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怀念牧惠先生
当悲痛渐渐过去，准备静下心来写一篇纪念牧惠先生的文字时，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几次“失语”。好像老舍先生在其名篇《忆北京》中说过：“设若让我写伦敦、巴黎，可以洋洋万言、一泻千里；如果让我写北京，真的不知从何说起。”这就好比一个人之于自己的母亲，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敬爱与感激之情的。那样一种深沉的感情甚至不能说出，一旦诉诸语言，便无异于亵渎了。我此刻的心情，正类似于此。几次提笔，都不知从何说起；构思了多种开头，都觉得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感受。
2004年６月８日，一个连日艳阳高照忽然晴转多云的普通日子；北京，郁金香花园温泉度假村，一个让人不禁想到风车之国的美好所在……
一切都是那样平静，一切都与往日别无二致。然而傍晚时分，风沙骤起，冷雨阵阵，就在这个让人充满浪漫想象的温馨所在，就在这个距离京城不过数十里的地方，迅速传出牧惠先生猝然离世的噩耗。
消息传来，所有人都仿佛遭到电击一样，被定格在那里，久久缓不过神来。一个曾经那样充满活力的健硕老者，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一个几天前还微笑着说要写到80岁的当代杂文大师，怎么就这样不辞而别了呢？
连日来，我的大脑长久处于空白状态。看着家中牧惠先生赠送的几十本著作，想着先生生前对我的殷殷教诲，我的泪水一遍又一遍流下来……
从６月９日起，始终处在不停的“说话”之中。作为牧惠先生的晚辈和同事，特别是作为多年蒙受先生提携的弟子，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像儿子一样向牧惠先生的生前友好报丧。
电话不停地响着。每一个获悉噩耗的朋友无不感慨欷歔。86岁的何满子先生扼腕长叹：牧惠老弟小我10岁，他怎么先走了呢！71岁的邵燕祥先生主动打来电话，仔细询问牧惠临终前的每个细节。好友鄢烈山从广州来电，始终用疑问的口气向我求证：这是真的吗？差不多每一个朋友都在询问牧惠先生临终前的情况，都想知道最后时刻他的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带着朋友们的愿望，我采访了牧惠先生临终前的身边工作人员任珍奇和骆凤——
６月８日上午，求是杂志社离退休干部办公室离休支部组织老同志赴北京市朝阳区郁金香花园温泉度假村参观学习。上午９点，租用的首汽大客车从沙滩北街2号求是大院出发，一个半小时后抵达目的地。
或许是受上午晴好天气的影响吧，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同志们的精神都很饱满。牧惠先生像往常一样，和相处得一直很好的老干办的同志们开着玩笑。大家频频举杯，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大概下午１点半左右，大家吃完午饭，回房休息。牧惠先生来前曾特意吩咐单独要一间房，准备赶写几篇稿子。这会儿，他再次调侃地对老干办的女保健医小任说：“中午可不要骚扰我哟，我还要赶稿子呢。”
下午原本有一个参观蝴蝶展的自由活动。想到牧惠先生有过吩咐，要赶稿子，大家就没有打扰他。４点半左右，看展览的老同志陆续回来，三三两两地在凉亭和鱼池边散步。不见牧惠先生的身影，大家有些不踏实：写稿写到这会儿，也该歇歇了，这老头儿怎么还闷在屋里？
任珍奇、骆凤两位同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往先生房间打电话。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人接。大家更不踏实了，马上找到服务员打开先生的房间——
眼前的一幕让跑在前面的服务员和医生小任都惊呆了：牧惠先生头朝东俯卧在浴池里，右侧脸颊有明显磕青的痕迹。小任不顾一切地跳进浴池，一遍一遍地嘶喊：“林老，你这是干什么？你可别吓唬我们呀！”她吃力地拉出先生的手，然而手腕已没有脉搏；她又把手放到先生的颈总动脉上，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再把手伸到先生的口鼻边，已然没有任何气息、停止了心跳。透过泪眼，小任看到先生的遗体上已出现尸斑。医学常识告诉她：先生走了已有几个时辰了。
此刻，时钟正好指向2004年６月８日下午５时35分。
小任哭着跑出房间，几乎与随后赶到的小骆撞个满怀。整个度假村弥漫着悲痛的气息，一时间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几分钟后，120急救中心的医生赶到了。随后，110的民警也赶到了。法医检查牧惠先生的遗体，初步认定系因病猝死。
６点以后，牧惠先生的女儿和单位的同事陆续赶到。民警在作了必要的笔录以后，将遗体运至尸检中心。
先生的书桌上，摊着刚刚写完的两篇草稿，一篇写杨志，一篇写白胜。显然，他是在完成两篇草稿后，准备泡温泉，好好放松休息一下。谁承想：这竟成为他的绝笔！
桌边上，放着用于写作水浒人物的几本参考书。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传汇评本》，一本是杨柳的《水浒人物论》，还有一本梦超文、张光宇画《水泊梁山英雄谱》。
半个月前，牧惠先生刚刚作了平生第一次欧陆游。他满怀兴奋，也满怀疲惫回到家。看到一大堆约稿信，特别是一位上海画家请求为其水浒人物画配文的信，先生略作犹豫，答应了。
