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坦先生的书一直都不好读，他这本最新作品有很多如今法国文学非常普遍的云里雾里的抽象章节，经过翻译后仍然很难懂。下面是两个随机挑选的句子：
民主是一个悖论和一个拉扯着人类忘恩负义而备受创伤的本质的挑战，激起它最初的渴望，并保留着尊严。
对于人类的邪恶来说，没有什么比将宗教与对种族、家庭或阶级、集体仇恨、对氏族的热情和政治假象，更加容易以并不虔诚但更加简单的方式弥补了个体纪律的活力。
这两句话以及遍布于这本书里的几百句其他类似的话自有其含义，但你不仅得从废话连篇的内容中进行挖掘，而且还得根据这本书的基调以及已知的马里坦先生本人的思想脉络进行推断。这本书里有许多章节读起来就像是一个不好战的政客在进行演讲，你一早就知道他的立场，但你很难去证明它。一个隐身的内容审查员在书页上盘旋，要瞒骗过他总是需要避免使用专有名词，并将抽象的词语换成具体的词语。
马里坦先生所说的内容是民主和基督教并非不可调和——事实上，它们彼此依存。基督教的生活不能存在于不公正的社会，而以世俗主义为激励的民主总是会演变成为奴隶社会。而且，基督教的社会并不一定会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工人阶级渴望政治上获得平等，而且要求有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这是合理的。正是这种渴望所遭受的不必要的挫折导致了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兴起。总而言之，基督教与物质进步是不相悖的。
在我们听来这番话像是需要慎重说出口的言论，但马里坦先生这么写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些文章写于1942年中，当时轴心国仍然似乎有望赢下战争，而且贝当政权不仅仍然掌握权力，还得到了法国境外的天主教会的鼎力支持。其次，马里坦先生所代表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直到不久前才开始兴起，而且在教会中属于另类。马里坦先生的写作对象主要是天主教徒同仁，而且他很清楚天主教会与反动势力之间的联系。在十九世纪末他说道：“工人阶级以否定基督教寻求救赎，而基督教的保守势力则以否定当前公义与慈爱以寻求救赎。”情况到了现在并没有改善，虽然轴心国势力的战败让情况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转。当你想起几年前红衣主教们和天主教卫道士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歌功颂德，马里坦先生以抚慰人心但含糊的语言掩饰他对基督教式社会主义的呼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他并不介意承认他是一个孤家寡人。他有多么孤独，从西班牙内战时期他是极少数头脑保持清醒并拒绝为法西斯主义进行宣传的地位显赫的天主教徒就知道了。而且他高声呼吁民主和社会公平是基督教的应有之义，它们也一直是教会的领袖所倡导的内容，但很难相信他所针对的读者会有所触动。事实上，信奉天主教的人文主义者是罕有的动物，就像一头患白化病的大象，而且情况一直都会是这样。人文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基督教的教义则认为这个世界只是来世的参考。在理论上它能够自圆其说，但当具体的问题出现时它总是站不住脚。马里坦先生知道群众脱离反动的教会是不可避免的，希望改变这个情况，但不是以法西斯主义让群众保持愚昧，而是号召富人进行忏悔。他不愿意承认或没有明确表达宗教信仰总是逃避忏悔的精神手段。
与此同时，最主要的问题依然存在。物质进步对于希望摆脱从事辛苦劳动的人类来说是必需的，但要实现它却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对于生命的宗教态度一定会再度兴起，但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唯一的宗教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接受。马里坦先生所说的公义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基督教的原则之上，但这种思想已经过时了。在说出这样的话之前，你应该想到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信奉基督教，而且这个比例正在不停地缩小，而且印度人和中国人并不比我们更糟糕。马里坦先生在荒野中发出呼吁，而且声音含糊不清。但是，考虑到他所针对的读者和他或许面临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么一本书一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