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雷震回忆，北京政府意欲签下“秘密合同”的消息，在中国留学生中不胫而走，引起了强烈不满。“……此时无论是官费生抑或自费生，又无论是已经入学或正准备入学的学生，都不能安心读书，犹如滔天大祸快要临头似的。其悲恸的心情，正如丧考妣。大家不仅在私下谈论，见面就问到事情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而且三三五五，到处集会，商讨应付办法。这样或明或暗、半公半私的酝酿了两个多星期之后，留日学生总会乃召集全体留学生大会，决议‘罢学归国’，要求留日学生全体即日回国，以后不再留在日本读书，表示要与日本断绝文化的关系，以抗议日本的无理勒索。” 从这一段记述中，可见当年留日中国学生悲壮感人的民族情绪。雷震似乎做得更加坚决，不仅将一年多来所添置的书籍、桌椅、和服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统统卖掉，还发誓再也不愿在日本这个蛮横无理的国家读书了。这次“罢学归国”运动，其性质与当年雷震等人在湖州自发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活动有所不同。表面上为留日中国学生总会发起，真正的幕后策划者却是国民党东京支部。
雷震当时“像发了狂的疯子一样，只想到如何完成我担负的任务，每日到各处宿舍找同学们谈话，传达留学生总会的意旨（党部未公开露面），好像多能回国一人，我就多一份光荣似的，我对国家就多一份功劳似的。” 作为一次有组织、有策划的政治运动，不免蒙上了一层人为的阴影，并非人人都自愿罢学回国。当时青年周恩来也在日本求学，介入了此次活动，同时又主张在日本就地组织某些反抗行动，可见筹备高层中也有分歧意见。在普遍一种激奋情绪之下，当时如若有人反对罢学或不愿归国， 常会遭到激进者“卖国贼”之辱骂，甚至还有“被挨揍”的危险。
一些学生组织起“铁血团”、“归国队”、“纠察组”等临时团体，虽然在主体上以温和的方式劝导中国留学生回国，其中也不乏胁迫之举，让雷震感到了某种不安。就在回国前，业师刘式玉见他执意放弃即将到来的投考，再三劝说“不必这样兴奋的自暴自弃，要冷静些考虑考虑自己的前程，以免将来后悔莫及。”刘式玉是一位忠厚的长者，当年他与雷震等人结伴来日本之前，陈氏曾拜托他照料、看管雷震，以免有其不慎而误入歧途。刘式玉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好言相劝，无奈雷震固执己见，不以为然，竟放言“年轻人应重信义，中途退缩，乃莫大之耻”，当时他是什么话也无法听进去了……
1918年5月，雷震等人从东京乘夜车至神户，然后转乘“八幡丸”号轮船于五月下旬抵达上海。在虹口、汇山等码头，雷震一行受到先期返国留学生的热情欢迎。雷震本人下榻在上海“振兴旅馆”，这是一个由湖州人开办的旅店，对于异乡归来的同乡店客，无不照顾备至，房价折扣优惠。雷震当天就去了此时已迁至上海办公的留日学生总会报到，他满以为这次回国之后，就能立即投身于反日救国的运动之中。事实上，这次“罢学归国”运动开展得并不顺利，北京段祺瑞政府根本无视留日学生归国团提出的“拒约要求”。据1918年６月11日《民国日报》报道，段祺瑞曾接见留日学生代表。在会见时“归国团”团长王兆荣及王希天等人“闻其刚愎自用之言，乃知废约之无望”，不禁黯然伤神。
之后，段祺瑞政府接连发出训令，要求归国学生一律于６月中旬返回日本复课，并以开除学籍相威胁。如此意想不到的结局，让雷震深感自己的一腔热血，无地可洒，“一切与在日本的想象相去甚远”。“归国团”第一批成员抵沪后，不久即创办了《救国日报》，以作为反对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的舆论阵地（1920年秋，在日领事经济、政治双重压迫下，《救国日报》被迫停刊。作者注）。雷震担任其发行之职，负责这份报纸的推销工作。雷震对上海社会毫不熟悉，又不懂得报纸营销，虽十分卖力，却始终未见成果。他不得不感叹道，“……其它又无投效之事可做，真是‘盲人瞎骑马，夜半临深池’，简直不晓得今后要怎么办才好……” 雷震等人罢学归国的所有费用，均由个人自己承担。除路费的开销之外，此时雷震在日本变卖生活用品的钱款已所剩无几，不仅旅馆欠账不能支付，最后连坐车子的零钱也没有了……万般无奈之下，雷震只好给母亲陈氏写了一封信。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陈氏在读这封信时的不堪心情。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的雷震竟然不在日本，而是回国多时，在上海滩上卖什么报纸，且受困于旅馆之中。在此之前，雷震曾发来一函，称自己即将在这一年夏天投考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其信心十足。可眼前的情形完全出乎自己之所料，陈氏伤心至极。不过，她还是让三儿用国带上一百五十银元，前往上海去寻找雷震，并传达自己的意思，无论如何，必须回家一趟。雷震此时深知母亲对自己的失望，不免悔意顿生。就这样，受挫的雷震随三弟回到了长兴乡下，度过了一段最为难堪而又失落的时光。他无法向前来探望的亲朋至友解释此次返国的真正原因。在当时政府与一般百姓眼中，民党、国民党、革命党均为“乱党”。就在前一年，雷震在湖州就读时期的好友韩裕峰从上海返回家乡时，被诬为“乱党”罪名，竟遭至湖州镇守使王桂林的枪决。陈氏对此心有余悸，对谁也不敢吐露实情。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个星期之后，雷震在一次与友人相聚的酒席上，发现湖州镇守使署的两名暗探正在门外监视。他们不知从何处得知雷震此次回国，乃因反对“胶济铁路密约”，疑与乱党有关。但一时又无真凭实据，无法下手。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雷震的堂兄子才与湖州镇守使署密探朱阿二为一名土娼式女子争风吃醋打架而遭拘捕，被诬为“乱党嫌疑分子，拒捕行凶”。由于他的口供，湖州镇守使署已知雷震就是一个反对北京政府、罢学回国的激进分子，立即派出若干密探前去捉人。这一天，雷震正好前往表叔丁鹤人家中做客，所幸不在。