一直以来，牧惠先生是以精神乐观、身体健康著称于杂文圈儿的。虽已是76岁高龄，但他每天爬景山，每周游泳，一下水就是800米！他的心脑血管都很健康，4月份单位为老同志体检，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疾病。家人为他准备的救心丸、硝酸甘油片之类，他从不带在身上。他对自己的身体太自信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自信害了他。
朋友们都说，他是累死的。二十多年来，他夙兴夜寐，笔耕不辍，始终处在无穷无尽的稿约之中，始终疲于奔命，应接不暇。不仅我们这些同事和晚辈知道他是以怎样一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勤奋写作的；就是普通读者，也不难从他的极度高产中窥见他是如何工作的。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而牧惠先生在七十岁以后却以每周至少两篇，每年至少两本书的速度耕耘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一生钟爱的《水浒传》写文章。这种超高的“转数”，即便是中青年作者，恐怕也难以承受，何况先生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先生生前，我经常与他一同出差，一同参加社会活动。每天早上醒来，总是见到一个微驼的脊背伏在宾馆狭小的书桌上奋笔疾书。而那时的时间，常常不到５点钟。
也许我们不该为他难过，因为他活，是活在文章里；死，同样死在文章里。生其所生，死其所死，应该死而无憾了。
然而为什么我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来？
为什么从白天到夜晚，我的眼前始终晃动着先生略微驼背、亲切而倔犟的身影？
无所不知的苍天啊，请你告诉我。
在不少杂文界的朋友看来，牧惠与我，是一对师徒。一来我们供职于同一个单位，都热衷于杂文写作，都与杂文界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二来我们经常“出双入对”，不论参加社会活动，还是出席某个饭局，常常一唱一和，表达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尽管牧惠先生多次否认这种师徒关系，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毫无疑问是恩师。在我学习杂文写作的过程中，不论是从价值立场的确定上，还是从具体方法技巧的选择上，牧惠先生都名副其实地起到了榜样和导师的作用。
说来惭愧，起初我并不知道牧惠就是林文山，当然更不知道牧惠就在身边。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求是》杂志的前身《红旗》杂志社工作。经过几年的痛苦摸索，直到1987年从湖南永州支教回到北京，才真正开始对杂文写作发生浓厚兴趣。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关注鲁迅以外的杂文创作。严秀、牧惠、何满子、邵燕祥、舒展、冯英子、陈四益、王春瑜等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我以这些前辈为榜样，认真研读他们的作品，悉心揣摩他们的创作思路，刻意模仿他们的遣词造句。在这个过程中，牧惠先生的文章以其深沉的历史意识和以史鉴今的春秋笔法，深深地触动了我。那样一种富有历史穿透力的思想指向，那样一种以深厚学养为依托的学者化的创作方式，那样一种语含讥讽寓庄于谐嬉笑怒骂举重若轻的从容姿态，都实实在在地让我着迷。
直到有一天，我拿着当日的《人民日报》上一篇叫做《“给”的民主》的文章大表钦佩时，才有人对我说，你既然那么喜欢这篇东西，干吗不直接跟老林说。“老林？可这篇文章是牧惠写的呀？”我满脸疑惑地问。那个同志听后哈哈大笑：“亏你还喜欢杂文，牧惠就是林文山哪！”
原来如此！那个不显山、不露水，整天驼着脊背，一笑就像孩子似的露出槽牙，一进门就俯下身写作的不起眼儿老头，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杂文家牧惠！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我兴奋异常、感动莫名。既为有眼不识泰山而惭愧，更为榜样就在身边而高兴。
说来有些不好意思，第一次与先生正面对话，竟然是在单位的厕所里。看到先生进来，我一时有些手足无措，就很唐突地说：“林老师，真不好意思，直到今天才知道您就是常在报上发表杂文的牧惠。”先生略微一愣，微笑着对我说：“知不知道牧惠有那么重要吗？”“怎么不重要，您可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杂文家之一呀！”我由衷地说。“是吗？那可不敢当。你还是叫我老林吧。哪天有空咱们聊聊。”先生的平和，打消了我对一个名人和前辈的敬畏心理，真的准备哪天到他办公室“聊聊”。
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拿着两篇习作，战战兢兢地敲响了先生从不关闭的门。一篇是《话说“名誉XX”》，一篇是《开卷未必都有益》。先生接过我的习作，大体溜了一眼，说文章先放下，我要静下心来慢慢看，咱们先聊聊。他很有兴致地询问我的学习经历，是哪里人，写过什么东西，为什么喜欢杂文，眼下在看什么书等问题。我知道先生的时间很宝贵，尽量把话说得简短。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就笑着说，别像论文答辩似的，咱们敞开随便聊聊。先生这样一说，我一下子没了负担，就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不仅一一回答先生的提问，还对当时不少热门话题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很少插话，只是间或点一下头，或者“嗯”一声，鼓励我说下去。不知不觉我们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直到快吃午饭，我才恋恋不舍地告辞。临走还不忘问一句：“我以后可以常来吗？”先生又是朗然一笑：“想来就来，我这里又不是公安局！”
