
篡位之后，时过不久，完颜亮先把拥自己坐帝位的完颜秉德弄死，顺便把金太宗一系皇族全部弄死。
完颜亮为宰相时，“即患（金）太宗诸子强盛，尝与（唐古）辩、（秉）德言之。既即位，并恶（唐古）辩、秉德。”于是，完颜亮与时任秘书监的萧裕密谋，想托事尽杀太宗诸子。杀别人好办，诛除如此显赫的宗室，完颜亮一时间不知用什么罪名相加才好。
萧裕出主意：“尚书省令史萧玉和完颜宗本关系一直特别密切，人所共知。现托词萧玉告发诸人谋反，朝内外肯定相信，可按籍诛杀这群人。”谋定后，完颜亮遣内侍召完颜宗本及完颜宗美等人入宫，以击鞠（踢球）为名。完颜宗本等人入宫后，遥见完颜亮在楼上，刚刚下跪行拜，军士们一冲而上，快刀斩落宗本、宗美等王爷的脑袋。见宗本已经解决掉，萧裕马上派人把萧玉弄起来。当天，萧玉送客出城，欢饮大醉，不省人事。昏沉之间，萧玉被军士送到萧裕家一间小黑屋子看管起来。傍晚，萧玉酒醒，望见自己身处可疑之地，屋外又有军士看守，认定自己是受别人陷害被关入囚牢要杀头，就以头碰壁，大哭大嚎：“臣未尝犯罪，家有七十老母，可怜可怜我吧。”萧裕听闻，忙过来查看，附耳对萧玉说：“皇上认为完颜宗本诸人不可留，今已诛之，欲加以谋反之罪，令你上告其事。款状我让人替你写好，如果你答应，富贵荣华，立时便来！”萧玉连想也不想，立刻答应。
萧裕拉着萧玉入宫，忙向完颜亮复命。完颜亮大喜，马上下诏，派人驰赴各地，杀东京留守完颜宗懿等金太宗诸子诸孙共七十多人。金太宗由此血脉全绝，一个不剩，完颜亮终于坐稳了皇帝的宝座。
第四节 须臾祸患起萧墙——元文宗、元明宗兄弟的“礼让”
当年铁马游沙漠，万里归来会二龙。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
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
这首《纪事》诗，乃元代蒙古族大诗人萨都剌所作，记述元武宗两个儿子元文宗、元明宗手足相残的宫禁秘事。最终两句沉痛之叹，是讲元武宗如果死后有知，看见两个儿子如此不能相容，肯定会为之流泪悲痛。
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8月，泰定帝因酒色过度暴崩于上都，时年36岁。身为群臣之首的倒刺沙没有什么远见，只顾在新帝登基前这段真空期陶醉于“代理天子”的快感中，也没有及时拥立泰定帝之子尽快接班。结果，远在大都的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先发制人，趁百官聚集兴圣宫议事之机，他率阿剌铁木儿、孛伦赤等17人，手执利刃乱晃，一脸泪水地号叫：“武宗皇帝有两个儿子，天下正统当归他俩，有敢不从者，杀无赦！”事起仓促，满朝文武均没明白过味儿来。
燕帖木儿几个人冲进人群就把为首的大臣诸如乌伯都剌平章以及中书省的主要官员朵朵等人全绑了起来，关进大牢。然后，燕帖木儿与支持自己的蒙古宗王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率兵守住大内，推出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分别任命“自己人”塔失海牙等人掌握中书大权，四处调兵遣将，守御关隘，“征诸卫兵屯京师，下郡县造兵器，出府库犒军士”。
燕帖木儿是钦察人，其先祖班都察等人皆是蒙古功臣。燕帖木儿父子一直深受元武宗信任，特别是燕帖木儿本人，元武宗当宗王当皇帝时，皆以其为侍卫长，受恩遇尤多。元仁宗继位后，仍委任燕帖木儿为“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帝上台后对燕帖木儿也不错，升他做太仆卿、同佥检密院事。前一个官衔很虚，但是后一个官职却掌握有调兵遣将的实权。燕帖木儿正是趁手中有印信又有人支持，才敢押下大注搞政变。燕帖木儿多谋而且多疑，在禁宫内的一段日子里，一夜之中睡觉也要换好几个地方，心腹人都不知他到底会睡在何处。
当时，元武宗的两个儿子，周王远在漠北，仓促之间赶不过来。燕帖木儿只好打元武宗次子怀王图贴睦尔的主意，因为他人在江陵，离大都很近。
燕帖木儿派人去江陵秘密迎接怀王。同时，燕帖木儿又密令河南行省平章伯颜挑选精兵，护卫怀王一行前来大都。伯颜虽然只是行省地方官员，但是却颇有胆识。伯颜孤注一掷，杀掉动摇不定的曲烈等人，在汴梁迎接自江陵而来的怀王，并护送他前往大都。怀王到了大都后也知道这次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虽然还未坐上帝位，但是却马上下令任命燕帖木儿知枢密院事，统管军政大务，先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燕帖木儿确实有军事天才，在鼓动伯颜迎怀王北来的同时，又派出其弟撒敦率军守住居庸关，其子唐其势屯军古北口。很快，上都诸王协商后统一了意见，一致拥护泰定帝的儿子天顺帝，分道出兵进攻大都。
一场争夺帝位的战争正式打响。
这一年，九月十三，身在大都的图贴睦尔即位，改元天历，史称元文宗。本来，元文宗还假装推辞，假惺惺地对群臣说：“我的兄长（周王）远在西北大漠，我哪敢打乱帝位的继承顺序呢！”燕帖木儿就劝他说：“现在是争取臣民归顺的大好时机，是不能错过的，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后悔也来不及了。”
确实，上都诸王及倒剌沙已经拥立泰定帝之子天顺帝继位，如果怀王不及时称帝，大都一方连“旗号”都没得打。如果这样，正统一方打“反贼”一方，优劣立判。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双方乱哄哄大打出手之余，元文宗下诏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临时抱关老爷大脚，可能也是病急乱投医，希望关爷冥冥之中保佑自己。事情还真凑巧了，这一仗最终还真的是以元文宗一方取胜而告终。
燕帖木儿一方在战争开始之初连连失利，居庸关、紫荆关相继为上都诸王军队攻破，最终逼得燕帖木儿本人亲自出战。这位爷一个顶一万，他先后打败泰定帝的侄子梁王王禅，在通州打败了从辽东赶来的营王也先贴木儿（蒙元叫这名字的很多），又在枣林一役击溃从河南过来的阳翟王太平。即便如此，上都诸王仍旧很齐心协力，晋宁（今山西临汾）、河中（今山西永济）、武关等地相继为上都一系诸王攻取，而且云南、四川、陕西等行省仍旧效忠上都的天顺帝。
这期间，已被封为太平王、中书右丞相的燕帖木儿越战越勇，身先士卒，极大鼓舞了大都一方的士气。一开始元文宗不放心，想亲自出城督战。燕帖木儿单骑见帝，劝说道：“陛下您亲自出来的话，老百姓会担心的。凡是扫灭贼寇这样的事情请陛下就都交给微臣，希望您马上回宫，也好让百姓安心！”
之后，燕帖木儿奋起神勇，在战斗中跃马持枪，连杀数十人，其手下将士也是奋勇杀敌，这一战大都方面的军队杀敌千余人，俘获敌军上万人。
元文宗非常看重燕帖木儿，同时也非常担心这位大臣有个好歹，就派人送御酒赏赐，并劝告：“丞相你每次都身先士卒，万一有闪失，国家怎么办！此后只要在城楼上督战就可以了，不必亲自冲锋陷阵。”
燕帖木儿此时一腔忠勇，表示：“臣之所以这样身先士卒，就是为诸将做榜样。如果有敢退缩者一定会军法从事。否则，如果派任务给诸将执行的时候万一不能实施，后悔就来不及了！”
