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慢 下 来
我们正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时代巨轮飞速运转，海量信息铺天盖地，社会发展一日千里，个人命运朝不保夕。所有的一切都在催逼你，杂乱的世相都在鼓励你：快一点，再快一点！要有敏感性、敏锐性！要和时间赛跑，和自己较劲！要超负荷运转，要更高、更快、更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于是，有速配的爱情，有闪电的婚姻，有快餐的文化，有浓缩的过程，有缩略的思想，有速成的主义，有预制的经典，有转瞬即逝的热闹，有流星似的明星，有不学无术的学者，有泡沫一般脆弱的股市，有气球一样轻飘的房市，有昨天颐指气使、今天锒铛入狱的官员，有白天腰缠万贯、夜晚一贫如洗的商贾……万物皆变，万物皆流，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然而，飞速旋转的时代巨轮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一路前行顾不上停下脚步欣赏一下身边美丽的风景究竟意味着什么？加速度下的高节奏、高效率，到底使我们更充实、更智慧、更安详，还是使我们更空虚、更愚蠢、更浮躁？当我们把目光放在书页上的时候，是马上沉浸在阅读的平静和喜悦之中，还是立刻像通了电流一样，不由自主、不可遏制地一目十行？我们有多久没有享受静静的阅读带来的快慰，有多久没有体验深沉思考带来的充实？快！快！快！我们整天就在为身边所有的一切像风车一样快速地运转，像战士听到集结号跃出战壕一样冲出清晨的家门。启明星和北斗星是我们每天见到的朋友，永远处理不完的公务成为我们自然而然的功课。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年龄像老树一样一圈儿一圈儿地增加，头脑却像鹅卵石一样越来越平滑。这样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稍微放慢脚步，开始冷静思考人生的“快”与“慢”。
其实，我们似乎并不总在享受争分夺秒的乐趣，并不总在为自己的高效率、高节奏而得意。多少人常常感慨：什么时候能够慢下来，不再为生计、为事业、为名利而奔忙就好了。什么时候能够像五柳先生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好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慢下来的渴望，都想在慢下来的过程中反躬自省、思考人生、享受生活。
据说近年来西方社会流行一种“慢生活”理念，仅在意大利就有三十多个城市加入“慢城市”行列。车要开得慢，路要走得慢，书要读得慢，饭要吃得慢。不仅如此，还有“放慢时间协会”的志愿者手拿秒表热心地监督行人，如果谁不到半分钟走了50米，志愿者会善意地提醒他慢下来。笔者曾造访意大利，对那里人们的悠闲自在深有所感，一顿饭可以吃上半天，一杯咖啡可以喝上两个小时。中国人出趟国不容易，我心里盘算着在有限的时间里多看几个地方，而时间就这样慢慢悠悠地过去了。那里的朋友总是不解地问：“朱先生，你干吗总是背个相机像行军一样？”他们认为：“慢生活并不意味着懒惰，而是一种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找到平衡和乐趣。”
以《失乐园》而闻名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写过一本叫做《钝感力》的书。有感于后工业社会对人的生活、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挤压，渡边提出要与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适当放慢自认为很有意义的人生脚步，适当放弃所谓的“敏感性”，而让自己“迟钝”一点，多一些“钝感力”。其实是认清浮华的世相，保持一份内心清醒的能力，是明确自己到底应该要什么、能要什么、怎么要的现实能力，一句话，是一种把握自我的自主能力。
我们身边有太多“机灵”而“敏感”的“聪明人”。他们什么都懂，对任何大人物都“熟极了”，对所有官场变化都了如指掌，对每一次市场风云变幻都洞若观火。他们陶醉于自己的“明察秋毫”，得意于自己的“卓尔不群”。每场热闹都有他们在场，每轮风光都有他们出彩。他们永远是繁华夜宴的主角，永远是社交沙龙的明星，永远是众星捧月的焦点。只有夜深人静回到自己的豪宅，面对老婆孩子的时候，他们才似乎发现自己是谁；只有光荣致仕以后，他们才明白自己是普通人一个；当年的风光，不过是伊索笔下“屋顶上山羊”的风光而已。
狂奔的时代快车，装载了多少徒有虚名的过客！我们不得不放慢节奏看清自己，看清周遭那些模糊的面容。对于我这样一个愚钝的人而言，只有慢一点，再慢一点，或许才能做好一件事，读懂一本书，认清一个人。有人说“慢是一种哲学”，“是一种生活态度”，“有助于培养从容优雅的情致”，说得真好。而我觉得，对于读书人来说，只有把工作、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头脑才能高速地运转起来，才能在“学”与“思”当中找到适当的平衡。古希腊人说“闲暇和财富是哲学思辨的前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是一个性格急躁，而阅读速度缓慢的人，常常为此而苦恼。我很羡慕那些自称“花一个星期时间把黑格尔《小逻辑》研读一遍”的朋友，也很佩服用一个晚上读完一部长篇的才子。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张世英教授用一个学期时间带我们学习《小逻辑》，结果还是不敢说读懂了，至今为自己的愚钝感到惭愧。现在回头想来，能够真正在头脑中留下较深痕迹的书，恰恰是那些慢慢细读、反复揣摩的书。对我来说，泛读所获，十分有限。只有慢慢地精度，才能略有收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最愚蠢的一代》作者，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研究部主任马克鲍尔莱因教授痛心于如今的美国青年“有最好的机会和资源成为最聪明、最博学的一代，却没有善加利用”。他奉劝自己的学生适当远离电视机、远离电脑网络，不要成为“数字技术的奴隶”。他要求自己的学生通过背诵经典诗歌积累词汇、锻炼记忆、丰富想象、提升境界。他认为“需要有一些东西使学生们慢下来”，在没有图像、没有视频、没有声频的安静世界里，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使用自己的头脑思维，依靠自己的想象完成“二度创作”。只有这样，才能扩大自己的内存、丰富自己的想象、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否则，很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湮灭在“技术进步带来的黑暗无知”之中。
