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江再也无法在城里待下去了，他不愿意过那种不被人看得不起的生活，让他想不到的是连最好的搭档也在利益面前变得反目，当他跟主管解释时，主管却说“那只能说明你没本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公司要的是业绩，业绩！你懂吗？！”晚风吹皱了府河流淌的水，也吹皱了他那颗高傲的心，几年的忙碌却还是两手空空，就这么回去吗？多少还是有些心不甘。他俯身爬在拉杆上，望着河水发呆。
“开江，我总算找到你了，都快把我急死了。”江易欣气喘吁吁地一把抓住了刘开江，“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这里不属于我们，不如我们一起回麻柳村。”
“就是啊，我们还有地，还可以重新做起。以后，我们的日子肯定会比城里好的。”季二妹也在劝说着。
“人生就好比一条长长的路，总会有好走的和难走的时候。好走的时候我们没有在意，不好走的时候我们难道就不走了吗？”江易欣说。
“是啊，遇上不好走的路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麻柳村的家，想起屋后那些被石板压着的竹子，石板再重，春天一来，稚嫩的笋牙总能把石板撬动长了出来，到了冬天，竹子不也照样是长得老高老高的嘛。”季二妹说。
“城里再好，我们也要过有根的生活。”江易欣说。
江易欣的这句话似乎打动了刘开江，他抬起身来跟着他俩一起走了。“江易欣，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就是要过有根的生活，绝不能像浮萍一样在水面上漂着。”
“对，我们一起回麻柳村去，让生活重新开始。”夜晚的大街上灯火阑珊，马路宽广纵横，车流如织往复，高楼林立，点点灯光撑起万家灯火，让人充满想象与诱惑，但这里再好，却不属于我们。
早饭刚过，江易欣和季二妹，还有小时玩伴马洪明一块坐在刘开江家的院坝里商议开来，大家都看好后坡那块地了，搞养殖种植的确不错，说不定将来还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几个正谈得热闹的时候，邓光明背着一个蛇皮口袋来了，他把口袋往地上一放，喘了口气对刘开江说“听说你们要搞种植养殖，算我一个。这些是我入股的钱。”听邓光明这么一说，所有人都惊呆了。“光明，我们是有这想法，可还没动手哪，眼下还用不上钱。要不你先拿回去，等用得时候再说。”听刘开江这么一说，几个也连忙附和着。
“光明娃，光明——”一个尖利的声音从林盘后面的房角处响了起来，另一个声音紧随其后，“你吼啥子嘛，吼……”说话间俩人追到刘顺意家院坝头。“顺意，你们都在哦”邓先富有点难为情了，“哎呀，顺意，我家婆娘不懂事，不好意思哈。”说着拉着老婆就往回走。
“唉呀，拖啥子拖，今天就是要把话说清楚的。”邓先富的老婆无所顾忌地吵嚷着。
“哎呀，妈，说啥子清楚嘛，我们几个想回来做点事情，投点钱也是正常的。”邓光明哀求着。
“投啥子你也说一哈撒，咋个不开腔不出气拿起钱就开跑哦，跟你那个背时地老汉儿一个样子的哦，这个日子没法儿过了。”邓先富的老婆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嚎起来。
“哎，老婆，你这是要咋子嘛？娃儿说要做点事情是个好事，你咋个就把钱看得那么重嘛！”邓先富说着去拉坐在地上的老婆。
“哎哟，邓先富，我把钱看得重？不是我，这个屋头还不晓得是个啥子样子哦，你个没良心的。当年你妈为其三元钱还到厂长哪儿去告我们，不是我们，你妈还能活到现在啊！”说着又大呼小叫起来。
“哎，兄弟媳妇，这样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哈，当年为其三元钱的事情我们都是晓得的。再说，人都是要老的嘛。娃儿想做点事情是好事，我们做父母的要支持才对，咋个就那么恼火喃？”刘顺意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听刘顺意这么一说，邓先富的老婆顿时不闹了。季二妹忙端了一个方凳给她坐下，几人又开始接到刚才的话说了起来。听了一会儿，邓先富的老婆自己悄悄地走了。
一直沉默的刘顺意把烟杆在竹椅子腿上磕了磕，不紧不慢地说到“隔壁林盘的李大爷，他的儿子李正铭前几年还被团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嘞，不是也回来做得很不错嘛。人家可以做，我们为啥不可以？”说着，又重新点上一支叶子烟。