两天以后，先生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说：“大作看完了，有时间过来一下。”我马上跑到先生的办公室听候指教。先生开门见山，毫无客套。他说有三条意见：第一，你有杂文写作基础，只要坚持，一定会成功，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持之以恒地努力。第二，《话说“名誉XX”》这篇写得不错，略加修改再给我，我给你推荐出去；第三，《开卷未必都有益》这篇还不成熟，好好改改，改好以后再说。接着，他具体谈了对这篇习作的看法：立意好，但论证理由不充分，逻辑不严密，语言过于书生气。如果要改，可以考虑从结构上入手，既要避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又要学会在“深刻的片面中把握全面”，在“攻及一点的同时顾及其余”……谈话很快结束了，先生痛快地说：“怎么样？都清楚了吧？清楚了回去抓紧改吧。”说完，就不再理我，埋头接着干自己的事了。这种干脆利落的工作作风、以诚相见的为人做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篇文章修改后，经牧惠先生推荐，一篇发表在《随笔》杂志上，一篇发表在《博览群书》杂志上。虽然此前我已开始尝试向报刊投稿，并且发表过几篇不成样子的文章。但真正的杂文写作，应该是从此开始的。毫无疑问，是牧惠先生把我引上了杂文写作的道路。
1996年我开始着手选编自己的第一本杂文集，请求牧惠先生作序。先生几次推辞，但耐不过我的执意坚持，最后勉强答应了。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同铁志曾经同在一个‘衙门’里工作，但并不在同一个部室。1988年我离休，前脚走，他后脚才调到我原先工作的那个部，在杂志的编辑工作上可以说毫无联系。只是因为我虽离休，却常同年轻人有些来往，加上铁志从这时起主持杂志的杂文栏目，业余也投入杂文创作，于是比其他人又密切些。我们或当面，或通过电话，交流彼此的一些想法，包括对某些杂文家和某篇杂文的看法，互相酝酿某篇杂文的内容乃至提供一句话、一个资料（我的《歪批水浒》就是在铁志等几位的鼓动下写出来的）。后来又合作编《杂文大观》。在这当中，我颇同意周围一些人对铁志的评价……”看得出来，先生是有意在用一种平淡的甚至是轻描淡写的口吻述说他对我的影响和帮助。他从来都是以这种态度对待他所帮助和关心过的人的。我虽然不曾提着火腿，带着束脩，向牧惠先生正式拜师，但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我的思想感情深处，都早已把牧惠先生引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在无数个过去的日子里，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先生是以怎样的热情和各种经意或不经意的方式给予我多少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说我今天在杂文写作方面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先生引我入门径，带我进厅堂，使我开始领略杂文密林深处无尽的风景。
是的，正如先生所说，他前脚走，我后脚到，此前在一个单位共事六年，竟然没说过几句话。但在我开始习作杂文以后，特别是1988年开始负责杂志的杂文编辑工作以后，先生却像对待老朋友、老部下那样，毫无保留地鼓励我、支持我、帮助我。接管杂文编辑工作后，首先拿到的第一份珍贵“礼物”，就是先生给我的杂文作家通讯录。我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交往浓缩的一份宝藏，上面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杂文界老中青所有杂文家的联系方式，既有严修、黄裳、何满子、冯英子、刘征、邵燕祥、舒展、黄秋耘等前辈杂文家，也有陈四益、王春瑜、王得后、陈泽群、瓜田、符号等中年杂文家，还有以鄢烈山、朱健国、叶延滨、司徒伟智等为代表的青年杂文家。此外，方成、丁聪、华君武、韩羽、黄永厚等著名画家的通讯方式也在其中。这份珍贵的通讯录，仿佛深山探宝必不可少的联络图，使我省去了多少摸索之苦。我之所以能够较快与杂文界前辈迅速建立联系，完全得益于先生的指导和引见；之所以能在主持杂文栏目初期就编发一批有影响的名家作品，完全受惠于先生的扶持。我不好意思用“无私”一类的字眼儿来称赞先生，因为他压根儿不会想到无私与否。他是在近乎本能地为杂文事业做好事，为年轻人搭桥铺路。他不愿为人师表，甚至讨厌好为人师，而他自己却无时不再做着伯乐的事情，甘当一块平凡的铺路石。
牧惠先生溘然长逝，不仅让杂文界损失了一员面对丑恶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宿将，也让众多中青年杂文家失去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熟悉当代中国杂文史的朋友都知道，新时期的杂文创作呈现两种鲜明特色，一是创作数量迅速增多、创作质量大幅度跃升；二是作者队伍空前壮大、空前活跃。这固然首先有赖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得益于老一辈杂文家对年轻一代的栽培和提携。其中用力最多、成效最大者，就包括牧惠先生。他不仅以《华表的沧桑》等一大批优秀的杂文作品间接影响中青年、为当代杂文树立一个足堪效法的标杆，而且与严秀先生一起，花费极大心血，精心甄别、仔细选编《当代杂文选萃》一至五辑，集中介绍当代中国老中青优秀杂文家的创作，全面展示思想解放百花园中杂文这朵奇葩。50位散见于大江南北、各行各业的杂文作者由此得以登堂入室、窥见杂文殿堂的奥秘。不仅如此，他还最早评价台湾杂文家柏杨先生的作品，使杂文作者和广大读者得以放眼海峡两岸，从不同的视角全面审视中华文化以及国民性中依然存在的劣根性。当代杂文的创作路径可能千差万别，每个作者的知识准备和写作方式可能大异其趣，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青年杂文家是透过牧惠先生的眼睛来看杂文、学杂文、写杂文的。
