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四川雅安人。
江湖有传言说，雅安有三宝，雅鱼、雅雨、雅女。
我就是一个地道的雅女，出生于1984年。
1984年是公历闰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仅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就战胜了越军，收复了老山；
邓小平同志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并表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
以及差不多快三十年后，因为一场车祸而登上《成都晚报》社会新闻版面的那个女人，也在一九八四年农历八月十五，听着大雨，呱呱坠地。
我的命运之盘在这一年开始运转，同我环环相扣的人，彼此牵连。
在中国地图东南的位置，有一个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的城市，名叫瑞安。
不管几十年后它曾为中国贡献多少大名鼎鼎的温州商人，可在彼时，它是个穷得叮当响、直叫当地人外出谋生的地方。
时序跟我说，他在六岁离开瑞安以前，就没有吃过大米饭，一直是吃红薯干。
一九八四年农历八月十五，那一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灰蒙蒙的。
虽说是丘陵地带，距离县城也不算太远，可山路到底难走，村主任好不容易动员十里八乡的群众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修起一条足以通过拖拉机的小路。
吃红薯干长大的男孩，瘦弱的身子骨上衣衫褴褛，赤着脚丫飞快地奔跑在蜿蜒崎岖的泥泞山路上。一辆拖拉机从男孩对面开来，正艰难前行。
驾车的男子四十来岁，黝黑的脸上刻画着山里汉子独有的沧桑。他远远瞧见男孩儿，便将拖拉机停下。
“娃！天都快黑了，你跑哪儿去？”
男孩儿仿佛没听见，竟像泥鳅一样从他眼前滑过去了。
中年男子抬在半空中的手僵了一会儿，随后他叹了口气。
坐他旁边的中年妇女目光追着那孩子跑了老远，满眼怜悯：“可怜石柱子这孩子，刚满六岁，就没了爹，也没了娘。”
“谁让他命苦呢，前些日子若不是他爹妈开着拖拉机掉进了山沟里，娃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田地。”
“这孩子在村里没个依靠，往后可咋整……”
“前阵子听村主任说，石柱子他舅在四川的一家国有工厂里上班，端的可是铁饭碗呢，想来混得不错，要把石柱子接过去。”
“靠谱吗？四川那地方，那么穷！”
“能比咱这儿穷？去那边总比在这山里头吃一辈子红薯干强吧。”
中年妇女点了点头，眼中的泪水也隐了去：“这样也好，待在咱这大山里头也没啥出息。他家山下那块地，咱家先帮他种着，等孩子大了，咱们就还他。”
说着，她抬手轻轻撞了撞中年男子，往前努了努嘴。
中年男子会意，拿起打火棍跳下拖拉机，重新打火上路。
这就是八月十五那一天在我的合伙人——小名石柱子的时序身上所发生的事。
现在，请将地图上的箭头往偏西部的区域挪去，落在四川凉山越西县。
那一日越西县阳光甚好，阳糯雪山直入云霄，被夕阳染红的落霞宛如一条条丝带，缠绕在群峰之间。
初秋的高山里，凉意沁人，蔓延到更远的地方去，就连人群聚集的土城镇也不能幸免。尽管缺衣少穿，可巧手的媳妇们还是用碎布拼成了小马褂，给年幼的孩子穿上，怕孩子着了凉。
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便穿着这么一件小马褂，在村口大树下跳房子的几个孩子里，不管身高还是样貌，她都算是拔尖的。
中秋节的这个傍晚，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爬山的大人们却陆续回来了，跳房子的孩子们陆续被领走，只剩下最拔尖的这一个无人认领。
她傻站在大树下，静静地盯着脚下用石头画出来的、一格又一格游戏“房子”，姣好的眉宇之间，隐藏着一丝忧郁。
就在这个时候，她身后不远处那一户紧挨着一户、用黄泥巴糊在篱笆上做成墙壁的房子当中，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
女孩身子一震，转身往村庄看去。
她的祖母枯瘦的手扶着墙壁，颤巍巍地朝着她的方向走来，可没走两步，就撑不住了，勉强才喊出一句：“华玲子啊，快回来看你妈一眼，你妈快不行了。”紧接着，老祖母便瘫在地上哀号痛哭，“可怜我那苦命的孙儿哟，刚刚出生就没了娘，孩子他老汉儿又在成都没回来，往后这屋头的日子可咋个过啊……”
村子很小，大家都被这哭喊声唤出了门，有的跑去事主家里帮忙，有的簇拥在老祖母跟前，七手八脚地要将她抬回家。
女孩愣在自己画好的“房子”里，终于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刹那之间，眼泪夺眶而出，撒开脚丫往家跑去。脚下崭新的白胶鞋是前两日妈妈赶集为她买的，有些大，跑着跑着就落在了地上，她又折回去捡起来，抱在怀里生怕再丢了。她年纪还小，可她已意识到，这双白胶鞋也许将是妈妈此生留给她的唯一物件，再没有第二双、第三双……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八月十五的月亮，浅浅地挂在阳糯雪山的山峰上。
