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北固山是一个见证了无数英雄悲歌的地方，一个月前在这里大破清军的时候，郑鸿逵一度觉得自己有资格比肩先贤了，可是现在，无情的现实又打碎了一切幻想。郑鸿逵在北固山上眺望着扬子大江，不由得长叹一声。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来到了他身后：“叔父，连夜把我从南京召来镇江，究竟有何急事？”
他便是郑鸿逵的兄长郑芝龙的长子郑森，在南京国子监中读书，拜在名士钱谦益门下。昨天，郑森突然接到了郑鸿逵的传信，要他连夜赶来镇江，说有要事相商。然而郑森赶到镇江时，却发现郑鸿逵、郑彩两部军队都在收拾行装。
郑鸿逵说：“让你过来，是牧斋先生的意思，南京要守不住了，你是郑家的少主，福建那边需要你。”“牧斋”是郑森的老师钱谦益的号。郑森惊道：“南京城墙坚固，存粮丰沛，又有水师之利，如何不能守了？”郑鸿逵说：“城墙坚固、存粮丰沛又有何用？自高杰、黄得功死后，江南兵马一闻虏骑至即闻风丧胆，如何守得住南京。我们的水师又上不了岸，济得甚事。”郑森愤愤道：“江南忠义之士极多，然尽屈居草野，不得立于朝堂，若遣忠臣良将善加抚用，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道理！”郑鸿逵说：“方今天下哪来的忠臣，哪来的良将，有什么样的皇帝、宰相，便有什么样的大臣、将军。你还不知道吧，就在昨天晚上，马士英保着弘光皇帝逃跑了，姓朱的都不要江山了，我们姓郑的难道还要给他们陪葬吗。牧斋先生与忻城伯赵之龙等人已经商定了，要献城投降多铎，以免南京如扬州一般生灵涂炭，南京的勋贵之中只有刘孔炤不降，已经启程奔崇明去了。”
郑森气得发抖，南都勋贵，那可是当年追随太祖皇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开国元勋们的后代，可是除了一个以奸佞著称的刘孔炤，竟没有一个能保持最基本的操守。还有皇帝和内阁首辅一起不告而别，抛弃首都逃跑，这都叫什么事！郑鸿逵说：“别想那么多了，国家大事哪里是我们管得了的，我们能管好福建就不错了，还是赶快回家吧。”郑森说：“叔父，你是堂堂的大明镇海将军，食君之禄，国家大事若是连你都不管，又要谁来管？我们就这样撤了，难道要把镇江百姓拱手扔给清军吗？”郑鸿逵说：“一个将军有什么稀罕的，要不了多久，伯爵也得满街都是了。我倒是想管国家，可我管得了吗？江北四镇几十万大军都完蛋了，我们郑家这点水师又有甚用。再不跑，我们全军覆没，镇江百姓就能落着好吗？好了，你还年轻，将来会明白的。这也是你父亲的意思，无论什么时候，有兵马就有一切，保全实力才是第一要务，我干掉了杨承祖，已经算对得起朝廷了。赶快撤吧，鞑子很快就要来了。”
郑森心中想到的，却是从郑家部下的口中得知的年轻时的父亲和叔父们的形象。郑芝龙、郑芝虎、郑芝豹、郑鸿逵四兄弟当年纵横海上时，正是郑森现在的年纪，什么荷兰总督、日本将军、大明皇帝，哪一个放在眼里？可是现在呢？那个敢打敢拼敢冒险的郑芝龙不复存在，父亲和叔父们变得斤斤计较，畏首畏尾，唯利是图，一心想着如何保存实力，丝毫不肯开拓冒险，简直与一般的地主老财无二，哪里还有昔年海上枭雄的气魄。所谓的海上霸主郑家，现在只剩下了庞大的躯体，却没有了灵魂。
得知了皇帝逃跑的消息，南京城陷入一片混乱，百姓们发现自己被皇帝抛弃了，绝望之中攻占了天牢和皇宫，把冒充崇祯太子的王之明拉了出来，在武英殿称帝，改元为崇祯十八年。南京城内的达官显宦们也顾不上管这场闹剧了，他们在忙着和清军接洽投降事宜。弘光元年闰六月九日，赵之龙、朱国弼、徐久爵、张拱日、王铎、蔡奕琛、钱谦益、李沾等率领南京文武官员跪迎多铎入城，大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都城，就这样不发一枪地陷落了。两天之后，弘光皇帝朱由崧在溧水县被从石臼湖包抄来的田雄、马得功所部截住，兵部尚书阮大铖当即献出皇帝投降，马士英保护太后邹氏杀出重围，逃往杭州。
很多人对局面感到绝望了，偏安一年的弘光朝廷如此不堪一击，看来大明真的是气数已尽。有的人选择了自尽，有的人选择做殊死一搏，有的人像郑鸿逵、刘孔炤一样逃走，而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默默顺从。然而顺从并不能带来和平，只能带来奴役。
江南的捷报传到北京，多尔衮大喜，江南既平，天下便在掌握之中。而一个他早就想实施的计划，现在似乎时机成熟了。
清军刚刚入关占领北京的时候，多尔衮下令所有沦陷区的军民在为崇祯服丧三日之后便要全部剃发结辫，改用满洲发式，此举遭到了汉人官绅百姓的一致抵制，京畿百姓纷纷起义反抗，因为当时李自成的势力还十分强大，多尔衮担心激起变乱，被顺军乘虚而入，因此不得不收回了命令。但是现在，李自成已死，南京弘光朝廷也已经灭亡，多尔衮认为天下归属不会再有什么变数，该到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征服汉人的时候了。兵部尚书孙之獬揣摩到了多尔衮的心思，上书说：“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多尔衮当即重赏孙之獬，于闰六月二十六日下令：“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道剃发令在实际执行时被简化成了十个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大明的百姓并不爱大明，他们有很多一辈子连县太爷都没见过，朝廷对他们来说就是每年从他们身上剥削钱粮的存在。北京城中的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对他们来说区别也不大，哪朝哪代不是照样纳粮服役。可是现在，朝廷终于管到了他们头上。狂妄自大的多尔衮，用最迅速有效的方式激怒了所有良知尚存的中华子民，他们终于意识到，这不是什么改朝换代，而是要亡天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从剃发令下达的这一刻起，这场战争不再是大明、大顺、大西、大清几个王朝之间的权力游戏，而是一场决定中华文明存亡断续的战争，从庙堂高官到贩夫走卒，再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或夏或虏，必须做出抉择。每一个小人物的抉择，最终汇成了历史的洪流。
这股洪流，就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中的两位典史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