鲍尔莱因的话朴实、真诚，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合时宜，但深得我心。
（原载2010年５月19日《中华读书报》）
不做贫穷的富人
看了秦晓鹰同志的“永远不做奢华大国”的文章，引发很多感慨。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祖祖辈辈秉持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纷争与战乱中赖以生生不息的传家宝。而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人说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富起来了。于是乎，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出手阔绰的中国人，在种种国际会议上，开始有人质疑中国是否还是发展中国家。
这样的现实让我矛盾：一方面，中国开始摆脱贫穷和匮乏，不仅在世界政治舞台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应对，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中国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为萧条的世界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显示了普通中国人的购买力。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但这种骄傲和自豪是谨慎而有限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强，我们与真正的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盲目乐观。未富固然不能先奢，就是将来有一天真的富甲天下，依然不能奢靡、奢侈、奢华，这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
在走向富裕的起点，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重提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必须学会正确处理节俭生活与勤劳致富、正当消费与奢侈浮华、热心慈善与摆阔斗富的内在关系。以一种成熟理性的生活态度对待自己、对待世界。对于外界那种过高评价中国成就，过度渲染中国实力，过分夸大中国作用，过于强调中国责任的说法，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必然选择。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对国情的基本判断，考虑所有问题，都离不开这个基本判断。一个地大物“薄”，一个人口众多，是这个基本国情的主要特征。资源匮乏使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捉襟见肘，人口众多作为一个巨大的分母，足以消解发展成就、放大发展困难。在不断开发新技术、新能源，不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只能量米下锅，量入而出，在“节流”上下工夫。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选择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大手大脚、肆意挥霍的败家子作风。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均收入居世界百位之后的所谓发展中大国，奢侈品消费居然“荣膺”世界第二，甚至大有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的趋势，绝不是我们的光荣，而是一种令人汗颜的耻辱。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是建设“两型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上所述，我们的家底很薄，经不起折腾和挥霍。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又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靠什么？只能靠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只有每个人少用一滴水、一度电、一分钱，我们这个社会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最大化、有限的时间最长化，不仅过好当下的生活，也为子孙后代留下青山绿水，留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财富。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个人不能以“我有钱，我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为由任意挥霍、践踏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原因。