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1949年前的民主宪政主张，基本上是以“由训政到宪政”这一思想为轴心的。就其训政而言，与胡适、张君劢等其他民主宪政人士的看法有所不同。雷震作为国民党高层人物之一，比较容易站在党派的立场上针对这一问题，因而相信“训政”有一定的必要性，“并认为国民党居于指导者的地位，以训政培养人民的政治能力。可让人民在宪政时期更顺利行使其政治权利” 。胡适却认为，无须以“一党训政”来引导人民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他曾在《独立评论》一百三十三号上撰文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数‘看体育新闻、读侦探小说’的人每‘逢时逢节’都得到选举场里想想一两分钟的国家大事。……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雷震与胡适等人在政治立场上的这种落差，正好反映出当时他在政治态度上较为保守的一面，成了这一时期雷震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表征。
上世纪三十年代，雷震在上海《晨报》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宣传国民党的政纲。那时陶百川 任《晨报》主笔，负责社论与专栏，经常向雷震约稿。在陶百川眼中，雷震是一个“多才多学而且多产”的人，《晨报》上常刊用他的文章，陶百川与雷震因此也成了朋友。1935年4月1日，雷震与留日时好友罗鸿诏、徐逸樵、马宗荣等人创办《中国新论》 ，徐逸樵为总编辑，雷震为发行人。《中国新论》是一本政论刊物，其宗旨为：“……吾人极端高倡民族之复兴，高倡国家与政治组织之强化，并高倡此三者相关健全的发展；举凡有俾于此旨之实现者，吾人将不慊求详以研求之，不慊大声疾呼以提倡之。
大胆主张，无所顾忌，大胆批判，无所忌讳，始终如一，不曲不挠……” 。1936年，《中国新论》出版《非常时期专号》与《非常时期丛书》，认为当时的中国已进入非常时期，应当动员全国所有资源，全力以赴应对抗日一战。这份刊物的发行量在当时仅次于《东方杂志》、《新中华》，上海《中国评论周报》1936年3月5日曾介绍《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申报月刊》、《中国新论》等刊物，并将《中国新论》列于第一 ，可见这份刊物在当时的影响。雷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文章，多见于《中国新论》和《时代公论》。这一期间，雷震负责过国民党的地方（南京）宣传工作，对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做法给予肯定，为此还进行了辩解。1932年5月，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针对少数人的诘问，以欧美革命为例这样说：
……此种诘问未免太过于皮相观了！盖问者只见到表面所浮出的事情而未洞烛这些事情的内幕。欧美革命成功之后，固然即刻实行宪政，并未经过训政的中间阶段，然实行宪政而参加政治之民众，即为当时斩木为兵、揭杆为旗的革命民众本身，当时的革命是他们所发动的，反抗君权、解放民众是以他们心坎中发出、口中呼号出来的，残暴压迫的君主是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民主政治议会制度是他们热烈要求的……请看当时革命民众是何等人物呢？他们当时自称第三阶级而以别于第一阶级之僧侣及第二阶级之贵族，他们自从中央集权国家成立与产业革命发生以来，在社会之势力蒸蒸日上，富力天天增加而已凌乎贵族之上，他们的物质生活比贵族更舒服更奢侈，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学问足以与贵族对抗；因其如是，他们自然不愿屈居于贵族之下而要求革命，革命既告成，他们当然要求参加政治，何况其实力又足以参加政治呢！
言下之意，中国没有所谓的“第三阶级而以别于第一阶级之僧侣及第二阶级之贵族”，人民普遍缺乏政治常识，直接实行宪政几乎就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受其孙中山和梁启超思想的影响较大。孙中山将训政看成是建国程序中一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也成了后来国民党推行党治制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梁启超与孙中山同样承认当时中国国民的程度不及格，因而梁有所谓的‘新民’，有所谓的‘开明专制论’，在孙有所谓的‘约法之治’（日后称训政时期），都是设想作为民主政治之前的过渡。” 孙中山本人对训政有过奇怪的解释，“须知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来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抬他作起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
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样。我这个训字，就是从伊训上‘训’字用得来的。” 从当时的历史看，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利这一形式特征即使在袁世凯和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仍被保留着。到了党权政治时代，这一特性在以党治国及其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中却被抹去了。“无论是从孙中山1905年提出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还是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提出的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三阶段理论，其实质都是由开明专制导入宪政。这种开明专制的权力主体是军权和党权。” 尽管雷震是反对军权的，但从当时国民党所处的地位以及实际境遇，他个人之所以强调训政的必要性，恐怕与蒋介石等人还有所不同，最终还是为了能够在预定的时间内在中国实行宪政。台湾著名学者陈仪深将此称之为“积极的训政论”；而那些并不强调文化因素，仅从国家不统一或贫穷落后等理由来反对开放宪政的理论，是“消极的训政论”。
上世纪三十年代《独立评论》上有关民主与独裁之争，是当时中国一批具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制度建设上的一次交锋。雷震虽然没有介入这场论战，却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意见是国民党还有二年的训政期间，应使其务于此期间内完成训政之必要工作，完成宪政之基础条件，第一，不要分散国民党训政的力量；第二，不要舍本逐末的弄到同归于尽……尚有重要一言，就是国民党要速行取消党禁。……无论何党何派，须让其自由活动，公开主张，一则可助成健全之政党，以备宪政时期之用；二则可分任训练人民政治知识之工作。民权政治是以党为前提的，亦惟有健全之政党始能实行民权政治。党争——标明主张，以‘口’与‘笔’为斗争之工具——并不是坏的事情，最坏的是‘以枪相抗’。” 很显然，雷震对于训政的认同是站在拥蒋的立场上生发出来的，但他要求“开放党禁”的思想却又是民主宪政理念中的应有之义。
1951年，他在日记中有过一段值得回味的评述：“我于民国十二、三年即抱此（按：开明专制）见解，但是经过二十五年之从政，再不敢如此主张，盖此种主张只助长其专制也。” 雷震在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就读时，所修课目涵括宪政民主、自由主义、马克思理论等，他是在经过一番思考和选择之后才服膺宪政民主理念的。雷震曾说自己年轻时一度倾向于社会主义，其中有五个原因：一，他所钦佩的英籍哲学家罗素曾于1921年到日本与中国演讲，给予苏俄建设正面评价，使他想研究社会主义。二，1923年三弟雷用国去世，雷震回家半年陪伴面临哀痛未已的母亲，因而羡慕俄共‘儿童公育制度’。三，曾修过京都帝大的经济学课程（资本主义）。四，俄国宣称放弃一切在华特权，雷震对此颇有好感，因此想进一步了解苏俄。五，身为国民党员的雷震，亦想知道孙中山为何称许俄国…… 当他后来在选修了河上肇教授讲授的《资本论》，并了解其大要后，不再相信“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不以为然，甚至到了后来“也怀疑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