在这位丞相的血战下，上都诸王忽剌台等人相继败于燕帖木儿手下，被俘后均在大都闹市问斩。
胶着期间，燕帖木儿的叔父、时任东路蒙古元帅的不花贴木儿说动了本来一直观望犹疑的蒙古宗王齐王月鲁贴木儿，率生力军突袭上都。上都诸王大多在外面与大都一系军队交战，防守空虚，城池很快被攻破。倒剌沙肉袒持皇帝宝玺出降，仍不免被戮的命运。
上都城陷后，泰定帝的儿子、时年9岁的天顺帝被元文宗密诏杀掉，泰定帝皇后八不罕被迁于东安州（今河北涿州）后也被绞死。至此，元文宗坐稳龙椅，上都诸王失去了拥护“目标”，只得承认失败现实。虽然诸王余波仍存，却无法再做大的折腾。
大功告成后，元文宗对燕帖木儿感激不尽，给这位功臣以下一大堆官职爵号：复拜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领都督府龙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就佩元降虎符，依前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答剌罕、太平王。
当初，元文宗登基大典上，就明白表示：“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那时候，元文宗说这种话，倒有几分是真——上都诸王势力庞大，蒙古各个区域有不少人根本就认为大都政权是反叛者，还有不少人处于观望中。元文宗心中没底，他自己又非元武宗嫡长子，只能先继帝位，再打“大兄”牌，稳住己方的阵营和人心。
端掉上都后，杀掉倒剌沙和天顺帝小孩子，元文宗仍旧忙不迭派臣下数次往返，迎接大哥回大都“登基”。史书上虽未明说，但多种迹象表明周王和世心中存疑，迟迟不肯动身。“北方大漠各大王爷都劝周王和世南还京师。”这些宗王，无非是想在和世登帝位后给他们大份赏赐。多年追随他的从人们也劝周王回去继帝位，这样一来，辛苦多年也有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和世被兄弟元文宗过分的“热情”和朔漠诸王过分的期望怂恿着，只得往大都方向走。
行至金山，见一路宗王、大臣们相继来迎，和世心中渐定，派旧臣孛罗为使臣去大都。两京人民闻听和世真的要来，欢呼鼓舞，高呼“我们的皇帝真要从北方回来啊”。不仅如此，“各位王爷、老臣子争相前来迎接，全部都聚集在了一起”。此情此景，元文宗、燕帖木儿看在眼里，忧在心中。
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阴历正月乙丑，出于稳妥起见，和世在和林即帝位，由此，这位爷就“变”成元明宗。从这个小动作可以见出，元明宗不回大都即位而是在半路的和林即位，说明他心中还是对兄弟不是十分放心。毕竟兄弟元文宗已在大都当了皇帝，同先前的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同，那位爷在大都是以“监国”身份一直等着哥哥元武宗的到来。而且，与元仁宗、元武宗哥俩另一个不同点在于，那哥俩是一母所生，而元明宗与元文宗两人并非一奶同胞，元明宗之母是亦乞烈氏，元文宗母是唐兀氏。
称帝之后，元明宗摆出大哥架势，派使臣对在大都的弟弟元文宗说：“老弟你听政之暇，应该亲近士大夫，多多学习古今治理混乱局面的经验，不要荒废时间。”言者可能无心，听者绝对有意，元文宗对这种教训的口吻非常不舒服。当然，心中虽然不舒服，面子上的事情一定要做。元文宗遣燕帖木儿等人率大队人马，北来向元明宗奉上皇帝的几套玉玺，以示真正让位之心。这一招麻痹计很管用，元明宗完全松懈下来。当然，元明宗也不傻，对燕帖木儿等人表示：“你们回去告诉大家，凡是京师朕弟所任百官，朕仍用之，不必自疑。”燕帖木儿更不傻，他反试探元明宗：“陛下君临万方，国家大事所系者，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而已，宜择人居之。”元明宗得意忘形，一下子忘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袭用元文宗所任百官的话，马上下诏委派父亲武宗的旧臣与随从自己多年的旧臣孛罗等人分别进入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为此，燕帖木儿已经心中有数，仍旧是不动声色而已。特别让他心中大动杀机的，是元明宗手下一帮旧臣在宴饮间时常言语冲撞，根本不拿他当回事。
这年，八月初四，元文宗与元明宗兄弟俩在上都附近的王忽察都见面。相较双方力量对比，元明宗身边只有不到两千人的随从，而元文宗为“迎接”大哥率三万多人的劲卒。兄弟二人，相见之时，肯定是“甚欢”，但仅仅过了4天，三十岁左右正当年且身强力壮的元明宗就一夕“暴崩”。
一般史书上讲是燕帖木儿派人毒死元明宗，其实，肯定是元文宗、燕帖木儿二人合谋，精心算计后，才定下杀元明宗大计。而且，有的史书记载燕帖木儿让太医院史也里牙下毒毒死元明宗，也里牙是权奸铁木迭儿女婿，他见元明宗为了报复当初流放自己去云南的铁木迭儿，下诏把这个权臣的儿子外流。作为权臣的女婿，肯定心中生惧，有可能受人支使下毒。但此说不可尽信，元明宗左右有人侍候，当然处处有防备之心，下毒之说值得探讨。许多人认为，最直接、最干脆的弑帝方法，应该是人员安排好以后，燕帖木儿等人趁夜黑忽然冲入行殿内，一刀结果了元明宗。
此次内变，说不上谁好谁坏，可称是皇帝家族内屡见不鲜的事情。元明宗“崩”后，燕帖木儿立即把行殿内的皇帝玺绶抢出，拥奉元文宗疾驰回上都，“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真是“耿耿精忠”。
可叹的是，“龙头”一死，元明宗的旧臣、亲随似乎都吓傻了，没有做出任何为主人复仇的举动，甚至像样的气话都没说出来。在跪伏灵前痛哭以外，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和家人性命。7天后，元文宗在上都宣布“复位”。为了“安慰”死人，追谥大哥和世为“翼献景孝皇帝，庙号明宗”。但是，到了转年六月份，元文宗就废掉大哥元明宗儿子妥欢帖睦尔的“太子”封号，立自己儿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为了名正言顺，元文宗支使妥欢帖睦尔乳母的丈夫上告，说元明宗在世时，一直对左右讲妥欢帖睦尔不是自己亲生儿子。为此，元文宗还把此事“播告中外”，并把这位侄子贬于高丽的大青岛安置。
估计坏事做多有报应，八个月后，元文宗自己的儿子皇太子阿剌忒纳答剌就病死。为了冲丧，元文宗把另一个儿子古纳答纳送到燕帖木儿家做养子，改名燕帖古思。同时，元文宗本人又下诏养燕帖木儿的儿子塔剌海为养子。这对君臣真好玩，没事互换儿子玩，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大奇事。
元朝有一种现象，与金朝一样，非常奇怪，即只要是皇太子，下场皆不吉利。金朝时，金熙宗立儿子完颜济安为皇太子，不久即病死；完颜亮立儿子完颜光英为太子，身败后这个少年被大臣害死；金世宗立完颜允恭为太子，此人竟成为亡国之君的金哀宗。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立真金为太子，病死；元仁宗立硕德八硕为皇太子（英宗），被弑身亡；泰定帝立儿子阿速吉八为太子（天顺帝），即位两个月即被杀；元文宗立儿子阿剌忒讷答剌为太子，不久病死；元顺帝立儿子爱猷识里达腊为储君，此人未即位大元朝就灭亡。所以说，元朝的“太子爷”个个不吉。倒是以皇太弟为“皇太子”的两位爷能享国几年，那就是元仁宗和元文宗这两人。“以弟称子，转得享国，尤属异闻”。