“听我爸说，他们工厂也恼火了，好多人也走了，离开了619。”季二妹说。
“那么大个厂，咋个就恼火了喃？不可能哦。”刘开江说。
“可能还不仅仅是眼前这个619厂，我爸他们贵州的一些军工厂也是很恼火的。”江易欣说。
“这样说起来，你们回来还真的是对了。不管咋个说，我们过得桥总比你们吃的盐巴多啊。”刘顺意说。“走，我跟到你们一起上坡上看看，帮你们出点主意。”听刘顺意这么一说，几个年轻人一起跟着他往后坡走去。
在李牧烨回厂之前，马东域被调到成都东郊担任一家厂的厂长，新一届党委书记颜颉，厂长由尹嘉良担任，梅捷巳、赵铭宇、王祥书等为副厂长。新的领导班子迎接着新的发展形势，“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坚持“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依靠技术进步，以内涵式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道路摆在了每一个人的面前。
“今天的厂务会我们首先学习一下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新精神，其实，我不说大家已经有所耳闻了。”颜颉的话音未落，底下一片唏嘘。“虽然对于国营工业采取的是全面整顿，但还是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不会一刀切的。不过，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已经发生了变化，市上将成立仪表局，我们厂也在行列其中。因此，我们也要根据新的形势来调整我们的思路，把生产搞上去。下面，请尹嘉良厂长介绍一下生产情况。”
尹嘉良表情严峻地打开笔记本，声音有些低沉。“随着军品生产任务逐年锐减，民用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需求日益增长，无论军工企业或地方企业，原有技术装备和产品结构已经不适应市场竞争。国家提出了军工企业‘转轨变型、军民结合、以民养军、保军转民’的方针。我们厂要想在这个转型期顺利度过，必须加速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大力发展市场适销的民品生产势在必行。我就说这些，看看是不是请李总工程师也说说我们厂现有的产品及技术状况？”
“目前看来，形势的确是很严峻的。军品我就不用说了，情况大家都清楚。还是说一下民品，我们厂现有的移动通信生产线和收录机生产线，这两条生产线生产状况相对稳定，但是，市场变化速度是我们现有的管理机制很难适应的，再加上我们地处离市区较为偏远的山区，信息闭塞，势必会导致我们观念落后，即使是有再好的技术，也是无法赶上市场的变化的。再说，我们的设备早就该改革了。”
“我们厂从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到军转民，又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转变也来得太快了，国家政策扶持力度越来越小。我们是艘大船，不是说掉头就能掉头的。”梅捷巳说。
“我们的专业技术骨干严重流失，新产品研发出现了断代，这是企业的致命伤。”王祥书说。“凡事怨天尤人是没用的，资金方面出现短缺，我们可是向银行申请贷款，解决问题。”他又补充着。
“祥书说得有道理，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士气要鼓，绝不能松懈。不然，我们的几千号职工家属怎么办？”颜颉说，“不过，我们还要在职工当中开展奖勤罚懒，改变工作作风。”