究竟有多少后学得到过牧惠先生的帮助和提携，恐怕难以尽数。在《当代杂文选萃》之后，这种不懈的努力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还随着先生年龄的增长、威望的增加而加快了脚步。在众多受益于先生的晚辈中，我无疑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这当然不是说我有多么优秀、多么格外受人青睐，而是因为我与先生供职于同一单位，朝夕相处，有近水楼台之便。
虽说早在1982年我就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但直到1988年先生离休，我才调到他原来供职的部室接管杂文编辑工作。而此时的《红旗》杂志也已改为《求是》杂志。六年当中，我们偶有接触，但十分有限，所谈不多。我对牧惠先生的大名耳熟能详，但他对一个不在同一部门、远远仰慕他的毛头小子，当然谈不上多么了解。而当我拿着习作向其请教时，他却像对待老朋友、老部下那样热情接待，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不仅坦率指出我文章中的优劣得失，而且主动提出帮助推荐发表。如果说我能在较短时间内学作杂文，并得到许多前辈的承认和鼓励，不是因为我多么出色，而是因为有牧惠先生的大力举荐和多方提携。
上个世纪90年代，牧惠先生与张华、蓝翎、姚春树等先生选编从五四到新时期的《中国杂文大观》一至四卷。先生让我做他的选编助手，具体承担其中的第四卷，即新时期卷的选编工作。我很清楚，以自己的学养见识和对新时期杂文创作的了解程度，不足以承担这一任务。是先生想借助这一难得的机会锻炼我、帮助我，使我在梳理杂文前辈和同人的创作中学习、提高。后来，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牧惠先生又带着我与蓝翎先生一起选编《真话的空间——新中国杂文选》。与上次不同的是，先生明确告诉我：你已有选编工作经验，对情况也比较熟悉了，这次就在上次选编的基础上，把蓝翎先生选编的第三卷和我们选编的第四卷结合起来，由你主要负责再编一个新版本。我对先生的信任当然心存感激，同时也十分清楚，先生是想让我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把中国现当代杂文从五四到新时期全面“过”一遍，为将来的杂文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再后来，我受孙郁先生的委托，独立承担了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年度最佳杂文选编工作，一干就是五年。对于这个最早的选本，现在说法不一、评价各异，但我可以坦然地对读者说，我是怀着真诚的感情和虔诚的态度去做这项工作的。在这项由我承担的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得到牧惠先生的指点和帮助。凡是我对某位作者或作品拿不准的时候，就去请教先生，至于电话叨扰，更是家常便饭。我不想拉旗作皮、谬托知己。但实事求是地讲，没有牧惠先生长期以来的指点帮助，我不可能走上杂文创作的道路，也不可能选编出一本又一本风格各异、作用不同的杂文选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的努力中寄予了先生的希望，我的小小的成绩中包含了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我觉得，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受益于先生的中青年杂文作者，都有责任、有义务将先生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使之青春不老，生命长在。
四
牧惠先生走了，走得那样悄无声息，那样不动声色，一如他低调的人生。
６月18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兰厅，哀乐低回，气氛凝重。求是杂志社以及首都文学艺术界300余人向先生作最后的告别。灵堂里悬挂着牧惠先生的遗像，两侧摆满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和挽联，先生的遗体摆放在鲜花翠柏当中，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９时，告别仪式开始。求是杂志社领导和同志们向牧惠先生三鞠躬。接着，各界人士依次步入告别厅。李锐老步履蹒跚地来了，邵燕祥、陈四益、朱正、王得后、王春瑜、蓝英年、王曾瑜、符号等老友满含悲痛地来了，瓜田、孙郁、丁东、张心阳、朱健国、潘洪其、焦国标、杨庆春、赵牧、赵敏、张金岭等中青年杂文家来了，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同志来了，中国文联副主席李准同志来了，天津、济南、太原、深圳、石家庄等地媒体的朋友来了，仰慕牧惠先生人品文章的普通读者来了，而许多无法当面告别的朋友通过电话、电邮表达了自己无尽的哀思，在凯迪网上，悼念的帖子贴得满满当当，达数千个之多……