元文宗害兄贬侄，似乎不够厚道，但想一想天子家骨肉相残是中国及外国历史的“黄金定律”，就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坏。而且，日后他崩逝能得谥为“文”，说明此人在蒙古诸帝中肯定是向“先进文化”靠拢的一位。
在元文宗统治期间，元廷组织大量人才编修了长达八百八十卷的《经世大典》，其中保存了丰厚翔实的元代典章制度。明初《元史》之所以那么快修成，其主要依据就是这部著作。此外，元文宗崇儒敬孔，大修孔庙，追封孔子各大弟子为公爵，并像汉人帝王那样在京郊祭祀昊天上帝，以成吉思汗配享。这一做法，学者们从未注意。其实，若以意识形态角度来讲，元文宗是第一个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蒙古帝王。
第五节 兄弟相煎何太急——明英宗、明景宗的“夺门之变”
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朱元璋规定宦官不许读书、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其后，朝廷又派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二十四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促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英宗年轻好奇，即召集群臣动议。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侍郎于谦等百官力谏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受王振怂恿，一心效仿曾祖朱棣五次亲征鞑靼的壮举，对群臣疏奏一概不听。最后，英宗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代理国事，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权，两天内调动精兵50万，备好衣物粮草，御驾亲征。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又加连日阴雨，将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死尸盈路。诸随军大臣屡言驻扎或者退兵，俱遭驳斥。王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听不进边将的谏言。此时，瓦剌军已经攻入长城，左参将都督石亨、总兵官朱冕等率军抵抗，全军溃败，朱冕阵亡，仅石亨一人逃回北京。王振孤注一掷，仍一味往北进发。八月初一，英宗大军抵达大同，前线败报纷至沓来，人心惶惶。王振此时方露怯意，与另一位太监郭敬秘商退兵。初三日，下令班师。王振祖籍蔚州，想让皇帝退兵时御驾临幸其第，以向乡族炫耀，就命令大军取道紫荆关撤军，向蔚州开拔。走了40余里后，王振忽然担心众多士兵经过家乡时会踏坏其庄稼，就紧急命令大军调转方向，改道宣府。
也先得知英宗退兵，率军火速追击。明军先西后东，迂回反复，耽搁了不少时间，很快被也先军追上。明军前锋迎战，军心动荡，数将战死，只能且战且退。八月十三，英宗退到土木堡，距明军重镇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暂停行进，大军遂驻扎土木堡，瓦剌军迅即包围整个土木堡。
八月十四清晨，瓦剌军四面合围，准备困死明军。土木堡地势较高，明军掘地二丈仍不见水，军士饥渴难耐，人心惶惶。土木堡南15里外有河，已被瓦剌军占据。朱祁镇心知不能坐以待毙，派使讲和，也先假意答应，佯装后退，王振不知是计，下令军士将营帐移到河边。士兵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也先乘机挥师猛攻，明军弃甲曳兵，四处逃窜，霎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英宗见突围无望，护驾诸臣死逃殆尽，索性盘膝面向东南而坐，静待敌兵。瓦剌军冲到跟前，见此人神态服饰不同于他人，送交瓦剌军指挥赛利王。赛利王也疑惑不能断，经也先辨认，方知是明朝皇帝。此一战，明军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是被逃回的伤兵残卒逐渐带到北京的。开始时，很多人根本不信，后来见伤兵越来越多，才确信英宗已经被俘。京师大震，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人们忧心的不仅仅是英宗的安全问题，有识之士更担忧北京乃至大明王朝的存亡。历史上，皇帝亲征被围的也不是没有，如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雁门山整整一月，但这两次都不至于对国家存亡造成太大威胁，一是其军队的精锐尚在，二是其首都长安距前线上千里，敌人难以瞬息攻到。然而，此次英宗被俘却非同以往：其一，英宗所率50万大军是明朝军队的全部精锐，京师只留有老兵残将，没有什么战斗力；其二，明朝的首都北京距长城仅一步之遥，敌军奔袭一夜即可兵临城下。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想抵制蒙古兵的进攻，北京存亡关系国家存亡。北京一旦不保，明朝将轰然倒塌，即便不亡国，也至少失去一半江山。
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年仅3岁，根本不可能预政。于是朱祁钰、皇太后诏告天下，由郕王朱祁钰监国，立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于谦负责京师战守兵事。
于谦随即着手备战，奏请将南北两京及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府运粮军全部调入京师。因当时官仓在通州，一旦为敌军侵夺，后果不堪设想，群臣多提议焚毁。于谦命文武京官预支9个月的俸粮，军士预支半年饷粮，均从通州领取，又征民夫带车从通州运粮进京，运粮超过20石纳入京仓者赏官给银。这些布置使北京民心逐渐安定。