会议开了一上午，虽然气氛沉重，最终还是在统一思想鼓足士气上拧成了一股绳。可是，事情往往不是随着人们的意志所转移的。不久，红头文件很快就放在了颜颉的办公桌上，部里决定将在川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下放到企事业所在的城市，财务、劳资、干部、人事等关系正式由省划转到成都市，其中在成都市的部属十五家企业、两个公司由电子仪表工业局归口管理。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成都电子仪表工业开始萌芽，四川省教育厅在成都苏坡桥建立科学仪器制造所，相继试制生产过中小学校教学实验仪器，一九三九年，四川省政府在成都九思巷建立四川无线电机修配所，从事无线电通信设备的制造与维修。成都军工工业起步于五十年代，经历过创建和发展两个阶段，619厂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关键设备，建成一条年产十万部组装中、高档各型收录机的生产线，年产十五万部收音机生产线，袖珍式、便携式和台式调频调幅进入了千家万户。随着产品结构的调整，收音机产量逐年下降，最后以一千部勉强维持。
几年后的一天，总办办公室的电话急促的响起，小王无精打采地拿起电话，懒洋洋地“喂”了一声，听说是市外办的，她顿时拿出了精神，说马上要有外国军方来厂参观。放下电话思惆了一下，赶紧敲响了李牧烨办公室的门，一股脑儿地把刚才的电话记录内容说了一遍。“马上准备一下。”李牧烨说。
“之前像这样的事情不少了，会不会是……”不等小王说完，李牧烨急忙打断她，说“快去。”小王准备去了。李牧烨叫来设计所两位所长候在总办，以备外一。“研究所比我们有优势，可以得到国家财政和项目扶持，我们厂再不积极主动抓住每一次机会，那我们真的是敢于弱势了。”李牧烨说。两个所长连连称是，小王推门进来了，说人到了，在二楼会议室，颜颉书记已经到了。李牧烨等人一起走出了办公室直奔会议室。
“我们此行是应中方军方邀请，寻找适合我们的电子战备产品。我们已经在安徽、江西、嘉兴等地进行了一些考察，最后才来到成都，希望我们能有所合作。”翻译逐句翻译，一番谈话之后，颜颉、李牧烨等陪同参观军品的生产情况。参观结束后，他们对厂里的友好接待和美好的情谊表示衷心的感谢。
后来的几次谈判定在北京举行，李牧烨带着设计一所所长陈铭章一同前往。谈判进行到第二个回合时，外方经过对国际先进设备和战术指标的比对，提出与之合作有待商榷。这下可急坏了李牧烨和陈铭章。“我们的基础是比较低，他们也不能就说我们的功能指标不够全面而取消合作吧。”陈铭章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能就这样被人家给删除了，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李牧烨说。
“总工，这些技指标可是出口项目啊，不开玩笑。前期的预研不说，关键是技术虽然还是有突破的基础，但短期内要确保达标有较大的风险的。”陈铭章说。
“凡是有利有弊，但是不做就什么都没有。厂里上上下下都在盼望着，还是再考虑考虑，不如我们就此一搏，怎么样？如果我们放弃，明早我们就回成都。”李牧烨说。陈铭章盯着李牧烨，一言不发，直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才对李牧烨说“尽力一搏，争取拿下订单。”李牧烨知道他的难处，没再说什么，去找参会的主管局长，表达能按对方要求完成任务的信心，经过协调，更改补充协议文件，终于成功拿下了这项重要项目。
时光如梭，按合同要求，外方来华验收产品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在长达一个月的验收时间里，为确保此次交验工作一次成功，树立工厂良好形象，全体职工都做出了努力，成立验收领导小组，各部门协调作战，一切严格按照部署执行，终于取得了室内和野外验收圆满成功。按合同，次年又对外方境内正式安装架设、验收并交付。事实再次证明了619厂的电子战装备在国际援助贸易中地位，也为国人打了个漂亮的胜仗！
一单外贸犹如一场战役，来得的时候，打得轰轰烈烈，打完了战场恢复到一片寂静，正是这种寂静让人们懈怠在危机四伏中，却全然不知。同舟，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易得；共济，其相伤亦如失左右手，难也。
薄大松独自带着孩子与妹妹的同学彭萍成了家。不久，他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为了养家，薄大松辞掉了原来大集体的工作开起了出租车，彭萍也遭遇下岗，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俩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把本身并不大的房子开辟一块地方，在宿舍区里摆上了饺子摊，反正也没人管他们，靠着大家的帮衬，生活总要过起走。