一个杂文家的逝世，为什么引来如此关注？如此轰动？每一个步入灵堂的人都在思索。
“下马讨腐上马杀贼一生总蒙群小切齿，有心回天无心保命此日当为斯民痛哭。”——黄一龙先生如是说；
“赤子童真满怀正气丹心在，铁笔如椽荡尽俗尘思遗文”——黄永厚先生这样讲；
“人间护良知应多几位，世上说真话又少一人。”——符号先生由衷感叹；
“逝者已无言，留铮铮铁骨存道义；中国仍有声，看浩浩正气皆文章。”——三峡晚报张勇不信牧惠之后杂文乏人；
“曾经浴血，浴血红旗，几许风雷惊华表；受尽歪批，歪批水浒，一支直笔傲春秋。”——广西后学徐强如此评价。
他的多思与勤奋，正直与善良，深沉与厚重，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文友和广大读者的尊敬与爱戴。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借用这样的诗句评价牧惠先生，一点也不过分。他虽然离开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杂文事业，离开了热爱他的广大读者，但他刚直不阿的优秀品格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笔力雄健、振聋发聩的600万字杂文永远活在读者心里。
这几天我常常想，有的人以传宗接代的方式让家族延续；有的人以不朽的功业彪炳青史；有的人以不灭的精神昭示后人。而文史公所谓“三不朽”，牧惠先生差不多都占全了。他笔耕一生，著作等身，可谓“立言”；他爱憎分明，激浊扬清，可谓“立德”；他提携后学，奖掖新人，可谓“立功”。他生前就作出承诺，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协和医科大学，死后让每个器官都成为莘莘学子攀上医学高峰的垫脚石。
这样的人怎么会死呢！
每年的３月11日，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都要为牧惠先生祝寿，转眼已坚持了六年。每年的这一天，大家都像过节一样，张罗着订餐、订蛋糕。或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预感吧，今年聚会前夜，我忽然想到把家中大小两架相机都拿出来，一下子准备了五个胶卷。
没想到，这竟成为最后一次为先生拍照。
先生曾说过，写得太累了，写到80岁就不写了。从欧洲回来，他再次表达了这个意思。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他真的如是想，读者也很难让他放下手中的笔。5月31日回家当日，堆成小山的报刊、信件，顷刻让他忘记了调整时差。而上海画家马骥寄来的110幅水浒人物画，使他不得不再次提笔配文。
我们准备着为他80大寿好好庆贺一下，然而这一天不会再来了，那个我们所爱的老头真的走了。
从今以后的每年３月11日，我们还会像往年一样聚会。只是要把祝寿变为追思，在先生常坐的那个位置摆上一副碗筷……
活在人心便永生。这是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则，也是我们对牧惠先生最好的纪念。
2004年６月30日于北京沙滩
怀念陈泽群先生
陈泽群先生去世的噩耗，我是第一时间在电话里知道的。符号先生语调低沉地说“陈泽群先生去世了”。我明明听清了他的话，还是禁不住追问一句：“谁？”
或许是自己也年近“知天命”的缘故吧，这些年不时听到前辈仙逝的噩耗，每年都要数次前往八宝山吊唁，心逐渐“硬”了起来。但听到陈先生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泛起一缕不能自制的波澜。作为敬重陈先生的杂文界晚辈，我觉得自己应该写点什么，又恐难以表达内心复杂的感情于万一，一直沉默着。这期间，我找出了手头珍藏的陈先生的几本赠书翻阅，感到书页间依然有我熟悉的身影，依然有鲜活的生命。温暖的阅读，寄托了我的哀思与怀念。
说起来，我与陈先生应该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的是他的文名和杂文作品，陌生的是他这个人。
最早认识陈先生，是在严秀先生为《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撰写的序言里。在纵论新时期最初几年的杂文创作时，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陈泽群的名字，“深觉泽群同志的杂文在全国都是数得上的佳作，他的文章的显著特点，是篇篇都‘言之有物’，都在为‘扶正袪邪’、‘去腐生新’这个根本任务奋斗”，认为他是“大陆上有数的重要杂文作家”，是新时期杂文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后来我有机会当面向严秀先生请教杂文写作之道，其中特别提到“新时期杂文家人数众多，作品汗牛充栋，哪些人的哪些作品最值得阅读，最堪师法？”先生随口说出十来人，其中就有陈泽群先生。
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即新时期卷的过程中，我也曾向先生提出过同样问题。先生的回答不仅更加具体，而且明确说过不同地区杂文的标志性人物，其中就特别肯定地说过“陈泽群毫无疑问是武汉地区乃至全国的代表人物之一。学写杂文，应该好好读他的作品”。
两位前辈的指点，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陈泽群先生。