于谦又奏请清除王振余党，明正其罪，以雪民愤，表明朝廷的立场和态度。八月二十一，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八月二十三，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群臣纷纷弹劾王振恃权作威，倾危宗社，罪应灭族。王振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叱责群臣：“王振已死，说他什么？”一语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上前抓住马顺，怒道：“汝私媚王振，倚势作威，今尚敢来多嘴？”群臣怒不可遏，一拥而上，登时将马顺打死在廷堂之上。群臣又向郕王索要宦官王贵、王长随，朱祁钰命人将二人从宫中轰出，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二人当场毙命。不一会儿，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来，众人争相唾骂，朝班大乱。朱祁钰见状要起身离开，于谦上前拦住郕王，要郕王宣谕：“马顺等罪当死，其他众人不论。”诸臣方才逐渐安定。于谦这才发现自己的朝服袍袖在混乱中被撕成了碎条。吏部尚书王直拉着于谦的手叹道：“朝廷幸赖有公，若如我辈，虽多何益？”随后，郕王下令将王山凌迟处死，抄王振的家，将王振家族无论老幼，尽行斩首。从其家中抄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六七十株，其他珍玩不计其数。王振阉党被扫除殆尽。
随后，于谦又任命将领：封杨洪为昌平伯，与罗亨信、朱谦等镇守宣府；荐举陈镒安抚京畿内外军民，罗通守居庸关，曹泰守紫荆关。因石亨先前战败逃回，被贬官下狱，于谦知其晓畅军略，很有军事才能，令其总领京营兵。与此同时，于谦又加紧锻造兵器，押运粮草，充实军储。
土木之变后，也先挟持英宗在边疆各城池勒索要挟。八月二十一，瓦剌军到大同城下，让人拿英宗驾牌请守城士兵迎驾。大同总兵官刘安和参将郭登信以为真，出城朝拜英宗。瓦剌军趁机掠城，明军大败。也先又矫英宗诏，命大同守军送库银2万两方才退军。刘安搜罗仓库，取出银两，送到也先营中。也先纠缠三天方挟英宗退出塞外。于谦闻报，严叱刘安，下令各边镇“自今瓦剌奉驾至，不得轻出”，同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这一策略粉碎了也先利用英宗讹诈的阴谋，坚定了边将抗战的信心，使明由被动转为主动。
为断绝也先的念头，八月二十九，以于谦为首的抗战派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以定民心。郕王再三推辞，于谦大声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郕王于九月初六日登极，是为明代宗，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十月初一，也先挟持英宗，绕过大同重镇，大举入寇，旋即攻破紫荆关，直逼京师。十月十三，两军在德胜门展开激战，明军大胜。这是明军保卫北京的第一次会战胜利。十月十四，瓦剌又进逼彰仪门。于谦亲自指挥作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京师百姓纷纷加入战斗，从房顶投掷砖石。瓦剌军逡巡不敢进，明军乘机追击，瓦剌又败退数里。也先原想借英宗身价逼迫明军投降，却屡战屡败，士气大跌，成功无望，不得不于十五夜间拥着英宗西退。十一月初八，瓦剌退出塞外，北京宣布解严。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也先夺取北京的企图，稳定了北京的形势，挽救了明王朝。于谦运筹帷幄，镇定自若，在京师守备空虚的情况下迅速集结军队，激励士气，身先士卒，起了决定全局的作用。
随着明军取得的胜利，也先速战速决、轻取北京的想法破灭。更重要的是，明朝已另立皇帝，英宗成为空壳。也先一时进退两难，杀之怕激怒明朝报仇，放回去又心有不甘，一时无计可施。思虑再三，认为与其杀之不如送还明朝，既得到金银财宝，又可与明朝结好，恢复马市贸易，更可以落下好名声。于是再三遣使致意，请北京派使迎驾。
一些主战派大臣认为此是也先故伎，不可相信，极力反对议和。于谦力排众议，认为也先屡败，其议和态度可信，劝景帝遣使迎驾。
然而，景帝朱祁钰此时的心态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朱祁钰当初不情愿当皇帝，是因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六师倾覆，强敌压境，直扑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机存亡之秋，皇帝的责任极重。景帝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明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怕万一担负不了重任，成为明朝的千古罪人。但现在，局势已经大大不同，瓦剌势力被遏制，大明重现大朝势头。最重要的是，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自古以来，罕有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景帝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擎制？
于是，朝廷这边一再拖延，瓦剌也先倒是沉不住气了，派了使者到北京请和。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说：“应该趁此机会，奉迎皇上。”景帝便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先说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断绝来往，卿等屡言和议，是何理由？”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表示不想与瓦剌讲和。但群臣中不尽是只知奉迎上意的人，吏部尚书王直说：“上皇蒙尘，理当奉迎归国。今瓦剌既有意送归，请陛下务必遣使迎驾，免致后悔。”景帝一听脸色就变了，说：“我不是贪恋皇位，当初是你们非要让我坐在这里，现在又出尔反尔，我真搞不懂你们是什么心思。”
景帝显然是太急切了，还没有人暗示他应该让出皇位，只不过请他派人迎接回兄长，他便发了怒。群臣见皇帝如此，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对答。还是于谦对景帝的心意比较了解：景帝此时正患得患失，总以为群臣要迎太上皇回来，意在复位，于是便站出来说：“皇位是完全确定了，任何人都不敢有其他的意见。不过就情理而言，应该速派人迎回太上皇。即使是也先使诈，曲在对方，理在我们，也就有话可说了。”景帝听到自己的皇位有了保障，这话又是从他最信任的于谦口中说出，这才转怒为喜，对于谦说：“从你，从你。”商议后，决定升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率领指挥马显等随员，于七月初一出发，持敕书出使瓦剌。
英宗要回来了！有人喜，有人愁，喜的人多，愁的人也不少。景帝自然就是这为数不少的人之一。在迎接太上皇回朝的礼仪上，景帝与大臣产生了矛盾。礼部尚书胡濙拟定的流程是：胡濙主持仪礼，首先由锦衣卫具全副銮驾，迎候于居庸关外；入关至龙虎台，礼部陈奏仪节；文武百官迎于土城外；至德胜门外的团营教场，诸将迎接；至东安门内、面南设座，景帝谒见，百官朝见；最后迎入宫内。
