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后，周善培认为，梁心里还是赞成他的观点，不过因为笃信南海康有为，才走错这一步。周想，任公理智很高，只有创造一种理论才能打动他。因康梁尊孔，周思来想去，决定从孔子著作中找寻一种最广泛的题目，提出若干合时的理论，对症下药，挽救梁启超。于是，周用半年时间写成《论语时义》一书，将论语四百二十一章丢开先儒的一切旧说，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来发表他痛骂袁世凯和讽刺梁启超的意见。之后，周让弟弟周竺君到京，将此书面交梁启超，请梁看后，替自己作一篇序。梁当着周竺君看罢第一章（此章周借李斯、刘歆来解释学而不时习的毛病，讽刺梁），对周竺君说：“我已经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只说我知过了。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
1913年，袁世凯既夺取广东，请周善培担任广东将军兼巡按使，周谢绝了。袁又派人劝周，周再次谢绝。第三次，袁让梁启超派人来劝，周再谢绝：“任公不妨事袁，我却认为我决不可见袁。”从此以后，周善培与梁启超虽不通信，却随时窥察袁的动向，准备随时托人去提醒梁，请他预防，及早抽身。
周善培在《论语时义》中曾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梁启超。梁因而早有准备，当袁世凯的“筹安会”出现后，梁立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发表后，周、梁二人进一步合作，筹划讨袁。
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启超说：“袁死了，民国的政治是革命党的事，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少谈政治。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是不能共寂寞的。”梁启超认可周所言，但经过讨袁一役，梁的社会地位又进一步提高，门庭若市，怎么也无法冷静下来。
张勋复辟时，梁启超来找周善培同去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周反对梁去讨张，并说：“讲交情，我同老段比较你还有点儿小交情，旁的事他不认识我，他却认识我不想做官，不想依靠他来分点赃。而他这人自己是没有脑筋的，左右又是一般垄断权利、不愿意别人分赃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从旁帮他劝驾，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么跟一个毫无交情又不能分取他一份权利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说：“老段反对洪宪，我们不该佩服他吗？”周说：“我也是因为佩服他这一点，所以结束肇庆都司令部以后，我还同他做朋友。”任公说：“为什么做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周说：“当然是两回事。作朋友谁也不侵占别人权利；一共事，权利问题就来了。你连这种极浅显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还谈什么政治呢？你既认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后长叹一声下台就是了。”周善培果然言中，张勋复辟事败后，梁启超担任了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长，但不久就下台了。
周善培常对梁启超说：“孔孟、苏张都谈政治，为什么孔孟是政治家而苏张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谈政治没有自己，只订出许多原则性的理论，让一般诸侯去听。谁照他的理论去做，是他的幸福，与我无关；谁不听他的话，是他该倒霉，也与我无关。苏张就相反了，事事都为的自己。谁听他的话，那个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话作坏了，而他的官骗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讲了一生政治，虽没有得过意，一生是愉快的，结果是安全的。苏张虽然得过几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结果。”
梁启超财政总长下台之后，周善培问他：“你讲了一生政治，你有几天是愉快的？”梁只能用一声长叹来答复周。昔日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莫问政治，他冷静不下来；此时下台后，不待周劝他，他就自然地冷静下来，讲起学来了。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真讲做事的政治家，勿论职权的大小，到一个地方，做一趟官，总得留下两件事，使去后还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凿离堆，时隔二千年还有人纪念他，这是第一等。如子产在郑国前半期被人咒骂，后半期被人称颂，也是好的。即使像王荆公做坏，到今天还有人佩服他做事的精神，也够得上政治家。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忆，这只能叫做官，不能叫做事，更说不上政治家。”梁愤然答：“你难道不晓得今天不能办事吗？”周笑着说：“你难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办事吗？”
周善培总结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激赏
1884年，十二岁的梁启超得中秀才，时梁的祖父正逢七十大寿。考试结束后，梁启超去见担任主考的广东学政叶大焯，长跪曰：“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叶大焯为梁启超的孝心感动，挥毫写下了《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一文。
梁启超十七岁中举，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认为梁启超“国士无双”，打破门第观念，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偶”为词拒绝，表示不敢高攀。李端棻便差人转告梁莲涧：“予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
当时副主考王仁堪也有许婚之意，但因李端棻先开口，乃作罢。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记载：“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七岁，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做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
戊戌变法失败后，李端棻向梁启超赠金二百两，助梁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而受牵累，丢掉乌纱帽，被流放新疆。
