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地平线
在1953年那个漫长而难熬的夏天，一个大学毕业生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一次长途跋涉。
从大西南的重庆到大湘西的雪峰山，换了如今也就一天多的行程，袁隆平竟一路辗转了半个多月。重庆、武汉、长沙，一路上如同在火炉中穿行。这条路其实是他童年时走过的。当年，也是在这样的三伏天，他父亲袁兴烈带着一家人从汉口下长江，逆水而上，漂洞庭，入沅江，原本想从湘西转往重庆，终因行船在沅江搁浅和那些关于土匪的凶悍传说而不得不折返洞庭湖，再次回归长江逆水而上，穿越三峡抵达重庆。如今一切都倒过来了，他从重庆朝天门码头顺江而下，在抵达武汉后坐火车转向长沙。
一个身影跃入了湘江，从橘子洲头。这是湖湘儿女的母亲河，也是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之一，那个一生钻研帝王之学的王闿运曾出此狂言：“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湘江，在这里一个九十度的大转弯，然后一路北上，入洞庭，进长江。凡江河拐弯之处的水域，多是支流与干流的交汇之处，水就会变得浩大无边，那无边的空茫里似乎得有些东西来填满。一条河，亿万年的等待，曾经等来了一位“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青年，而在袁隆平纵身跃入湘江时，当年那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书生，已是“指点江山”的共和国开国领袖。那漫长的等待是人类难以洞察的，需要像河流一样漫长的时间慢慢发现。譬如说，眼下这个畅游湘江的小伙子，又有谁能预测到他的未来？他只是跟着感觉游。可以想象他那一刻的激动，他还没有看清这条河就一跃而起了，那跃向空中的身体矫捷闪亮，就像一个惊叹号。他感觉自己游得很快，很远，他还从未游得这样快这样远。他两颊涨红，大声喊叫，没人知道他在喊叫什么，人在这个时候的语言，只剩下了语气词，啊！啊！他不是在一条河里游，他是推动着一条河在游，那浪涛一经他双手推出，就势不可当，他在一条伟大的河流里驾驭着自己。但此时，他的命运，还是他本人难以驾驭和选择的。他在农林厅领到了大学毕业生试用期的第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钱，用十来块钱买了一把小提琴，然后便揣着省农林厅开具的一纸用毛笔手写的介绍信，挥别湘江，再次上路，奔赴大湘西的雪峰山。
大湘西，绝非故意夸大之词，它所涵盖的范围不只是如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一狭义的行政区域，还涵盖了当时的黔阳专区以及邵阳、零陵、常德等三个专区的部分县市，是湖南西部二十八县的统称，境内被武陵、雪峰两大山脉和云贵高原团团围困，重重阻隔，又是长江在湖湘境内的两大支流——沅水和澧水中上游及其众多支流汇聚之地，山与水经亿万年的厮磨，造就了一个沟壑纵横、溪河密布、峰峦起伏、洞穴连绵的绝域，又加之与川、鄂、黔、桂四省区交界，这一方水土历来就是天高皇帝远的边地，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同一个荒凉神秘的独立王国，一直凭借天险与整个世界对峙。那高山深壑中一望伤目的岩土和被大山堵死了的出路，还有山洪暴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叠加在一起，便是赤贫与饥饿，也把人类生存的境地推向了极端。那些在石头的缝隙里苦苦求生的人类，也是最坚忍、最顽强的生命，当他们实在活不下去时，就会选择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历史上，这里一直是匪患猖獗的重灾区，人道是“天下不乱，湘西先乱”，而湘西一乱，天下必乱。1949年秋天，邓小平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转战大西南时，就曾对湘西当年的形势做过这样的评价：“湘西，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是湖南的盲肠。”其实，湘西也素称“中国的盲肠”。袁隆平在童年时代没有走通的那条路，一个可怕的原因就是他父亲担心会遭遇土匪，而当他第一次进入这条盲肠时，传说中的土匪还没有完全剿灭，甚至还有骇人听闻的虎啸山林的声音……
这里，且不说大湘西那时候有多么偏远闭塞，只说那两天两夜的长途颠簸，一辆车，一条路，一直在雪峰山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的复合地带迂回穿插，袁隆平的一双眼僵直地视前方，远眺那遥不可及的地平线，仿佛用尽一生，都在抵达之中。那条地平线在云遮雾绕的大山中其实是看不见的，一直处于隐蔽的状态，而隐蔽中又生出无穷尽的神秘感。那感觉真是像在一条盲肠里穿行，又恍若在时空隧道中穿越，去往另一个世界。那时的长途客车还是烧木炭的，在车头一侧装有一个特制的炉子，有的炭炉则拖在汽车后背，像个体积庞大、形状古怪的罗锅。除了司机，还有司炉，木炭点火后通过鼓风机把炉子烧旺，从点火到启动就差不多要一个小时，行驶中，还要不断扒炉、续炭、点火、吹风。这种车开起来慢吞吞的，时不时就抛锚了。司机和司炉一路上累得像车一样吭哧吭哧地喘气，坐这种车人也是苦不堪言，那浊重的炭烟味呛得一车人不停地咳嗽，还得时不时下来推车。
一辆车，一车人，一直在悬崖的边缘上行驶，几乎命悬一线。在剧烈的颠簸中，一个小孩开始不可名状地哭喊，他用双手啪啪地捶打车窗，一个劲地尖叫，嗓门越来越大。那是一种崩溃的感觉，每个人都在那绝望的哭声中颤抖，下意识地把眼睛贴近被阳光照亮的车窗，而这时候你绝对不能往下看，那不断打滑的车轮下就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渊。你只能朝更高更远处看，这样你才能在致命的危险中发现绝美的风景。这种被逼到悬崖边缘，又美得令人绝望的感觉，还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再现，如果没有这历尽奇险的经历，又怎能体会到那山穷水尽、绝处逢生般的一次次逆转？偶尔也会看到山坡上、山坳里出现一小块一小块的稻田和红薯坡，只要看见了庄稼，就会出现人烟。在那些破旧农舍的土墙上，还残留有红军当年刷下的许多标语，“打土豪，分田地”“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就在离这些标语不远处，便是一座座红军烈士的墓碑。这贫瘠山村的农人，依然和他们的老牛一样勤劳，在石头的缝隙里深深地俯下身子耕耘着，耕牛走得慢了，就会挨鞭子，那鞭子抽得凶狠、响亮，挥鞭的农人仿佛在发泄心头的怨愤。
这一路上的经历，让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看清了部分真相，对于一个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也有着某种先知般的启示，在那隐蔽的地平线之下，还有太多的秘密等待他去逐一发现和揭示。
终于，到了！那个抵达的感觉很强烈，一个人仿佛走到了山穷水尽处，就像走到了世界的尽头。钻进这座山，回望那条路，如断肠一般忽隐忽现，进山难，出山更难啊！他在下车的那一刻就明白了，这将是他很难走出去的一座大山。而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误入歧途的、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孤零零地闯入了一个他还一无所知的世界。
雪峰山，顾名思义，是一座因常年积雪而得名的山峰，在中南地区极少有这种长常年积雪的高山。雪峰山脉与湘桂边境的八十里大南山逶迤相接，也是沅江与资江的天然分水岭。资江也是长江在湖湘境内的四大支流之一，这条河流没有纳入大湘西的范围，但也紧紧挨着了，其下游呈直角转折切过雪峰山，从而造就了湘中新化县至烟溪间的一道大峡谷。雪峰山的主峰位于黔阳县与邵阳洞口县之间，海拔将近两千米，在天际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清晰。这是袁隆平日后时常长久地凝望的一个方向，那冬日的积雪和夏日的白云，总让他感觉有一种崇高而圣洁的存在正悄然靠近自己。
雪峰山谷里的安江，位于湘西南的沅江上游东岸，是云贵高原东部延伸而出的一块峡谷盆地，一座青灰色的千年古镇，就藏在雪峰山深处的这个缝隙里。一看这地势，就知道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大会战——湘西会战中，日军妄想越过雪峰山，占领安江，安江成了全国抗日战争的中心，也是对日最后一战的指挥部、大本营，中国四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安江关圣宫，而中美作战司令部则设在安江圣觉寺，就在后来安江农校校园内，战后，在安江镇掩埋着成千上万的抗日英烈。
我来安江探寻袁隆平先生的踪迹，已是2016年的大暑时节，与他第一次抵达这里时隔六十多年。当我从现实中直接穿插到许多年前的那个现场，下意识地在心里感叹，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远离中心城市的山坳里，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农校，那时谁又能预料，在未来岁月里它将连同一个此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名字一起而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杂交水稻和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发源地，杂交水稻就是从这山坳里走向世界的。
