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若问这话有多老，那自是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春秋时期的。春秋时期，有一段兄弟相残的故事，被《左传》的作者记载下来，后来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编选《古人观止》，又把它从《左传》里加以裁割剥离，添加一个“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予以收录。与《左传》的高端性相比，《古文观止》大概仅算古代文人的一本通俗读物。但恰是由于这通俗读物，这段“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这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话，才得以流传得更广、传播得更快。
我自小是常听到这句话的，初时也不甚在意，而近来的常听到却使我从中颇悟出点新意，即这话往往是无奈的弱者说的。弱者遇到一个可恨可恶的强者，想将其消灭或打压下去，但自悲无实力，甚至有反被消灭或打压的危险，可若就此认输却也终不甘心，若逃避却也自觉羞耻，若畏缩却也怕人讥讪胆小，于是乎，无奈之际，愤怒地骂一句（或许愤怒都不敢，骂的态度也是温和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子，今多指所要警告的对象，原义则指劝说郑庄公的祭仲）。这颇有些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终究不同。阿Q打架打架打输，心里会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并无日后要“找补”的念头，然而“子姑待之”的“优胜法”却蕴蓄“我虽打不过你，你终会自取灭亡，就等着吧”的报复心理，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相比，更具自我宽解、安慰和陶醉的功效。
但不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子姑待之”的“优胜法”，终不过是讨点心里或嘴上的便宜而已，至于既存事实，仍旧是挨打的挨打，无奈的无奈。不信你看，所谓“儿子打老子”，最终还是变成告饶似的哀求：“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所谓“必自毙，子姑待之”，最终也未“自毙”，还是需要“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公伐诸鄢”才行。
由此，遇见一个斗不过的强敌时，弱者与其做假想说空话，不如先培育自己的强大，然后尽力与之一搏，又或实在斗不过，不妨借助另一个强大者，将其毙之灭之。这样的事例，中国历史上太多，即如《郑伯克段于鄢》一事：最初，祭仲劝郑庄公“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时的郑庄公并非不欲剪伐，实因共叔段作恶不大，攻伐理由不充足，况且共叔段是郑庄公的弟弟，如果骤然伐之，会遗人话柄。不久，公子吕又劝郑庄公“请除之”，公曰：“无庸，将自及。”郑庄公之所以不攻伐，还是认为时机不够。第三次是子封劝说郑庄公。子封说：“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还是没有出兵。终于，共叔段要谋反攻郑了，这时郑庄公不待别人劝说就已然出师讨伐，最终打得共叔段逃亡他国。
《老子》云：“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说：“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郑庄公非愚人，他也从未幻想过共叔段有朝一日会“自毙”，他之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不过是想给共叔段留出更多造恶的机会，给自己制造更多讨伐的理由，并且当时外有共叔段这个强敌，内有以武姜为代表的支持共叔段的潜伏势力，郑庄公夹在其间，如若时机不成熟而先动，则极有可能遭到反噬。因此，郑庄公先是选择忍耐，后来待时机成熟，才发兵讨之，于是大败共叔段，逐母亲武姜于城颍。
想来，郑庄公这样做，大约还是上文我所提及的弱者抗争强者的办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