记得那次是和牧惠先生同行，时间大约是在1992年五一前后。我们在四川出差后，取道重庆顺流而下。在江汉大学一间简陋的住宅里，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陈先生。坐在面前的陈先生，和我想象中的没有太大区别，个子不高，穿着十分朴素，也没有知名作家的风流倜傥、侃侃而谈。说话语速不快，一字一顿的，好像总在斟酌表达的分寸。表情是有节制的快乐，面容十分安详沉稳，是经过大风大浪后的那种从容和淡定。眼神坚定而执著，遣词造句透着鲁迅的风格，时不时会有一两句冷幽默，两位长者会心一笑，深得其中妙趣。有些语涉故人故事，而我并不了解来龙去脉，听了就有几分木然。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其实也不十分熟悉，但言谈之间毫不掩饰对对方的尊重和欣赏。牧惠先生不仅说了他自己对陈先生其人其文的看法，还说到在主编《当代杂文选萃》过程中，和严秀先生共同的看法。听了牧惠先生的评价，陈先生显得有些诚惶诚恐。不是那种故作姿态的所谓谦虚，而是遇到高人后的真诚表达。我注意到那天陈先生心情很好，尽管如此，话依然不多。除了谈杂文，也谈到武汉的一些知名作家，如徐迟先生、曾卓先生等，还说到当时已在全国崭露头角的青年杂文家鄢烈山等。听说我也对杂文有兴趣，陈先生欣慰地笑了，说“年轻人读点鲁迅、学着写点杂文好”，觉得意犹未尽，又说了杂文“易写难工，要取法乎上”的道理。
时近中午，陈先生坚持要请牧惠先生吃饭，牧惠先生显然很乐意将谈话继续下去，并不推辞。陈先生就近选了一家南方常见的三面封闭、一面敞开的小店，点了武昌鱼、酱牛肉、炒鲜笋等几样小菜，要了一壶绍兴加饭，几人就很随意地边吃边聊起来。两位先生都不胜酒力，只喝一点脸就红了。而我的酒量更不行，只有默默地为他们斟酒，听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文坛的掌故，对我全是新鲜的故事。陈先生见我不吃不喝只是笑着听，就说：“不会喝酒可以多吃菜嘛。”言语间透着对年轻人的关爱。
饭后陈先生陪着牧惠先生在东湖边走了很久，上下古今谈了很多，后来还专门去拜访了曾卓先生……
从此我认识了陈泽群先生。虽然平时很少叨扰，但从武汉返回北京后，我虔诚地找出严秀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翻检出收入其中的陈泽群先生的七篇杂文：《要不得的“家谱论”》《有愧与无愧之间》《未庄的舆论》《马寅初姓马》《小包车》《外宾来了》《只缘身在现实中》，逐一研读，受益匪浅，见识了什么叫特殊年代的特殊杂文。
在选编年度中国最佳杂文选本那几年，我给陈先生发过信，征集他的杂文佳作。每次差不多都能得到先生的慨然应允，惠赐大作。从1998年到2003年五年间，先生先后惠赐《堡垒最易从顶部腐塌》《减肥》《批示》等佳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他当时的创作情况。
和创作颇丰的一些杂文前辈相比，陈先生的作品不能算特别多，新时期以来大概有七百多篇。我手头受赠的有三本书：《当代杂文选萃陈泽群之卷》《岂无此理》和《鲁迅矿泉一勺汲》。前两者是杂文集，后者是鲁迅研究著作，其实也不妨作杂文看。我没有资格对陈先生的杂文妄加评论，只有默默研读、仔细揣摩的份儿。在读过的作品中，除上述选入年选的文章外，我还比较喜欢《夜壶的高度》《流言可畏》《等“精神”的精神》《精神优势》《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人多的地方不去》《沐猴思冠之幽情》《杂文的良心》《良药一定要苦口的吗？》《无“读”不丈夫》《再谈杂文的艺术性》《鲁迅式的幽默》《哲理、诗情、幽默——杂文创作的美感追求》等篇什，以为它们最能体现陈先生的风格和意趣，是令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文字。
虽然经历过众所周知的人生坎坷，但陈先生并不悲观，并不委靡。与之交谈，能够感到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量；读其文章，能够受到思想和文气的感染。我认为这是好文人的重要标志。2005年初，先生把刚刚出版不久的《岂无此理》和《鲁迅矿泉一勺汲》赠我。扉页上“铁志正我”几个大字用毛笔书写，笔力遒劲，充满精、气、神，让我从中不难感到其生命的健旺。不想一年之后，先生竟然患上一种叫做“一过性失忆症”的怪病，真是天不长眼！
然而疾病就像人生的其他痛苦遭遇一样，并未击倒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陈先生。面对病魔，他非但没有哀叹，反而不无自嘲地自撰挽联。蕴涵其中的悲苦与无奈、豁达与超拔，让我欷歔不已——
濯足蒲滨，梳翼笕桥，归帆载梦辞冈山，方期振翅高翔，却遭阵阵风雷，铩羽阳谋，辱承钦颁桂冠，派入另册，祸延慈母眼穿，孤雏腰瘁，似纸人情门槛冷；
失神粤海，噤歌汉浒，破帽遮颜出棚厩，尽已屏息低调，反受频频牙眼，蔫须霜浸，终逢日坠西山，恩宣改正，痛憾罅壶茶苦，浅砚墨枯，如烟晚景楚天虚！
我想，生而敢于面对死亡，是一种胸怀和气象；生而敢于蔑视和嘲笑死亡，是一种人生境界。
杂文是陈先生的存在方式，也是他的存在价值。当真实的文字和思想无法再与之相随，他当然明白，苟活于尘世已没有意义。
他坦然地走了，给我们留下长久的思念和弥足珍贵的文字。作为一个一生坎坷的文人，有这些我想就足够了。
2008年12月15日于北京沙滩
这个可爱的老头儿
—杂忆何满子先生
得到何老溘然长逝的噩耗，我的心情很沉重，曾在电话里跟王春瑜老师说：“何老走了，我心里很难受，很想写一点东西，又觉得何老德高望重，是杂文界成就卓著的前辈，而我充其量不过是孙子辈的后学而已，怕有谬托知己之嫌。”王老师说：“纪念不分老幼，你可以写一点东西到上海发。”话虽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够格儿。犹豫之间，事情就放下了。后来接到燕祥老师给四益老师和我的电子邮件，内称“顷接何满子夫人吴仲华电话，她正在筹划编一本何先生的纪念文集，但她不想编成仅仅是一般的悼念和追思，希望能有对其杂文和学术文章的评论。她除了给我分配一项任务外，还属意于你们二位（不是我提名，是她打电话前已考虑好的），让我代向你们约稿，希望在8月底以前能写出来，便于在‘十一’前汇总交出版社，争取能在逝世周年时出版。”
