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姐那时已跳到另一个阳台上，她从隔壁的宿舍冲了出去。我姐姐光着脚踏着楼梯往上跑。她听到后面有脚步声的追赶。地上的石子将她的脚划破了。后面的人沿着血迹跟了上来。我姐姐推开天窗踏上了楼顶。站在九楼的楼顶，她终于遇到了太阳刚刚升起的一刻。她闭上眼，转回身，睁开眼睛看见几个人刚刚上来。
最前面的男人是那个女孩的舅舅，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姐姐到飞走的时候都不知道。
我姐姐落下去的地点离楼前有十米远。飞行时间是两秒钟，我计算着，这样水平加速度为五米每平方秒。答案是我姐姐确实想飞走。
校长来我们家的时候他哭了。我母亲没有落一滴眼泪。她心里明白，校长的眼泪无非是博取同情使他不再背负责任的一种伪装，至于悲伤，是无须用眼泪来点缀的。
“她已经死了。”
“我知道。”我母亲说。她把袋子里的碎菜碎肉倒进锅里。
“我是说，”他走进厨房，看上去是想帮花刀大娘做点什么，实际是他想要她听清楚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他说，“而且对方家长也的确很诚心地要赔偿你们一切损失。所以我想……”
他停住了，他在等我母亲把话接过去。我母亲没有理他，她逼着他把话说完。
“我想，”他又回到屋子里说，“还是算了吧。”
“赔偿我的损失？”我母亲跟着他走进来，指着自己的胸口问，“你去叫他们给我赔个女儿回来，不如把他女儿放过来当我女儿养。”
“我的意思是他们打算赔很多钱作为补偿。”
“赔钱？我们不缺钱。她爸死那年给我们留了一大笔钱。我也会赚钱。我现在就缺个女儿，”她指着我说，“他缺个姐姐。”
我母亲的意思是要他们赔命，长大之后我才明白这想法相当不切实际。可是那时我母亲的决心很大，她坚持上诉，我们家第一次成了原告。她对报纸和电视台诉说此事，很多记者在第一时间涌进了我家。
我父亲那时要是活着就好了。他会叫我母亲不能这么做，他会说那些记者只不过是把事情炒热谁也给不了你实际性的帮助，他会告诫我母亲别打官司了，注定要输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父亲并非只是一个双手持枪且不敢扣扳机的臭警察。
法院判我们输了。
目击者说，虽然的确有三名男子在夜里闯进过女生宿舍寻找雷莲，但谁也没有携带凶器，甚至都没有说过半句恐吓的话。
班主任说，雷莲同学一直都处于一个孤立怪癖的状态之中，她的成绩一直令学校的老师很伤脑筋，然而更令他们大为头痛的是，经过他们私下里走访和调查，雷莲同学，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女孩子，在校的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本校而言，已与至少十八位男学生--甚至有一些不为人师表的医学界败类也包括在内--发生过性行为与金钱之间的交易。
同学说，她平常过得很奢侈，总是有很多钱买衣服呀，出去玩什么的，我们从没见她回过家，我们问为什么不回家呀，她说，她恨家里的一个女人，谁呀？我们就问她，她说是她妈妈，她说她妈妈是……真的，这个词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我们问她是她爸爸给她学费和生活费吗，她说她爸爸早就过世了，至于钱呢，我们身为女人，天生就比男人多一种赚钱的能力。