景帝却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担心英宗大张旗鼓地回京，倘若百姓夹道欢呼，百官倡议复位，诸将拥护，直接奉英宗御午门之上的五凤楼，宣布复统大政，那就麻烦大了。不少大臣上书，据理力争，景帝却回答说，前日收到英宗的手书，说奉迎之礼务必从简。群臣面面相觑，再无话可答。有没有英宗的手书，无人得知。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十五，英宗到达北京，一轿二马悄然进入安定门。路人漠然注视，不知轿内坐的竟是北狩一年的太上皇。英宗在安定门换上“法驾”，由安定门到东安门。百官于东安门外迎接，景泰帝于东安门下辇迎接，英宗下轿答礼。根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兄弟二人嘘寒问暖，彼此谦让了一番。经过了这一形式上的礼节，英宗“驾入南宫”，开始了七年的幽禁生活。七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七月，明景帝朱祁钰宠爱的杭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朱见济。此时英宗虽然被囚禁在南宫，但名义上的太子依旧是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景帝对此自然不甘心。从儿子朱见济落地的时候开始，景帝便处心积虑地开始了易立太子的计划。
如果说当时景帝即位还是形势和国家的需要，但景帝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那将是公然对祖制的破坏。因而，景帝一开始也不敢公开表露，先是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发妻皇后汪氏。出乎意料地，汪皇后却对丈夫的提议持反对意见，认为景帝这样做会让天下人笑话。景帝不以为然地说：“父死子继，天经地义，谁会笑话？”汪皇后反问道：“兄未终而弟及，又是什么天经地义？”景帝大怒，当即拿起桌子上的茶杯向汪皇后砸去。汪皇后闪开了，但帝后不和的矛盾由此悄悄在宫中流传。这其中，最高兴的人当然要数生下儿子的杭妃了。
景帝立自己儿子的决心已下，但生怕众大臣反对，便先试探大宦官金英的态度，问金英道：“太子的生日是七月初二吧？”七月初二其实是景帝儿子朱见济的生日。金英也不是不明白景帝的意思，但他心向太子朱见深，答道：“太子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景帝下面的话就不便说了，只好默然不答。
既然金英不开窍，景帝便去问宦官王诚、舒良的意见。王诚建议景帝先贿赂大臣，景帝欣然采纳。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正月初十，景帝派宦官兴安到内阁传旨，赐给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等人银百两，金五十两。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明眼人已经看出这是景帝在为易储做准备。然而，景帝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当时诏告天下，人所共知。如今景帝为了私心要改立太子，事关国本，即便是收了景帝贿赂、明白景帝心意的大臣，也不愿意主动迎合上意。
不久，景帝正式提出易储之事。户科都给事中李侃、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及御史朱英三人率先反对。但于谦、王直、胡濙等重臣都不表态。宦官兴安厉声喝道：“此事今天一定要决定下来。同意的请署上名字，不同意的不必署名，但不可以首鼠两端。”于是掏出一张纸，让群臣署名。
群臣见兴安早有准备，事已至此，大都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签名首先从内阁开始，内阁大学士陈循、高穀等人事先收过景帝的贿赂，内心有愧，签得都比较干脆。下面轮到吏部尚书王直，他面有难色，不肯署名。内阁大学士陈循将笔塞到他手里，王直最终还是签了。下一个便轮到于谦。于谦提起笔的时候，犹豫很久，迟迟不肯下笔，显见他内心的迟疑和波澜，但他最终还是缓缓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后面的大臣见素有刚直之名的于谦都签了，自然也都跟着签了。
满朝文武，无论是愿意的，还是不愿意的，都署上了名字。这次早有预谋的投票表决几乎是全票通过，只有吏科都给事中林聪拒绝署名。但林聪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调为春坊司直郎。虽然春坊司直郎是从六品，比他原来的吏科都给事中还高了一品，但却是个闲职，典型的明升暗降。
离开大殿时，群臣表情不一，心情更是各有滋味。林聪深深叹息，不看别人，唯独望着于谦的背影，无限惋惜。
事后，老臣王直顿足长叹：“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显然为在同意改立太子的书上署名懊悔不已。
于谦却没有更多的表示，这与他辅佐景帝即位时的坚决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史料为了美化于谦，将于谦说成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签名的人。诚然，于谦的赫赫功劳足以掩盖他曾经彷徨困惑的心态，但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朝廷重臣，他当时是有能力左右局面的。面对混乱的政局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做出的选择，不但对其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还将影响到历史的走向。十分可惜的是，于谦在皇室问题上一再彷徨，直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不久后，景帝正式下诏，立皇子朱见济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朱见深为沂王，有诏特赦，宫廷宴贺。群臣也因景帝改立太子成功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多少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听到消息后，心中百般滋味。英宗在漠北一年，尚能得到瓦剌上下的礼遇，这其中虽然有也先的政治企图，但还算是仁至义尽。而自己的亲弟弟不但夺了自己的皇位，将自己像囚犯一样囚禁在南宫内，还废了自己的太子，绝了他的后望。此时英宗的处境，不见得比身为瓦剌俘虏时强多少。到底谁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是瓦剌，还是自己的亲兄弟？
