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章太炎专于学业,不谙嬉耍,平日只会玩“升官图”(按:一种类似于飞行棋、运动棋之类的游戏,过程中有进有退,以先到终点者为胜)。玩耍时,不重消遣,而是从中学得不少知识:如清朝的人事制度、机构编制、官阶升迁和赏罚制度;又如捐监是怎么回事,捐监不能做宰相等等。章坦言,其在三十岁之前,终日别无他事,就是读书。
在台湾时,一日,章太炎去拜访记者李书。李正在家中读《汉书》,章见之,即曰:“此为我五岁时所读之书,尔近三十矣,读之何为?”李曰:“能记否?”答:“可能背诵百分之九十九。”试之果然。后李对人言:“章太炎为人,不但为一书呆,且兼书库也!”
蒋维乔回忆,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因经费发生纠纷。章太炎甚愤,痛诋爱国学社之不合,主张教育会与学社分离。爱国学社社员章陶严(章士钊之弟)本学陆军,性甚暴烈,与章太炎一言不合,竟当众打其耳光。太炎端坐不为动,曰:“我颊可批,我舌不可断也。”
章太炎曾向梁启超等人出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这里说的“三更生”第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第二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人称北江先生,自号更生;第三为康有为,南海人,戊戌政变后改名更生。在座几人无人能对。20多年后,钱玄同重提此联,符鼎升沉吟良久,以“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对,虽不算工整,但始有下联。
朱镜宙回忆章太炎之好学:“先生居东时,曾从印人某习梵文,时先生已四十余矣。或询卒业期。先生答曰,约须十余年。或曰,然则先生将六十矣。先生曰,君不闻学为毕生之业乎。”
清朝末年,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将许多日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冯自由便翻译《政治学》一书,请章太炎为他润辞。当时的译者对于日本的名词,译时煞费斟酌,如,冯将“社会”译作人群或群体,而严几道译作群;“经济”一词,有人译作财政。但章太炎对于这些词直接引用,并不用中文名词进行替换,如今社会、经济等词已成为通用的语言。
文字学,古称小学,由小学改称文字学,则始于章太炎,他说:“文字学必涵形音义三者,名之为小学,便于指示耳,若以实当之论称之,宜名之为语言文字学。”
刘成禺回忆,凡著述大家,皆有平生用功夹带,手抄秘本,匿不示人。章太炎有手抄秘本数十册,蝇头小字,极妙精善,内中皆是汉魏以前最好的文句,故其作文,渊博古茂,有其本原。一日,章为人作文,末句为“是真命也夫,君子”,刘见后,笑言:“先生一定是套用四书中的句子’吾知勉矣夫,小子‘,我是从先生的秘本中看到的。”章听罢怒目相视,几至动武。
弟子汪东以具体事例说明章太炎文章的影响:“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祖父已将近80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蛊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国民报》,其中便是登载了《驳康有为书》的,偷偷地把它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
章门弟子枝繁叶茂,遍布北京高校,讲课时,对学生开口便说“吾师太炎”。章士钊任教育总长,为文尝曰“吾家太炎”,言外之意与章太炎关系最深,非一般可比。
朱希祖长子朱偰回忆章太炎:“有一次他到我家来了,门下子弟前呼后拥,还带了他的两位女公子同来。章先生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道貌岸然。门下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但是那是纯粹出于自然的敬爱,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空气非常融洽。因为他的女公子也来了,母亲也出去招待。那时二弟还不过四五岁,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拉着母亲的衣裾,轻轻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吗?‘客人走后母亲告诉大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太炎之孙章念驰说:“父亲(章导)几乎记不得祖父跟他讲过什么话,家庭的乐趣更少。祖父没有带他出去玩过,也没有给孩子讲故事,什么都没有。祖父在父亲眼里,就是一个圣人,整天忙着各种各样的事务,忙着讲学,忙着政治,这是我们这种家庭最特别的地方。”
孙中山有四本著作如《革命方略》、《赤十字章程》等,都是由章太炎作序,而孙一生未再请过第二个人为他写前言。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听了勃然大怒:“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是章的旧友,以为章说错了,问道:“贫与穷亦有异乎?”章答道:“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安能与贫并论乎?”此后,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章太炎对白话文深恶痛绝,对白话诗亦颇多嘲讽,他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时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章太炎坚持要弘扬国学,国学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曾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道:“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
章太炎于学,无所不窥,教人在明旧知新,寓新生于旧体,而使旧体产生新生。1927年前后,有些人以为线装书不足学,甚至把中国积弱极贫一切罪责,都推线装书去担负。章对此最不以为然。邓择生厌恶线装书,章劝导说:“汝应该多读历代典籍,这不是线装书的错,是没有读线装书,或读得不多的病!”顺手把架上的通鉴及周秦诸子赠之,邓携回诵读,过了些时日,再谒章,连说:“先生真够伟大。”
章太炎于卜筮、星相,也无一不通,无一不精,他尝说;“圣哲无不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说:“人生无论穷通寿天,都有一个吉运,不过其规模巨细,时间长短却不一定,那必须人事的配合,若徒委之天命,则吉运来临时,或且还正在睡梦中应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事先要尽其所当尽的!”
