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
关键词：
狂傲、峻急、疯癫、迷糊、癖怪、辱弄、戏谑、逸事、婚姻、革命、政见、囚禁、师徒、大儒、雄论、传道、讲学、大暮、评赞
狂傲
章太炎属古文经学派，他刻了一枚“私淑刘子骏”的印章，表示对汉代古文经学派创始人刘向（刘歆之子）的仰慕。章也因此对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很是鄙夷。章在诂经精舍就读时，曾写就《春秋左传读叙录》一书，批评刘逢禄等人的观点。书写成后，章自负地对同学说道：“申受（刘逢禄字）见之，唯有匍匐却走！”先生俞樾却并不以为然，说：“虽新奇，未免穿凿，后必悔之。”
章太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著文，以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自任：“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台湾日日新报》的中文记者谢汝铨、李书回忆：章太炎在台湾时，常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治台政策。开始，由于他的行文还算和缓，当局便未深究。后来，章又撰文说：“台湾总督府的官僚大多作威作福，压制人民。”台湾总督见后，将《台湾日日新报》报社社长守屋善兵卫狠狠地训斥一番。守屋善兵卫回到报社后，立刻差人去叫章太炎。章不理不睬，只写了张纸条：“何不唤守屋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乎？”守屋见后，勃然大怒，到章太炎的寓所，咆哮怒骂一通，令其离开报社。章待守屋善兵卫走后，平静地说：“名善兵卫，竟是恶兵卫。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遂收拾行装离去。
章太炎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对，他马上给此人一记耳光，说：“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王森然记载：“据汤用彬言，先生扇面，大书’悔不击碎竖子脑袋‘八字。”
民国初年，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袁于府中设宴款待黄，并请章太炎赴宴。章接到请柬后，随手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恕不奉陪！”然后直接投进邮箱。
章太炎弟子兼女婿朱镜宙回忆，蔡元培辛亥初年归自欧洲，与章太炎在上海三马路跑马厅一品香饭店晤面。章询问道：“鹤卿（按：蔡早年字鹤卿，民元后始改孑民），所学何如？”蔡答曰：“可骗他人，却不能骗自己。”章遂问吠檀多哲学，蔡不能答。既退，章笑语门人曰：“鹤卿并印度吠檀多之学亦未能解，而谓可骗人耶。”
张继说：“南京临时革命政府时候，没有顾到章太炎先生，章先生并不是要做大总统，说来好笑，他只想做一个国师。国师是什么？即是明太祖成功以后的刘伯温，他以刘伯温自居，本来也应该的，大家没有留意，以致章先生不快，反过来将黎元洪抬得很高，这种因小事而误大事的例子，实在不少。”
章家厅堂不张书画，只挂大鳄鱼皮一张于壁间，客来见之，咸为诧异。据风闻，章太炎曾以王者之师自任，选黎元洪为弟子。他厅堂所挂的大鳄鱼皮下面，就挂着黎元洪所赠横幅，上书：“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
当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以绝食抗议时，弟子朱希祖多方奔走营救，劝慰备至。他每周探望数次，有时私下里拿点饼饵劝导其师，结果被章训斥，饼饵也被掷之于地。一日，章呼朱希祖至榻前，叹道：“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惟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
1917年，章太炎应孙中山之请去云南游说唐继尧参加护法运动，被唐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时，此旗高举，招摇在大军之中，异常抢眼，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唐继尧的副官将此事告诉唐后，唐只是一笑了之，命副官好生照料章太炎。
