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精英们遭到了激烈的抨击，这些抨击往往有理有据。人们把法国遭受的众多不幸都归咎于他们：一方面，人们指责他们某种程度上无力应对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人们指责他们故意疏远，甚至直接无视日常生活中同胞们的期待、憧憬、恐惧以及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法国社会极大不满情绪的直接体现，一旦忽略，将会非常危险，也十分不负责任。大家都希望对精英体系进行改革，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直至今天，对精英体系的各种改革方案仍然不起作用。
公众对法国的精英教育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经常见诸媒体，在过去的60年里呈现出鲜明却不足为奇的特点，即几乎总是围绕法国行政学院及其校友展开。法国人民对公共及政治事务的痴迷，以及对行政机关高级职位的关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本身就是法式精英教育的体现。在汇集了众多赞誉及批评的同时，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还成为了其他精英机构的屏障，这些机构包括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等商业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大学及其他机构，它们各自朝前发展，追求实现自身的目标，并在公共舆论之外实实在在地进行改革。过去，如果出现争论，那么，争论主要围绕一个主题：生源选拔。这一问题总是饱受争议，往往被认为过于精英化，对弱势群体或弱势社会阶层不够开放。
对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集中思考和批评，表现为针对其改革产生了大量的官方报告，但除了掩盖在争议及宣传外衣下的一些只言片语，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报告可以自称得到了落实。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思考和批评强化了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改革计划的政治色彩：任何变动都可以视为对现有权力的再次质疑，因此，没有一届政府想要真正致力于改革。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如今仍居于法国精英的舞台中心。当盎格鲁—撒克逊人致力于描述我们的精英体系时，包括当他们努力描述私营部门管理文化时，依据的就是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这个案例，以从中探索精英教育的特色。法国公共部门—私营部门这样的两分法，在这点上实际没有多大意义：法国私营部门的高管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高级公职部门具有同样的行事方式，难道这些高管敢夸耀自己不像高级公职人员那么古板吗？因此，高管们反而更愿意“五十步笑百步”地嘲弄国家行政学院与高级公职部门的缺点。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以夸张或者典型的方式反映了我们精英系统及精英文化的主要特征，而法国人的政见以及我们公共辩论的观点也都具备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由此表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精英的思考会优先（当然并非排他性地）针对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并以此表明，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捍卫的思想和原则涉及的是所有的精英。
对于这样一个仿佛已经成为各种研究及各种争论对象的机构，在以该机构为核心的成堆计划上，我们还希望再增加些什么内容呢？新思考以及新的改革计划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由于10多年来我们所见证的法兰西共和国精英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越来越明显，国家行政学院如今走到了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时刻。这种变化表现为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们在权力中心地位的衰退，表现为由律师、地方政府重要民选官及企业家组成的新一代复合型人才（部分地）取代了他们。这种变化再自然不过了，它只是伴随着法国自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重大经济变化（经济私有化）及政治变化（分权）而产生的。
然而，我们看到推动这种变化的是政治界对国家行政学院的遗弃以及漠不关心，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想要让国家行政学院丧失社会地位的隐晦或明确的意愿，这一点通过机构情况恶化得以达成（其中搬迁至斯特拉斯堡只是其中的灾难之一）；二是出于对从未能够真正改革这所学校的厌倦而造成的放弃，改革并不是像2006年进行的学制改革那样小打小闹。当然，有些人对这样的状况感到欢欣鼓舞，觉得看到了饱受羞辱的高级公职体制改革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并且很快将一败涂地。
一开始我们就做出如下回应：国家行政学院不会消失，而且法国冒的最大一个风险就是——法国自认为可以跻身于世界强国的前列，但却没有与此雄心壮志相匹配的高级公职群体。
