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读到一篇外国小说，作家的国别和名字已经忘记，但基本情节还有印象。
一对亲亲热热的夫妻，约了一位朋友到山间去野营狩猎，一路上丈夫哼着曲子在开车，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为他在后视镜中瞥见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
丈夫眩晕了，怒火中烧又不便发作，车子开得摇晃不定，他恨不得出一次车祸三人同归于尽。好不容易到了野营地，丈夫一声不吭骑上一匹马独个儿去狩猎了，他发疯般地纵马狂奔，满心都是对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发现了一头鹿，觉得那就是自己不忠诚的妻子的借体，便握缰狠追，一再举枪瞄准。那头鹿当然拼命奔逃。
不知道追了多远，跑了多久，只知道耳边生风、群山疾退，直到暮色苍茫。突然那头鹿停步了，站在一处向他回过头来。他非常惊讶，抬头一看，这儿是山地的尽头，前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他木然地放下猎枪，颓然回缰，早已认不得归去的路了，只能让马驮着一步步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隐隐听到远处一个女人呼喊自己的名字。走近前去，在朦胧月光下，妻子脸色苍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我约略记得，这篇小说在写法上最让人注目的是心理动态和奔驰动态的漂亮融合，但对我来说，挥之不去的是那头鹿面临绝境时猛然回首的眼神。
这种眼神对全人类都具有震撼力，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国居然也有一个相似的民间故事。
故事发生在海南岛，一个年轻的猎手也在追赶着一头鹿，这头鹿不断向南奔逃，最后同样在山崖边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回过头来面对猎手，双眼闪耀出渴求生命的光彩。
猎手被这种光彩镇住，刹那间两相沟通。终于，这头鹿变成一位少女，与他成婚。
这个故事的结尾当然落入了中国式的套数，但落入套数之前的那个眼神仍然十分动人。
两个故事的成立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发生在前面已经完全没有路可走的地方。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
我们海南岛真有一个山崖叫“鹿回头”，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
人们知道，尽管海南岛的南方海域中还有一些零星小岛，就整块陆地而言那儿正恰是中华大地的南端。既然如此，那头鹿的回头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
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国的民居朝南而筑，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永远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站立着或匍匐着。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那头美丽的鹿一回头，就把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
二
海南岛很早就有人住，长期保持着一种我们今天很难猜度的原始生态。战国时的《尚书·禹贡》和《吕氏春秋》中所划定的九州中最南的两州是扬州和荆州，可见海南还远处于文明的边界之外。在中原，那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岛，只听到一个个熟透的椰子从树上静静地掉下来，吧嗒、吧嗒，掉了几千年。椰树边，海涛日夜翻卷，葛藤垂垂飘拂。
看起来，大陆人比较认真地从行政眼光打量这座岛屿是在汉代。打量者是两个都被称为“伏波将军”的南征军官：西汉时的路博德和东汉时的马援。他们先后在南中国的大地上左右驰骋、开疆拓土，顺便也把这个孤悬于万顷碧波中的海岛粗粗地光顾了一下，然后设了珠崖、儋耳两郡，纳入中华版图。
但是这种纳入实在是很潦草的，土著的俚人与外来的官吏士兵怎么也合不来，一次次地爆发尖锐的冲突，连那些原先自然迁来的大陆移民也成了土著轰逐的对象。有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外来人不得不统统撤离，挤上木船渡海回大陆，让海南岛依然处于一种自在状态。
当然，过后又会有军人前去征服，但要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几番出入进退，海南岛成了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
前些日子为找海南的资料随手翻阅《二十五史》，在《三国志》中读到一段资料，说东吴赤乌年间统治者孙权一再南征海南岛，群臣一致拥护，唯独有一位叫全琮的浙江人竭力反对。他说：
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五史》第二册，《三国志》第一六八页）
孙权没有听他的，意气昂昂地派兵向海南进军了。结果是，如此遥远的路途，走了一年多，士兵死亡百分之八九十。孙权后悔了，又与全琮谈及此事，称赞全琮的先见之明。全琮说，当时君臣中有不少人也是明白的，但他们怕被当做不忠，不提反对意见。
三国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英雄也未能真正征服海南。那么，海南究竟是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在孙权南征的二百多年之后，一个出生在今天广东阳江的姓冼的女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几乎是永久地安顿了海南。公元五二七年，亦即特别关心中华版图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去世的那一年，这位姓冼的女子嫁给了高凉太守冯宝，开始辅佐丈夫管起中华版图南端很大一块地面，海南岛也包括在内。丈夫冯宝因病去世，中原地区频繁的战火也造成南粤的大乱，这位已届中年的女子只得自己跨上了马背。
为了安定，为了民生，为了民族间的和睦，她几十年一直指挥若定，威柔并施。终于，她成了南粤和海南岛很大一部分地区最有声望的统治者，“冼夫人”的称呼在椰林海滩间响亮地翻卷。
