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想中的新政党，应当是平淡无奇而富有自由平等的气象的；应当是人权的一种自由结合，约束不能不有，总以越少越好；党员有关心一切重大政治问题而加以研究的必要；党内对政策及世界一般情况的研究组合，愈多愈好，须让他们自由发展，不要以党的力量去干涉，尤其不要去指导，凡自命能指导别人的人，都是世间第一等不安分的人；党员的行为，只受国家法律的限制，别无所谓党纪，党员的进退，一以对政策的异同为准，不得夹杂其它的作用；党不能课党员以无限的义务，党员亦不能对党存无限的依赖；要让党内的人才，有充分自由表现的机会，党内也可能有派，但分派系由对一个或若干个重大问题有了不同的看法，绝不是结合一群人来排斥异己，抢饭碗；凡党员均以参加政治而不抛弃本业为原则。
雷震构想中的反对党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形式，并以其开明的政策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最终达到执政的目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从1957年4月至1960年5月，连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二十余篇，从不同角度来证明在台湾必须组建一个新的政党的必要性。此后，雷震等人的组党理念进入一个实质性的筹备阶段，其中有两点与以往在《自由中国》上的主张有所不同，“第一点，这个反对党是为下届地方选举而产生的，故地方选举为这个反对党的核心；第二点，这个反对党之组成分子已不再像早先所主张，以民、青两党人士，加上国民党内自由派为主，而是以无党无派之台籍人士为核心，而民、青两党及国民党内人士则只是‘可能’包括在内。这里所显示出的，便是至少在此时雷震心目中的反对党已然跳出原来的框架，而在要求选举公平的这一个方向，雷震寻求到了反对党主张的施力点” 。在1960年5月18日针对地方选举结果所召开的检讨会上，强烈主张组建新的政党的呼声成为与会者的一种共识。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民、青两党自动解散，另外组织新党。这次会议决定“另组新的强大反对党问题，由座谈会与民青两党团协商进行” ，由此拉开了台湾中国民主党筹备工作的政治序幕。
自己去做那个“妄人”
1960年5月25日下午四时，雷震、夏涛声去南港胡适寓所，将组党计划详细报告。胡适听了至为兴奋，对雷震说：“不和台湾人在一起，在新党不会有力量。” 胡适的这一态度，给当时积极参与组建新党人士以极大的鼓舞，雷震更是信心大增。关于胡适与此次组党的关系，长期以来说法不一。以《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为例，胡颂平说这一年6月3日上午雷震与夏道平二人去胡适那里，表示“……他们仍要组织一个反对党。先生劝他们不必组织反对党，而且一定没有结果的。他们不很接受先生的劝告，只好由他们去了。” 胡颂平的这一说法与同一天的雷震日记出入较大。雷震在日记中是这样说的：“上午十一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看胡先生，对新党要在艾森豪未到前发表一事，征询胡先生意见，他不赞成。他误解了此事与美国总统连在一起之事。……涛声请他做顾问委员，他未拒绝。
” 这里所谓“在艾森豪未到前发表一事”，指的是那份“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声明”，这是傅正根据此次会议内容而写的，“几乎都当做创党宣言，因而胡适一再认为太消极，乃至社长夏涛声辩解时引起胡适不快……” 当时美国总统将于6月18日访台，胡适在给雷震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你们要组党，本来同美国人无干，更同艾总统的来台无关，……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故意连系在一起，叫人看上去好像有点相干——那是不诚实。” 查胡适日记，1960年5月30至6月30日整整一个月均为空白，倒是雷震日记一天不缺，给我们留下了一点线索。
“选举改进座谈会的声明”于6月15日发表后，胡适没有再多说什么；7月2日，选举改进委员会所有成员请胡适在雷震家吃饭，蒋匀田、王世宪、夏道平、殷海光等人以非组党的选举改进委员会成员身份参加。席间，雷震请胡适对新党讲几句话，胡适没有拒绝。雷震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先生在讲话时提及李万居文章上有容忍二字，因此他“希望新党要有容忍精神。他感到我们的第一次声明书在骂人。美国人说我们消极，其实是指我们骂人，因我们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骂人做号召不是上策，要脚踏实地的自己工作下去，他一定支持……”应当说，胡适并没有认为此次“不必组党”，否则也就不会去雷震家吃这顿饭了。后来雷震因组党而被捕，1960年10月23日，胡适在接受《联合报》记者常胜君的采访时再次提及对反对党人士的态度。这篇题为《雷震、自由中国、反对党——夜访胡适谈三事》的专访这样写道：
对于现在正在形成中的“反对党”，胡先生说：“这个问题不必多谈了。”他只重述多年来一贯的，也是不只一次公开谈到的主张，他希望一个有力量、像样子的反对党。但他又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说过由我来领导”。……他又扼要说明他对“反对党”人士们表示过的态度，他是这样说的：“你们可以先组成党，至于我的态度，要看新党的情形而定，如果组成的确是像样子的党，我可以公开支持；如果不好，那么，我可以保留说话的自由，甚至批评的权利。”