景帝朱祁钰出于私心，废除了英宗子朱见深的太子位，将破坏朱元璋所制定的皇位继承制度推向了极致，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夺门之变。
景帝朱祁钰下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只有皇后汪氏一人谏阻，义正词严地说：“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何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更改呢？”景帝大怒。没几天，汪皇后被废，幽于宫中。景帝另立杭妃为皇后。
历史往往是富有戏剧性的，景帝朱祁钰费尽心机，废掉了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甚至不惜讨好群臣，废除原配皇后汪氏。这一赤裸裸的出于私利的做法对提高景帝的名望和威信毫无帮助。朱祁钰在改立太子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胜利太短暂，朱见济当太子仅仅一年，便夭折在襁褓之中。因为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历史的天平再次向朱见深倾斜。民间甚至有不少议论，认为景帝朱祁钰夺兄位废兄子，是犯了天忌，所以老天爷都不帮他。
英宗朱祁镇回来以后，以太上皇的身份住进南宫。刚开始，英宗尚能为终于平安归来而庆幸。当他看到才二十岁出头的钱皇后为他哭瞎了一只眼睛、瘸了一条腿时，感动万分。但一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政治上的失意冲淡了。英宗被禁锢在南宫，不得出入。景帝视英宗为最危险的政敌，特意加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不允许英宗和外面交往，生怕英宗借机联络群臣复辟。
王骥是几朝老臣，沙场老将。当时英宗朱祁镇率京军亲征时，王骥正率领明军主力在南方作战。王骥虽然威名赫赫，政治上却是个投机者，有点官迷的味道，因此于谦很讨厌他。王骥见景帝虽然当权，但却没有儿子，当今太子依然是英宗之子朱见深，这皇位搞不好将来还是要回到英宗手中。因此，对英宗极为照顾，这倒是大大出于景帝的意料。
英宗因为当过十几年皇帝，皇宫中的老太监大都跟他很熟，看守南宫的老太监阮浪便是其中一个。阮浪是个念旧的人，服侍英宗极为周到，英宗因而很是感激。有一回阮浪过生日，英宗将自己用过的金刀送给阮浪作礼物。这金刀是天子之物，制作十分精致，阮浪门下宦官王瑶见到后爱不释手，阮浪便大大方方地送给了王瑶。这一送，便送出了一场大狱。
王瑶与锦衣卫指挥卢忠交好，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卢忠听说金刀是太上皇之物后，立即起了歹念，将王瑶灌醉，偷了金刀去告发，说太上皇与阮浪、王瑶勾结，图谋复辟，金刀便是证据。景帝听说后非常重视，立即下令逮捕阮浪、王瑶，酷刑逼供，希望能就此牵连出太上皇。但阮浪和王瑶都甚有骨气，始终只说金刀只是太上皇的生日礼物。景帝却不肯善罢甘休，穷究不已。大概在朱祁钰内心深处一直想找机会置兄长英宗于死地，现在机会自动送上门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因为反复审讯，这场大狱的始作俑者卢忠也得不断上堂作证。卢忠不过是想借诬告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卢忠害怕之极，便开始装疯卖傻，竟因此得以逃脱。原告既然是个疯子，话自然不能相信，按理说阮浪和王瑶之狱应该得解。景帝却还是不放心，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年纪已大，不久后死在狱中。
卢忠事件后，景帝大为警惕，不仅加强了南宫的防守，还派人将南宫外成片的树木全部砍掉，防止有人攀越树木越过高墙与英宗联系。南宫的大门也被上了锁，锁里还灌上了铅，这样，即便有钥匙也无法开门。英宗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的。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
尽管如此，景帝还是不放心，生怕朝中大臣与英宗暗中结纳，于是开始倚重锦衣卫官校。正统末年，宦官王振乱政，王振党羽马顺既诛，廷臣极言官校缉事之弊。景帝曾采纳，并且责官校首领，命其将所缉人犯悉送交法司查办，锦衣卫官校势焰稍稍收敛。但现在情况又有所不同，景帝欲暗察外事，乃命锦衣卫指挥同知毕旺专司侦访。从此，锦衣卫官校又渐用事。这一切，都是朱祁钰针对亲兄长所采取的防范。
英宗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些事。有一天出宫晒太阳，突然发现宫外的树木都没有了，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景帝派人伐掉了。英宗大为惊惧，当即坐倒在地。此时，南宫满园的花草都含着悲意，射在高墙上的斜阳惨红如血。这个名义上的太上皇，终于明白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由和尊严，甚至连生命也时刻处在危险当中。
供应英宗的伙食也不是很好，一家人生活颇为艰难，英宗皇后钱氏不得不做一些针线活儿，托人带到宫外卖掉以弥补开支用度的不足，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可以说，英宗的软禁生活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英宗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经历了明朝所有皇帝中最复杂的人世沧桑。
在中国有“心、态、习、性”的说法。意思是说，心变了，态度就变了；态度变了，习惯就变了；习惯变了，行为就变了；行为变了，人生就变了。英宗的转变就是从心开始的，他强烈地渴望重新恢复天子的荣耀。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英宗又渐渐丧失了同情心和道德感，对人极其怀疑和冷漠。这样看来，英宗后来重新登上皇位后采取一系列残酷手段来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唯一的儿子朱见济死后，景帝颇受打击，为了尽早生出儿子，便开始纵情声色。可惜的是，尽管景帝求子心切，老天爷始终不肯再赏给他一个儿子。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二月，皇后杭氏也得病而死。景帝连受打击，加上纵欲过度，自己的身子也垮了下来。
