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在撤出南京之前，曾通知各国使馆迁去广州，可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依旧留在南京，而让广州大使馆公使衔代办路易士?克拉克同李宗仁联系。当时广州美使馆顾问何义均，与邱昌渭是湖南同乡，与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是同事，因此，彼此往返频仍（当时重庆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未到职，由童冠贤以教务长代理校务，何义均以教授兼任三青团中大分团主任。）。通过何义均的关系，李宗仁左右亲信逐渐了解到司徒雷登所以留在南京，主要是希望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埃德蒙?克拉布能够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建立某种事实上的联系。八月二日，司徒雷登离开解放已经三个多月的南京，表明到了这个时候，华盛顿当局已经放弃这种迟迟不能实现的设想了。
八月五日，美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它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同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期间的关系》。所以发表这一文件，据美国务卿艾奇逊说：“从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八年底，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和相同数目的经济援助。”可是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以致共产党日益壮大，“到1948年年底，他们已经控制了满洲和长江以北的中国大部分地区”。
十一月十六日，巴大维将军在报告中说明了他的信念：
“军事形势已恶化到如此地步，只有美国军队积极参战才能挽救……自从我到职以来，没有一仗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在我看来，他们的军事崩溃完全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以及使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
“委员长的政治威信大大下降，并且大失民心。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对他企图维持现政府而采取的新措施会支持到何种程度。因此，除非美国对迁都以后的政府给以包括使用美国军队——这我决不建议——在内的全面援助，我建议应该按照现在的计划撤退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
艾奇逊又说：“我就职的那一天，委员长辞职了，把那个共和国的总统职位交给副总统李宗仁将军。但是，他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到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台湾。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现在已经很清楚大陆上的国民党政权已接近垮台了，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我极力主张编写一份以最近五年为中心的我国同中国关系的详尽报告，在它垮台时予以发表。总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一个由富有学识和专长的人员组成的小组，在沃尔顿?巴特沃思的领导下开始工作，后来由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博士担任主编。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白皮书连同我的一封信一起送交总统，并在几天之后发表。”“我递呈白皮书的信以《美中关系概要》为题单独发表。”（《艾奇逊回忆录》，第十三章，《夏季带来国难的决策》，一八一页。）
艾奇逊在《概要》结论中指出：“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做过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这种结果。”美国政府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暴露无遗。
白皮书的发表，不啻给蒋介石与广州政府以沉重的一击。八月十一日上午九时，“中央非常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由李宗仁主持，听取叶公超关于美国发表白皮书的报告。白皮书长达四百多页，由于原文太长，叶公超只能把它的基本精神作一简单介绍，他说，白皮书极力描绘蒋先生的失败系咎由自取，即与美援无关，正如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所说的那样，国民党的军队用不到被敌人打败，事实是他们自己崩溃了。
会上，听完了叶公超的报告，阎锡山说：美国此时发表白皮书，表示它对国民党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今后撒手不管了。这文件在湖南程潜、陈明仁投共时发表，对于士气人心打击很大，政府对此应当有所表示。当指定叶公超负责起草一个文件，提会讨论。十三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讨论了叶公超负责准备的《关于美国政府发表白皮书的声明》，它的主要内容是替蒋介石开脱责任，挽回面子。李宗仁决定派叶公超、洪兰友于十四日带往台北请蒋介石作最后审定。但蒋看后把它否定了。十六日，广州政府对白皮书发表的声明，只是简单地表示了这样不致引起争论的观点：确认局势严重，但无论美国如何决策，中国政府决本自力更生精神，艰苦奋斗到底。对此，蒋经国后来解释：“很多人主张父亲对《白皮书》里所说的话，根据事实加以答辩。可是父亲很安然地说：‘不必了！’并于当天晚上在日记中记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蒋经国：《负重致远》，第五十六页。 ）据当时广州政界人士的估计，蒋所以不作答辩，是因为事实俱在，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