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被捕，意味着一个自大陆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宣扬民主自由理念的同时，以其自身的努力投身于实践而遭遇的一场大悲剧，显现出一代知识分子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艰难处境。这种为民主的牺牲精神，虽不能见容于执政当局，却深深地影响了台湾几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民主自由的认知与追求，真可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台湾学者钱永祥在接受一次访谈中认为：“台湾第一批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批人，开始跟国民党发生冲突……”而“像雷震本身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人……后来逐渐演变，国民党做事情的方式与他们发生冲突，形成困扰，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的信念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批人的批评矛头，就逐渐转向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和蒋经国……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尤其是当雷震等人将其民主信念付诸实践， 从原本的“清议”开始变成一种权力重新分配的具体行动时，就逾越了国民党当局所能容忍的极限。“雷震对国民党的批评将近十年时间，国民党很不满，发动了很多次的舆论的攻击，但是没有动手抓人。这里有很多原因，包括美国人的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胡适之是《自由中国》的支柱，国民党对胡适之总要留一点面子。可是到最后，雷震跟台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党，国民党马上就动手了……”
一“自由中国运动”
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局势发生逆转，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面临不容回避的选择。
以台港学者任育德对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几种选择路线的分析，认为大致可分成四种：即“一，对国民党、中共均不支持，如张君劢等。二，不支持国民党，并不反对中共，如梁漱溟、罗隆基、储安平、陈寅恪、沈从文等（动机不同但行动相近）。三，不支持国民党，支持中共，如‘救国会’诸人。四，支持国民党，反对中共。如胡适、傅斯年，殷海光、雷震等” 。其中第二、三种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即投身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度成为中共的同路人及亲密同盟；而第一种人士，如张君劢、左舜生等，在政治上虽与胡适、傅斯年、雷震等人有一定距离，但持有的反极权的态度则颇为相近，主要分歧则反映在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上。张君劢、黄宇人（国民党团派人物）等人在“淮海战役”后即立主蒋介石下野，并对由蒋来领导政府改造中国的现状不抱任何希望。这一派人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选择非蒋控制的港澳地区，成立“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即时人所称的“第三势力”，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一种新的解决之道。
他们“倾向与落实民主宪政的中华国民政府合作，以召开救国会议，落实民主宪政，为合作对抗中共的前提” 。由于在政治上并无优势，又偏于香港一隅，张君劢等人的政治期待最终还是落空，这些人当中甚至有不少人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不得入台”的黑名单中。相对于这一派人士，以胡适、王世杰、雷震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与蒋介石及其政府维持着一种较好的互动关系。1949年前后，他们虽然对动荡时局有所不满，但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如胡适奉命出国，雷震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厦门等地，在行动上支持蒋介石，致使蒋日后在台湾复职时对这一派人士另眼相看。但胡适、雷震等人在政治上对蒋的支持并非无条件。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时，雷震不断劝说友人拥蒋，却也明确表示，这种立场是以蒋能否尊重自由派人士意见为前提的，“否则各行其是” 。
1949年春，胡适在赴美途中，颠簸在太平洋上，写下两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一篇是《自由中国的宗旨》，一篇是《〈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彰显他本人对民主自由的笃信不移。《自由中国的宗旨》包括四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与民主的社会”。
有过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经历的雷震，在这一年三月与许孝炎、傅斯年、俞大维、王世杰、杭立武等在沪上聚会，草拟方案，号召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士团结起来，成立自由中国大同盟（即自由中国运动），预备组织自由中国社，并以出版刊物与办报的方式，对时局发表他们的看法。《自由中国的宗旨》显然“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人，……要想办一份报纸或刊物，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起始” 。只是当时局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胡适、雷震等人最初在上海办刊或办报纸的设想遂成为泡影，“但这种在政治、军事力量之外，以思想言论结合人心，以对……极权进行长期斗争的信念，广泛存在于195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心中” ，除《自由中国》外，其他在台创刊者如青年党的《民主潮》、民社党的《民主中国》、香港发行的《民主评论》也都是在此态度之下开办的。