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后，特送一本给章太炎，上书“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適敬赠”，人名旁用标点符号标点。章看到自己的名字旁边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適！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待看胡適自己的名旁也有黑杠时，才消了气：“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清华组建国学院时，本请胡適任主任，胡適推辞，并建议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国学院教授。在胡的努力下，王、梁二位先后应聘。但章太炎素与梁启超不睦，且不喜王国维研究甲骨文，认为甲骨文是商人假造，所以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他见到清华的聘书后，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一脚踏上，以示拒绝之意。
上海曾有人选编近世文人名家笔语，章太炎的文章自然位列其中。但章闻得此消息后，却大发牢骚，颇为不快。原来他是怪这选文者放着自己那么多好文章不选，尽选些“浅露”之作。接着，他又满腹怨气，指责选文者将自己的文章和黄遵宪、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的文章并列，让这些人有机会“鱼目混珠”，降低了他的身价。
章太炎晚年，有人问及他对梁启超的看法，他毫不客气地说道：“文求其人，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入史耶？”再问吴稚晖之文如何，章曰：“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
据陈存仁回忆，章太炎与夫人弟子在楼外楼用餐，******与宋美龄在杭州市市长周象贤的陪同下也到楼外楼吃饭。蒋等一行人临走时，章太炎正为楼外楼主人题字，周对蒋介绍说，写字之人就是章太炎。蒋便过来和章打招呼：“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问他近况，章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蒋说：“我等你一下，送你回府，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答：“用不到，用不到。”并坚持不愿意坐蒋的车。蒋无奈，便将自用的手杖送给他，章对手杖倒还满意，收下了。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太炎“杖国杖朝”，蒋主席对故旧极为关怀（按：也有学者对此事真实性存疑）。
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墓志铭本用由章太炎撰写的《祭孙公文》。章曾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我欲为中山先生筹备处干事，并撰写墓志。”然而，由于章太炎平素常斥责******，蒋心怀愤恨，便拒绝使用章太炎撰写的墓志铭。因此，中山陵建成之后，只有“天下为公”碑代替墓志铭置于碑亭中。对此，章太炎愤怒地说：“蒋以个人好恶，竟宁使革命元勋之陵墓缺少碑铭，可憾也。”
章太炎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但袁世凯政府仅授予他二等勋章，章对此大不满，“自谓于民国无负”，至少应与孙中山、黄兴、孙武、段祺瑞、汪精卫、黎元洪同授一等勋章，于1912年12月写信给负责稽勋局的王揖唐说：“二等勋位，弟必不受。”但次年5月他还是去北京接受了二等勋章。后因章参加“二次革命”、反袁、参加“护法革命”等功勋，为此，总统黎元洪于1922年8月授他一等勋章。章于上海南洋桥裕福里寓所郑重地接受了一等勋章，还请来军乐队迎接授勋官，并预供香案袍褂恭迎，供勋章于案上，行三鞠躬礼。晚年他在遗嘱中嘱咐后人：“余所有勋位证书二件及勋位金章二件，于祭祀时列于祭器之上，不可遗弃。”
章太炎一生极为自负，临终时，其留下遗言曰：“朴学从此中绝矣。”
峻急
