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脑冷静的人遇事不会操之过急、头脑发热，而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下决断。一个懂得“静”也能够做到“静”的人，才能真正驾驭自己的内心。
先贤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可见，诸葛亮体会到了“静”的妙处。他告诫儿子，无论修身、立志、治学，都要以“静”为本。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更进一步提出了“主静”说，他认为，大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其实，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有很强的“静”的色彩。在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中，也都把“静”作为核心范畴，并加以展开。“静”不光是哲学概念，还是有助于我们立身处世的智慧谋略。
曾国藩的“静”字功夫，就是来自于“主静”说。
曾国藩初踏社会，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吵了起来，双方都搞得很不愉快。后来，曾国藩也承认自己过去对人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而缺乏“静”字功夫。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来到湖南衡州办团练，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摩擦斗法，与湖南官场的离异不合，还有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都对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这在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隐患。
当初中进士后，曾国藩踌躇满志，结果无以施展。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的经验，更加上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他的脾气非常暴躁。曾国荃曾跟随他到京师学习，由于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还乡。曾国藩也为此痛悔不已，他下决心改正。此时，他拜了唐鉴和倭仁为师，精研理学。唐先生告诉他，“静”字功夫最要紧，曾国藩也由此得到了修身要诀。
曾国藩指出，养心应以“静”取胜。他说：“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傍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人能不为利害所汩，则事物至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
曾国藩认为心静如水，不生妄念，淡泊名利，把万事看空，有益于养生。换言之，要达到“静”的境界，首先要摒弃一切杂念。于是，他提出了“慎独”的自我修养办法。他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他看来，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为此，他用内省和静坐的方法来锻炼和提升自己。
同治三年（1864）五六月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吉字营五万人马，在围攻江宁两年后，已进入最后见分晓的时候。双方这次都拼死一战，因此打得十分惨烈，吉字营能否取胜，并无胜算。加上当时各方矛盾重重，并波及曾氏家族，所以此事不仅仅是“公事”，更是他最最重要的“私事”。曾国藩的一颗心被江宁战事悬系着，终日紧锁眉头，烦躁不安，无法宁静。然而此事除了等消息外已无事可做。曾国藩这时想起了早期在京师的“静坐”功课，于是在安庆江督衙门的三楼上，特辟了一个静室。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就独自一人，在静室里坐一个小时：摒去一切杂念，凝神枯坐。这招果然起作用：上楼时心乱如麻，下楼时心闲气定。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九弟的捷报传来为止。
曾国藩对此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他说：“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嘉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来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闲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现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之所以为佛，所争皆去大难折磨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因此，思想清静，除私欲，戒妄念，实为修身之一大要素。
在这些方面，曾国藩也是说到做到的。他一直自律甚严，力除私欲，一生清廉，为世人所道，他从金陵官署中搬回老家的财物，主要是一些书，他所有衣服的价值不超过三百两银子。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叹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是他逝世前两个月的最后一次游览！
晚年，他自感身体太差，实在“有玷此官”，于是多次上疏朝廷恳辞官职，至少官做小一些。他并不贪恋权位钱财，他认为“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的确在戒妄念上下了不少功夫，做到了思想清静。这是值得身处欲望膨胀时代的今人所学习的。
“静”不独是修身养性所必守的，还是做大事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素质。一个头脑冷静的人遇事不会操之过急、头脑发热，而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下决断。这种人是由“明”生“静”，因为聪明、精明、高明而变得冷静。一个懂得“静”也能够做到“静”的人，才能真正驾驭自己的内心。
以缓济急，稳中求胜
曾国藩常说：“稳重行事，有胜无败。”稳重行事，就要谨慎，计划详密，戒除鲁莽，这样才能冷眼旁观、抓住关键，一击便中要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