“请问您找谁？”一个细高个的中年男人出现在潘小贝面前轻声问到。她是来找荣勤俭的，之前也来过几次，办公室在哪儿潘小贝还是很清楚的，被人这么一问，她反而觉得有些诧异了。“我来找荣勤俭副厂长的，怎么，他不在吗？”
“哦，是这样啊，他在。不过……”那人有些面带难色。“您大概还不知道吧，他搬办公室了。”
“那请你告诉我他在哪个办公室就好，我是他同学。”潘小贝说。
“嗯，是他同学啊，那我就更应该告诉您了。您知道他最近的情况吗？”
“最近情况，什么情况？”潘小贝觉得后背阵阵发凉。
“他不能正常跟您说话了，您待会见到他不要感到奇怪。”
“他到底怎么了？”潘小贝有些焦急了。
“他双耳失聪了。”
“失聪，这怎么会？”潘小贝说。
“前不久，我们厂的一个职工突然去世了，那人也是他的同学，安葬回来后一直忙碌，一天夜里回家，不幸出了车祸，命倒是保住了，可是耳朵再也听不见了。现在他已不是主抓生产的副厂长，而是工会主席。待会儿您见到他一定不要问他的病情，免得……”他怜惜地说着。
“好，我明白了。”潘小贝做好了准备，不管是什么状况得稳住。
“那跟我来吧。”他带潘小贝走进办公室，拍拍荣勤俭的肩膀示意门口有人找。知道有人找，他站起来想往门口走，一下子看见了潘小贝稳稳地立在门口注视着自己，好不容易笑了笑，迎了上来，让潘小贝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我听不见了，可以说话”荣勤俭说话的声音很大，发出“呲呲”的响声来。潘小贝默不作声地看着荣勤俭，他很快又递过来两个小本子和两支笔，写到：我们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对话了，有点遗憾啊。
潘小贝写到：我知道了，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说不定奇迹会在你的身上发生呢。潘小贝原本是想就军工厂矿的一些情况来走访一下他的，现在见到他，之前准备好一满肚子的问题都不知该怎么说了，只得憋了回去。留下了一些鼓励安慰的话，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反倒心里更难过，只得告辞了。荣勤俭示意秘书送送，自己却站在门口停住了，望着潘小贝的背影，他的眼睛湿润了。
从荣勤俭的办公楼了出来，潘小贝在大街上呆立着，看过往的行人和车。建设路，再也不是往日的光景了，流淌的沙河水，也变得来污浊不堪。这个城市如同一个青年，才走了三十多年就变得老苍老不堪，无声无息，甚至是渐行渐远了，再过一些年，还有谁知道这座城市东郊所带来的辉煌。
“潘小贝”说着，一辆出租车停在面前，“大松哥，你这是在班上哪？”潘小贝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了。“快上车，别影响别人。”薄大松喊着，他没有让潘小贝有丝毫迟疑。
“这是要上哪儿啊？”潘小贝说。
“我带你去个地方，离这儿很近。”薄大松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刚才去看一个同学。”潘小贝不想再往下说了。
“怎么，没见着？”
“见着了。”
“见着了，咋还不开心啊？”
“咱们上哪儿啊？是不是有啥好事情了？”潘小贝故意把话岔开了。五分钟不到，车在一个宿舍的院里停了下来，薄大松关好车门，把潘小贝带着一个饺子摊儿前，旁边已经摆上几张在小桌子了，一个中年女人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刚会走路的男孩。女人回头跟孩子说着，“快看，谁回来了？”
“彭萍，这是潘小贝，就是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个邻家妹妹。”薄大松介绍着，“潘小贝，这是彭萍，你就叫嫂子吧。”潘小贝看着眼前这个个子不高，身材微微有点发胖的女子，笑着喊了一声嫂子，彭萍也欣然应允着。“老板儿，给我煮三两饺子。”一个小伙子说完又转向他的同伴，“你也吃饺子嘛，好吃。”
“你们北方人就是喜欢吃饺子，我还真就搞不懂了，你说，哪个臊子在里头和臊子在外头有啥子区别嘛？算了，我还是吃面。”同伴儿回着。潘小贝在一旁听着笑了，这是成都人对北方面食的认识，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
薄大松经常都是这样两头兼顾着，像他这样的人，东郊数一数还真不少，这样的家庭小餐桌在东郊的很多院子里都能找到，南北的饮食就这样被交汇着，直至后来走向街上开门店。潘小贝没有在薄大松家的饺子摊吃饺子，几句寒暄后便离开了，她不想在这吃白食。
