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悲剧，正是埋伏在它的自信里，埋伏在它的自我标榜与自我迷恋里，埋伏在它万世不朽的期许与谎言里。
一
今夜，翻读这部书稿，我仍被自己多年前的文字带入到一种无限苍茫的历史情境中。好似一些故人，在某一次回忆中如约而返。照片和文字里的他们，一如我们身边的人一样真实和生动。说他们栩栩如生，那是因为他们生过，所以他们仍然可与我们说话、交流，在照片或者文字里，跨越了百年光阴。但我知道，在照片之外，我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时间，有着全然不同的际遇与命途。
然而，我要说的却是，生于同一时代的他们，际遇与命途竟也全然不同，甚至于为了各自的抱负而拼杀个你死我活。时代让他们离得无限近，政治却把他们推得无限远。之前的历史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时代，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咫尺天涯，让我恍然：这到底是戏，还是历史？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良弼与吴禄贞，两位留学日本的同窗，那个年代里的青年精英，一个试图挽大厦之将倾，一个却要为皇朝釜底抽薪，结局是后者（身为革命党的帝国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身死，而前者（身为保皇党的良弼）同样没有逃出被暗杀的宿命（详见第五章《车站》），只不过这暗杀的意义与影响，截然不同——良弼是为将死的帝国殉葬，吴禄贞则为新生民国而牺牲。假若吴禄贞没有在军队政变的前夜意外死亡，他率领的北方新军（革命军）就可能直捣紫禁城，南北战争和南北和谈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历史，或许就轮不到袁世凯发言。
我不想谈历史中的必然与偶然，我只想说，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试图创造历史，也都在被历史裹挟着前行。因此，在每个人的小命运之上，都有着无法摆脱的大命运。一如我在本书初版序言里所说的，本书意在剖析中华四千年帝制（自夏朝以来）何以在辛亥年猝死，同时也有兴趣解剖在这宏大的历史叙事下一些鲜活的小麻雀，这些小麻雀的名字是：载沣、载涛、端方、杨度、梁启超、汪精卫……
二
本书原名《辛亥年》，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出版六年来，我对原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补充修改，虽写作的立意与方法未改，然而此番改名《最后的皇朝》，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侧重点还是有所调整。
当年取名《辛亥年》，选取年代剖面式的写作，自然有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影子。而此次改名《最后的皇朝》，则把焦点转移到人的身上——帝国大船倾覆的时刻，船上乘客的反应与抉择，借此凸显我观察那场革命的不同视角，那就是把被革命者——帝国皇亲国戚、朝廷百官，当作观察与书写的对象，从他们的命运里，解读历史的大命运。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改朝换代，出现过无数位的末代皇帝，但皇权未死，下了台的皇帝，换了一个姓氏又会卷土重来。唯有清朝不同，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皇朝，清朝的末代皇帝，不只代表着清朝的终结，也代表着中国四千年帝制的终结。中国人从此与皇帝永别，再也没有回头。其坚决，也超乎想象，当然也超出了企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的想象（详见拙著《民国的忧伤》），也证明了我们民族是一个能够自我调适、再造文明的开放性民族。站在这一视角上解读历史，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此书或许未能达到所期，那是我的视野与能力所限，而非所选视角之误。
三
2011年，当我的《辛亥年》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任总撰稿的十集纪录片《辛亥》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时候，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在成立一周年之际，举办了“辛亥革命与故宫博物院建院学术研讨会”，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六周年，说明了清宫与辛亥革命的独特关系，而故宫博物院之建立（由帝王的皇宫转型为公众的博物院），也最典型地体现了辛亥革命之成果。
有意思的是，此书出版后不久，也是“辛亥革命与故宫博物院建院学术研讨会”之后不久，我就收到了故宫博物院的一纸调令，正式调入故宫学研究所。而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还断无此念。我与故宫博物院的缘分，固非一本书所成就，而是早有渊源，但对革命中的“最后的皇朝”的研究与书写，却为我与这座旧日皇宫的联系加入了某种戏剧性的元素。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甚至在一百年后，仍然能够改变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的道路。
四
宇文所安先生在谈到自己著作时说：“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我想，每一个著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因此，在初版之后，我一直没有放弃对本书的修订，以补入最新资料。经过几年的蜕变，终成为今天的《最后的皇朝》。它脱胎于《辛亥年》，但不只是《辛亥年》的再版。
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同事对我的大力支持，感谢老朋友臧永清、应红为此书乃至我的整个作品系列出版而做的努力，感谢赵萍、薛子俊所做的大量具体工作，感谢刘静、崔欣晔老师为此书所做的设计，没有他们，此书不可能以今天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注释：
[1] [美]宇文所安：《盛唐诗》，第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