从那山峰再往东去近两百公里，有一座时常被雨笼罩的雅安城。
彼时，简陋又破旧的县医院产房里，躺着三五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孕妇。
我的妈妈就是躺在中间床位上的那个孕妇，皮肤最白，模样长得最好。
不过长得好不好看、够不够白，在这个时候真的没有任何用处，分娩的痛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产房窗外是一盏昏暗的路灯，灯光之下，可以看到丝丝缕缕、幽幽怨怨的雨。
春雨绵绵；夏雨暴烈；秋雨，毋庸置疑，缠绵清冷，无限忧愁。原本这便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季节，丰收与落寞紧紧纠缠，宛如双生，从不曾抛弃对方。
经历了漫长的春与夏，走过了初生与繁华，万物都在这一刻慢慢走向衰亡，唯余桂花独自芬芳。
在医院外的花园里，一株株傲然挺立的桂花树经过昨夜暴雨的洗礼，纷纷被砸落在地，为小花园铺上了满地的金光，寂寥凄美的同时，又仿佛带着一些孤独的文艺气息。到底是昨日的绝代风华，即便化作春泥，也是极美的。
沁人心脾的桂花香和着雨水的湿冷，幽幽地飘进走廊。在走廊的尽头，坐着一名神色焦灼的男子，正埋头抓着脑袋。那是我的爸爸。
站在这帮人前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齐耳短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有着和从苦难岁月里挣扎过来的同龄妇女不一样的质朴气质——她是我的奶奶。她和我爷爷因守着世世代代给人做衣服的小小裁缝铺子，被划为受资本家压迫的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因此平安度过了内乱的那十年。
直到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少人才收起那根紧绷的弦，把心放到肚子里，跟随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其中，也包括我的爷爷奶奶。
时局造人，我便出生在一个全雅安都羡慕的家庭里。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家是有“王位”要继承的，所以，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丁，我父亲夏志杰可以说是压力很大的。
我奶奶刚到男子跟前，便急切地问道：“志杰啊，秀兰生了吗？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不待我爸爸应话，奶奶又连珠炮似的道：“哎呀你快说话呀，可急死妈妈了，你爸爸还在铺子里等咱们的消息呢，要不是来做衣服的人都排了队，他又不放心徒弟们，恐怕都跟着来了。”
我爸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喉结上下滚了滚，却没吭声。
“怎么啦？还没生呢？”
“生了。”
“生的啥？”
“生的……生的是……”
“是个儿？”
“……”
见他不回答，奶奶喜气洋洋的脸顿时沉了下去。
陪着她一道来的七大姑八大姨也感受到了这种压抑，脸上原先预备道贺的喜庆，也尴尬地僵住了。
“没事。”奶奶拍了拍我爸的肩膀，淡淡地说，“是个女娃儿也没关系，大不了明年让秀兰再生一个。”
我爸叹了口气，抬起头将目光落到了身旁的墙壁上。
奶奶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墙壁上贴着粗毛笔蘸着红墨水写的一排大字：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她不禁哽咽，眼泪簌簌地掉落下来。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妈妈是老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爸爸是基层干部，每天在乡镇农村打转，发展民生的同时，也严厉打击“超生游击队”。就他们这样的社会身份，哪有知法犯法的道理。
一想到自己与老伴儿辛苦半生，苦心经营的家业将来可能易主，奶奶不禁悲从中来，先是矮身蹲在墙根儿，随后坐在地上，拍着无限宽宏大量的大地母亲高声号哭：“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夏家三代单传，难道到我这一代，就要绝后了？”
夏家逃过了十年内乱，却没有逃过计划生育，在我出生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我爷爷夏德海、奶奶金月华，日子虽然过得富裕，内心却十分煎熬，甚至可以说是备受折磨，更因为觉得百年以后无颜面对夏家的列祖列宗，将家庭悲剧无限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