潘小贝出门一直向东，沿着一条路前行，两座高大的水塔吸引着她，水塔一高一矮，一粗一细兄弟样的挺立着。这里也曾经是东郊很有名的厂，如今厂区变成了一片工地，不久将要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处独特的景观——音乐公园，她想去看个究竟。贝多芬被塑在一个废弃的铁质锅炉的上面做指挥状，昔日厂区的道路被一层红砖覆盖，左侧刚刚砌起来一道红颜色的门，与那些冷峻的铁罐、伸展的管道以及灰色墙壁相比，这色泽不仅抢眼，也在突显着幸福的意味。一些带有年代标记的横幅标语被永久地嵌在高高的砖墙上，黑白画像依然是精神饱满的工农兵，“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个齿轮和螺丝钉。”墨色背景的墙上，一段干部警示录意味深长：“终端的问题就是领导的问题。看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重复出现的问题是作风上的问题。部下素质低不是你的责任，但是不能提高部下的素质是你的责任。”潘小贝咀嚼着这段话的含义，而后不置可否地笑了。“这是写给后人看的，还是写给当时的人看得？或者还是别的什么……”
转过身，潘小贝看见一幢厂房门口，几个老人正站在哪儿朝里面指指点点的说着，“看，靠柱子哪儿就是我的工位”，“还有我的”，“那根柱子后面就是铣床，还有一个大皮带轮的”，这该是怎样的一种记忆呢？车间门口，废弃的料车上盛满了新土，红艳艳的草本花茂盛怒放，常春藤星状般的叶片顺着藤蔓的延伸而延伸，在料车锈蚀的表皮上攀缘着，亦如岁月那荒凉的额头。老人们的旁边摆放着崭新的新式垃圾桶，上面醒目地写着：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潘小贝就这么远远看着，她不愿意破坏这个整体画面，尽管这个画面有点怪诞，一种强烈的感觉却说不出来。“不要再看了，走吧。再看也没得用哦。”一个年龄看上并不十分老，却满头银丝的男人说着，还举起右手在空中舞动着，做出一个离开的姿势。就在他举起手的瞬间，一个熟悉的身影顿时在潘小贝的脑海了闪了一下，她看到了那人残缺的一只耳朵，惊诧道“不会这么巧吧？师傅！”就在“师傅”二字一出口的瞬间，那人真的转了过来，陌生地寻找着这声音发出的地方。或许真的是一个巧合，他并没有看到潘小贝便又转回身去了。最后，几个老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走时也没再看一眼潘小贝。潘小贝认出来了，那人正是自己学生时代曾经在工厂学工的师傅。
时光如同镜子，看到了别人也就看到了岁月。
颜颉退休那年，刚好赶上厂长经理责任制，尹嘉良成了名副其实的法人代表，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责任制和扩大自主权，厂长成为工厂统帅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平衡行政、党委、工会“三套车”的中心人物。时间进入了九十年代，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国家宏观调控，军费开支大幅压缩，厂长尹嘉良所面临的是军品订单任务大幅下降，企业人才辞职下海的双重压力，619厂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同志们，一周一次的厂务会照例举行，今天的内容有些沉重，”会议由尹嘉良主持，“现在，我们厂面临着新一轮的创业期，走得好，我们还有可以一搏，走不好，真就不好说了。今天，我们商议一下，工厂到底该怎么办？”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肯先发言。“牧烨，还是你先说说吧。”尹嘉良点名了。
“技改进行不下去，产品结构调整缓慢，新技术匮乏，人才流失已经达到建厂以来前所未有的局面，外面工资给得高，待遇好，人就留不住。”还没等李牧烨说完，王祥书深有同感地说“李工说的这个问题是事实，只不过他说的比较客气。我们有一些中层领导干部带头这样做，在销售环节上损公肥私，甚至还有个别干部把厂里的图纸偷出去为己获利。这种行为不制止，工厂迟早是要垮掉的。”
“在人员和岗位设设置上，采取全员劳动合同制，收入与工位技能挂钩。奖勤罚懒，待遇要向一线倾斜，这样才能留得住人。对富有人员采取下岗分流，老职工退养息岗，实体可以采取自养。”梅捷巳说。
