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毕雨进入云南大学后,高年级的学生写了“尗疋”两个字让他读,他张口结舌。此时高年级的同学告诉他,他刚进校时,上届同学也曾写这两个字让他认,他错读成“卡疋”,倒没有人笑话,因为谁都读不出来。这位同学又告诉李,这两个字是刘文典先生的字,读作“叔雅”,而同学们背地里也叫刘先生“卡疋”(音“卡特”)先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昵称。
知遇
刘文典曾撰写一篇名为“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胡適为“我的朋友胡適之”,并称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胡適自然是最早的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適在日记里记载:“刘叔雅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功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胡適还写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適努力的结果,胡将文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帮助他与商务印书馆交涉。刘对好友也极为信任,写信给胡適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对于刘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適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写给胡的信,大都是让胡为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在信中,刘不是让胡適替他找工作,就是为他的书稿和商务印书馆交涉,或者是找胡適借钱、提供其他帮助等等。
刘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钱,到期却无力还债。当时他的书还没有出版,他便给胡適写信诉苦,让胡帮他向张元济预支稿费,他在信中说:“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元济)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几日后,刘文典再次写信催促胡適:“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在胡適的帮助下,不多日,刘文典便领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
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不肯支付剩余的五十元稿费,而北大因经费紧张不能按时发薪,山穷水尽的刘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適:“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际,刘文典请胡適为该书作序,并提出序要用文言文:“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胡適向来对刘文典有求必应,遂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将无数溢美之词送给了刘文典:“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
《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胡適的这篇文言文序文,竟然引发了一场小风波,有人说胡適主张复古了。曹聚仁回忆说,1922年沈信卿等人发起复古运动,“恰巧,那时有几个新文人偶尔也用古文来写作,如胡適《淮南鸿烈集解》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序文,都是用古文写的。他们便借为口实”。
刘文典对胡適对他的帮助也感激涕零,他在给胡適的信中说:“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刘文典校完《淮南子》后,便开始校勘《论衡》。刘文典对于校勘《论衡》并无太多信心,他便写信征求胡適的意见。胡適对刘文典的决定表示支持后,刘文典便坚持不懈,将《论衡》校勘完毕。
《论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书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却迟迟没有动作。刘文典心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请胡適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交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就写信告诉刘,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適与刘文典细谈。
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文典《论衡》一书,支付给刘的稿费较低。刘文典交稿时便有所保留,删除了一些内容。事后,刘在给胡適的信中说:“不厂(北大教授单不厂)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信寄出后,刘许久未收到胡的复信,他心中很是担忧,生怕胡责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许久之后,他终于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事,接着,胡適说:“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胡適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刘文典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写信告诉胡適,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
被迫辞去安大校长一职后,失业的刘文典又求助胡適,他在给胡的信中说:“老大哥!弟虽不肖,究竟是个读书人,在那样秽浊的地方,和那些不成东西的人胡缠,试问精神上如何过得?现在环顾一班故旧,最爱我的只有你,能救我出那个恶劣环境的也只有你。务请把我的事不要忘记了。千万不要自己躲在第五国际的租界上,舒舒服服地讲学读书,把一个老朋友丢在WC里而受罪啊!”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胡適在考虑自己去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好友刘文典,他准备安排刘一家去美国。他为刘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处,甚至为他们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適的邀请,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除了偶尔向学生提及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过胡適。20世纪50年代,批胡运动如火如荼,刘文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形式地对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