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不以梁为后辈，曾汇编诗、文各一集，请梁为其审阅。梁仔细阅读后，对黄说：“先生之诗，似胜于文，请扬前者，而抑后者，可乎？”黄点头赞同，遂单独出版诗集《人境庐诗草》。
梁启超以弱冠刚过之年，受湖南巡府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等人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一职。据陈寅恪后来回忆，当初黄遵宪原本想拟请康有为执总教习之席，然而陈三立却认为启超的学问似在其师之上，后就决定延请梁了。
两广总督张之洞坐镇汉口时，曾考察梁启超的学识。张之洞出上联曰：“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此联一出，咄气逼人，暗喻自己乃江夏第一人。梁启超思考片刻，对曰：“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生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
梁启超过武昌拜访张之洞。张命人开中门及暖阁迎接梁，并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官告知张，梁启超仅为举人，按朝廷定制，只有钦差和督抚来时方可开中门并鸣炮迎接。张之洞这才不提鸣炮，以厚礼迎接梁入城。当天恰逢张的女儿出嫁，张竟丢下众宾客不管不顾，而与梁畅谈至二更时分。
维新变法使得梁启超名扬天下，时国外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此后，梁启超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文化领袖来接待。
德富苏峰被日本人民称作“国民之声”，梁启超则被称作“中国的德富苏峰”。后德富苏峰在北京见到梁启超时，连连说：“岂敢，岂敢！应称我为’日本的梁启超‘才对！”
1907年，梁启超组织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召开大会，欲与同盟会对抗。张继率鄂人马伯援等人至，待梁登台演说时，奋起大呼，群相附和，持木屐殴击。会场大乱，梁逃走。据说，梁时自知不敌，且辩且退，张继则拉住他的袖子不放手，最后梁启超只好绝袖而去。事后，梁对日人解释说，此次纠纷为“本会众人偶在争论，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日本名流称赞梁有“政治德量”。
梁启超流亡海外的十余年间，官居四品的杨度一直为梁的合法回国而四处奔走。杨仅用一个晚上就写出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奏折：《奏请敕用梁启超折》。梁得知此事后，闭门而泣，泪湿稿笺。护国运动中，有人请示梁启超该不该将杨度缉拿正法时，梁念及昔日情谊，指示僚属马虎了事。
袁世凯最欣赏章太炎、梁启超二人，也最畏惧二人手中的笔。袁说，这两支笔，笔力千钧，抵得上几师军队。袁上台后，不遗余力，希冀笼络章、梁。
熊希龄出任总理，实梁启超大力促成。熊几次力辞，之后虽应承，但迟迟不到任，梁屡电催之。熊到京后，先请梁出任教育总长，梁坚辞决绝。熊乃大不怿，二人不欢而散。第二次谈判，熊词锋峻厉，谓：“屡次皆公促我来，属我牺牲；我既牺牲，而公乃自洁，足见’熊希龄‘三字，不抵’梁启超‘名字之尊。”又诘问梁：“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大燮）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将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其词恳切，梁无法再辞，遂长司法部。
一九一五年，梁启超返乡为父亲祝寿，由新会一个姓赵的统领大队兵马护送，一时茶坑热闹非常。附近河面停泊官绅船只密不见水面，梁家宾客盈门，贺仪堆积如山。达官贵人均有所馈赠，段祺瑞亲题“圭峰比秀”四字匾额为赠，逊帝溥仪亦“赐”了一个亲书的“福”字。
魏铁三曾集古人诗句为楹帖赞道梁启超的博学多才：“腹中贮书一万卷（刘长卿诗），海上看羊十九年（黄庭坚诗）。”
陈叔通仰慕梁启超，曾作“池中自有不凡鳞”、“明珠毕竟世同珍”等诗句大赞梁。
梁启超五十大寿，罗瘿公撰写寿联为其贺寿曰：“每为天下非常事，已少人间未见书。”
质诘
护国战争爆发时，梁启超的父亲去世，但梁为国事，未回乡丁忧。胡汉民得知此事后，作一联讽刺梁曰：“诸葛亮七擒七纵，梁启超三保三无。”“三保”指梁先后保皇、保袁、保段。“三无”则讥笑梁无君、无师、无父，因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不能成功，所以无君；而梁与老师康有为不和，所以无师；现父死不守制，所以无父。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期间，梁启超赴欧考察。国内盛传梁此去，有取代陆徵祥出任特使之意。梁到法国后，在李石曾、汪精卫等人为其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即席演说。演讲完毕，一位何姓华人当场质问：“梁先生，民众反对参战，是反对段政府参战，因为百姓早看出段耍的把戏是宣而不战，这将会失信于协约国，原来这都是梁先生教诲啊！”何又说道：“民国二年，国会解散，酿成中日外交纷争与帝制运动，这也是梁先生之力！第二次解散国会，您和汤化龙实行拆台手段，挑起南北人的恶感，蜀湘百姓因此饱受战争苦难，这又都是梁先生入阁掌财政的力量啊！”“今天，梁先生远道来法，骗到徐世昌万元川资，是不是又想推行您以前在美国组织维新会的智谋呢，以此来欺骗我们旅法华侨的血汗钱，扰乱巴黎和会专使的次序呢？我们不是早期的美国华侨，没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今天和你说，法国是自由的地方，不容保皇余孽在此活动。假如您悍然不理，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梁启超听罢尴尬无比。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中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
192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毛诗》和《楚辞》，黄节也在北大开设汉魏六朝诗歌课程。北大有学生见梁启超所讲与黄节有很多不同之处，黄节得知，要来讲义仔细查看，发觉梁所讲谬误不少，便去函与之商榷。不料梁数月未复，黄节“深叹前辈往复论学之谊，不可复见也”，乃再致书，直言其“轻率从事”，“援引失实”，“自欺误人”。
黄侃曾嘲笑梁启超学问不精，曾对梁演讲中的错误一一抨击：“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彼云：春秋时，楚都武昌，三国时，吴亦都武昌。又举湖北先贤五人，老、庄、屈子、葛相、道安。夫楚凡四都，未尝居鄂；吴虽中徙，乃今鄂城。老则苦县（苦读”古“，今河南鹿邑东）；庄为蒙人；诸葛，阳都（今山东沂南）；道安，扶柳（今河北冀州）……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
黄侃又在课堂上评价梁启超，认为梁在学术上的成就不大，至于文章，只是“新闻笔墨而已”。
梁启超曾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东南大学有学者批评梁启超所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完全背离客观的学者态度”，还批评他“治学感情有余而理智不足，在精神上莫衷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