“最关键的是银行的贷款出了一些问题，上一批贷款时间差不多快到了，如果还不上贷款，银行很有可能不会再贷款给我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对厂里的不良资产进行一次大清理，看看可否将医院、学校等可否清理一下交给社会。”王祥书说。
“会议整整开来一整天，商议的结果是采取全员劳动合同制和岗位技能工资制，然后再来分步骤进行调整，将其他生产等方面从工厂剥离出去。对军品、加工中心等优良资产无形资产进行整合，可以采取合资和融资等方式来摆脱我们目前的困境。”赵铭宇说。
“这样做固然好，但是人员管理上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尤其是在生产自救和分块搞活等方面。其实，最不愿分流下岗的是职工，别看他们平时闹得厉害，真要是让他们退养了，收入减少了，是谁也不愿意的。这事情不处理好，会出大事的。迫在眉睫的还是资金短缺的问题。”梅捷巳说。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因资产负债率达到了300%，资不抵债成为了亏损大户，工厂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佟厂长，工厂倒闭了我们可怎么办啊？”一些职工来到佟帆启的家中，惶惶不安地说出了他们心中挤压了很久的话。“大家要相信领导，他们会有办法解决的。即使是工厂倒闭了，他们也会想办法妥善解决大家的问题的。”佟帆启说这番话时，自己也显得有气无力的。他比谁都更清楚，也比谁都更痛心。
深秋的麻柳村，小麦已经收割完成，田地翻开晾晒，油菜的栽种还需一些时日。院子里的桂花树丹桂飘香，坐在家里，只要推开门窗，浓郁的香气阵阵而来。佟帆启起身下了楼，他沿着桂树慢慢地走着，一抹霞光投在他的身上，满头的银丝在霞光中反射着别样的色泽，头顶的散乱发丝挺立着摇曳着，以示着这个历经沧桑的西北汉子的不屈不饶。穿过桂树林，右边一条小路可以直登后坡。佟帆启朝坡上走去，站在坡上，让如血的残阳照亮全身，脚下是无垠的成都平原，工厂的烟囱在麻柳村显得至高无上，又威严无比，每当看到它，几十年前的画面顷刻间铺陈开来，一幕幕，一件件。稍倾，佟帆启来到路边最高的一座墓碑前，伫立良久，才轻声地说到“桂花，我来看你了，想跟你说说话。家里的桂花酒还是你去年酿的，我喝了，香啊！桂花，在陕北哪会儿，你总想让我给你唱调调儿，我也总是推脱。现在，我唱给你听噢，你可听仔细了。”
羊个肚子手巾呦
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面容易
哎哟拉话话难
一个在那山上呦
一个在那沟
咱们见不上个面面
那就招一招那手
西下的余辉照亮杖朝之年的佟帆启，那歌声从坡上飘下坡去，在麻柳村上空停留，久久不能散开。
寒风刮过之后，注定了这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要早些，纷纷扬扬的雪花凌空飞舞，人们汇集在大礼堂，座无虚席，凝重的气氛让人喘不过气来。随即，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那一刻起，619厂骤然而止，全场死一般的寂静。一张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国营和平厂破产的公告张贴在办公大楼前，它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震惊了619厂的每一个人！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工厂会破产，他们一直认为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工厂是国家一流的生产电子产品的军工三线企业，每年都有军品生产任务，是国家大型重点企业之一，怎么说破产就破产呢？人们面面相觑，不得其解。顷刻，人越集越多，包括麻柳村的农民也放下手头的活路，汇集到了人流当中，工厂的兴亡与他们并不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成群结队却不知该去责问与谁。反对破产的人越来越多，激愤情绪越来越烈，相互议论，集会讲演，集体上访……一时局面很难控制。