国家行政学院不会消失，因为它一直存在，也就是说，法国的政权总是会产生一个精英的选拔、培训及培养体系。通过专设的机构，让法国的这些精英走向领导岗位。国家行政学院仅仅是公共精英选拔方式所赋予的现代形式，它是整个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永久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发现这存在于所有国家或类似的机构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拒绝以下这个问题的原因：想要知道是否必须取消国家行政学院吗？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问题实际上仅是一种取巧，把辩论局限在东拉西扯且略带些政治色彩的曲学多辩中，恰恰满足了巴黎上流社会心照不宣、夸夸其谈的谈资需求。高级公职体制在过去的30年中显得困难重重，甚至愈发无力应对我们当今时代的重大挑战（公共债务、移民潮、全球化、经济私有化），这已经无可争辩，但凸显了以下问题：我们对精英们有何期待？我们想要赋予其何种使命？这才是思考和改革所应解决的问题。相反，要求撤销国家行政学院和要求消除贫困、财富或权利，都是一样徒劳无益的。我们既不否认也无须拒绝在撤销国家行政学院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论据，但我们应摒弃的是构成这些论据的价值观：一种价值观来自反国家主义及传统上反精英主义的拥护者；另一种来自激烈的批评者，他们经历精英体系，又将精英体系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或选举的交易。即便这些批评者反对精英体系，但是这通常不妨碍他们从高级公职岗位退休后享受种种待遇。
在此，我们捍卫国家级行政学院存在的延续性，而且我们捍卫其名称：既非“欧洲管理学院”（2005年以来它被滑稽地加上了这个别名），也非“公共服务学院”（如弗朗索瓦·贝鲁所希望的那样）。机构的力量既在于它的适应能力，也存在于它以相同的名称存续下去的能力，存在于获得光环及资历的能力，这赋予了它如今超越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及圣西尔军校的威望。国家行政学院并不是一所应时代而生的学校，它的存在将超越设立时的目的。1945年学院成立之时就是实施改革的良机，这种机会如同火箭发射窗口一般转瞬即逝；改革并非源于二战，它在战前就被勾勒好框架。如今，拿破仑·波拿巴创立的审计法院、省政府或最高行政法院依然存在，但没有人会以“时过境迁”为唯一借口，要求取消这些机构。
此外，法国想要加速自身衰亡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对高级公职培训漠不关心。高级行政部门的素质是国际舞台上能力的保证，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边忽略高级行政部门，一边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直至今天，精英的失败成为了理解法国走向1940年溃败的最为确切的历史解释，而且也是走向1870年失败的原因。在法国，无论是在旧王朝还是共和国时代，没有一次危机不是从改革公共精英制度进行突破，因为人们认为一国强盛或衰败的主要根源在于其精英制度，国家的力量取决于高级行政部门的垂范力——这也的确属实。另外，号召聘任更多来自私营部门以及社会企业的人员，觉得这样做就能让一个国家治理得更加高效，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他们只能满足局部的有针对性的岗位需求。如果法国仍然拥有影响未来世界并保留其自由权利的雄心壮志，那它就应该采取措施，而这应该从改革其公共精英体系开始。我们需要阻止精英体系的失败，而且由于一些糟糕的操作，我们正在让这一体系消耗殆尽。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行政学院应该恢复招收最佳学生，尤其是要培养他们的雄心壮志，这也是我们建议国家行政学院应当实施改革计划的意义所在。
国家的高级公仆是从国家行政学院还是从另外一个培养体系毕业，这已经不再重要了。在这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对国家行政学院作为一所学院的辩护，而是在于高级公务员的培养。我们认为一所国家级的行政学院完全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不想再重新打造一股国家行政学院的势力，而是将人文、道德及职业上的卓越再次置于高级公务员培养的中心位置，以符合国家赋予的使命。
当然，摆脱针对国家行政学院的传统争论，这绝非易事，因为它们聚焦于这所学院的两个共同维度：一方面，这样的争论直指原有的权力体系，该体系将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委派到高级行政机构以及一部分经济部门的重要岗位任职（外部批评）；另一方面，这些争论对进入这一权力体系的途径进行了猛烈抨击，包括入学考试以及毕业后的排名（内部批评）。
剩下的批评则是“比较权威的”，也就是说，这些批评多次，甚至以咒语般的方式，指责所有以往毕业生的共同问题：学院里教导的因循守旧及一味模仿的精神、缺乏教学计划、评分的主观随意、学制过长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处理，但这些并不是疾病本身，这些只是病症的外在表现。
此外，对这些批评的习惯性重复仿佛达到了至少与批评对象本身一样的固化的程度，以至于假如对国家行政学院进行了真正的改革，反而会成为那些批评者的一种剧烈创伤，因为他们坚持批评的那些理由将不复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递推逻辑，远没有为推动这种思考和改革做出贡献，相反由此导致的结果却是将国家行政学院改革，以及更广意义上对精英体制改革的思考局限在了一个熟悉的框定的领域，对于这一体系的支持者来说，最终也是尽可能让人放心的，非常保险的。如今，在对国家行政学院进行批评的过程中，仿佛在践行一种仪式，每个人都按照既定的角色发表自己的高见。
事实上，之所以说国家行政学院从来都不知道也不想要进行自我革新，是因为它已经非常迅速地与它所孕育的行政体系融为了一体，而不是与这个行政体系互相隔绝，或是至少保持了足够的距离。而且说到底是行政机构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期待尤其是自己的弊病，缔造了国家行政学院。该院的变迁也反映了整个高级公职部门甚至是普通公职部门的变迁。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我们总是提到，国家行政学院的成立最初应该伴随着对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但最后这样的改革并没有施行。于是国家行政学院保留了行政机构的特征，以至于最后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没有改革行政机构之前是不可能改革国家行政学院的。