直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冼夫人以近似于女酋长的身份率领属下各州县归附，迎接中央政权派来的官员，消灭当地的反叛势力，使岭南与中原建立了空前的亲和关系。
冼夫人是个高寿的女人。如果说结婚是她从政的开始，那么到她去世，她从政长达七十余年。从中原文化的坐标去看，那是一个刘勰写《文心雕龙》、颜之推写《颜氏家训》的时代；而在他们的南方，一个女人正威震海天。
她不时回首中原，从盈盈秋波到蒙眬慈目，始终是那样和善。
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让我们知道冼夫人年轻时的容貌和风采，但她的魅力是不容怀疑的。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琼州海峡两岸还有几百座冼夫人庙，每年都有纪念活动，自愿参与者动辄数十万，令人吃惊。
一种在依然荒昧背景下的女性化存在——这便是盛唐之前便已确立的海南岛形象。
三
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南移，而海南岛首先领受的却是一些文化水准很高的被贬文官，他们为这个岛留下了很多东西。
例如，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即今琼山县）。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或许不知道，他们家族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从李德裕留下的诗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但这一切反都引发起他对故乡风物的思念，结果全成了刺心的由头。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没有擦去泪花多看一眼，永远的桄榔、椰叶、红槿花。
海南岛人民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尊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这“五公”先后上岛后，日子难过，心情不好，成天哀叹连连。但是，只要住长了，就会渐渐爱上这个地方。宋朝的副宰相李光在这里一住十几年，大力支持当地的教育事业，希望建设一个儒学小天地，甚至幻想要在琼州海峡架起一座长桥，把海南岛与大陆连接起来。
“五公祠”二楼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琼崖人士有奇缘。
意思是，这些人品学识都很高的人士被流放到海南岛，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可以不说唐宋君王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的一种莫大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语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
在被贬海南岛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还是那位苏东坡。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时已六十多岁，原先他总以为贬谪到远离京城、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在那里造了一栋房，把儿孙一一接过来聚居；谁知刚喘一口气，又一声令下要他渡海。苏东坡想，已经这么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块墓地，安安静静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他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他自己耕种，自己酿酒，想写字还自己制墨，忧伤常常爬上心头。然而，他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抬起了专门发现生趣、发现美色的双眼，开始代表中华文化的最高层次，来评价海南岛。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中的所谓毒气，明言“无甚瘴也”。他在流放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海南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去，他对黎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地黎母山。
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他经常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
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
一笑那知是酒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因为他与房东已成了好朋友，一定能美滋滋地饱餐一顿。
他还有好几位黎族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
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就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去。
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吟了两句诗：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文化史了。
对海南岛来说，无论“五公”的恨，还是苏东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它只有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大陆的人士来了，不管如何伤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听你申诉，也不陪着你叹息，只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稍稍平静，然后过一段日子试试看。
来了不多久就要回去，挥手欢送；盼不到回去的时日，也尽管安心。回去时已经恢复名誉为你高兴，回去时依然罪名深重也有轻轻慰抚。
