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在美国常进行徒步旅行。他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头,一路西行,远到皮斯费德(Pittsfield),途中便住宿在便宜的小旅馆。
1917年,刘半农率先以“她”字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三年后,刘写了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广为传唱,从此“她”字也借着歌曲被人们广为接受。
罗素的女友勃拉克在师大演讲时,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一时口误,翻译成“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哄堂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赵元任只好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赵元任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这个称呼来源于清华校内高层。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赵元任号宣重,但自到美国留学后就一直没再使用。他归国任教于清华时,有人请客,送来请柬,上面写的是“赵宣重先生”,赵便当着送信人的面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上“已故”二字。自此之后,再没有人称呼他为“宣重”。
祖父为赵元任起号叫重远。此号赵一直没有使用,知者甚少。一次,赵住在南京中央饭店,为避免有人骚扰,便登记为“赵重远”。结果一天吴稚晖竟找上门来。赵很是诧异,吴稚晖解释说,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就知道赵重远即为赵元任,因为论语有言“任重而道远”。
1927年,王力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为梁启超、赵元任。由于时间不足,王力只写了两章。梁阅后大为赞赏,批曰:“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而赵元任专找瑕疵,其中有一句评语:“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读后顿悟,从此最后六字成其座右铭。
赵元任颇有痴气。女儿如兰出生后,赵元任负责看孩子。他弹钢琴时,总是将女儿的小床放在钢琴旁边,孩子就听着音乐在小床上一面哼一面摇。有一次如兰忽然不摇了,停在那儿脸涨得通红,原来她是要大便,赵元任说别动,等他把这一段弹完了再来弄!等到赵元任弹完了再看,如兰拉得一床一身都是。杨步伟看了又好气又好笑,问赵元任为什么不早点叫她,赵元任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所以不可以把整段的乐曲随便中断。
另一次,赵元任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1932年,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开年会,大家提议去看日全食。赵元任向来对天文兴趣浓厚,欣然同意。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以至于车后的一个手提箱掉了他们都不知道。后面的车拼命按喇叭试图提醒他们,但他们以为自己超速,警察追来,就开得更快了。等他们知道掉了东西,返头找回,再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晚,日全食也快结束了。大家都觉得扫兴,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赵元任的女儿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三女儿莱痕思媚则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只有赵元任依旧高兴地大叫:“看Corona,corona(日冕)!”
赵元任到中研院语言所后,曾组织了一个小剧团。有一次在协和大礼堂表演话剧《挂号信》,剧本是赵元任在美国时所写,演出前剧团还在北平的电车头上打了广告,熊佛西和赵元任两个人亲自上台表演。预演的第一天赵元任戴了两副眼镜,熊表演时忽然看见赵的怪样子,大笑不止,根本没法继续演下去了。
赵元任喜欢小发明,赵家四处布有大大小小的“机关”。书房、卧室里,东拉根绳子,西扯个滑轮,连炉门上也装了“机关”。早晨,赵元任不用起床,伸手一拉,炉门就“自动”打开,等他起床时,火已经旺了,屋子也烧暖和了。赵家里有一个老式冰箱(非电冰箱),赵元任的女儿儿时常常忘记关上门,赵元任就装上“机关”,门一开冰箱里的灯就亮了,如果没有关上门,灯就一直亮着,这样她们就不会忘记关门了。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随清华南下长沙,闲来无事时,就拿着照相机到处拍照。赵当时使用一部双头的法国相机,为了节省胶卷,他用一只手捂住镜头的半边,只用另半边拍照,这样每张底片就可以拍两次。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令,凡可疑之人都以间谍看待,格杀勿论。警察见赵举止可疑,上前问话,赵未理睬,他们就认为赵是日本人,听不懂中文。但这警察常见赵进出于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家中,又住在警察厅厅长的楼上,未敢轻举妄动,只是向省里报告。省政府正召开省务会议,时任财政厅厅长的尹任先是赵元任的老朋友,忙对何键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经农也赶紧去询问赵元任,赵如实以告,才消除了误会。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经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小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要和你谈谈天。”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讲。进去一看,二人不觉大笑。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正在唱机上转动。黄解释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
爱侣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有着离经叛道的性格,与赵性格迥异,但二人却携手走过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宣称:“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兰仙,小名传弟,学名韵卿,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其生父是杨家长子,育有九个子女,杨步伟最小。养父是他的二叔,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叔,出生前由生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姑姑家的表弟。
一周岁时,家里让杨步伟“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便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到遭父母一顿责骂,斥她对圣人不恭。
杨步伟顽劣调皮,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诨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从这些绰号就能看出她自小的性格。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她还曾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曾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当时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担任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小杨步伟便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捉弄黎。黎元洪并不气恼,只是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算是对她弄湿了被子的责罚。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理直气壮地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进入南京旅宁学堂学习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16岁时,家里为杨步伟定下婚期,让她和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完婚。她坚决要退婚,并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由于杨步伟的坚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取消婚约,但让她立誓终身不嫁。生父则被气得半死,扬言要将她抓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平息此事。退婚后,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才是我自己的人”。
“步伟”之名,为杨步伟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所起。少时,林贯虹便看出杨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就叫步伟吧。”杨步伟并不接受。日后,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林,杨正式易名为“步伟”。
林贯虹病逝后,为将她的遗体送回福建老家安葬,杨步伟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支助死者亲属。由此,她又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1919年,安徽督军兼第一、第四军军长柏文蔚,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开办崇实学校,请当时只有20岁的杨步伟担任校长。杨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并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们二人及去世同学林贯虹,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又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遂称“仁”,“森仁医院”之名便由此而来。
婚后,杨步伟不再经营医院,但她却闲不下来。在清华的四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杨步伟出资400元,与其他两位教授夫人合伙成立“三太公司”,开办“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也不介意,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然而“小桥食社”非但没有赢利,最后还落个赔本关门,杨作联自嘲道: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小饭馆关门后,杨步伟又开始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并开办了“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后,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被指控为“窝匪罪”,最后在胡適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解决教职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开办“成志小学”,请杨步伟担任董事长。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又想办汽车公司,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杨步伟性格直爽,话语利落,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50寿诞时,置酒席宴请清华大学的同仁,杨步伟坚持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数十年来,赵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留学生们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烹饪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到美国多年,英文却一直学不好。傅斯年在美国时,听见杨和美国人说话,说得异常流利但错误百出,傅斯年感慨:“赵太太真胆大!”杨反问他:“我哪样事不胆大!”
在美国时,杨步伟做全职太太,平常无事可干,赵元任就让她译书。杨步伟就开始翻译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的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译名曰《女子应有的知识》。杨步伟一遇到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就问赵元任,问得多了,赵元任便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杨不愿意,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子(ova),杨步伟译成了鸡蛋。赵元任见后,乐不可支,以后常常拿这事开杨步伟的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杂记赵家》。胡適看了,称赞她说:“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结识杨步伟,从此便爱上了她。当时赵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做翻译。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迟到了,因为语言不通,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元任说:“看到我和女孩子(指杨步伟)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1年6月2日,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新式婚礼,他们除了租一间房屋外,一概从简。
婚礼这天,二人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了张照片,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通知书附照片一张,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二人打电话将胡適和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制的结婚证书,请胡、朱二人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