看了燕祥老师的邮件，特别是知道吴阿姨希望我能写一点东西以后，我很感动，觉得当初那点顾虑未免可笑。看来如实写出我所认识的何老，不仅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责任。
何时与何老相识，我已不能准确说出。如果记忆不错的话，应该是在1988年之后。我由于和牧惠先生同在《红旗》杂志（今天的《求是》杂志）工作，又对杂文感兴趣，便经常向他请教，由相识而相知，由相知而成为师徒。通过牧惠先生，我有幸结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的老杂文家，其中当然就包括何满子先生。从牧惠先生口中，我最早知道何老是上海同时也是全国最好的杂文家之一，是学习杂文写作必须随时关注的重要作家。1988年《红旗》杂志改为《求是》杂志，牧惠先生因年届六十从文教部主任位置上退下来。那以后不久，我从干部理论教育编辑室调到文教部，专门负责“绿野”副刊杂文随笔的编辑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与何老有了书信往来，主要是向他约稿，同时表达我自发内心的敬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全国杂文创作的情况有了一点儿了解。除了集中精力做好编辑工作、搞好个人创作以外，有意识地阅读了五四以来几乎所有重要杂文家的主要作品。同时，协助牧惠先生选编了《中国杂文大观》（新时期卷），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幽默杂文》、《真话的空间——新中国杂文选》、《当代杂文经典》等杂文集。
1998年，在孙郁先生的引荐下，我参加了由王蒙先生任总主编的“太阳鸟”文学年选丛书的选编工作，担任杂文卷主编。在当年出版的《1998年中国最佳杂文》序言中我写道：“1998年杂文的第一特征，莫过于‘思痛引发的历史反思’。著名学者、老杂文家何满子先生围绕1955年胡风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驳斥舒芜先生的一系列文章最值得关注，也最具有代表性。众所周知，从50年代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乃至此后的整个反右运动时起，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关注民族苦难的拳拳之心就开始被亵渎和玷污。1997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发表舒芜先生长达8万字的《〈回归五四〉后序》一文，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重作评估。有感于舒芜先生当年的表演和今天对历史的解读，何先生满怀悲愤，迎接‘挑战’，在20天时间里奋笔写下了15篇檄文。用何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既是为曾是受害者的我们’也是为了‘道德和历史’；既是写给‘不曾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和后人’，也是为了‘患历史健忘症的人’。15篇杂文在很短时间内发表于京、津、沪、穗、港等地报刊，立即引来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激赏于这场论辩反思历史、警戒现实的深刻意义。也有人不无忧虑地提出：‘这种文章，有一篇就够了，何必接二连三，到处开炮呢？这就难免使人感到带着较多的个人恩怨在里面。’对此，何先生反唇相讥道：不是私怨，是公怨。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有人是不得已而被‘诱奸’，也有人虽不是主动卖身，但起码是半推半就的‘和奸’。个人在历史中是一株脆弱的芦苇，但应是一株会思想、有品格、有气节的芦苇。我们不能苛责个人在历史中的卑微与渺小，但也绝不能把个人品质的卑劣完全归咎于历史的重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有人苟且偷生，也有人视死如归。而对那些卖身求荣的人，正直的杂文家完全有理由‘一个也不宽恕’。”
年选寄给何老以后，很快得到回信。何老信中对我序言中提到上述这段公案表示欣慰和感谢。他说：“并不是因为你在序言中说了我的好话我就格外高兴，而是觉得这场争论事关历史、事关道德、事关一个文人的气节和操守，因而不能含糊。”同时他还对我说，作为一个青年人，能关注这段历史、这场争论，他感到欣慰。
从此以后，我和何老的书信往来多了起来，但始终没有机会见面。2001年秋天，终于有了见面的机会。何老偕夫人吴仲华女士到京，10月17日，牧惠先生等一干文友设宴文采阁为何老接风，在座的前辈有方成、邵燕祥、吴小如、王学泰、牧惠诸位先生以及广东的方小宁和我两个小字辈。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何老，因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天何老穿了一身银灰色的西装，打着斜条纹领带，戴着金丝边眼镜，满头白发，皮肤光洁细腻，虽历经磨难，但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痕迹。以往读何老的文章，给我留下“书卷气重”和“战斗性强”两个鲜明印象。想象中无数次描画过他的形象，一会儿觉得应该是身材细高的江南才子，一会儿是身形壮硕的斗士。一见之下发现都是错觉。何老个子并不高，甚至说比较矮小也不能算不恭吧。但何老的眉宇间闪烁着一种参透人间冷暖、看破世俗纷扰的睿智和冷峻。他既不高大，也不威猛，但蕴涵在举手投足之间的那股内在气韵、不凡气象，在一般老人身上是很难看到的。他操着一口在我听来是地道的上海话，这似乎越发淡化了他的“战斗性”。围坐在老友当中，看得出他心情极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快慰。大家知道他喜欢喝一口，饭前服务员问喝什么酒时，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白酒！”北京的10月，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饭后，大家在文采阁门前简陋的台阶上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如今端详这张开始发黄的“老照片”，何老已驾鹤西游，而身旁的牧惠先生早已作古，不禁感慨欷歔。