初来时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计，是独身是全家都可安排。离开时要彻底搬迁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后代继续生活，更悉听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着呢。
——这一切，使我想到带有母性美的淳朴村妇。
四
宋朝的流放把海南搞得如此热闹，海南温和地一笑；宋朝终于气数尽了，流亡将士拥立最后一个皇帝于南海崖山，后又退踞海南岛抗元，海南接纳了他们，又温和地一笑；不久元将收买叛兵完全占领海南，海南也接受了，依然温和地一笑。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间，有一个非常琐碎的历史细节肯定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有一天，一艘北来的航船在海南岛南端的崖州靠岸，船上走下来一名来自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乌泥泾的青年女子。
她抖抖索索，言语不通，唯一能通的也就是那温和的一笑。当地的黎族姊妹回以一笑，没多说什么就把她安顿了下来。
这位青年女子原是个童养媳，为逃离婆家的凌辱躲进了一条船，没想到这条船走得那么远，更没想到她所到达的这个言语不通的黎族地区恰恰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的纺织圣地。女人学纺织天经地义，她在黎族姊妹的传授下很快也成了纺织高手。
一过三十年，她已五十出头，因思乡心切带着棉纺机具坐船北归。她到松江老家后被人称为黄道婆，因她，一种全新的纺织品驰誉神州大地。四方人士赞美道：“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黄道婆北返时元朝灭宋朝已有十七八年。海南给予中原的，不是旧朝的残梦，不是勃郁的血性，而只是纤纤素手中的缕缕棉纱、柔柔布帛。改朝换代的是非曲直很难争得明白，但不必争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辈都穿过棉衣棉布，都分享过海南岛女性文明的热量。
五
元代易过，到了明代，海南岛开始培育出土生土长的文化名人。流放者当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播种终于有了收成。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濬。还在少年时代，这个出生在海南岛琼山下田村的聪明孩子已经吟出一首以五指山为题的诗。让人吃惊的不是少年吟诗，而是这首诗居然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撑起了中华半壁云天，不仅在云天中摘星、弄云、逗月，而且还要远远地指点中原江山！
果然，后来邱濬科举高中，仕途顺达，官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政绩卓著，官声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国戏剧史》中曾严厉批评过他写的传奇《五伦全备记》，我至今仍不喜欢这个剧本，但当我接触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材料之后，却对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特别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乡的那番情意，让我十分动心。
孝宗皇帝信任他，喜欢与他下棋，据说他每下一步棋就在口中念念有词：“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皇帝以为是民间下棋的口头禅，也跟着念叨，没想到皇帝一念邱濬就立即下跪谢恩——君无戏言，海南赋税也就减免三分。即便这事带点玩闹性质，年迈的大臣为了故乡扑通跪下的情景还是颇为感人的。
邱濬晚年思乡病之严重，在历代官场中是罕见的。七十岁的老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呓语，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销蚀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个温柔宁静的海岛。
邱濬最终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灵柩。他的曾孙叫邱郊，在村子里结识了一个在学问上很用功的朋友，经常来往。这位朋友的名字后来响彻九州：海瑞。
海瑞的行止体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阳刚风骨，甚至身后数百年依然让人害怕，让人赞扬。与邱濬一样，海瑞对家乡也是情深意笃：罢了官，就回家乡安静住着；复了职，到了哪儿都要踏脚南望。海瑞最后也像邱濬一样死于任上，灵柩回乡抬到琼山县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邱濬和海瑞这两位同村名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幼年丧父，完全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我想这也是他们到老都对故乡有一种深刻依恋的原因，尽管那时他们的母亲早已不在。冲天撼地的阳刚，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他们身居高位而客死异乡，使我联想到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写到的那头在“上帝的庙殿”高峰近旁冻僵风干的豹子。海明威问：“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
我相信邱濬、海瑞临死前也曾这样自问。答案还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冻僵。
冻僵前的最后一个目光，当然投向远处温热的家乡；但在家乡，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别处出发去寻找一点什么。
正当邱濬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不少百姓却由于种种原因挥泪远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从天涯走向更远的天涯。这便形成了明清两代不断增加的琼侨队伍。