田君亮等人从日本留学归国,拜访章太炎。田年轻气盛,颇为自负,见面即问章道:“请教先生,人生要怎样才不辜负一个我?”章环顾左右,笑曰:“这是个大问题,古今思想家、政治家所见不同。”他反问田,“你是否以为人生要当一个大英雄、大豪杰才不辜负一个我呢?”接着,他深有感慨地说,“你要知道古今中外的大英雄、大豪杰都不是自封的。他们在世时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死后,老百姓纪念他们,才把这个称号追赠给他们。而今中国社会军阀割据,帝国主义横行,闹得民穷财尽,就是那些自封为’大英雄‘、’大豪杰‘的人太多了……依我之见,哪怕是当个泥匠、木匠、石匠,当个工人、农民,只要他做的事对老百姓有益处,也就不辜负一个我了!”田认为章之语平淡无奇,不以为然。
十年后,田君亮辞去贵州省婺川县县长官职,决心弃政从教,致力于贵州省教育事业。他说:“我弃官不做,宁可当个穷教员,做个有益于老百姓的人,正是受章太炎先生十年前谈话的启迪。”后来田君亮在贵州省大、中学校讲授“人生哲学”一课,便根据章太炎的这番话加以发挥。他教导学生说:“我之为我,就是要为人民做一点事,而不应做鬼混之我,贪图小名小利之我,护黑暗、助黑暗之我,倒行逆施之我。要做有益于人类之我,走在时代前头,创造新时代之我。”
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总是面加呵斥,不留余地。到晚年,凡他不喜之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话,嘿尔顾他,但不再做灌夫骂座。他曾书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章太炎总结平生学术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
陈存仁回忆,章太炎曾在杭州昭庆寺讲经堂讲学,当时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个蒲团。章到后,命人撤去讲坛,亦坐蒲团上,并解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大肆抨击康有为“伪经考”,听者兴高采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第三日竟达百余人。章讲学三天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遂中止讲学。
1935年7月,章太炎立下遗嘱,告诫子孙:“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俱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
雄论
民国初年,章太炎进京,见到当时参谋次长陈宧,便惊谓陈为“中国第一人物”,同时称:“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后陈果然襄助袁上台,并称帝。章太炎去世后,陈宧在北平常语人曰:“太炎云殁,世间无真知我陈某为何如人者,太炎真知我,我亦真知太炎。彼陆朗斋谓得章太炎作一篇文字,胜过用十万兵马,犹轻视太炎耳;我则谓太炎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也。”
坊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对袁道:“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章太炎将民国的历任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枭鸷”,如袁世凯,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仁柔”,如黎元洪,一旦“将相上逼”,则无法安于其位;一类“狂妄”,如孙中山,“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这三类人同时出现,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章太炎议论,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启超)反对杨皙子(度);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
黄侃曾记录章太炎语:“师前日说今学者之蔽:一、好尚新奇;二、专恃智慧;三、倚赖他人;四、偏听偏信。”
章太炎将中国与印度对比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颇有自叹之意。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章太炎的治学之法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全文疑群经,不以赝品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传道
章太炎门徒甚众,著名者有:黄侃、但焘、康宝忠、景梅九、钱玄同、鲁迅、许寿裳、周作人、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任鸿隽、吴承仕、汪东、刘文典、曹聚仁……
因“苏报案”被囚于狱中时,章太炎名声响亮,犯人见到他,都恭恭敬敬地称他“先生”。有一个犯人叫徐福生,基本不识字,章每天在狱中教他识字并为他讲解。到徐福生出狱时,已经能读会写。徐福生称章太炎是“人中麟凰”。章太炎逝世后,徐福生曾撰文《铁窗感遇记》,怀念先生。
章太炎的余杭口音很重,又因生有鼻息肉,说话口齿不清,带有浓重的鼻音,演讲、讲学需人翻译。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举行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曹聚仁记载说,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次听众千人,第二次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稍好些,有七八十人。最初大家都是慕名而来,但由于世人对章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加上“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所以,听者锐减。
1923年,章太炎到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演讲《治史学的方法》,章满口余杭土话,学生们大都听不懂,只能由在座的柳诒徵翻译,“柳先生翻译时,好像西人讲学,中国人翻译一样,但他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
周作人曾追忆章太炎在北大研究所讲《论语》时的情景: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