贺大强触电般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剥开人群往外跑，人们已经顾不得许多，没人在意他的古怪行动。他一口气跑回家，抓起电话飞快地按动着号码，“喂，我找荣勤俭。”对方传来了“他不方便接听电话”录音应答，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他决定去趟成都，一定要找到荣勤俭问个究竟。当他见到荣勤俭的那一刻，原本准备好的一些难听的话早已跑得不见了，只得言简意赅地说明来意，想通过荣勤俭帮他找到袁屏。
袁屏是厂里的一个技术员，有集邮和收藏地图的爱好，爱好又与贺大强相同。前些年，贺大强以一张老天津地图与袁屏交换老成都地图，现在他又突然萌生了想把地图换回来的想法。后来，袁屏因病回到成都东郊姐姐家，他姐姐又刚好和荣勤俭在一个厂。荣勤俭帮贺大强找到袁屏的姐姐家时，才听邻居告诉他说，袁屏去年去世了，退休的姐姐姐夫搬回了新都老家，把弟弟多年积攒的书籍和收藏都当废品卖掉了。听到这个消息的贺大强一不做二不休，决定立即动身到新都去寻找袁屏的姐姐。费了很大周折，总算找到了姐姐家，说明来意，姐姐告诉他，“父母去世得早，家里只有我和弟弟。弟弟一直身体不大好，每月工资大都买书了，到去世也没成个家，说来也还真是对不起他，也对不起我父母。留着他的东西，看着是个伤心，索性就把它们都卖了。”
“卖给谁了呢？”贺大强追问着。
“卖给一个拾荒者了”袁姐姐回忆着，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问着，“怎么？”。
“我想去找一张老地图，不知道你是否见到过？”贺大强说。
“我没有细看，大概都在他那一堆书里吧。可是，那么多的拾荒者，他们又都是流动的，你到哪儿去找啊？”袁姐姐担心起来。
“城边上应该有废品收购站，我可以去问。”贺大强依然很坚定。
“早知道你还需要这些，我说什么也不会把它们卖掉的。”袁姐姐有些懊恼了，想到他从这么远来只为找一张老地图，又有些不解。“你大老远来只为一张地图，为什么啊？”
“姐姐，你有所不知，我是从天津支援三线来到这的，也已经退休了。我老了，本该叶落归根，可是，工厂倒闭了，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都回不去了，这张地图是我离开天津时带来的，几十年过去了，找到它留个念想吧。”贺大强话里透着伤感。
沉默了好一会，袁姐姐说，“要不，我陪你去找找吧，也免得你人生地不熟的。新都虽然不大，可也不算小，你到哪儿去找啊。”听袁姐姐这么一说，贺大强如同打足了气的皮球，立即来了精神。“那敢情好。”说着二人出了门，直到天色已晚，贺大强依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当晚便决定找家旅店住下来，第二天继续找。袁姐姐拗不过他，只得顺从了。
第二天的下午，贺大强来到宝光寺外的一个城乡结合地，在一个土墙围着的院子里，见到了废品站的老板。听他说明来意，老板兴奋地说，“老师傅，你来找我就对了，全县只有我这个废品站最大，很多拾荒者都往我这里送。不过，咱们可得先说好后不乱，你看如何？”老板说着，有将手指转动了一下，比了一个动作，在他眼前一晃。
“那你要多少钱？”贺大强明白了，随即问着。
老板把贺大强领到一间屋子里，对着满屋子堆着的书说着，“这么一大屋子书，我要一点一点帮你找，咋个说也要给点工钱啊，你说喃？”贺大强看着眼前的这些书也傻眼了，这么多，怎么找啊！他站屋门口不敢言语了。
“所以说啊”老板笑着，又看了看在一旁发愣的贺大强，“除非是你自己找，怎么样？”然后哼着小调往院子里走去。听见老板这么一说，贺大强倒是挽上袖子走进了那一堆书里。中午的阳光带着暖意，眷顾着大地，发出阵阵鸣叫，旧书堆里的贺大强丝毫不为此所动，他认真地翻动着生怕错过任何一处。
“情况怎么样啊，老师傅？”老板的声音在屋门口想起，不等贺大强开口，三五个壮年走了进来，七手八脚地在书堆翻找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着，凌晨时分，一个年轻人举着几本地图册嚷道“哎，是这个吗？快看一哈。”听见喊声，贺大强站起身来，只见书堆的那头一只手摇晃着。他三两步奔将过去，一把夺过那人手中摶着的东西，一本本翻看，顷刻，一个声音嘶哑地回着“不是——这个不是哦……”接着就是闷声闷气的一声响动，随即一摞书便坍塌了下去。“嘿，人喃？”