然而，最初的时候，如果戴高乐将军以及米歇尔·德布雷的想法得以实施，那国家行政学院就应该是行政机关的另一个圣西尔军校，是培养高级人才及实用人才的学校。但它很快脱离了设计者的初衷，成为了高级公务员选拔和排名的工具，他们从准备考试阶段开始就被吸纳进一个扼杀了所有智慧和个性特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能进入的体系，其功能就是致力于维持已有的架构和思维方式。它从国家行政学院变成了行政机构的全国性学院。
对国家行政学院改革的所有惯常反思，很快让这个学院走了样，因为这内化了国家行政学院与整个公职体制之间的联系。这些反思甚至都没有想到要对这样的联系提出质疑。对国家行政学院的改革表现为在国家行政学院框架内或是通过国家行政学院对行政机构的改革。这些改革因而注定要失败（但可能这也是改革发起者的秘密心愿？），因为这些改革将国家行政学院与整个高级公职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这些思考从来针对的只是入学考试、排名以及学制上多少具有的一些非专业性或是跨部委的特征，也就是说职业生涯及行政生涯中许多的环节，实际上对国家行政学院进行改革是毫无用处的，而且这些改革应该在公职部门取得更广泛的发展之后进行，而不是在此之前——这一思想就此确立。对国家行政学院最近的一次改革发生在2006年，我们在反思中也会更加详细地阐述，这次改革只是徒有其名，因为这次改革的目标只是让该院适应外部的某些变化，效果很不好，且只停留于表面。然而，一场真正的改革，所赋予的目标不仅仅是适应，即对外部的发展做出回应，尤其是在欧洲范围内及分权的情况下，改革更应该重新创造。也即，并不是说改改学制就是在对国家行政学院进行改革，只有赋予其新的计划才可以称之为改革。在此我们捍卫这样的理念：精英教育改革应该是公职改革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否则也就不会有公职改革。体制正是通过精英才得以自我革新，因为体制本身并不会对自身进行改革。
如今，国家行政学院遭受着何种弊病，使其无法全力培养能够应对我们国家当今面临重大问题的高级公职人员呢？
尽管2006年进行了改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高级公务员面对欧洲准备不充分，他们没有去了解欧洲真正但并不完美的运行方式，尤其缺乏从最基本的角度捍卫法国利益的目标；他们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却要去解决涉及千百万法国人日常生活的经济问题；他们与国防及军事机构没有丝毫联系，却在军队与国家对立的问题上推波助澜；如同我们广大的精英一样，他们对整个世界维持了一种大学式的天真态度，而这种态度无法应对当今的威胁，而且这在很多方面构成了法国人对赋予他们使命的一种背叛；国家行政学院不再是它所宣称的那样的精英院校，因为它缺少名副其实的教育以及真正的精英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是卓越与谦逊。如今的教学计划却完全没有道德教育，即最简单的人文教育，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以上表述的只是存在的部分问题。
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一个回应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案，这些问题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得以解决，而且可以非常确信地说，我们认为其中的部分问题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整个的精英体系。在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一大堆批评意见，而是尽力去理解长期以来主导国家行政学院运行的负面选择的政治及哲学基础，以便为我们所捍卫的理念创造真正的机会。如今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国家行政学院最初的方案，即最初的两位缔造者——戴高乐将军，尤其是米歇尔·德布雷的思想及成立方案，以便重新为学院奠定得以重生的基础，我们让其走上改革的征程，考虑的是法兰西民族及国家的未来。
我们在此所建议的，主要是针对国家未来高级公务人员的崭新培训方案。首先我们想要通过这个方案，根据国家未来公务员与国家命运之间的永恒联系，提出针对他们品格、能力及道德品行的教学计划，以便他们更好地履行今后的使命。在以往所有对国家行政学院的改革方案中，没有哪个方案涉及了这一认真反思所引起的关键问题：我们想要培养何种类型的公职人员？对于法国，对于欧洲，应该采取何种方案？公职人员应该准备面对何种风险？我们如何启发他们去认识自己所肩负使命的意义和影响？我们想要教导他们哪些基本素质？我们想要给予他们何种道德教育？他们应该形成何种能力？通过哪些方法，我们能够保证这样的教育获得成功？在对国家行政学院教育体系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有些问题长期存在且不可避免，那就是与入学考试及毕业排名相关的问题。本书当然会探讨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很重要，但这些问题都源于一个总的问题，即如何根据高级公务员培养的目的来确定国家行政学院的教学内容。这才是关键。
我们之所以采用了评论的形式，而不是采用被束之高阁的报告的形式，是因为我们始终有这样的信念——高级公务员的培养不仅仅关系到国家本身。它关系到每一个法国人，他们有权利去评判为他们服务的高级公务员的培养方式，国家并不能随意地固步自封，国家的这些精英将接受人民意志的委任，而这样的委任又是至关重要的。在人民与精英关系紧张的时代背景下，精英们更是应该牢记这一点。
我们试图通过有关国家行政学院以及超出该院范畴之外的内容，来回答这个可以引发更多问题的根本问题，而且我们希望这个根本问题会最大程度地引发我们深入思考，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想要为法国的今天和明天培养何种类型的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