这时候，景帝不得不开始考虑到底立谁为储，以作后备。沂王朱见深肯定是不在考虑之列的，沂王如果重新当了太子，英宗的势力势必重燃。而景帝是如何对待兄长的，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他还能指望兄长的儿子善待他的身后事吗？这样，便只有一个人选，那便是襄王朱瞻墡。
对于襄王朱瞻墡而言，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考虑立为皇嗣。景帝考虑襄王朱瞻墡，自然是因为朱瞻墡为外藩，如果继位，势必感激他，起码身后事是有保障了。然而，这其中却有一个难处：召集亲王入京的金牌一直在孙太后手中，孙太后怎么可能放着孙子沂王朱见深不立，而去立襄王朱瞻墡呢？种种顾虑中，事情便拖下来了。景帝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子嗣不是什么大问题，没想到一场惊天阴谋就要来临。
南宫复辟实际上是因为景帝病重，某些投机分子临时起意，事先并未有周密谋划。参加这一政变的人，主要有石亨、宦官曹吉祥、王骥、张軏、杨善，以及徐有贞。其中，徐有贞为主谋。
石亨，渭南（今属陕西）人。袭父职为宽河卫指挥佥事，善骑射。正统中，累官至都督同知，充参将，辅佐朱冕守大同。也先进犯大同时，明军兵败，石亨单骑奔还，被关进监狱等待处分。后来北京保卫战时，兵书尚书于谦推荐石亨掌管五军大营。石亨不负于谦所望，立下大功，被封为武清侯。石亨由一个待罪的败军之将瞬间加官晋爵，难免受宠若惊，内心深处相当感激于谦。为了表达对于谦知遇之恩的感谢，石亨特意上书，请求景帝加封于谦的儿子于冕。
石亨也知道于谦当初用他，仅仅是因为他熟悉军情，在公不在私。但石亨显然还不够了解于谦的为人。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不但义正词严地拒绝了石亨的好意，还当众指责他徇私。当着那么多大臣的面，石亨十分难堪，又愧又恨。石亨原来的一腔感恩之心，立即化作了怨恨，发誓有朝一日要报复。
景帝倒是十分信任石亨，恩宠有加，恩遇甚至超过了于谦。可笑的是，景帝病重时，精心挑选大臣代行祭祀大礼时没有选择于谦，而是选择了石亨。而刚好是这个石亨，看见景帝病重，起了异心，密谋拥立英宗复辟，立不世功勋。夺门政变后，景帝得知有人兵变的消息，第一句话竟然是：“是于谦谋反了吗？”历史人物的微妙之处在这场可悲的政变中展露无遗。
曹吉祥是参与夺门之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英宗在位时就颇得宠信。景帝即位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等人都被杀掉，曹吉祥却逃过一劫，并很快掌管禁军与内廷侍卫，成为新皇帝的新宠。
王骥即前面提过的负责看守南宫的靖远伯，他靠战功起家，在英宗一朝和景帝一朝都备受信任。
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幼弟。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曾被于谦弹劾，心中深恨于谦。此时为前府右都督，总京营兵，是京师中握有兵权的实力派人物。
杨善是迎回了太上皇的礼部左侍郎，他自认为立不世之功，却为景帝所压抑，自然要将赌注全部下在英宗身上。
徐有贞在瓦剌军队进逼京师之时，率先提出“南迁”主张，因而遭到于谦等人严正驳斥。之后，徐有贞名声大坏，屡为内外朝所讥笑，多年未得晋升，因而对于谦恨之入骨。
转眼到了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十二，景帝仍然在病中，好几日不能临朝。群臣到左顺门问安。宦官兴安出来道：“公等皆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群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了出去。
在朝房中，群臣聚在一起悄悄商议，认为兴安的话大有意味，可能是在暗示大臣们商议立储。正月十四，景帝有谕令下来：“朕偶有寒疾，十七日当早朝，所请不允。”表示皇帝将于正月十七临朝。按照明朝惯例，正月十五皇帝要在南郊主持典礼，大祀天地。群臣都认为这是景帝身体好转的标志，于是各自退去，等待正月十七再议。
然而，景帝却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本想正月十五亲自祭祀天地，正月十六回宫，正月十七临朝，哪知道刚刚站起来，就头昏眼花。叹息了半天，景帝决定选一位可靠的大臣，秘密代替他去南郊祭祀。按理来说，代为祭祀的大臣须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本应从内阁或者六部中选取。但景帝怕自己的病情动摇人心，便决定选一位武将，于是，这重任就意外落在了武清侯石亨身上。
历史就因为这一意外而改写。
景帝将石亨召到病榻前殷殷嘱咐，石亨痛快地答应下来。但他亲眼看见景帝的病态，内心已经打起了主意。石亨退出后，立即派人找到了前府右都督张軏和宦官曹吉祥，告诉二人景帝已经不行了，商议要为自己谋后路。
此时，京师正有一种流言，说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景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軏等武将身上。石亨说：“景帝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英宗身上，拥立英宗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当场，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軏则一起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许彬听说二人的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说：“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軏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事，须得赶快下手。”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正月十六白天，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为太子。众人推举商辂主草奏书，书成后已经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景帝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政变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人的杀身之祸。倘若这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大明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出门后，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軏率领的大队京营兵，一齐向皇城进发。张軏调兵进城是借口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十分奇怪，不明所以，但也不敢过问。