我如是感叹，其实有很多的偏见和误解。说来，当年的安江在大湘西还真不是一个小地方，在大湘西是数得着的几座重镇之一，从1952年至1975年，从黔阳专区到黔阳地区，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安江一直是黔阳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这里也是原黔阳县县城。这样一座得天独厚的古镇，其名气和繁华的程度一度远远胜过湘西自治州的首府吉首，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设县级安江市，但不过两年就撤销了。如今，原黔阳专区在几经演绎后成立了地级怀化市，市区在离安江五十公里之外。黔阳县也早已撤县设市（县级市），但市区不在安江镇，而在百里开外的古黔城。安江如今成了洪江市的一个乡镇，这也让我的立场与视角局限于一个乡镇。当人类处于物是人非的境地，若要还原真相实在太难，但那秘不示人的时空又往往会掀开那神秘的面纱。在未来，随着许多云遮雾绕的事物逐渐得以揭示，人们将惊奇地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物种变异的神秘天堂。更令人惊奇的是，就在安江镇城北沅水对岸的高庙遗址，在2005年有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被列入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从发掘出土的实物显示，早在七千多年前，这里便是史前人类的稻作区，这让炎帝神农氏在沅江流域发明种植粳稻上古传说得以验证，一个传说不再是传说，这一带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稻作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而这里能成为杂交水稻的发源地，也让人们找到了前因后果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至少不会再觉得那么偶然了。
袁隆平背着行囊走进雪峰山谷中的安江盆地，从四面八方扑入眼帘的葱茏树木，让他两眼一下变得绿汪汪的了。一行行云杉跃然于山棱线之上，在低垂的白云与漫涌的雾气之间，还有大片风起云涌的竹海，而大山深处还有马尾松、红豆杉、银杏等珍稀树木。当他下意识地翘首遥望时，一滴滴露珠落在脸上，让他在一个酷暑季节感到了瞬间的清凉。不是瞬间，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将有足够的时间来慢慢体味这座大山里的点点滴滴。不过此时，一个刚刚从重庆那样的大城市走进山谷的大学毕业生，还仿佛在孤独的迷谷里穿行，但他似乎也没有我想象的那种难以自拔的感觉，他走得劲头十足。安江农校不在镇上，还有十多里山道要走，随着那年轻矫健的脚步越走越近，山谷中渐渐呈现出一座拱顶的校门，那拱顶上的五角星在阳光下红得耀眼，仿佛一种高于生命的存在。这校园一看就有年头了，先要穿过一条狭长而幽深的林荫道，恍若钻进了一个若隐若现、“仿佛若有光”的山洞。那感觉，真有“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世外桃源之感。
湖南当时在湘北、湘南、湘东、湘西各办有一所中等农业学校，而地处大湘西的安江农校，其前身为1939年建校于邵阳武冈县竹篙塘的国立第十一中学职业部，后因日寇南侵，邵阳沦陷，于1940年9月迁到安江镇郊溪边村的圣觉寺里办学。圣觉寺为明代湘西三大古刹之一，后因火灾而毁。第十一中学职业部迁来不久，便独立建制为湖南省第十职业学校，1950年11月改为湖南省农林技术学校，随后又更名为湖南省安江农业学校（简称安江农校）。无论怎样改名换姓，这所学校一直都是“农”字当头，在东、南、西、北四所农校中，也一直是最偏远、最艰苦的一所。
袁隆平来之前，那些从未到过湘西的大学同窗一听他被分配到了大湘西，便连猜带想地提醒他：“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呵，在那个偏僻的地方，一盏孤灯照终生。”袁隆平对大山沟的偏僻、远离家人的孤独是有心理准备的，但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到了安江一看，倒还可以”，至少不是“一盏孤灯照终生”。他是从重庆那个大城市里来的，最担心的就是到了这儿还会点油灯、蜡烛、松明子，安江农校当时的校长也很了解他们的心事，在欢迎新来的老师时，校长还特别讲到学校有电灯，“哈，有电灯就不是乡下了”！
此一时彼一时也，在那个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像天堂一样美好的生活了，那也是当时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现代化生活。除了电灯，袁隆平也过上了“楼上楼下”的生活。他来这儿报到时，许多房子还是抗战期间盖起来的木板楼，走进校门，隔着一棵白果树旁逸斜出的枝叶，就能看见一座建于1939年的红房子，这是一幢美式鱼鳞木板房，为当年抗日将士的营房。这大山里树多，一切都是就地取材，外壁是纯木板，梁架为人字形结构，前廊出檐，一字形排列，屋顶上盖的是湘西土窑烧制的小青瓦，在阳光下隐隐泛出暗红色。
袁隆平并未住在这种鱼鳞木板房，而是住进了一幢建于1950年的青年教工宿舍里，这种青砖青瓦、苏式风格的筒子楼，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流行。袁隆平在此度过了十多年岁月，他也是在这楼里结婚成家的。夏天，这楼倒是凉快，还有带着草木清香的山风吹进屋子里，但入冬之后，便有凛冽的山风长驱直入，冷得钻心，但这丝毫没有减少一个青年教师内心的火热，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时代，他心里就像揣着一盆火。无论春夏秋冬，袁隆平都喜欢打开窗户，任那一股清新的绿意漫过来，连斑驳泛黄的木窗也变得生气充盈。袁隆平在童年时代看过《摩登时代》，一个镜头时常闪现在他眼前——打开一扇窗户，就能摘到新鲜水果吃。那无声的黑白电影中的镜头，在这里还真是变成了现实，一根根树枝伸到他的窗前，枝头的花果触手可及。袁隆平成家后又几经搬迁，在1980年后搬进了校园后边的一座专家楼。说是专家楼，其实就是一幢简朴的砖瓦房，初为杂交水稻研究室，在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由湖南省政府拨款修建一座科研楼，便把原来的研究室改建为专家楼，一分为二，分给了袁隆平与他的助手、学生李必湖两家人居住。
如今，安江农校也已与另一所中专联合组建为怀化职业技术学院，从安江镇搬迁到了怀化市郊，一座曾经生龙活虎的校园已成故园，也曾有人一度打起了这座老校园的主意。幸运的是，当地政府和怀化职院为了避免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故迹湮没于沧桑变迁之中，将原来的校园辟为“安江农校杂交水稻纪念园”，这园名，是由袁隆平先生亲自选定并亲笔题写的。2009年，安江农校杂交水稻纪念园被国务院特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国务院自2006年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第一个单独发文增补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特批，彰显了国家对一座老校园的特别重视，在纪念园揭牌仪式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一语道破天机：“安江农校纪念园见证了杂交水稻的历史，寄托了一代又一代农业科研人员的希望，是全国首例活态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科研类文化遗产，很好地诠释了‘文化遗产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袁隆平先生和他的团队在这块土地上取得的科研成果，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它展示了一种时代风貌和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对文化遗产应该有的一种新的境界、新的气度、新的情怀，因为它是新型的文化遗产。”对此，他还从文化遗产的发展趋势上进行了诠释，当下文化遗产有“要素、空间、时间、动态、与人民当下生活关联、物质和非物质结合”的六大发展新趋势，“安江农校代表一种国际理念，是20世纪的文化建筑和文化景观，是新的境界”。
当我穿行于这座校园或纪念园中，发现许多老建筑都大致按原貌保存下来了，这些建筑从1939年绵延至1986年，既有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营房、美军飞虎队的医院，还有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陆续盖起的一幢幢砖瓦楼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岁月虽已模糊，但那不同时代的印迹依然鲜明，仿佛一眼就能窥见那个时代。这些老房子，皆进行了修缮美化以及除险加固处理，但看起来还像是老照片中的建筑。这房子老了，但没有衰败，屋檐下和木格窗棂里结满了蛛网，恍若还在编织昔时的旧梦，那木头的本色虽已泛黄，却依然露出清晰的纹路。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交代这样一个大背景，只因这一切对我们的主人公以及他穷其一生的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这是袁隆平最重要的一个人生坐标，他在这里执教十八年，他调到长沙后，这里仍然是他的重要科研基地，而他一家人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则长达三十七年。一座雪峰山，一座老校园，将不只是作为他人生的背景而虚设，而将是存在于他生命中的一座山。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提到的这一个个地方，在未来岁月都将成为他钻研与播种的地方。他将在此山中度过一段漫长的岁月，当他走出这座大山时，一个稚气未脱的大学毕业生已如脱胎换骨一般，从不惑走向天命。