就算你有钱，你是勤劳致富，但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就这么大，资源就这么多，有些资源一旦消失就永远不可再生，那么你就更没有资格以拥有个人财富为由消耗群体有限资源，否则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犯罪。一个个人不能这样做，任何大国同样不能这样做。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必须从遏制公款消费、反对形式主义做起。恕我直言，在当今中国，最大的浪费、最豪奢的消费、最令人瞠目的奢华不在个体消费，不在几个出国大款肤浅的摆阔斗富，而在公款消费，在各种名义的形式主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中。其中的浪费和腐败大家耳熟能详、见怪不怪，不需我在此烦琐论证，每个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本账。由此引发的奢靡之风影响极坏，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腐化社会风气，毒化青少年心灵，是最大的腐蚀剂。此风不除，倡导发扬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光荣传统，就会沦为笑谈，令人不以为然。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必须成为整个社会的健康导向，成为每个人的自觉选择。如今的中国社会，似乎大有一点笑贫不笑娼的变态味道。人人争说财富，个个热衷炒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早已成为过气的老调。而在消费的名义下驾香车，住豪宅，挥金如土，左拥右抱，才是“成功人士”的物化标志，才是当代英雄应有的派头。问题在于，在城市奢华的背后，在所谓“成功人士”神奇的背后，谁看见依然处在半原始状态的中国农村？谁看见依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谁看见挣扎在城市边缘建好高楼却永远买不起房子的民工？不仅如此，对于那些虽然温饱但不敢得病的市民，对于那些只要有孩子上学就必须省吃俭用的父母，对于那些依靠三代收入才能勉强交上首付的所谓有房一族，对于稍不留神就沦为卡奴的中低收入者，中国是一个可以随便奢靡、奢侈、奢华的所在吗？一想到那些苦难的同胞就不禁使我们感到沉重和辛酸，我们还能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贫穷的富人，做一个只顾自己挥霍享乐，从不关心他人疾苦的个人主义者吗？
在外国朋友眼中，中国是一个整体。一位对中国不无好感的朋友曾经说过：“北京、上海像欧洲，中国农村像非洲。”我以为，把全中国都看成北京、上海，不是恶意的夸大，就是极度的无知；而把全中国都看成非洲，不仅仅是无知。不管怎样，我不希望少数人基于过分自卑和虚荣基础上的奢华消费被误解为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不希望我们自己的媒体过分渲染少数人所谓的财富故事；我不希望盲目攀比、非理性消费成为商品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左右我们这个社会的病态选择。
请记住梭罗的忠告吧：“‘需要’其实很少很少，‘欲望’实在很多很多。”让我们努力分清二者的界限，以谦卑朴素的生活态度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人生。
（原载《学习时报》2010年１月11日）
从学术腐败看如今的学术生态
—答《杂文选刊》记者问
问：一段时间以来，学术腐败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今年两会期间，也成了热议的话题。第一次看到有关报道，我还不大不小地吃了一惊，心想：连知识分子也腐败了？后来，此类消息接二连三地报出，我都有点麻木了。能否请您详细梳理一下学术腐败的具体内涵和实际表现？
答：所谓学术腐败，按照葛剑雄教授的说法，是指利用权力、金钱非法获得学术成果、地位、声誉或利益的行为。学术腐败问题由来已久，不是今年两会期间才被发现。事实上，这个全社会深恶痛绝的丑恶现象一直徘徊在我们周围，只不过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罢了。人们之所以格外看重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太广、影响太大，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味。
具体说，现在的学术腐败呈多发、多变、多样的总体趋势。过去是极个别品行不端的人铤而走险，如今是大面积的学术作假。有权威统计表明，我国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真正原创的不足10％。过去是一般学生抄老师、抄同学，如今是导师抄学生，甚至连博士生导师、大学校长、学部委员也干起了剽窃抄袭的勾当。过去只能偷偷摸摸在暗地里进行，如今已是大张旗鼓、冠冕堂皇地开拓市场，而且已经形成规模宏大的产业链了。有学者透露，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猛增到10亿元。