这时候，天气忽变，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害怕有逆天意，会遭到天谴，都非常惶恐。精通天象的徐有贞站出来，劝大家不要退缩，说大事必济。于是众人继续前进，顺利地到达了南宫。然而，南宫宫门坚固异常，怎么也打不开。石亨派人用巨木悬于绳上，数十人一齐举木撞门。门没有撞开，门右边的墙反倒先被震坍了一大洞。众人便从墙的破洞中一拥而入。
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正秉烛读书，突然看见一大堆人闯了进来，还以为是弟弟派人来杀自己，不禁惊慌失措。谁料众人一齐俯伏称万岁，英宗朱祁镇这才问：“莫非你们请我复位吗？这事须要审慎。”
这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英宗朱祁镇直奔大内。路上，英宗朱祁镇挨个儿问清诸人姓名，表示不忘功臣之意。
一行人来到东华门，守门的士兵上前阻拦。英宗朱祁镇站了出来，表明自己太上皇的身份。守门的士兵顿时傻了眼，不敢阻拦。于是，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将英宗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宝座。殿上的武士们挥金瓜要打徐有贞等人，被英宗朱祁镇呵止。徐有贞等人一起叩拜，高呼“万岁”。石亨敲响钟鼓，召集群臣到来。
这时天色已经微亮，众臣因为景帝事先说明今天要临朝，都已经早早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后，众人按顺序走入奉天门。但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帝朱祁钰，而是八年前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上皇复辟了！”朱祁镇对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指朱祁钰）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参拜。英宗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朱祁镇重新坐上皇位时，景帝朱祁钰正在乾清宫西暖阁梳洗，准备临朝。突然听到前面撞钟擂鼓，立即问左右：“莫非是于谦不成？”意思是问是不是于谦谋反篡位了。左右惊愕万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于谦于国于社稷立有不世之功，尤其在辅佐景帝登位、迅速地安定局面上，于谦所起到的作用无人能及。可以说，没有于谦，景帝的皇位不可能坐得安稳。而后，景帝也对于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恩宠和信任。谁也想不到，原来在景帝的内心深处，竟然如此提防他所信任的人，帝王的薄情寡恩由此可见一斑。
片刻后，宦官兴安回奏说是太上皇复位，景帝连说：“好，好，好。”然后喘了几口气，重新回到床上，面朝墙壁睡下。朱祁钰表面镇定无事，心中却是唏嘘感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失望之情。朱祁钰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完了，他所加在兄长身上的一切毒辣手段，都要被加倍回返到自己身上。
英宗虽然幽禁了朱祁钰，可心里总是不踏实。想想自己被幽禁6年，最后还是夺了皇位，朱祁钰会不会也这样干呢？自己百年之后，皇太子的皇位保不保得住呢？想到这里，英宗下决心彻底消除这个隐患。
这时，景帝朱祁钰还在生病，卧床不起，虽不见好，可也不见坏。于是，英宗就想起了个主意，在重登帝位的第三天，他召来司礼太监，下了一道圣旨，废黜朱祁钰景帝帝号，恢复其郕王封号。太监到朱祁钰幽禁的西宫传达了圣旨，一下把朱祁钰气得口吐鲜血，病情加重，命在旦夕。但是，经过御医诊治和贴身太监的精心调养、服侍，过了一段时间，景帝不但没有死，反而慢慢地好了起来。
英宗见自己“废帝复王”的手段没能把朱祁钰置于死地，便变本加厉地施展出更加狠毒的另一招。
一天早朝散了之后，英宗召来心腹太监蒋安，附耳轻声交代了一番。蒋安奉了英宗的旨意，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便伙同御医来到西宫，假装给朱祁钰看病。经过一番装模作样的望闻问切之后，蒋安示意身边侍奉的太监去倒杯水来。那太监转身刚走出房门，蒋安立即从衣襟里抽出一条准备好了的麻绳，从景帝身后往脖子上一套，用力拉紧，景帝还没寻思过味来，就一命呜呼了。
英宗得知景帝已死，心腹之患根除了，便喜出望外地给蒋安和御医分别升了官，赐了宝物。
景帝被害以后，英宗下诏只以王礼治丧，不许埋进早已修好的景帝陵寝，而是埋在京西的金山。
就在埋葬景帝时，有个叫王应顺的太监建议给已死的景帝穿上笨重的靴子，以防他来世步履轻盈作乱朝廷。英宗是个非常迷信怕鬼的人，于是点头赞成，给景帝换上了一双笨重的靴子，并将两只脚紧紧绑住。一切搞好之后，英宗才批准下葬。
除去景帝之后，还必须除去景帝的大臣，于是新皇帝便指控于谦和都御使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远在襄阳（今湖北襄樊）的朱厚颖亲王的儿子继承大统，把于谦、王文二人逮下诏狱。二人同时被处斩，家产被抄没。
景帝下葬后的第二年春天，一个漆黑的夜晚，英宗批阅完了奏折，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刚睡下不久，朦胧中觉得自己和妃子一起在御花园游玩，正玩得高兴，猛然发现有个穿着大皮靴的人从一个大匣子中走了出来，也在御花园中漫游，大皮靴发出“咚咚”的响声。忽然，穿着大皮靴的人发现了英宗，一个箭步冲上来，用手解下自己的腰带，冷不防套在英宗脖子上，越勒越紧，起初英宗还大声喊叫救命，喊着喊着就出不了声了。
皇后听见英宗叫喊，急忙唤醒他询问，英宗便把梦中的情形讲了一遍。皇后说：“皇上忙了一天，太疲劳了，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待明天我去烧个香，许个愿，祭奠一下菩萨和列祖列宗，让神和祖宗保佑皇上安宁吧！”
说来也真巧，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的某一天，英宗真的发现有个穿大皮靴的人在宫中出没，正待差人过问，这个人却不见了踪影，让太监到处寻找也没有找到。于是英宗发下敕令，严禁民间穿皮靴，发现者严惩不贷。一时间，锦衣卫在城中四处搜查，把穿皮靴的人全部逮捕，关进了监狱。
英宗一直在这种恐慌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