我有迷魂招不得
在安江，对袁隆平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一条江，沅江。此前，一条嘉陵江在他的生命中流淌了十二年，而这条沅江将流过他更漫长的人生。后来，当他回首第一次走进安江的情景，说到这条江，那深沉而凝重的神情一下就变得活泛了，他笑了：“因为这条江，我一下子就特别喜欢上了这个学校。刚到校，我把行李一放，就跑到江中游泳去了……”
一条河流让时间变得不那么坚硬了，一个青年教师的心情也变得像流水一样畅快了。初为人师的袁隆平，至少为他的教书生涯总结出了三条挺朴实的好处：“当时我觉得当老师还是好，一个是有寒暑假；二是比较稳定，不会经常出差，跑东跑西；三是与年轻的学生在一起，挺有意思的。”
那是一个人才和物资都极度缺乏的年代，尤其紧缺的是俄文老师。当时中国正处于被西方国家孤立的状态，英语已派不上什么用场，全国大中专院校的外语课都改为了俄语课。袁隆平在大学期间也曾突击学过一段俄语，初来乍到，便被安排到基础课程教研室（文史教研组），在安江农校做了一学期的俄语代课老师。若是教英文，他足以胜任，但对俄语他只是速成班的水平，他后来笑称自己是“滥竽充数”，其实他教得非常用心，而凭他的水平，教教初级俄语是应付得了的。
在第一次走上讲台之前，他就开始精心备课，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堂课，也给他的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学们给了他这样的评价：“板书清晰，发音准确，口齿清楚，重点突出，形象生动。”这又得感谢他在中央大学附中时的恩师黄泰先生了，黄先生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和那图文并茂的板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他也特别注意如何把课讲得生动活泼，在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上也下足了功夫。
对于袁隆平初为人师时那段日子，除了他本人的回忆与讲述，我还特意采访了他当年的学生谢长江。他1938年生于湘中的新邵县，与我父亲同岁，如今也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他于1951年8月考入安江农校，当时才十三岁。那时安江农校是初农与高农连读，相当于初高中，学制六年，以培养中级农艺师为目标。袁隆平被分配到安江农校后，就担任了他们的俄语老师，而他对袁老师的评价是发音特别准，跟收音机里听到的俄语一样，也特别会教。俄语原本是让同学们最伤脑筋的一门课，袁老师一来，就变成了大家最喜欢的一门课。
凡是学过俄语的都知道，俄语最难发的是卷舌音“P——”，尤其是那些满口浓重湘西方言的学生，要准确地发出这个卷舌音更是难上加难。这让许多学生对俄语产生了畏难情绪。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打消畏难情绪，袁隆平便教他们唱俄语歌。那时的流行歌曲很多都是苏联歌曲，但大多翻译成了中文，袁隆平则直接教他们唱俄文的《喀秋莎》《红莓花儿开》，这些歌曲学生都会用中文唱，换了俄文唱，更是原汁原味，更富有感染力。这还真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首首俄文歌变成了中俄对照、生动活泼的教材，那枯燥难学的俄语变成了轻松愉快的享受。只要学会了唱《喀秋莎》，发卷舌音就没有太大的困难了。但光唱不行，还得会说。袁隆平又编了一些简单的相声段子，他和学生们一起登台表演，这对练习俄文口语还真是一个好办法，说说笑笑的就学会了讲俄语，而那些相声里的俄语又让学生兴趣盎然，很容易记住，不知不觉就脱口而出了。为了提高学生的俄语写作水平和交流能力，他还组织学生与苏联对口友好学校的学生通信，一来二去的，想说的话越来越多，对双方的国情也越来越了解，这又是一举双得，既提高了学生的俄语水平，又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袁隆平只当了半年俄语老师，却是那一茬学生一生难忘的一位俄语老师。无论是在他站在俄语课的讲台上，还是在他离开这个讲台后，很多学生一见他，就会情不自禁地用俄语高喊：“袁老师好！袁老师很好！”可惜，在中苏关系变得紧张后，俄语又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大中专院校又全面恢复了英语课，很多学生又把当年学的那点儿初级俄语还给老师了。而对于袁隆平，那半年俄语教学没有白教，那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他也想借此机会把俄语进一步学好，这样就可直接去读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学说，更深入地去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全校第一个外语过关的专业教师，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文和俄文的专业书刊。他也时常用现身说法勉励自己的学生，“多掌握了一门外语，就等于多打开了一扇窗户”。
到了第二学期，袁隆平就归队了，他是学校遗传教研室要回来的。一个主修遗传育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当时是更紧缺的人才，也确实应该专业对口，学以致用。而他一归队，就担任了植物学、作物栽培和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任务，还担任了农学班的班主任。对于专业课，再繁重他也能够胜任，但当班主任，还真是有些为难他了。说起那一段担任班主任的经历，袁隆平在多年之后又透出了那带着自嘲的微笑：“我有个弱点，就是思想水平低，不会做思想工作。”不过，他不会做思想工作，却特别善于做管理工作，那就是充分发挥“班三角”（团支部书记、班长和学习委员）的作用，思想工作就让团支部书记去做，班长则是全班同学的领头羊，带领学生严格遵守教学秩序，维护学习纪律，而学习委员则起到了学习标兵的作用，组织开展有利于提高同学学习能力、专业能力的各项活动。而他这个班主任倒也不是撒手掌柜，他带着学生开展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拉小提琴，唱歌，还时常带着一帮“旱鸭子”学游泳，他虽说是班主任老师，但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论年岁，他也比这些中专生大不了几岁，当他跟学生们打得一片火热时，你甚至分不清哪是老师哪是学生。
袁隆平是带着一把小提琴走进雪峰山的，每天黄昏，从他住的那间木板楼里就会飘出悠扬的琴声，穿过窗外被晚霞照亮的一片香樟树，飘出很远。这是一个从大城市里来的年轻老师，给这大山沟里带来了一种新鲜而奇妙的声音。而黄昏，总是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勾起了他对遥远亲人的思念，还有他对一去不返的大学生活的回忆。如今，和他一起弹琴唱歌的大学同学已天各一方，而渐渐围绕在他身边的则是他的学生们。此前，这些在湘西大山里长大的孩子，有的还不知小提琴长什么模样。在这些农校生中，也有不少挺有艺术细胞的，如袁隆平所带班级的文体委员李俊杰，就很有灵气，在袁隆平手把手的指点下，他很快就学会了拉小提琴。李俊杰还会作曲，每次作好曲后，他就拿来给袁老师修改，两人在一起又拉又唱，那歌声从他们年轻的胸腔和喉咙里奔涌而出，那是一种生命的活力和青春勃发的热血在涌动。对于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那也是一个朝气蓬勃、高歌猛进的时代。——袁隆平先生后来每每回忆起那段岁月，依然心潮澎湃。他也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充满了灵气和朝气的李俊杰，后来还把自己的小提琴送给了他。
谢长江也是袁隆平所带班级的学生，且是年岁最小的一个。师恩难忘，说起那段往事，谢长江最难忘的是吃了一顿饱饭。一天早上，起床的钟声响过了，班主任老师照例要来寝室里巡查一遍。袁老师走进寝室，发现谢长江还蜷缩着瘦小的身子赖在被窝里。但袁老师没有批评他，伸手摸摸他的额头，又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谢长江小声说，他没病，就是饿，吃不饱肚子。那时候还未到三年困难时期，一场真正的大饥荒还没有降临，但粮食一直很吃紧，而当时给学生的粮食供应是按年龄定量，年龄越小，定量越低。那时谢长江十四五岁，正是长身体、吃长饭的年岁。他也巴不得自己赶快长大，长一岁就能提高点儿定量，多吃点儿饭了。这是一个少年天真的想法，袁老师听了之后沉默良久。他没说什么，但那天中午，他特意把谢长江叫到教工食堂，用自己的饭票给谢长江打了满满的一碗大米饭，让他吃了个饱。谢长江知道，袁老师吃饭也是按定量供应的，自己吃了这一顿饱饭，袁老师就要饿肚子了。这一饭之恩，让谢长江咀嚼了一辈子。1957年，十九岁的谢长江从安江农校毕业，分配到邵阳绥宁，从基层农技推广员一步一步地干到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他心里都装着袁老师给他吃的那一碗饱饭，也一心想着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吃上一顿饱饭。二十年后，当袁隆平培育出一粒神奇的种子，他的学生谢长江便开始在绥宁县大力推广播种，县委、县政府还聘请袁隆平为杂交水稻生产及制种技术顾问，而今，绥宁县已被农业部批准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说来这又是一段后话了，却是为了提前交代一个事实，无论是一个农校教师，还是一个学农的学生，他们一辈子要干的一件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人人都能吃上一碗饱饭，用袁隆平的话说，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很多事在当时难以理喻，还真要跨越时空才能看清其间的本质。