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成年的子女共有九人,其中长女梁思顺、二子梁思成、次女梁思庄为李蕙仙所出,其余六人(三子梁思永、四子梁思忠、五子梁思达、八子梁思礼、五女梁思懿、六女梁思宁)均为王桂荃所出。
王桂荃对梁启超的孩子都视如己出。如果说李蕙仙是严母,那王桂荃便是慈母。梁家的饮食起居由王负责,梁家子女也都由王照顾。梁家子女对李蕙仙又敬又怕,却亲近王桂荃。孩子们读书写字时,王总是端坐一旁陪伴,和他们一起读书。梁启超的子女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称呼李蕙仙为妈,称呼王桂荃为娘。
为了家庭和睦,王桂荃常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在日本时,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患上白喉,王桂荃精心照料,终于使梁思庄转危为安,然而此时王桂荃的亲生女儿也染上了白喉,王桂荃同时看护两个孩子,无法分身,以至于对自己的女儿照顾不周,亲生女儿竟夭折。但为了不影响梁启超,她只能躲在厕所偷偷流泪。
梁启超去世时,幼子梁思礼年仅五岁,王桂荃辛苦持家,抚养子女成人,并想方设法送梁思礼出国深造。日后,梁思礼成为我国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66年,85岁的王桂荃与子女们四散分离,因为是“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而王被抄走全部财产,住房亦被人侵占,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孤独地与世长辞,骨灰不知所踪。
“****”结束后,梁家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一棵白皮松,称为“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平凡的母亲王桂荃。
嗜好
梁启超嗜好麻将,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就曾听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在日本时,常于晚间与卢等人聚谈。一日晚间,梁启超牌兴大起,时麻将尚未风行,而流行天九,但时值深夜,无处觅牌。梁见案头有一盒卡片,便呼有办法了,马上动手在卡片背面画“天地人鹅”,准备制成天九牌。梁画牌时,卢先入睡,一觉醒来,卡片已成天九牌。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一次,有人请他做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其意,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将牌局。
坊间曾流传梁启超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梁启超任《时务报》主笔时,有“麻将桌上写社论”的传闻。每日午夜,梁在牌局上,一边口中吆喝“八万”、“九条”,一边口述社评,由报馆专人记录,第二天早早刊在报纸上。
有人记载梁启超对麻将的喜爱:“先生喜做方城之戏,借以遣兴,虽行旅不废也。学界深慕先生言论风采,纷以讲演见请,事到目前,先生绝不预备,红中白板如故,同坐代之急,先生笑应曰:‘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
梁启超曾说:“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据说,梁启超的著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在牌局后写成的。这日,梁启超与友人一起打麻将,友人催其速去写稿。梁当时手风不顺,一直没有和牌,故迟迟不愿下牌桌。直到晚上9点,梁终于和牌了,他这才放下麻将,去附近的一家邮局发电报。梁站在外边口述,发电员打,到十一点半终于打完了全文。这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某日,梁启超与友人约有牌局,但其中一位迟迟未到。三缺一的等待过程中,一人出了一道与麻将有关的题:“手中七张万牌,已听牌,并且听六、七、八、九万,问手中七张牌是什么?”并限定,五分钟内答出得一百分,十分钟内交卷,得七十五分。
一分钟后,梁启超开始答题,三分钟未到便交了卷,出题者看罢,点头赞许,写上一百分。另一位虽比梁晚,但也在五分钟内交了卷,却只得七十五分,于是抗议说:“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又是在五分钟内交卷,应该得到一百分。”他出示答案: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和两张八万。
出题者打开梁的答卷,上书:七张万子有三张六万两张七万两张八万,或者是三张九万两张八万两张七万。友人叹服。
陨落
1924年,李蕙仙病逝,梁启超悲伤万分,此后尿中开始带血。因不愿累及家人,梁一直秘不告人。直到1926年1月,梁启超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才同意到医院检查。医院诊断后确定是尿血症,但始终找不出病源所在。在丁文江等人的坚持下,梁启超才住进了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大夫仔细检查后,判定是右肾生瘤,并于3月16日动手术将右肾全部切除。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状并未好转。检查后发现,主治医生切除的竟是梁启超健康的肾。
据梁启勋的《病院笔记》及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记载:当梁的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他们还是将梁的右肾割下了。手术后,梁的尿血症并没有好转,医生们又认为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了梁的七颗牙齿,但梁的症状仍未好转。医生们又说毛病在饮食,让梁启超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梁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转。
当得知协和医院实施手术竟然切除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后,梁启超不但不对医院进行谴责,反而替协和医院辩护,他说:“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1927年4月初,梁启超再到协和住院检查,医生检查后告知,肾功能已完全恢复,但他需要节劳。但梁启超并不注意休息,1928年再入协和医院住院。这年6月,他到天津暂住,每天只是读书娱乐。因为得到了休息,尿血症状也有所好转,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点红”。
9月,梁启超开始编写《辛稼轩年谱》。9月24日,梁编至辛弃疾52岁时,痔疮复发,但他仍不停笔,继续侧坐编写。此后病情加重,不能再坐,27日入协和医院住院。医生怕流血过多,认为不宜用手术割治,只能每日给梁服泻油。
住院期间,梁启超无意中搜得辛弃疾轶事二种,于是不顾医嘱,提前出院返回天津。不料他在归途得了感冒却不自知,仍笔耕不辍,导致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11月28日,梁启超再次住进协和医院。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梁启超因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终年五十六岁。
这部未完成的《辛稼轩年谱》,成了梁启超的绝笔,他最后时刻录下的是辛弃疾悼朱熹的几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追怀
当梁启超逝世的哀讯传出以后,政学两界均深感痛惜。北京广惠寺和上海静安寺分别为梁举行追悼会。冯玉祥称梁启超“才大如海”;侯锷颂梁“独挽神州危,正气永不死”;王文儒誉梁启超为“革命之元勋”,堪称“群流模范,万古江河”;唐蟒说梁启超“开中国风气之先,论功不在孙(中山)黄(兴)后”。
蔡元培挽梁启超:“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不因南海让当仁。”
陈少白挽梁启超:“五就岂徒然,公论定当怜此志;万言可立待,天才端不为常师。”
章太炎挽梁启超:“进退上下,式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杨铨挽梁启超:“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挽梁启超:“事业本寻常,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