在对待组党这一问题上，胡适一贯的态度就是希望自己始终保持一个诤友的立场，而不愿意参加。不参加并不代表不支持，胡适要支持的是一个“像样子的在野党”，这反映出他对民主政治的一种理性态度，又与他本人温谦的个性有关。蒋介石三连任前夕，雷震曾问过胡适“今后该么办”？胡适当时就说：只有民青两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和台湾人合组反对党，如果组成了，他首先表示赞成，他自己不参加，留几个无党无派分子比较好…… 不过，台湾学者陈仪深认为：对胡适而言，或许是因为“自由主义者为维护本身的自由发言位置，常与实际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许是因为晚年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强度已不及早年，或许是因为“没有精力与勇气”（胡适自语），从而导致他对新党运动的基调一直是“支持但不领导” 正是基于这种态度，胡适才对雷震等人在组党时借用他人、他事而“造势”感到有些不满。
1960年7月9日上午十一时，胡适赴美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雷震、成舍我、夏道平等人到机场为先生送，此后雷震就再也没有见到胡适了……胡适走后，雷震积极投于组党工作之中，《自由中国》编委会中有人担心因此而毁掉一本深得人心的好杂志。雷震一时左右为难，找来傅正征求意见。傅正是《自由中国》社少壮派人物，他对雷震说：“现在参加的人多数没有用很严肃的态度思考，尤其没有牺牲的决心，本来不十分理想。但是，《自由中国》半月刊鼓吹反对党十多年，而我们自己也一向坚决主张台湾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现在既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为什么不尽力一试？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就是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难道我们也应该这样？” 傅正这一番话是否让雷震最终抛弃了心中的顾虑，无从而知。
但傅正则一直认为把组织反对党的希望放在胡适身上，一定会落空；他甚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雷公对胡先生的崇拜，似乎有几分近乎狂热，总是替他辩护。” 但从1960年7月起，雷震积极参与筹组新党的态度与立场却不断透过《自由中国》半月刊折射出来，不仅刊登了殷海光《我对于在野党的基本建议》、杨金虎《我们衷心期待的反对党》等文章，更有雷震本人针对国民党所属报刊对筹组新党大肆诬蔑攻击的严辞反驳，他在《驳斥党报官报的谬论与诬蔑》一文中指出：“民主政治的建立，在于政权的‘有效制衡’与‘和平交替’；而政权的‘制衡’与‘交替’，则有赖于强有力反对党之存在。” 一时间，“《自由中国》已俨然成为新党运动的机关刊物” 。而“彼时反对党论述，已脱离先前的反对党是既有政治权力结构的重组的想法，而是倚赖参与反对党人士的努力而成。故此论点亦为日后的反对党，预示其发展方向。在此，雷震看出台湾的政治现实与宪法法理之间的落差，并力图寻求政治现实与宪法法理相符合，以落实民主制度，是有其先见之明。故雷震作为反对党论述的启蒙者之一，乃实至名归。”
雷震《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一文，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本人在对待反对党这一问题上态度的重大转变。在文中一反过去有关反对党如何有助于民主、改革等形而上的述说，而是从现实层面强调了反对党、选举、政权交替、民主四个概念之间的直接关系。雷震这样说：“政党组织的目的，不论革命政党也罢，民主政党也罢，在于‘推翻’现有的而已经丧失人心的政府而夺取政权。但民主政党之夺取政权，绝不靠着枪杆子的力量，惟有依赖民众的意见，透过选举方式而获得之。……这个新党的‘功用’，就是要用选举的方式以求获取政权为目的”，尽管“……新党要与独霸局面至三十年之久而今天仍以武力为靠山的国民党从事竞争，其间困难殊多” 。钱永祥认为：“这段话并不代表雷震突然发现了权力的重要性，或认为时机条件已允许新党展开夺取政权的准备。雷震从来不是这么天真的人。在他的反对党与夺取政权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一个高一层次的中介概念：民主。但这里所谓的民主，所指已不是宪法、人权或某些制度上的设计。
相反的，末期《自由中国》的民主概念，主要内容是政权交替” 。从反对党派的自由（陈独秀、胡适）到推动政权交替的实践（雷震），意味着十年来雷震在思想乃至行动是的一个重大突破，成为雷震本人落实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一个最为具体的行动指标。“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蕴含着反对党参与政治秩序的建构与维持，唯有执政党与反对党经由选举之竞争，形成政权交替的结果，政治秩序方能被建构与维持，也能防止执政党的腐败。同时，政党在选举中之竞争与监督政府具有密切关系，而形成监督政府的体制，更是民主政治能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在这套政治秩序中，没有一个政党能垄断支配的权力，欲行使支配的权力，心须经由冲突、协商、调和才行。因此，反对党是政治秩序中不可或缺者。” 在蒋介石强人威权体制的政治秩序中，此时已是根本无法容忍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存在了。在当局一片严厉的打压声中，随着雷震的不幸被捕，这次组党运动在1961年1月第五届县市议员选举之后，实际上已完全销声匿迹。至此，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遭至重创，跌进时间的低谷。整整二十五年后，直至1986年才有所真正突破。雷震本人却未能等到这一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