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新中国成立初给学生的信中,曾说:“将来要回大陆,即使坐牢,也要回来。”1984年与诸子女子香港会见后,又屡言要“大团圆”,所谓“大团圆”,即来大陆能见到诸婿、诸媳、诸孙及外孙的意思。
因数度轻微中风,加上年事已高,钱穆不适宜长途旅行,只能盼望着子女能赴台探望他。1987年底梁实秋去世时,梁留在大陆的长女梁文茜准备赴台送别父亲,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激起民愤,台湾遂于1988年11月公布大陆公民赴台探亲奔丧办法。办法公布时,钱穆的长女钱易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当月即申请赴台,成为两岸分隔四十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见到女儿后,钱穆异常激动。当他听到女儿细数家乡景色变迁时,黯然神伤,怅然道:“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易回忆在台湾陪伴父亲的情形:父亲总把我看成“小孩”。他常常问我:“你今年几岁了?”听到回答后,又总是大吃一惊:“喔?!”这样的问答,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父亲常爱一声不出地旁听我和客人的谈话,夜晚他会告诉继母;“我的女儿很懂事的,她长大了。”父亲见我总在家陪伴他,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不出去玩玩哪?”可他夜间从睡梦中醒来,又常要问身边的继母:“我的女儿在哪里?”听说我在睡觉,他不满地嘀咕:“她怎么老要睡觉?”曾有几晚,我睡在他卧室里陪伴他,当我听到稍有动静,立即翻身下床上前侍候时,父亲总是抚摸着我的手臂,说:“快去睡,别着了凉。”有一次我为父亲洗澡擦背,他连声说:“好舒服啊!这是我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我不禁泪水盈眶,喉头哽咽。
孰料钱易的此次赴台却引起了一场风波,当时台湾民进党跳出来揭发钱易申请赴台时掩饰了其共产党员身份,要求台湾当局立刻处理;并且说钱易在国立大学教书,她参加的是台湾方面定义的“叛乱组织”,引发轩然大波。此后,有人更是要扬言要告钱穆“知匪不报”。虽然1988年底,台湾“高检署”对各相关控告做出不起诉决定,但钱易只能被迫提前离台。面对此景,钱穆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钱穆立下遗嘱: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去。钱穆去世后,为了完成丈夫魂归故里的遗愿,夫人胡美琦将丈夫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等待日后能归葬大陆。
1990年,台湾“立法委员”陈****宣称钱穆居住的素书楼实为政府所有,指责钱穆霸占公产。是年6月1日,95岁高龄的钱穆毅然搬离了素书楼。钱穆去世后,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胡美琦感叹:“宁为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1998年5月22日,当时参加连任台北市长竞选的陈****到素书楼参观时,声称要向钱穆夫人说抱歉。对此,台湾舆论纷纷指责,陈****有心要说抱歉早该说了,何必等这么多年,何况大师已乘黄鹤去,再说抱歉又有何用?
魂归
1990年6月1日,重病缠身的钱穆搬离素书楼,住进台北杭州南路的一间寓所。搬家时,钱穆已不大能出门,也不太愿意多讲话进食,记忆力明显减退,仅希望子女能在他生前再去台一聚。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中,清晨醒来,他总是望着窗外问胡美琦:“树呢?大树怎么不见了?”
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上午9时许,刚过完96岁生日的钱穆在平静中走完了他的一生。
钱穆去世后,李****以台湾领导人身份亲往致哀,并于9月26日在台北举行公祭。钱穆的子女们也准备前往台湾送别父亲。然而,当其子女申请赴台奔丧时,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要求钱穆胞侄钱伟长“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作为赴台的条件。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得赶赴香港,参加了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1990年11月,胡美琦专程到大陆为钱穆选择茔地,由钱伟长夫妇和钱穆幼女钱辉全程陪同。他们先到无锡马山,此处环境优美,眺望太湖,天水一色,极目千里,胡美琦对钱辉说:“这里固然好,但却富帝王之气,而你父亲只是个读书人,恐不合适。”于是一行人又到了离钱穆故乡七房桥不远的鸿山,山上有吴泰伯墓,东有梁鸿、孟光墓。胡美琦说:“鸿山虽好,却有古迹,你父亲怎能去占一席之地呢?”接着又去了苏州吴县的东山,县领导说:“这里果园极好,春天万紫千红,秋天硕果累累,生活设施齐全,有空地可供选择。”但胡美琦不愿占用公家的土地,又到了西山的四墩山选地。四墩山密密层层都种满了茶树、橘树、枇杷和杨梅。胡美琦攀到半山,停下来说:“山上再好,我也不能选,这条路太窄了,为了建墓把路拓宽,要砍多少树啊,怎能叫老百姓受这么大的损失呢!”最后,一行人来到距太湖更近的石皮山,胡美琦说,这里的风景和他们在九龙沙田的和风台5号所见相似,她和钱穆在楼廊上观海赏月的时候常常提起太湖,谈起将来有一天要在太湖边上建一小屋安度晚年。最后胡美琦决定选择石皮山作为钱穆的归葬之地。
1992年1月6日,胡美琦在钱穆学生辛意云和曾任钱穆秘书的邵世光的陪同下,护送钱穆的灵骨回家。葬礼于1月9日上午11时正式开始。墓中的随葬品是一包钱穆的著述。参加葬礼的孙辈,除了孙女钱婉约外,均没有见过祖父或外祖父,所以胡美琦特意安排辛意云给钱氏子孙讲述钱穆的为人与学术。至此,钱穆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钱穆去世后,夫人胡美琦及其学生搜集、整理他生前著作,编辑成1700万言的《钱宾四先生全集》3编,共54部,于1994-1997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品评
今人品评钱穆,见仁见智,或贬其“迂腐得自成一家”,或赞其“真有一分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学术界大多尊钱穆为“一代宗师”,有学者谓钱穆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评价老师钱穆说:“钱先生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
刘梦溪说,钱穆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并且“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晚年,钱穆与林语堂比邻而居,两人结为知交。林语堂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著作。
杨联陞极为推重钱穆,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认为钱之《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適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在颂词中称:“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殷海光则评价钱穆:“……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徐复观曾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对于钱穆,李敖说:“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钱伟长挽钱穆云:“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挽老师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