室友说，她以前总嚷嚷着哪一天她也要像她爸爸一样去自杀，她说她要是死了，就得超过她父亲给家里还活着的人带来更多钱，我们都笑着说那算什么呀，人死了就烟消云散了，哪有那么多身后事，可是她没笑，我们有点担心地觉得她在说真的呢，她说这就叫荣光，就是光荣这两个字倒过来念，我想“荣光”可能意思跟“光荣”差不多，不过是名词吧，她说她爸爸在铁轨上倾听火车驶过来的时候才感觉到荣光的存在，不过那是属于她父亲的荣光，她说她要等她自己荣光的到来。
辩护律师说，综上所述，显然死者并非如我们大家在这几天报纸上所看到的那样是一个规矩老实因而出此意外令我们每个有良知的旁人都叹息不止的孩子，死者的父亲于一年半前因酗酒过度丧身于铁轨之上，死者情绪曾由此一度受到波动，我们不难推测死者产生过类似轻生的念头，再加上死者与其母亲关系极其恶劣，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死者从未回家与母亲见过面，这一切使得死者对其尊重怀念的父亲抱有去模仿尝试的念头，请注意，死者的父亲在死前一个月曾购买过意外死亡保险，他们家里因此收到了保险公司的巨额赔偿，在这里揣测过去的死人的想法并不是件合适的事情，我只是强调雷莲不可能不受到这点的影响，我请求评审团与审判长认真考虑我的话，我的讲话结束，谢谢。
我母亲说，？?#*%……￥！
审判长说，现宣判雷莲于十七日凌晨三时从楼顶跳下的行为属于心理受迫性自杀，对方及学校需赔偿四万五千元。退庭！
我姐姐确实想飞走的又一个有利证据。
校长在第二天就来到我们家，那是他最后一次来。我母亲在厨房做菜没有理他，他坐在客厅的躺椅上一动也不动。
“他们不是说要赔我二十万吗？”我母亲双手抹着围裙走进客厅问他。
“那是审判前，现在我们还比法庭判的多拿出五千块。”
“我不要，”我母亲坐到他旁边，“叫他们赔条命给我。”
“法院的结果你又不是不知道，雷莲的死跟别人没什么关系，她只是自杀。”
“这是你们串通好的，我女儿从没想过自杀。”
他们没再说话，校长拿起身旁两把看上去一样的花刀，观察着它们的区别。“啊！”他发现了，“这是钢的，用来掩饰，这些都是铁的。我说你靠什么挣钱呢。”
“让他们赔我女儿！”我母亲站起来，将围裙摔在桌上，“要不然叫他们还我那二十万！”
“雷莲是自杀明白吗？自杀！”他也跟着站了起来，“我让你别打官司别告状是你非要告的。现在学校被你搞臭了，过了今年我校长都做不上了，你要什么二十万！”
我母亲又重新坐下，打开纸袋，仔细数着钱。
“收着吧。”他平静地说，“坚持打这官司，已经说明，作为一个母亲你够格了。”
“够格？”她继续数着钱，自嘲般地笑了，“要是她爸爸能看到这些，她爸得把天上所有的鬼魂都拉过来看热闹了，然后他像个小丑一样对他们喊：‘看呐,看呐!这就是我女儿的母亲，我死的时候她就这么数钱，现在我女儿死了，她还在数呢。我女儿的母亲，就会花死人的钱，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是知道死后能给她带来多少钱那在她心中都他妈进天堂了。你们看，你们看，她数得多仔细……’”
我后来以我朋友的名义对琪琪讲了我姐姐的事情。我说你帮我朋友想想，他也不知道他姐姐到底是被人逼死的还是早就想自杀了。
“一定是早就想一死了之了。”她眨着眼睛说，“要是我妈对我这样，我指定死给她看。”
琪琪的母亲在她七岁时就已经离开她了，她不明白很多人就冲着母亲这么一词也得忍受很多事情。
不过，我想，这也许算是我姐姐确实想飞走的第三个证据。
我对琪琪讲了很多我们家以前的事情，用的都是第三人称。我说我这朋友三四岁他爸就卧轨，六七岁他姐姐也跟着跳楼，后来他表姐入户到家里，使他家比以前更乱了。
“天哪！”她惊叹道，“一个人童年要是留有那么多阴影，那这个人长大后将变成一个多可怕的人物啊。”
琪琪，这个人可怕到长成三十五岁的年纪还对与他相恋七年的女孩子结婚这件事心存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