回首当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执教之初的那几年经历，谢长江就是一个直接见证人。从1953年到1957年，这四年，袁隆平一直担任他们那个班级的班主任和专业课老师，直到毕业。但那时谢长江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他们年轻的袁老师对未来的一切也是一片茫然，但有一点袁隆平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当学生，还是当老师，袁隆平天生就不是那种抱着书本死啃的角色。他一直都在强调，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要想学好这门科学，离开了田间地头不行，没有实践操作更不行。而在当时，有些专业课，如遗传育种学，还没有一本正式由教育部颁发的教科书，他就把课堂搬进安江盆地的农田，搬上雪峰山。雪峰山属原始江南古陆的西南段，又位于华中与华南的交会地带，如果说安江盆地是一个物种变异的天堂，那么雪峰山则是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库。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林不分家，而对于遗传育种专业，一切生物或生命都是相通的。袁隆平带着学生采集实物和标本，再自制图解，画表格，自编教材。这种让学生亲身实践、亲手操作的教学方式，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有助于他们加深记忆和理解。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也将成为袁隆平散播在田间的一粒粒种子，而当年黔阳专区的黔阳、芷江、溆浦、靖州等县市，后来均被认定为国家级杂交水稻的生产基地和示范区。这一方水土既是袁隆平的福地，一个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也必将给这一方水土带来福报。
此时袁隆平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农校教师，他的心灵空间很大，但还有些混沌初开的茫然，在那隐蔽的地平线下，一颗种子还处于漫长的孕育期。他穿过一段浑浑噩噩的岁月，还将被触及身心的大痛与大爱来唤醒，还需要心灵的烛火来照亮。而在雪峰山主峰东侧，就有一处神奇的山峰——照天烛。一位当地学生告诉他，这儿原本有两支天生地长的照天烛，据古代的司天监堪舆，雪峰山将有真命天子横空出世。这是神奇的风景，也是危险的风水，那些自诩为真命天子的皇帝，最害怕的就是天地间忽然又冒出一个什么真命天子来，于是命人捣毁了一支照天烛，只留下了一支孤零零的照天烛。它是否又能照亮袁隆平通往未来的那条道路呢？
接下来的一段岁月，袁隆平还真是在迷茫中度过的。所谓迷茫，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状态，他其实一直都在钻研，从根、茎、叶、花、果的形态到细胞构造，从植物学特性到遗传特性，这渺小而卑微的事物中，一旦在显微镜下放大，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世界，其间还有多少神秘而未知的存在等待人类去一一发现和揭示。
当时，安江农校的科研设备还相当落后，一台显微镜成了袁隆平的第三只眼睛。除了备课、上课，他几乎一天到晚趴在显微镜上，长时间观察细胞壁、细胞质和细胞核的微观构造，时常观察到凌晨两点，他才揉着红肿发胀的眼睛走出实验室。那时候，连将实验材料切成薄片的切片器械也没有，袁隆平只能苦练徒手切片技术，一边用左手的拇指与食指、中指夹住实验材料，一边右手拿住与材料呈垂直的刀片，在材料切面上均匀地滴上清水，将刀口向内对着材料，并使刀片与材料切口基本上保持平行，再向自身方向拉切，只能用右手的臂力，不能用手的腕力，此时，左手的食指一侧应抵住刀片的下面，使刀片始终平整，连续切下数片后，放在培养皿的清水中。好的切片，应该是薄且透明，组织结构完整，否则还要重新进行切片。若要更清楚地显示其组织和细胞结构，还要选择一些切片进一步通过固定、染色、脱水、透明及封藏等步骤，做成永久的玻片标本。这是一项非常细致又危险的技术活儿，根茎有根茎的切法，叶子有叶子的切法，而针叶、阔叶还各有各的不同，很多体积太小、太软、太硬的材料都很难切片，如果不经数百次、上千次的苦练，就不能熟练地掌握这种徒手切片技术。这也是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练出的一手绝活，那手指被锋利的刀片划破过多少回，他都不记得了，但这项技术他一生也不会忘记。如今早已不用徒手切片了，但每一个技术要领，他还一五一十地记着呢，而最重要的是，你手指里夹着锋芒毕露的刀片，绝对不能发抖，这需要非同一般的定力，还得有特别坚韧的意志和耐性。这是比掌握一门技术更让他终生受用的。
在袁隆平大学毕业的第三个年头，共和国历史上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那也是一个科学的春天。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当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尽管这一科学论断很快又被接下来的历史事实所改写或湮没，被延宕了二十多年之久，在另一个科学的春天来临时才付诸实施，但在今天看来，依然闪耀着经世不灭的光辉。在为知识分子进行社会定位后，周恩来又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当科学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让原本有些迷茫的袁隆平跃跃欲试：“希望能搞一个什么新的品种，一种高产的新作物。”——从他这朴素的话语里也透出了他当时的茫然，他到底想要“搞一个什么新的品种”和“高产的新作物”呢？又是通过怎样的科学途径或技术路线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事实上，诚如他自己日后所言，无论在目标上，还是技术路线上，那时候他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甚至对哪是科学哪是伪科学也难以分辨。一方面，他深受恩师管相桓先生的影响，然而，又不能不说，他对孟德尔、摩尔根基于基因的西方遗传学理论，至少还不像管相桓先生那样坚信不疑；另一方面，在那样一个“向苏联一边倒”的时代，苏联体制和意识形态几乎凌驾于一切的科研和教学之上，在农学和生物学领域，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先且别论是不是科学，在当时那已是超越了科学的存在，你只能无条件地相信，实际上就是迷信，你只能毫不怀疑地接受，实际上就是崇拜。大势所趋，谁又能不为那样的时代大势所裹挟呢？
若要还原袁隆平当时的心态，只能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解读。
这么说吧，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校教师，在当时既不执迷于恩师管相桓所坚信的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这也正是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而对当时在中国信奉和盛行的“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他虽说没有达到盲目迷信和崇拜的地步，但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理性的认识。米丘林学说或学派很复杂，我接下来的一段叙述也相当复杂，非常枯燥。这是我很想绕过去的，但又实在绕不去，若不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进行一番必要清理，并与孟德尔、摩尔根的基于基因的经典遗传学理论进行一番比较，就无法解读我们主人公袁隆平在科学探索之路上的走向。
我的叙述，其实也是袁隆平先生的一段非常关键的讲述。
若用科学的眼光看，米丘林学说或学派也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大致看，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物竞天择，自然选择”，米丘林以此来突出强调环境对生物生存与遗传的影响，即环境因素；另一个则是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在19世纪提出的两个法则：一个是“用进废退”，一个是“获得性遗传”。所谓“用进废退”，其实是一个常识，生物体的器官越是经常使用就越是变得发达，若不经常使用就会逐渐退化。譬如人类的大脑，越是勤思考、勤运用就越灵活，越是不动脑子不想事，思维神经就像生锈的链条一样难以灵活运转。又看“获得性遗传”，米丘林认为，“生物体与其生活条件是统一的，生物体的遗传性是其祖先所同化的全部生活条件的总和”，如果生活条件能满足其遗传性的要求时，遗传性保持不变；如果被迫同化非其遗传性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时，则导致遗传性发生变异，由此获得的性状与其生活条件相适应，并在相应的生活条件中遗传下去。米丘林基于这一理论，从而主张生活条件的改变所引起的变异具有定向性，生物后天的获得性状能够在后代中遗传，并根据拉马克“强调外界环境条件是生物发生变异的主要原因，并对生物进化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学说，从有机体与其生活条件（环境因素）相统一的原理出发，提出关于遗传性、定向培育、远缘杂交、无性杂交、气候驯化等改变植物遗传性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方法，从理论到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人工杂交的理论和方法，二是有机体定向培育的理论和方法，三是人工选择的理论和方法。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是特别需要区别的，米丘林关于人工杂交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通过嫁接和胚接等无性繁殖的手段，将两个遗传性不同的可塑性品种（如苹果树和梨树）嫁接在一起，即生物不经过生殖细胞的结合，由母体直接产生新个体的生殖方式。这与经典遗传学上的杂交方式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否定基因的存在，而后者则是基于基因、通过基因来实现。
