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的前一天，工程师兰姐电话我说要借户口本用用。从外地调入公司的职工，户口都入在公司，美其名曰“集体户口”，不知道这算不算国情。总之，需要用户口本去办事的人，都必须到我的部门来借户口卡，因为是集体户口，他们的户主只有一个。有时候，他们还需要把户主卡也借去，但户主卡只有一张，当其中一个人借用时间过长，就会影响到其以后借户口卡和户主卡的人，所以，我因此又增加了一个工作内容，就是催还户口卡。
来借户口本的不是兰姐本人，而是她的下属阿清。她进我办公室的时候，表情很严肃，我戏笑道：“兰姐要你跑一趟你不乐意啊？”她看了我一会儿，在一张白纸上写借条，写得很慢，她突然抬头说：“安妮，兰姐她没有对你说借户口卡做什么用？”我摇摇头。“兰姐她不是用分机打电话给你的，她今天没有来，她儿子死了，借户口卡要去火化用。”我怔住了，刚才电话里兰姐的声音是那么平静，没有一点异样，我怎么可能想到发生了这么悲伤的事情呢？
事实比我想象的更加悲伤。中秋节前两天，正是星期六，兰姐和她五岁的儿子在家。中午儿子睡着了，兰姐出去买点东西，等她回来的时候，看到楼下围了一群人，人群的中间是她的儿子。原来她儿子醒了，找妈妈不着，门反锁着，唯有厨房的一个小窗口没有装防盗网，他就从那个窗口爬了出来，兰姐家住九楼。
我也是个妈妈，当我听完这些的时候，揪心的疼痛让我说不出话来。任何一个母亲都不能去设想失去孩子的疼痛，我也试着想过，我的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会怎么样？我给自己的答案就是：我一定会疯的。仅仅是假设一下，我都无法忍受了，何况是事实？兰姐她在电话里怎么能那么平静？难道，她想一个人忍受这悲伤。
公司去送慰问金的时候，我没有去。我害怕出现在殡仪馆，害怕对兰姐说安慰的话，我觉得那些话是那么空洞无力。去了的同事回来说，孩子他爷爷奶奶哭得背过去了，而兰姐没有哭，她只是喃喃地向同事解释道：“全怪我，全怪我……”
一个星期后，兰姐来上班了，我有事到她的部门去，看到她坐在办公桌前，和对面坐着的同事们商量着工作，她人瘦了很多，眼睛是肿的，脸色灰暗，但是表情平静。她看到我，对着我笑起来，我慌张地留下一份文件就走了。我害怕面对她，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目光。
她一直没有来还户口卡，我也没有履行我的工作职责，催她归还户口卡。事情过去了好久，她的脸色还是灰暗，身体也没有再丰腴起来，眼睛似乎总是肿的。可她的工作依旧是那么出色，还提前完成了新产品研制的任务，
在庆功宴上，她的笑声特别爽朗，我坐在她的旁边，她笑的时候我也跟着笑。晚宴结束后，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这么坚强？
兰姐终于归还了户口卡，她把它放到桌上，眼睛不看它，兰姐拍拍我的手背，转身走了出去，她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这样繁复的分级就餐制度，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使简单的工作变得繁琐，而且也显示出某些制度的虚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