海南的风韵，从此在世界各地播扬。
不管走得多远，关键时刻还得回来。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回来一位年轻的华侨。他叫宋耀如，专程从美洲赶来看看思念已久的家乡。他每天手摇葵扇在路口大树下乘凉，很客气地与乡亲们聊天，住了一个多星期便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操办人生大事前特到家乡来默默地请一次安。
他到了上海即与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结婚，他们的三个女儿将对中国的一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宋氏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但是，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谁也没能回去。有一天，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一声“哥哥”，将军也就亲热地回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妹妹”。后来，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文昌县志》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
对她们来说，家乡，竟成了真正难以抵达的天涯。
只能贸然叫一声哥哥，只能怅然写一个书名，而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国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六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感到，我特别看重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我认为这是海南的灵魂。
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远近。使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女性几乎都产生在乱世，越是乱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总是在乱世，海南岛一次次对整个中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濬他们气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乐极生悲。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间情怀，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什么叫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一直哧哧地冒着烫人的热气，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
幸好有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和酷寒，让海南岛保留住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恒久性存在，让人们一次次清火理气，返璞归真。
在飞往海南岛的飞机上，我一直贴窗俯视。机翼下的群山刚刚下过雪，黑白分明，犹如版画。越往南飞，黑白越不分明，琼州海峡一过，完全成了一幅以绿色为基调的水彩画。
这种色彩变化，对文明而言，既是回归，又是前瞻，回归就是前瞻。我希望，在交通日益便利的时代，海南岛不要因为急功近利而损害自然生态。现代人越是躁急就越想寻找家园，一种使精神获得慰藉的家园，一种能让大家抖落世事浮尘、如见母亲的家园，一种离开了种种伪坐标、蓦然明白自己究竟是谁的家园。只要自然生态未被破坏，海南岛有可能成为人们的集体家园。
由于这样的家园越来越少，人们的寻找往往也就变成了追赶。世间一切高层次的旅游都具有哲学意义，看来消消停停，其实是在寻找，是在追赶。
又想起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两个追鹿的故事。是的，我们历来是驰骋于中原大地的躁急骑手，却一直不清楚自己在驱逐什么、追赶什么。现在逐渐清楚了，但空间已经不大，时间已经不多。
无论在自然生态还是在精神生态上，前后都已经是天涯海角了。
幸好，她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
于是，新世纪的故事开始了。
点评一：
海南岛一变而为滋润生命、保全文化的女性，具有异常蓬勃的生命力，唯其跟大陆隔离，才绽放动人的光彩。大地常青，人物风流，那是作者心目中最后的家园。海南岛是母性的，呼唤她的是文化游子——疲惫的时候，横过琼州海峡，把头缩进她的怀里恬然入睡。（老愚）
点评一：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如果有此一说的话）是一体的，也是文明的根基，经过一番推导，作者称其为海南的灵魂。海南本是天涯一隅的流放地，一座陷落在南中国迷雾中的孤岛。将流放地转换成家园，将流放者转换成归家的游子。但这一推导俨然一场价值消解：柔软消解了孤苦，喜剧消解了悲剧，传说中鹿回头幻化成美女的“嫣然一笑”消解了中原朝廷严酷的政治斗争。（马策）
点评三：
海南“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哺育着生长于斯的生命，抚慰着寄籍于斯的灵魂，蔚然而成释然、安然、怡然的生命景观。
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和酷寒；温暖的海风、飘拂的葛藤于荒昧之中，一种与大形成挑战与反叛性的、具有人情物理的寻常形态、具有人道民生的自然形态的文明就此孕育萌生，潜滋暗长，这就是仁蔼柔美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它对海峡对岸那种反常的激动表现出漠然，对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蔑视。
文中繁多的人事不待赘言，首尾遥相呼应的极富浪漫气息的“鹿回头”，也紧紧依附于文本的魂魄而非闲笔。（傅应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