从米丘林的科学精神看，他对自己提出的理论，包括对前辈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直是特别强调实践并亲自实践的。实践精神，是最基本的科学精神，离开了实践，科学将毫无意义和真实性。米丘林于1875年开始进行园艺学和自然选择学说的研究试验，经过六十年的探索，他终其一生培育成了三百多个果树和浆果植物的新品种。于此可见，他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是全身心的，他作为科学家的实践精神和执着追求，是足以让后辈致敬的。但又不能不说，米丘林学说从一开始就是“跛足的学说”，由于他没有发现基因（遗传因子）或忽视了基因这一先天性的、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的根本存在，他的研究也没有深入细胞，这让他一直是从外部性状上去了解生物的遗传，其“获得性遗传”理论更准确地说是“后天获得性状遗传”，由于这一学说忽视了生物遗传先天性的、内在的根本原因，一味强调后天的、外在的环境因素或客观原因，这也就是管相桓先生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量变，不见质变”。
诚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会让生物性状发生变化，甚至是突变，但前提一般是激烈的甚至是极端的环境变化，而米丘林学派的信奉者，援引的例子也是比较偶然而极端的事例。但对生物遗传真正起决定和根本作用的，还是基因。早在19世纪60年代，孟德尔就提出了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观点，但在当时这还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那时孟德尔还不知道基因的真实存在形式，但他揭示了有性生殖的遗传过程（即“分离定律”与“自由组合定律”），这一推理也可谓是遗传学上的“孟德尔猜想”。直到20世纪初期，遗传学家摩尔根通过果蝇的遗传实验，才得出了染色体是基因载体的结论。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正式提出“基因”这一概念。按孟德尔、摩尔根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即现代经典遗传学理论），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而这一理论也并未忽视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并且强调“环境和遗传的互相依赖”，由此演绎着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衰、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
约翰逊对基因命名时，米丘林还健在，还在继续做着他培育新品种的实验，如果不是忽视或无视，他应该知道人类对基因的这一伟大的发现。如果他能吸收基因学说，米丘林学说也就不再是跛足的学说了。在米丘林逝世后，李森科成了苏联生物学界的头号权威，他比米丘林更决绝，根本就不承认基因的存在，并且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指斥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是上帝创造一切的“神学”和“神创论”，“是唯心的、形而上学、反动的伪科学”，只有米丘林学说才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
很明显，如果说米丘林还是一个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生物学家，李森科已经不是纯粹的生物学家了，他搞的已不是纯粹的生物学，而是政治生物学，把生物学当作政治工具，把自己信奉和认定的学说视为绝对的、唯一的真理，对其他科学理论也就具有了绝对的排他性。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瓦维洛夫认为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这让他成为李森科的头号敌人。1940年，瓦维洛夫被捕，先被判以极刑，后又改判为二十年监禁，入狱三年便因营养不良、饱受灵肉的折磨而在监狱中死去。
李森科不但以政治绑架了科学，在科研上也几乎乏善可陈。他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分配在一个育种站工作。乌克兰被誉为“欧洲的粮仓”，但冬季农作物因受霜冻天气影响而造成减产，这是一个一直未能解决的难题。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后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这一偶然发现，让李森科喜出望外。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播种前将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这其实既非他的发现，也非他的发明，在俄国农业史上早就有人尝试，只是没有普及推广。从接下来的推广效果看，这一方法也没有可推广的普适性，从1931年到1936年，在乌克兰五十多个地点进行了连续五年的“春化处理”育种实验，结果表明，这种育种法对小麦并没有明显的增产效果。但李森科却对实验结果弄虚作假，把“春化处理”说成是解决霜冻灾害的灵丹妙药，一旦有人质疑，李森科便声称，那些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李森科如此弄虚作假，如此气焰嚣张，如果没有更强大的力量来支持他，他是不可能如此肆意妄为的。他的“科学成果”，哪怕是浮夸和弄虚作假得来的结果，也是苏联当时特别需要的，以此来将“硕果累累的苏联米丘林生物学”与“毫无生气”的资本主义的孟德尔基因学说进行对比，唯有这样，才能让苏联的生物遗传学乃至整个科学占领世界的制高点，以此证明苏联社会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一个农学和遗传育种学领域的科学探索者，如果不能走出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迷谷，只能如掉入陷阱的困兽，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绝对没有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我一般不用绝对词，但这话绝对可以这样说。对于掉进陷阱里的人，必须有一种力量把他们拉上来，那就是科学的力量。然而，在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分辨、敢于争辩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呢？米丘林、李森科那时候在中国也是神一样的人物，他们的学说在中国也是绝对的主流，而孟德尔、摩尔根的经典遗传学理论在当时的中国不是邪说，也是异端。袁隆平身为安江农校的教师，在课堂上也必须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学说，那是“真正的科学”，是“真理”；对孟德尔、摩尔根的经典遗传学理论，那是李森科早已下了权威定论的“唯心的、形而上学、反动的伪科学”，他只能偷偷讲，如果公开讲，那就必须声明是“供批判用”。
历史的暗箱往往是在后来揭开的，对于当时的袁隆平，一切的假相或真相都还被蒙在鼓里，这让一位年轻的农校教师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茫然与犹疑之间，而怀疑其实也是一种科学态度，从怀疑、追问到实践，就是一条科学探索之路。到底谁才是伪科学？谁是真理？袁隆平此时还无法做出判断，但有一种方式可以做出判断，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得到实证，这种实事求是的实证精神，正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只有科学精神和科学手段，才能克服主观臆断、盲目崇拜与迷信，探求到一个正果。而实践的第一步，是试验或实验。
袁隆平的试验首先是从红薯开始的。他遵循米丘林“获得性遗传”的理论，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月光花是一种硕大美丽、香气扑鼻的白色花朵，在夜间也能绽放，形似满月，生长迅速，光合作用强，其花语为“永远的爱”“易碎易逝的美好”“暮光中永不散去的容颜，生命中永不丢失的温暖”。月光花全草或种子均可入药，全草是治蛇伤的特效药，种子也是治跌打肿痛、骨折的良药，但袁隆平的试验目的很明确，他试图通过月光花的光合作用强、制造淀粉多的优势来提高红薯的光合作用，以提高红薯的产量，增加红薯的淀粉。当时，袁隆平还没有条件搞短日照试验，他发明了一个因陋就简的土办法，用涂满了墨汁的被单来遮光。试验证明，红薯和月光花嫁接还真是能够大大提高红薯的产量，淀粉也比一般红薯多了。说起当年的收获，袁隆平先生一边哈哈大笑，一边伸手比画：“那些红薯真的一个一个长得很大，最后一个好大哟，有十七斤半！大家很高兴，称为红薯王，而且上面也结了种子，这在当时认为是很不错的……”