学术腐败的具体表现，首先是肆无忌惮地抄袭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这里既包括学术论文和著作，也包括试验数据和科研创意。比如近年来著名的上海交大“汉芯事件”、浙江大学李连达院士抄袭风波、武汉理工大学校长被指论文抄袭，以及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李连生学术不端案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第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不在高校，而在官场。”据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的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不少领导干部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把文凭搞上去”、“弄个博士学位”。至于怎么“搞”、怎么“弄”，大家心里都明白。在我看来，这是社会危害最大、后果最为严重的学术腐败。第三是公开买卖论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网上看看，现在买卖论文已经到了何种地步。第四是利用行政权力在新生入学、成果鉴定、职称评定、项目申报、出国访问等环节上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凡此种种，不是礼崩乐坏、斯文扫地，是什么？
问：假冒伪劣到处都有，不独学术界如此，连不少号称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都腐败了，但人们似乎对学术腐败格外不能容忍，这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
答：对学术腐败的严重危害性，怎么看都不过分。虽说大学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象牙塔”，学术界也绝非一尘不染的“净土”。但一般说来，知识分子作为正义力量，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社会良知，是道德人格的化身。如果连“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都成了令人不齿的鼠窃狗偷之徒，这个社会不是很可怕吗？人们之所以“苛责”知识分子，“苛责”学术界，恰恰说明人们对知识心怀敬畏，对知识分子另眼相看，寄予厚望。在一般人心目中，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本应是社会精英，是一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同时也应该是最讲道德良心的人。但频频发生并不断升级的学术腐败事件毒化社会风气，破坏社会公信力，叫人不能不格外忧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自主创新需要全社会付出艰苦劳动，更需要一大批醉心于科研工作的先行者。顶着“天之骄子”、“专家学者”甚至两院“院士”的头衔却干着东抄西窃的勾当，毁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声誉，更是后来者的信心。这种愈演愈烈的学术造假趋势如果不加以有效阻止和遏制，将会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和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问：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界也成了龌龊之地，使原本清高的知识分子不顾廉耻、干出抄袭剽窃的丑事来？
答：首先，学术界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不能孤立地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腐败是社会腐败的特殊形态和表现形式，与整个社会的腐败是相关联的。二是制度设计和评价机制有问题，主要是唯论文是瞻倾向严重。不管从事哪方面研究，都要看论文发表数量，把论文多少、发表层次高低，作为评价一个人学术水平的最重要依据。这使所有和专业工作有关的人，都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撰写和发表论文上边。我国的虚假论文和泡沫论文迅速增加，甚至成为世界“第一论文大国”，也就不足为怪了。三是官本位对学术的戕害。一些人当官以后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既是行政领导，又是学术权威。明明不参加学术研究，却热衷于在别人的论文上署名或被署名，沽名钓誉，无异于招摇撞骗。而某些学术机构自愿成为权力的婢女，以期换取教育资源和个人利益。问题在于，当权力进入学术，腐败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必然。四是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教育。如今的高校不要说学生，就是许多成为导师的人，其人品和学问都值得怀疑。自己本身就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道德品质又不那么令人放心，自然无力教学生遵守学术规范。不少犯了征引别人论文而不标出处错误的学生，在解释犯错原因时，就明确讲老师从来没讲过。不仅如此，还有贼喊捉贼的呢。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解龙发表在《经济评论》上的论文《来自科斯定理的挑战》，95%抄袭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乔新平教授的《微观经济学十八讲》，有些段落竟然一字不差地原文照录。可就是这位文抄公，在该学院进行的毕业论文第三次大检查中，居然“亲自动员、亲自组织、重点排查论文抄袭雷同现象”。你看，人家不仅“亲自动员”，还亲自抄袭、以身作则，多么可爱！（相关报道见2010年2月8日《人民日报》）
问：重论文不对吗？就像学生必须经过高考才能进入大学一样，学者专家也应该有一套客观的评价办法和考核机制，看论文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嘛。或许论文评价不是最好的办法，但起码是到目前为止较为客观、较为公正、较为有效的办法，总不能凭长官意志拍脑袋说谁行就谁行吧。