黎明的光芒照耀在这破烂不堪的农家院落，黄色的泥土墙头茅草正在睡梦中醒来，院中马架子上的贺大强终于睁开了眼睛，仿佛有人在说“醒了，醒了。”他缓慢地睁开眼睛，眼前的人物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水，水……”贺大强声音微弱地说着。有人端来一个碗，水一滴滴地从碗边洒了下来，又慢慢流进了他的身体里。一碗水下去，又一个声音响起“啊哟，老师傅，你这是何苦哟，你说你要是放倒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真的说不清楚哦。”这声音他是熟悉的。
“老板，多少钱？”贺大强强撑着坐了起来，朝着那圆乎乎的胖脸问着。
“要啥子钱嘛，你找到就对了。你都那么大年纪了，还那么执着，为的是啥子嘛，哎哟。”老板说着又吩咐旁边的年轻人，“去给他整碗稀饭来，加点糖。”年轻人闻声去了，不多会，一碗热腾腾的大米稀饭端到了贺大强面前。“师傅，快吃，稀饭冷了就不好吃了。”他端着碗，两行热泪就着稀饭一口口地往下咽着，滋味格外不同。
“不懂，你们搞不懂哦……”贺大强慢吞吞地站起来，告别了废品站，问到了长途汽车站，坐上开往旗山的车，端详着手中的那张北京地图，止不住又呜咽起来。
冬天的办公大楼显得格外冷峻，法桐的叶片冷空飞舞，还剩下几片挂在枝头，叶片在树根处一堆一堆地团拢着，不离不弃，这大概是最胜于有声的诉说形态了。三十几个春秋，619厂经历了时代的潮起潮落，一代人老去，一代新人成长起来。和平厂走了，无论你走多远，和平人都不会忘记那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不会忘记那留下了几代人的青春，留下了几代人甜美与艰辛生活的回忆。想到更好地安置职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仔细研讨破产预案和异地安置等方案，争取异地搬迁，解决好职工看病就业、提前退休、工龄界定、清产核资、老区改造等一系列问题，尹嘉良翻看着一叠材料和图纸，思索着。
一阵风从打开的窗户刮了进来，尹嘉良感到了很冷，剧烈的咳嗽让他无法继续下去。这些日子他总是咳嗽不止，低烧不退。前不久他还去川医做过一次检查，结果令他不寒而栗——肺癌晚期。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这一摊子事能推给谁呢？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为职工做好最后一件事吧。
空荡荡的办公楼里，尹嘉良的咳嗽声显得尤其响亮。李牧烨放下手上的画笔，推开门走到他的面前，只见尹嘉良十分虚弱地靠在椅子上，脸色苍白，细微的汗珠渗满整个额头。见李牧烨进来，他努力地让自己轻松一些，“牧烨，我没事。你的画画得怎么样了？”
“厂长，我送你上医院吧？不能再拖了。”李牧烨心疼地说着。
“牧烨，我问你哪？”尹嘉良说。
“快画好了。这也是我能为职工做的事情了。”李牧烨说。
“这幅百米长卷叫什么名字？”尹嘉良吃力地问着。
“就叫《傲雪红梅》吧，它表现了我们厂全体职工的一种精神。到时再让职工们签上自己的名字，留个念想。”李牧烨说。
“这样好，这样好啊，”尹嘉良说着，又开始咳嗽起来。李牧烨倒上一杯水递了过去，他无力地把头靠在椅背上，一股献血从口腔鼻腔一起涌了出来。“尹厂长，你这样怎么得了啊！”李牧烨一边帮他搽拭着一边着急起来。他抓起电话拨打着，获悉消息的另外几个副厂长也赶来了，叫上车把他送到了县医院，当晚转院去了成都。一个月后，从成都传来了尹嘉良去世的消息，此时，也正是全厂职工异地搬迁安置得到落实的时日。按照尹嘉良的意愿，他将自己安放在后坡的那块地上，永远守望在这里。
送走了尹嘉良，人们纷纷在《傲雪红梅》上签上了自己名字。619厂不在了，但厂子的精神必将世代延传承下去，军工人的精神必定世代传承下去。
麻柳村的后坡上，刘开江和江易欣正在挥舞着锄头，挖出一个个树坑，季二妹递上水杯，招呼着他们歇息。“等到把树种下去，就可以围栏养鸡，产蛋量高的罗得岛红鸡，肉质佳品的奥品顿鸡，再引进一些日本矮腿鸡和波兰矮脚鸡用以观赏。当然，最好的，也是最多的还是我们旗山的黄鸡，再养上几只羊，还有……”她正在规划着美好的蓝图。
“还有就是坡下的这块地方。”刘开江紧接着说。
“开江，你有什么打算了吗？”江易欣说。
“眼下还没有，不过很快会有的。也让咱麻柳村的人换一个活法儿，就像我们小时候让那些外来文化改变我们一样，咱们也能利用所学的知识改变家乡。”刘开江说着，站在坡上朝着广袤的平原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