除了用月光花嫁接红薯，袁隆平还搞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试验，他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上的试验，上面结番茄，地底下长着马铃薯，这还真是一举两得。他还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当年结了一个奇怪的大瓜，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当他把这个大瓜抱到教室里来给学生看，一班学生笑得人仰马翻，袁老师竟然培育出了这么一个怪胎！袁隆平把这个怪胎切开了，分给大家吃，那味道也怪怪的，南瓜不像南瓜，西瓜不像西瓜，学生们吃了几口就不吃了，用湖南话说：“实在不好呷！”
这些按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和方法培育出来的奇花异果，又岂止是袁隆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在当时到处都在搞这样的试验，到处都是硕果累累。1960年在湖南武冈县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袁隆平也作为典型代表参加了。那时已是闹饥荒的岁月，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这些成果已经找到了增加作物产量的方法，他自己也觉得只要继续试验下去，对这些奇花异果进行改良，就可以按米丘林的无性繁殖理论，把这些获得优良变异的种子遗传下去。袁隆平一直是严格遵循这一学说来试验的，但接下来的试验结果却让他傻眼了。
月光花嫁接红薯的种子播下去后，月光花照样在地上开花，地下却不再结红薯了。
番茄和马铃薯嫁接后的种子播下去，番茄还是原来的番茄，地下长不出马铃薯，马铃薯还是原来的马铃薯，上面也根本长不出番茄。
南瓜和西瓜嫁接的结果也一样，南瓜还是南瓜，西瓜还是西瓜……
从这些试验看，一旦通过嫁接就能长出那些奇花异果，但这些奇花异果都不能通过种子遗传下去，一句话，这种无性杂交的方式，根本就无法获得优良变异的种子，而不能通过种子遗传下去，就只能一代一代地嫁接，这在果树等大型植物上是可行的，但在红薯、南瓜、水稻、小麦上进行大面积嫁接、在大田推广应用是难以进行的，那个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把一棵一棵的秧苗嫁接在另一种秧苗上，一亩田该有多少棵秧苗，而嫁接又是细工慢活，那该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
曾获诺贝尔生理学奖的俄国犹太裔病理学家梅契尼科夫说过一句名言：“人类借助于科学，就可以纠正自然界的缺陷。”人类一直想获得优良变异的种子，也是为了弥补或纠正自然界的缺陷，而米丘林在这方面则显得更积极、更主动：“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青睐。从自然那里拿过来，这是我们的要求。”这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目标。然而，袁隆平通过一系列试验，结果发现，他遵循米丘林的学说不但无法纠正自然界的缺陷，反而让他证实了米丘林学说的致命缺陷，这一系列试验其实是一个证伪的过程，荒诞的并非试验的过程，而是试验的结果，你越是认真，越是将这样的试验推向荒诞的境地。尽管此时袁隆平尚未按孟德尔、摩尔根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进行试验，但至少已经证明，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当代嫁接是可以的，但根本不能遗传”。至此，他已按米丘林、李森科的理论搞了三年试验，而结果是“终于是一事无成”“试验失败”。
那时的失败者又何止袁隆平一人？米丘林其实也曾做过类似的试验，为了提高梨子的含糖量，他给梨子打葡萄糖针，米丘林做这项试验也同样无可厚非，但打了葡萄糖的梨子哪怕口味再好，营养再丰富，那也只是一只获得了优良变异的梨子，而不是获得优良变异的种子，不说一代代遗传下去，连一代也不可能。按无性杂交获得性遗传或无性杂交的理论推断，如果苹果和梨嫁接，其获得性遗传一代不能成功，但通过连续好多代的积累，随着杂交的次数越来越多，会不会将种子遗传下去呢？据说有一位科学家将老鼠尾巴割掉，以为这样就可以获得性遗传，两只没有尾巴的老鼠从此就能繁衍出一代代没有尾巴的老鼠，结果割了几十代老鼠的尾巴，生出的小老鼠还是长着尾巴。
这种荒诞的试验，袁隆平先生觉得也无可厚非，就像伽利略所说，“一切推理都必须从观察与实验得来”，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荒唐，那只是你的推测，只有通过观察和实验，才能推导出真理。袁隆平先生后来也曾对此有过很深的反思：“我意识到李森科鼓吹的那一套，实际上却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我感到他们只是把一些哲学概念套到遗传学上，实质上不是什么环境遗传学，而是政治上的遗传学，是为了迎合政治上的需要，宣传苏联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很荒谬。于是，我恍然大悟，我说我是迷途的羔羊，信奉了很多年，实际是被误导了很多年，走了很多弯路。”
恍然大悟，一个年轻的农校老师早已恍然大悟，但还有很多人仍执迷不悟，直到今天。
在那个时代，哪怕你知道了真理站哪一边，每个人首先也要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相信实践，把实践作为检验真伪的依据，还是相信意识形态？袁隆平理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抉择，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危险的抉择，不信，就看看他恩师管相桓的命运吧。这几年，管相桓先生一直对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学理论坚信不疑，这让他在当时中国的农学界和生物学界成为顽固的少数派，自从袁隆平大学毕业后，管先生一直在命运中沉浮与挣扎，先是在1955年的“肃反”中遭受错误审查而一度蒙冤，好在他历史相当清白，翌年便得以平反。1957年春，在青岛举行的全国遗传学会上，中央指示：两派遗传学均可自由研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是科学理性精神的一次回归，也是向一个正常社会的回归。而这样一种氛围，也让一直倍感压抑的管先生又得以放开手脚来弘扬和践行他一直坚信不疑的基因遗传学理论，但好景不长，就在当年“整风反右”时，管先生又被错划为“右派”，而等待他的将是更悲惨的命运。
转身与回归，有时候比前行更难。1956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开始从事农业育种研究”，这是应该载入他年谱的一个开端。从这一年到1961年，还有一个重要年份，那就是1958年，这年安江农校下放黔阳专区，改名为黔阳专区农学院（翌年又更名为黔阳农业专科学校），但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安江农校。这年，是袁隆平人生与科学抉择的一个转折点，这里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从1958年起，我觉得还是应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路子，那才是真正的科学。那时候虽然也说要百家争鸣，实际上在农业教育系统中占主流的（还）是米丘林、李森科的那一套，仍然把摩尔根遗传学当作唯心的东西。我当时不敢公开看摩派的书，只能是偷偷地看，用《人民日报》把书遮住，有人来就装着看报纸，没人才看书。其实我在大学时就有了一些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基础，而此时我从文献中更进一步了解到孟德尔、摩尔根现代经典遗传学已经不是停留在理论上了。实践证明，染色体学说和基因学说已对改良品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当时的无籽西瓜等。这时我意识到应该抛开米丘林、李森科那一套学说了，决心回到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上来，用它来指导育种……”
觉得、还是、应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措辞，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年轻的农校教师从迷茫、迷失到“恍然大悟”，最终又回到原点，重新出发。无论是自然生物的进化史，还是人类的认识史，从个人的人生到人类社会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回过头来，从原来的起点重新出发，这或许是一段弯路，但这样的弯路也不是白走的，科学从来就没有捷径。后来，袁隆平先生借一首唐诗来形容他这一段心路历程：“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这是诗鬼李贺《致酒行》中的诗句，也是袁隆平最喜欢的一首唐诗。李贺身为唐宗室后裔，一个踌躇满志的少年带着满怀热情、满心希望奔赴科场，竟被人以避讳其父“晋肃”的名讳为由将他的科考资格剥夺了。一个落魄潦倒的书生在回乡途中一边借酒消愁，一边悲愤地怅叹，他那迷失的魂魄，如何招回？而雄鸡一唱，天下大亮，李贺心中也豁然大亮，一个少年人应当有凌云壮志，谁会怜惜你困顿独处，唉声叹气呢？这让年轻的袁隆平也感受到茅塞顿开般的启发，无论是对人生的启迪，还是对科学的探索，每次他陷入迷惘或面临抉择时，这首诗都让他的心胸豁然开朗。