大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反映出对时局认知的复杂心态。自1947年春夏之交以来，无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政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方面，由于二战后中、东欧一时间所形成的权力真空，形成“苏联之所以能在战后迅速地在这些地区伸展其势力的重要因素” 。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众、参两院发表咨文，把世界政治分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不指名地将苏联称为“极权政体”，并以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为名，宣布美国将支持和帮助世界上所有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力量。1947年4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宣告失败后，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发表演讲，提出一项大规模帮助欧洲恢复战争创伤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这项计划原本包括所有欧洲国家，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党国家则加以拒绝接受，“这就是胡适所谓‘两个世界’的形成，也是后来历史学者所谓‘冷战的开始’，实为战后国际关系最暗淡的时期” 。在国内方面，“急剧恶化的现象也很明显。
黄金美钞飞涨，外汇存底空虚，物价管制政策失败，显示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行政院长宋子文因而在各方责难批评声中下台……到了民国三十六年五、六月间，因为物价飞涨，维生困难，……全国学生更是展开‘反饥饿’的全面罢课示威。同时政治军事的发展，也是阴霾四合，出现大风暴即将来临的征兆……” 。1947年3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观察》第二卷第三期上一篇署名杨人楩的文章《国民党往何处去》，对执政当局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先须重整党纪，健全自身组织，使之成为真能与民众福利配合的党；第二，今后一阶段中的统治，应以获得人民的信仰为第一；第三，国民党既已决定还政于民而实施宪政，便该调整今后的党政关系，以表示具有领导民主运动的诚意和决心。这篇文章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问题演变得最厉害的时代”，“在这演变中国民党究竟往何处去”，尽管途径很多，但目标却只有一个：“不能离开中国民众。一个政党离开了民众，必将失却其存在之理由；国民党如欲施展其解决中国问题的抱负，只有针对着这个目标”，因此文章呼吁“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勿专注于枝节的议案而忽略了根本” 。
这个根本就是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尽早实施宪政，但同时对不可避免的内战也深感忧虑。杨人楩在给《观察》主编储安平一封信中表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无法阻止内战，到少不应助长内战” 。这封《关于“中共往何处去”》的公开信刊于1947年11月《观察》第三卷第十期，由于附带谈及自由主义者在目前对于中共所应采取的态度问题，引起过一些讨论。如1948年1月《观察》第三卷第十九期上一篇署名李孝友的文章，尽管承认“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但到十九世纪的末期及二十世纪以来，共产主义的思想奔腾澎湃，人们除了要求选票以外，又有要求足够的面包的呼声，使自由主义者开始处于最尴尬的局面”，因此“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遭遇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的两大潮流‘自由’‘平等’的激荡，一方面中国又有着特殊的国情。
历史所交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一个工作则二者见解悬殊，互异其趣。这便是自由主义者苦恼的渊源。杨先生所谓自由主义始终不能接受共产主义是事实，但谓二者无法妥协则似乎未免言之过早” 。《观察》杂志虽以“自由思想”相标榜，但在对待现政府的态度以及具体观点、价值判断与胡适等知识分子差异悬殊。《观察》主编储安平在《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一文中就认为：“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党争实际上意味着内战与否，同时又是中国人在政治上的一种选择 。胡适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非常了解世界大趋势，一生为自由呼唤而不遗余力。
1947年5月，胡适发表文章认为“‘两个世界’壁垒的形成有助于增加彼此认识，减少彼此误会，是‘世界和平的新起点’” ，到了七月则又呼吁党内党外改变政党的内容和作风，共同走一条政党政治的民主道路，明显放弃了早先“调和”的立场，又回到了战时曾经坚持的以民主对抗极权的政治主张。这一时期，胡适先后有过几次重要的广播讲话，认为民主自由的趋向是近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