陈氏面对湖州密探的盘问，镇定自若，一再声称雷震前几日就去了上海，恐怕此时早已到回到了日本。陈氏还解释说雷震这次返乡，只是暑期的例行省亲而已，与罢学绝无关系……陈氏一边与密探周旋，一边暗中差人让雷震此时不能回家，并让他速往附近亲戚家中暂避。夜半时分，雷震总算来到一位亲戚家。当亲戚问明真相后，也感到十分害怕。他们将雷震藏匿在后阁楼上，连大小便都不让他下来。那时容留乱党分子在家，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诛连九族，无不让人胆寒。雷震在后阁楼上只待了两天，实在不堪忍受，就让人通知母亲自己想离开这里，陈氏只好同意雷震前往苏州吴县渡村镇姑夫那里再暂避一些时日。
吴县渡村镇距苏州城约六十华里。靠近太湖洞庭山，由苏州前往乘木船一日即可达。姑夫沈文卿先前在小溪口种过雷家的田，自光绪三十一年时迁至渡村镇后，与雷震已有十三年没有见过面。面对雷震的突然到来，沈文卿稍感诧异，大概也料到了其中必有原委。不过，沈文卿并没有深问，而是浓酒醇茶以待，二人相与笑乐。雷震在沈文卿家大约住了半个月，又应远门亲戚敖云翘先生之邀前往苏州小住。雷震有一个远房侄女嫁敖先生之子为妻，平添这一门亲戚关系。敖先生家居苏州城内，得此之便，一生喜山乐水的雷震尽情游览各处名胜，许多景点不止去了一次。他还将天堂中的苏杭作了一次生动的比较，他觉得杭州西子湖边，风景秀丽，山水明媚，引人入胜，处处生机盎然；苏州的名胜古迹，处处可见其衰颓老旧的姿态，一如大家庭门道败落之气象，实与《红楼梦》后半部中的大观园毫无二致。但苏州的茶楼却给雷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苏州这段期间，约摸有两个月，雨天无处可游则常至茶楼品茗，分享苏州人的乐趣。敖亲家最喜欢上茶馆，几乎天天非去不可。他到的那些地方，可以碰上旧雨新知，谈天说地，打听消息；而我可以到茶馆看看报纸，了解内外大事。苏州茶馆之大而且多，在中国则是鼎鼎有名的。苏州人上茶馆，似乎等于每日经常工作之一。早晨起来跑到茶馆找朋友聊天。泡上了一碗茶可以过上一天，随到随吃，走时关照一声，堂倌自会收留，用不着另外花钱。所以茶馆也者，乃是苏州人交际应酬、呼朋会友、商场交易和消闲休息的场所。就是游览名胜古迹，也还离不开吃茶一事，不论虎丘或留园，随地都设有茶楼、茶亭，高档的或简单的，游客游毕一地时，必定坐下来吃茶休息。这确比喝汽水有味道得多。
雷震这时已忘了自己是湖州镇守使署欲以捉拿的“乱党嫌疑犯”。在一种过于悠闲而又颇为失落的心境中，他还是想到了母亲的担忧和失望心情。雷震知道，虽然母亲并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此次轻率罢学而返国，无异于一种荒弃学业、浪掷光阴的轻率行为。当年家中谷贱伤农，收入卑微，母亲为了自己出国留学不惜举债度日，不知耗尽了多少心血……这时雷震决定再次前往日本留学，并痛下决心：“今后不再盲目参加学生救国运动，必须好好的多念一点书，求一点有用的知识，俾使他日可以自立于社会，以免依赖社会或贻害社会。……国者人之聚，个人如能自立，也就是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地方。
而一个人必须具备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远的学问，而后才能自立，才能有所贡献。盖读书求知即所以救国，尤其是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知识即权力’……” 雷震的这一番切身感悟，使他后来对某些政治活动，开始抱以一种疏离的态度。不过，雷震又认为：这次“拒约运动”虽未能获得成功，却为逾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播下了未竟的火种。“……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但也有不少人忽略，早在五四运动前整整一年，也就是一九一八年五月，留日学生所发动的集体罢学归国活动，实在是现代中国学生运动的前奏乃至开始。” 这是傅正为雷震《我的学生时代》一书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他认为，雷震当时作为积极参与的重要分子之一，其经历“是历史，也是镜子”。
这一年十二月，陈氏携带筹款、衣物、书籍与雷震从苏州一同赶往上海。雷震再次赴日本留学。可这时中国学生“特别预科”的考试期早已与他擦肩而过，雷震只能参加第二年七月“特别预科”的考试。经过从事近半年的“政治活动”，原已预习的许多功课多有丢失，必须从头至尾再温习一遍。就是在这种紧张、自律开快车的苦读中，困扰雷震一生的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