如果说管相桓先生是一个科学精神的坚守者，他的学生袁隆平此时还是一个科学的摸索者，就在他跃跃欲试时，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席卷而来。
饥饿的小提琴
若要理解袁隆平和中国杂交水稻，先要有一种更残忍的体验——饥饿。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年间，一场谁也无法回避的饥荒岁月，又一次向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席卷而来。那是袁隆平最不愿提起的往事，也是我最不忍心描述的一段岁月。然而，一旦回避，历史就会失真，而对于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一位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他穷尽一生的追寻和探索就会从根本上丧失一个前提、一种原动力。
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发现和发明，往往是从灾难开始，但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痛、太沉重。那场饥荒，最早是在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村发生，而农校的学生大多来自乡村，他们把家乡开始闹饥荒的消息带进了校园，乡下人连糠菜杂粮都难以填饱肚皮了。即便没有这些学生带来的饥荒消息，饥荒也是一个直逼眼前的现实。安江农校是一所被农村包围的农校，只要走出校门，饥饿就不是传说，而是一睁眼就能看见的事实。
在饥荒刚刚袭来时，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譬如说此前，每到春天，这在世人眼里最美好的季节，对于躬耕于陇亩的农人却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只要一茬粮食赶不上，就会闹春荒，那些忙着春耕播种的农人，只能喝上一碗掺杂着红薯与豌豆的稀糊糊，在田里辛苦劳作。贫困与饥饿，一直是离袁隆平近在咫尺的现实。那时候除了寒暑假，在春播秋收两季还有农忙假，但那绝对不是放假，而是暂时停课，让师生们参加农业劳动。袁隆平也常常和农民们一起浸种、插秧、踩田，但他拿着国家的工资，吃着国家粮，那日子比农民好多了。而农民只能眼巴巴地盼着一茬秧苗赶快长成稻子，变成养命的口粮。只要不出现长时间的饥荒，这半饥半饱的日子，也能接着一茬一茬的粮食过下去。这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过的日子。
当1959年的春荒来临，安江农校的师生吃的是国家粮，基本上还能按定量供应粮食，很多人下意识地觉得今年也会像往年一样，过不了多久就会挨过去。然而，那不是一场寻常的春荒，而是长达三年的大饥荒。更要命的是，很多农民连种子都被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被挖地三尺搜走了。没有种子，又哪来下一茬粮食？没过多久，师生们的粮食定量就减少了，越来越少，工资倒是一分不少地照发，但有钱你也买不到一粒粮食。一所在战争年代也没有停课的安江农校，没过多久就实在挨不过去了，不得不停课，给学生放了长假，又按人口把试验田分给每位老师，袁隆平也分了一小块田。从前的科技试验田就这样变成了养命的土地，什么长得快就种什么。袁隆平种的是萝卜，还没等到萝卜长大他就拔了。他饿得都不成人样了，但也不吃独食，还邀了几个年轻老师来打牙祭——清水煮萝卜。一斤萝卜四两参，俗话这么说，其实又哪有那么高的营养，以萝卜当饭，肚子不饱，气饱，感觉总是气鼓气胀的，反胃，冒酸水，打嗝。很快，那田里的萝卜就吃光了。萝卜就是再肯长，要等到下一茬萝卜出来，也要两个多月。别说两个月，一餐吃不饱也饿得慌啊。当时，他正值而立之年，年轻力壮，正是特别有干劲也特别能吃饭的年岁，可他每天只有二两米，一个月只有三两油，这日子还怎么过啊！人是铁，饭是钢，哪怕你是一个铁打的汉子，饿你三天，连走路都连连打晃了。他原本是一年四季都要下水游泳的，哪怕在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的日子，他每天也在沅江里游过来游过去，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哪还有气力游泳？他只能有气无力地歪在床头，望着一扇空茫的窗口和一方苍天。一抹近乎虚无的阳光，照亮了悬在墙壁上的那把结满了蛛网的小提琴。袁隆平已有好长时间没有拉过了，他连拂去蛛网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只手颤抖着挨近它，手一抖，顿时尘埃飞扬。如果这小提琴可以吃，也早已被饥饿的主人吃掉了。
漫长的饥饿，如缓慢的凌迟，它的痛苦无与伦比，绝非撕心裂肺可以形容。三十年来，袁隆平经历过战乱与饥荒，但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也就这三年，而这三年感觉比三十年还要漫长，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每一刻都在难以忍受的饥饿中挣扎。当饥饿让他无力拉动一把小提琴时，他明白了，从来没有这样明白过，也没有这样切身地体会过，对于人类，吃饱肚子就是最基本的生存权，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这是天理，也是常识。没有果腹的口粮，什么都谈不上，什么都干不成，那高于生命的、精神意义上的人间食粮，一切都是奢谈，所谓精神，就像一把饥饿的小提琴，首先必须要用躯体来支撑，那令人神往的《梦幻曲》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奏响……
当他在饥饿中昏昏沉沉地睡着时，梦见的是香气扑鼻的大米饭。他甚至还做过更奢侈的梦，一边吃着大米饭，一边吃着梅菜扣肉。而梦醒了，嘴角上只挂着梦涎，肚子饿得更难受了。袁隆平还没有饿到吃观音土的地步，多少还有一点粮食供应。但那肚子饿得也只剩一张皮了，粘着脊梁骨，那一米七的身子骨，饿得只剩下了一身骨头，如同干柴。为了填饱肚子，饥饿的人们发明了许多粮食增量法，最典型的就是“双增饭”，把饭蒸两次，本来二两米蒸一碗饭，蒸两次就变成了一碗半，为了蒸得更多，还会放苏打，像发馒头一样。但无论你怎么增量，说穿了就是变着法子往里边掺水，掺水，再掺水，二两米还是二两米，营养没有任何增加反而会受损，一碗饭吃下去，很快就消化掉了，而那暂时填饱的肚子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了，反而更加饿得慌。这法子后来行不通了，掺水不管用，那就掺入谷糠，这东西比吃观音土要好一点，但吃得进，拉不出。吃喝拉撒原本是寻常之事，在那饥荒岁月却把每个人折腾得死去活来。
一天中午，袁隆平饿得两眼昏花、两腿发软，想去街上买点糖果充饥。天下荒年，物资奇缺，供销社里偶尔能买到的吃食，也就是一点糖果了，那时候连普通的糖果也从一块多钱一斤猛涨到了五块钱一斤，大多数日子还根本买不到。他拖着两条软绵绵的腿走出校门，失重的大地，倾斜的天空，阳光稀稀落落在脚下闪动，感觉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一个瘦长的阴影摇摇晃晃，连脑袋也发出空洞的闷响。饥饿的山村，饥饿的农人，就像在阴间走动的一个个幽灵。昏昏然间，他看见一些农人依然扛着锄头在四处搜寻，田野里已没有生长的稻子，即便有，也早就被饥饿的人们抢光了，连秧苗都吃光了。那些饥饿的农人，只能到山上山下挖蕨根，在绝收的田野里抓田鼠，饿急了，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想吃，草根、树皮、观音土。只要能填饱肚皮，什么都想一口吞下去，甚至包括自己的同类。当饥饿走向极端时，也必将走向一个残忍至极的极端，人相食。
眼下，那寸草不生的稻田如死一般绝静，连田鼠和蚱蜢也看不见一只，只有乌鸦的惨叫声撕破天空。一位年轻的农校教师，穿过啼饥号寒的呻吟和绝望的沉默，那些农人看上去还是那么壮实，但那已是致命的浮肿。饥饿——浮肿——死亡，这是一条规律。很多身体浮肿的人，也到医院里去看病，浮肿也确实是一种病态，而且是最难治愈的疑难杂症。没有哪个医生敢说出饥饿的真相，但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这些身体浮肿的农人离死神已经很近了，如果找不到吃的，他们很快就要饿死了。
多少年后，一段触目惊心的往事，不知被袁隆平先生反复讲述过多少遍。只要触及粮食问题，他首先就要从那悲惨的一幕讲起：“我至少亲眼看见有五个人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真的是路有饿殍啊！”他们死了，很多人围着他们，也快要饿死了，一张张浮肿的脸上充满了迟钝而又无助的神情。
在死亡面前，时间凝固了，连血液也仿佛凝固了。
袁隆平睁着一双饥饿的、空洞的眼睛，看着那干瘪而僵硬的饿殍，他被震撼了。
这是他眼睁睁地看见的，还有没有看见的，他听说的悲惨一幕：一个老乡饿急了，他扒下树皮猛塞进嘴里，由于多日饥饿胃已萎缩，猛然间几大口下去，把胃胀破了。那个时代不只是缺粮，也缺医少药，一个汉子不断翻滚挣扎，但谁也救不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极度的痛苦中咽了气。
当袁隆平先生从几十年前的往事中抬起头来时，我看见他的眼窝深处，还闪烁着湿润的泪光。那不堪回首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椎心般的刺激，那是他心上一直难以弥合的伤口，哪怕好了伤疤也依然隐隐作痛。他觉得这些人饿死与自己有关，他是一个农校教师、一个农业科技人员，却在一场大饥荒中束手无策。对于他，饥饿，不只是死神的叩问，更是良知的拷问。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种田的人都吃不饱，像我们这种学农出身的人能说没有责任吗？”老人讲着，声音慢慢低下去，而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