1907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但日本政府又不愿完全开罪孙，便由外务省赠予程仪（路费）五千元。此外，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也馈赠孙一万元。孙当时正为募集革命经费发愁，便欣然笑纳。此事同盟会同仁一无所知，而后引发风波。章太炎时正支撑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左支右绌，听说孙收取大笔黑金，拨给《民报》的经费却只有两千元，登时气愤不已。他取下总编室所挂的孙的肖像，咣啷一声掷于地上，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时孙已到香港，章特地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孙。
朱镜宙回忆：“刘师培申叔居东时，尝卖文自给。有河南富孀某，与伯叔争产不协，东渡办一《河南》月刊，申叔经宋遯初之介撰文二篇，应得稿费四十元。遯初故脱落，竟忘去。申叔误为遯初所截用。泣诉余杭先生。时遯初与先生同居。一日遯初盛服高帽，方自日本某外交盛会回，未及去帽。先生持帚，突自后击之，中，高帽落地，作车轮转。遯初出不意，骇甚，急返顾，而第二击又下。询所以。先生厉声数曰，申叔稿费，汝亦欲饱私囊乎？宋始恍然，急白原委始止。”
1908年，有人在民报社的茶壶里投毒，在《民报》打工的一个日本下女首先中毒，之后爱国学社社员汤增壁险些丧命。汪东认为，此事的主谋是汪公权，但没有证据。东京警察厅经勘察，认定有人在水中投毒，遂派员到《民报》调查，询问章太炎有无嫌疑之人，章答无。警察厅又讯问黄兴。黄言湖北张某似有可疑，张遂被拘留一日夜。张某被释后，向章太炎哭诉。章大愤，召黄兴至，还未质问，即掷案头石笔筒击之，未中；又掷石砚等具，仍未中。章愈加愤怒，奋拳掊之。黄躯体伟硕，孔武有力，章反被压地，情急，奋爪破黄面。黄不敢恋战，遂相率起。时章氏弟子李培甫在侧，屏息不敢出声，亦不敢相救，惟垂手端坐而已。
之后，章太炎认为毒茶案是唐绍仪指使人所为，便准备暗杀唐。唐吓得逃离开日本。章便带人到留学生总会馆，将挂在墙上的玻璃相框中的唐绍仪像，“击堕地，蹴碎之”。
孙中山、黄兴相继离开日本后，同盟会便由湖南人刘揆一（字霖生）代理理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匮乏，屡屡断炊，报社社员向刘揆一索款，刘答：“头可杀，款则无之。”社员回告章太炎，章愤甚，通告各省部长集会。章出利刃曰：“霖生言头可杀，《民报》款则无之，今吾不要霖生款，仅断霖生头以为不负责者戒。”刘揆一闻言急遁。
同盟会会员孙岳后依附曹锟，因事南下，到上海拜谒章太炎。名片递入后，章太炎持杖立在楼门口，见孙上楼迎面击之，曰：“何物孙岳！乃北洋派鹰犬尔。何面目来此相见？”孙狼狈下楼，章追骂之声尾随不休。
周黎庵记载，章太炎与吴稚晖、张继私交甚笃，章与张更是结拜金兰，后发生冲突，章作《北山移文》与二人绝交。吴、张知其脾气，亲往其家请解，吴杖往，章掷刺拒见；张继则迳入其室，章适持杖，一见张即掷杖击之，张抱头而逃，始终不获交一语。（按：章、吴早年即有隙，此说存疑）
对看不顺眼的政客和军棍，章太炎总是疾言厉色。曾有某省总督慕名前来拜访章，奉上重礼，但三句话不对谱，章太炎便以杖击地，怒骂此人是“北洋军阀的鹰犬”，并将茶杯狠狠掷向此人。这位总督吓得抱头鼠窜。
曹锟贿选总统时，章太炎放言大骂。曹对章颇为忌惮，派人甘词厚币至章宅求其封口。章不等来人说明曹意，抡起拐杖，照来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阵乱打。来人狼狈而逃。
疯癫
章太炎患有癫痫。1883年，十六岁的章太炎参加县试前，癫痫病突然发作，父亲考虑再三，让他放弃科举，从此章绝迹科场，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冯自由亦记载：“太炎夙患羊痫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门即昏厥仆地，余为之延医诊治，一日而愈。”这可能也是章太炎被称为“疯子”的原因之一。
庚子义和团事变后，张之洞在湖北办《正学报》，聘章太炎任该报主笔。《楚学报》第一期出版时，章太炎竟然写下洋洋六万言的《排满论》，呈该报总办梁鼎芬审阅。梁阅后惊呼百余声：“反叛反叛！杀头杀头！”遂乘轿子疾驰总督衙门，报张之洞，要捉拿章，按律治罪。幸亏《正学报》助办王仁俊惜才，对张之洞说：“章太炎是个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但梁鼎芬怒无可泄，归后命轿夫四人将章扑倒在地，用轿棍猛揍一气，蜂拥逐之。后章太炎每与人争论，嬉笑怒骂时，对方但说“叫梁鼎芬来”，章便微笑不语。
章太炎举动亦甚特异，据《东吴六志》记载，他的发辫早经剪去，“尚留半尺许，披于两肩”，“观其平时举动，出门行路，无论雨淋日炙，行所无事，不肯张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