答：重论文本身并不错。真正意义上的好论文是学者科研心血的结晶，代表着一个人、一所院校甚至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问题在于，如今的虚假论文、泡沫论文、毫无新见废话连篇的论文、为写而写鬼都不看的论文、占用时间浪费纸张不啻谋财害命的论文……实在太多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是一个极坏的倾向，是导致论文腐败乃至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各类在职高校教职工180万人，其中专职教师近百万，在读硕士生70万、博士生20万，现有学术期刊7000多种，其中科技类4876种，社科类2500种。至于其中的“核心刊物”，北大和南大等权威机构分法不一，少则不到1000种，多则3000多种。我们不妨算一笔论文账：按高校教师每学期不少于1篇、硕士生在读两年不少于1篇、博士生在读三年不少于2篇的要求（这是通常的标准，各校差异姑且忽略不计），仅这部分师生每年就至少要发表200多万篇论文。不妨再算一笔刊物账：以每期刊物每年出版12期、每期80页、约25篇论文计，全年充其量发表论文168万篇。这与200多万篇的客观需求已经产生很大缺口，何况还有高校以外的众多专业人士也要论文、也要评职称，剩下的缺口将更大。这还是以7000种学术刊物为基数计算的，如果以核心期刊数来计算，就更不靠谱儿了。
供需矛盾的巨大缺口直接导致两个弊端：一是使一些人产生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心理，为了获得专业技术职务和学位，不作深入细致的专业研究，浮光掠影，东拼西凑，简单重复前人定论，机械制造学术垃圾。甚至不惜丧失起码的人格和学术道德，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欺世盗名，沦为令人不齿的文贼。二是这个巨大的缺口成了某些人发财的商机。如今不愧是市场经济社会，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供给。你不是急需学术论文吗？我就索性给你开上一家论文公司；你不是怕找公司有失身份吗？我干脆再办一家网上中介公司。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立刻就有人为你热情服务。文史哲、政经法，要什么，有什么。
问：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令人忧虑的现状呢？
答：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从眼前看，起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突破利益格局限制，实施学术评价体制和机制改革，改变考核方式，破除论文崇拜，克服学术浮躁，营造有利于创造的宽松环境。二是在考核中特别强调自主创新能力，尤其要特别突出基础学科研究的原创性、带动性。对于那些没有新观点、新见解、新数据、新材料的“克隆论文”、“拷贝论文”、“块移动论文”，必须剔除！如此才能大浪淘沙、去伪存真。三是特别强调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特别突出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质疑能力、创新能力培养。教育学生懂得一个道理：只会写论文不会用于实践的知识分子不是最好的知识分子，只会写论文的人才很可能是‘纸老虎’。
问：对少数违反学术道德的害群之马应该怎么办呢？
答：怎么办？必须严厉查处，按照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的说法，就是要“零容忍”。对查有实据的学术腐败人物或事件必须像对待其他腐败行为一样，彻底清查，严肃处理。21世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副院长有一个观点很深刻，他认为，由于利益纠缠，不少高校在处理学术腐败时，不是“零容忍”，而是“零处理”，一副与学术腐败共进退的架势。参与调查的所谓学术委员会，多数情况下也就是摆设和工具。这可以说是学术丑闻衍生的“次生丑闻”。在国际学术界，这是比丑闻本身更大的丑闻。前者是个体行为，后者是为学术不端提供肥沃土壤。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明确，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在这方面，南开大学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该校前不久成立的学术委员会全部由各学科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组成，整个委员会没有一个学校领导和行政干部，具有充分独立的工作机制和权力，我们有理由对这样的学术委员会充满期待。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处理学术腐败问题，要充分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学术腐败者无处遁形、声名扫地。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李连生剽窃案长达两年得不到有效解决，中央电视台一曝光，马上就解决了。不仅如此，长期不作为的校方还一改往日消极的面孔，声称“西安交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鉴于李连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其教授职务，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你看，新闻监督有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不要过分悲观。
（原载《杂文选刊》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