民以食为天，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免于饥饿，这是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天职。
哥白尼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这是人类的天职，更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天职。
每次有人向他提出一些简单而近乎愚蠢的问题，您为什么要选择学农？为什么要搞杂交水稻？袁隆平根本就不想回答，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就不用问的问题，甚至是根本就不用想的问题。
“不说了，”他痛心疾首地摇着头说，“不说了！”
当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严峻的局势和挫折，让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开始调整前行的姿态。
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写下了“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样朴素而实在的话语，这句源出《汉书·郦食其传》的古话，其完整的表述是“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而天不是别的，是比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后人又加上了一句“国以粮为本”来加以重申和强调。而对于吃饭问题，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予以最高的、第一的强调。随后，全国各地各级领导机关的大批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袁隆平也带着四十多名学生出发了。饥荒尚未过去，一支面黄肌瘦的队伍，稀稀落落的，走一阵歇一阵，他们还没有气力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那么远的路。
其实也不远，过了安江镇，就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这个沅江之滨的自然村，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江山之间是土质肥沃的半丘陵、半平原区，一看就是江南那种典型的稻香村。这样一个树大根深、人丁兴旺的古村，在雪峰山下繁衍了千百年，然而，一个转折，在短短几年里一个千年古村就被饥荒掏空了，一个稻香村变成了饥饿的村庄。乡下人形容最贫困的人家，就是揭不开锅了，没承想还有比这更悲惨的贫困，连锅都没了！那家家户户的锅子，早已被砸锅炼钢了。这样的贫困，是没有贫富分化的贫困，一村人，全都一样，都揭不开锅了，那所谓的家早已面目全非，只剩下了一个个空壳，连房前屋后的树木也砍光了。
袁隆平住进了生产队长老向家里，这也是他在四川大足县参加土改后，第二次长时间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这次带着学生下乡，任务很明确，既是“深入农村，支援农业，搞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也是到农村实习，“向农民学习，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那时候的形势虽说有所好转，但还是吃不饱。当袁隆平拖着一个半饥半饱的身体在村里缓缓走动时，只要遇到迎面走来的老乡，张口一句话就是问你“吃了吗？”这是中国人打招呼的习惯方式，袁隆平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招呼，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一见面，最关心的就是你吃了没有。但哪怕你饥肠辘辘，那些热情好客的老乡也没法招待你吃一顿饭，他们连自己也没有饭吃。那段日子，师生们也只能和老乡们一起吃大锅饭。那也是袁隆平先生不堪回首的一段记忆：“生产队的一口大锅，七八十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油涂一下，然后把红薯藤、老茎秆煮一大锅来吃。那个时候苦得很，但我和周围的人还没达到吃观音土这个地步，我们爬到山上去挖那种含有淀粉的植物的根，可以烤熟来吃。冬天是很难熬的，到晚上睡觉前先烤火，把脚烤热了后再放到被窝里面去，可是烤热的脚很快就冰凉了，没的饭吃身体就没有能量啊！”
那日子虽说苦得很，很难熬，但只要锅里还有煮的，人们就觉得日子就已经开始好转了。而袁隆平也在搞红薯高产垄栽试验，在人类饿得吃树皮、吃观音土的岁月，红薯生长快、产量高，是可以较快地缓解饥荒的食物，连红薯叶、红薯藤也可以吃。这次他搞的不是月光花嫁接红薯的试验，而是实打实的红薯高产垄栽试验，这回又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最高的一兜竟然高达二十斤！
除了红薯高产垄栽试验，袁隆平开始试图用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搞育种，但他最早考虑的不是水稻，而是红薯和小麦。从1956年以来，他在红薯上花了不少心血，也取得了不少的收获，但红薯只是饥荒岁月中用来果腹的杂粮，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从来就不是主粮，在饥不择食的年代，红薯可以比较快地缓解饥荒，也可以掺杂在主粮里食用，一旦度过了饥荒，红薯就成了可有可无的搭头了。一天三顿大米饭，一辈子吃不厌，但一天三顿大红薯，却没有谁受得了。农民说话粗，如“一斤山芋两斤屎”“无米再来煮番薯”，说的就是红薯可以充饥果腹，但是不能当饭吃。
除了红薯，袁隆平也曾考虑过主攻小麦，就在他踌躇之际，开过一次全国小麦会议，一组数据让他变得清醒了。当时，西藏的小麦亩产上了一千斤（这个数字不一定可靠），而湖南小麦亩产当时平均还不到三百斤，产量排在全国倒数第一。小麦是世界上三大谷物之一，也是世界上总产量位居第二的粮食作物，超过水稻，仅次于玉米，但小麦在湖南等南方省区也仅仅只是个搭头，那时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在湖南曾经推广过一段“稻——稻——麦”三熟制，但由于小麦成熟期正值湖南阴雨连绵的季节，易发赤霉病，既影响产量又影响质量，还时常造成大面积减产绝收。立足现实，小麦也从来就不是湖南的主粮，在湖南九成以上的粮食都是水稻，水稻也是南方的首要粮食作物。几经权衡后，袁隆平从1960年起把目光从红薯、小麦转向水稻，这可以说是自然选择。但水稻既是南方最广泛的农作物，自然也是农业科技人员最广泛的研究目标，在千军万马搞水稻的大势之下，要想突出重围，在水稻科研上搞出一点比较突出的成果又实在太难。这也是袁隆平一直有些迟疑、没有直奔水稻的原因之一。
就在袁隆平埋头搞红薯高产试验、对接下来的研究方向还有些举棋不定时，他的房东，那位勤劳能干的生产队长老向，一心想着的是如何多打点口粮，在南方农民心中，只有大米才算得上正经口粮。这几年闹饥荒，老向也闹得骨瘦如柴，一脸菜青色，但农民过日子不往后边想，眼下他想的是，只要国家再不穷折腾了，让农民能够踏踏实实种田了，就能把一茬稻子种下去又能收回来，不到半年，那日子就好过了。一个大雨天，老向一大早就披上蓑衣出门了。这让袁隆平有些奇怪，大雨天又不能下田干活，老向这是去干吗呢？到中午时，老向一身水一身泥地回来了，他把蓑衣脱下了，紧紧地捂着一包东西，揣在怀里，就像揣着一个什么秘密。看老向那一脸的精明和神秘，袁隆平愈加奇怪了。老向把蓑衣包裹着的那一团东西慢慢打开了，原来是一包稻子，一颗颗黄灿灿的，十分饱满。袁隆平好长时间没见过这么饱满的稻子了，眼里顿时闪烁出惊喜的光芒。老向压低声音说，这是种子，他是从外村换回来的，那里有一片高坡敞阳田，稻子长得特别好。“你看这谷子多结实！”一个农人一边用那粗糙的大手兴奋地揉搓着刚换回来的种子，一边感叹，“施肥不如勤换种啊！”
一个农民也许不懂什么无性繁殖、有性繁殖，更不懂什么是基因、染色体，但他知道一粒种子有多重要，老向也知道袁隆平在大学时是学遗传育种的，他诚恳地对袁隆平说：“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啊！”
袁隆平心里怦然一动，这话落在他心坎上了，一辈子再也没有忘记这句话，“农民淳朴的话语使我触动很深，我意识到了农民的紧迫需要是什么，那就是良种”！
水稻、良种，这两个关键词，加在一起，在袁隆平的脑子里一下变得从未有过的清晰了，他感觉自己茫然的眼神终于对准焦距了。一粒种子的造化，乃至一个人的造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选择的结果。每个人都想找准自己一生的方向，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人生定位绝不容易，很多人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一辈子都在走弯路，不断地折腾，直至在错位中度过一生。而对于袁隆平，他最终选择水稻，选择良种，就如同他当年报考大学选择学农一样，这是他人生的一次至关重要的抉择。当一个目标变得明确了，袁隆平仿佛受到了神灵的控制，汹涌而来的灵感让他又有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冲动。他很兴奋，那一刻他真想奏响属于他的那把小提琴，只可惜，他没把小提琴带到乡下来，它还悬挂在那尘封已久、空无一人的屋子里，像一个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