虽然是仅有一次的见面，但何老却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作为晚辈，我那天没有说什么，只是竖着耳朵听前辈海阔天空地神聊。但我自信，我与眼前这个可爱的老头儿的心是相通的。
那以后，我和何老有了更多的书信往来。所谈内容无非两点：一是向他组约每年杂文年选或其他选本的稿子；二是受他之托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小事。何老是一位极其认真而谦卑的前辈。每次收到我这个孙子辈后生小子的来信，肯定在第一时间回复，抬头必是“铁志兄”。如果是约稿，就认认真真地寄来稿子或明确写出选文题目，并将文章何时发表于何处一一注明。如果是收到寄送的样书，同样会在第一时间回信，表示“书已收到”、“专此报告”之类。
2002年底，何老身体不适。他在同年12月2日给我的信中说：“我于11月1日遵医嘱入医院详查，谓像脑部有‘血栓倾向’之故。经检颅腔内有梗死灶，供血不畅。吊针输液后，复查已排除血栓。唯胃镜造型发现十二指肠球部进行性溃疡及萎缩性胃炎，后者有癌变可能。幸‘活检’为阴性，亦不可大意，乃在医院治疗四周，月底出院。医嘱必须戒酒，只能饮红酒。夫红酒，与饮糖水无异，有何趣味？但为活命哲学，也只得服从医生吩咐了。”
在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的情况下，何老依然为自己心爱的事业和朋友操劳。知道我在为辽宁人民出版社选编一本给中学生看的杂文集，他马上来信鼓励，说：“选杂文给中学生看，这主意很好。虽未必中学生都能接受，至少也能影响一些有追求的学生。听说燕祥兄也在选一本，可见杂文也还有点市场。”2004年底，何老来信谈及为青年作家房向东先生出书事，言辞之恳切令我十分感动。信中说：“福建房向东兄来函，有一本随笔集想出版，嘱弟设法。兄在北京门路较广，是否能为之张罗？房兄文笔尚佳，不知兄是否可烦神为之向辽宁或别的适当地方推荐？请帮忙。当然如不便，也只好作罢。如何？便中请复示。”房向东先生我是认识的，不仅是国内有影响的鲁迅问题研究专家，同时也是很有成就的出版家。说起来，房先生出书其实并不难。但尽管如此，何老还是为此到处想办法。他对朋友的一片热心，特别是对青年作家的关爱，由此可见一斑。
何老对牧惠先生的深厚情谊尤其令我感动。2005年6月8日，牧惠先生突发心肌梗死去世，我马上将这一噩耗报告何老。电话那边，何老长叹一声，久久不语。仅隔两天，就给我写来一封肝肠寸断的书信。信中说：“电话中间，牧惠兄噩耗，宛如晴天霹雳，愕然哑然，继闻其溘逝之状，为闭户述作劳瘁所致，直如战士殉于疆场力战之际，益增悲壮凄凉之感。得讯复绕室徘徊，犹忆约一周前尚接牧惠兄电话，谈河北教育出版社吾辈所出书稿酬一事。言次，自称文债叠积，自谦年事渐迈，文思大涩于往。弟乃调侃云：弟痴兄十载，昏聩如此而尚未敢叹老。笑语良久方罢。言犹在耳，而瞬息间竟人天永隔，天不假其年乃竟如此之酷吝！弟与牧惠兄订交甚晚，已是上世纪70年代之末。未谋面前，曾因同治古代小说而通信函。1980年赴京公干，初识面即由牧惠兄介至红旗招待所住宿。遂一见如故，益觉其坦诚可亲也。以后20年间，谈文论艺，往还频频。以年齿论，自当弟先于牧惠兄辞世。孰料竟然如此，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在老一辈文人之间，这种因为对彼此人格与才华的相互敬佩而生发的深厚感情，常常让我感慨不已。何老一生经历坎坷，虽然很早就熟读古典小说，很早就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但从1955年到1978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完全被剥夺了研究和写作的权利，其间的痛苦与失落，愤懑与压抑，唯有过来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不仅是何老本人的损失，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损失。
何老现存的大部分著述，是他复出以后的作品，仅仅是我受赠于何老的，就有《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三卷），另有杂文集《画虎十年》《绿色呐喊》《五杂侃》《虫草文集》《如果我是我》《世纪末抒情》《亦喜亦忧集》《沙聚塔》《人闻风习碎片》《狗一年猪一季》《鸠栖集》《谈虎色不变》《千年虫》《零年零墨》《一统楼打油诗钞》《何满子杂文自选集》等十余种。
我没有能力对何老的创作作系统的评论，似乎也不需要这种评论。作为一位令人敬仰的学者和杂文家，何老有几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和杂文作品在，有兴趣的读者尽可以自己潜心阅读，相信一定会大有收获。我想，这也是对前辈最好的纪念吧。
2009年５月于北京沙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