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香港尚未沦陷之前，赵四小姐便由香港到重庆，并立即赶来修文王阳明祠堂与张学良共患难。赵四小姐抵达不久，于凤至就带着王奶奶及于副官等离开贵州，旋即飞往美国。这一切都是戴笠事先安排，而且得到蒋介石同意的。张学良获悉赵四小姐要来修文的讯息后，一方面是盼望，一方面又不免很怅惘。因为亲人既然特地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地赶来和他重逢，可以推想他本人恢复自由之期是越来越渺茫了，当时连刘乙光等人也有些感想。无论如何，赵四小姐的到来，对住在王阳明祠堂里的人却是一个佳讯。所以赵四小姐刚抵修文时，王阳明祠堂中因添了一位女主人，无形中热闹了许多，张学良的心情也自然不同往日。张学良非常专心地研究当时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从此，张学良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遂进一步埋头研究明史。【18】可是在张学良这个小圈子里，能和他研讨“阳明学说”的只有刘乙光一人。每当他俩一起谈论学术问题，经常滔滔不绝，乐而忘倦。于凤至对这一套枯燥无味的论题，一直毫无兴趣。可她又要耐着性子坐在旁边听，有时实在听腻了，只好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话，请他们留点精神谈点别的有趣的事，这种尴尬情景常使张学良啼笑皆非。
自从赵四小姐来后，张学良对“阳明学说”和明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且更加努力。研究历史必须做笔记，于是这项动笔的工作，就落到赵四小姐的身上。她非常胜任、非常愉快，赵四小姐对能整日陪着张学良，替他做笔记而乐而忘倦。修文小县固然荒僻得日子难过，但是张学良自从有了红袖添香、佳人伴读的新环境，也减少了几许幽居生活的苦闷和寂寞。
当时一般人以为张学良住在息烽，其实这是军统故弄玄虚。张学良在修文住了不久，“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被押到修文附近的息烽囚禁。张、杨二人不但那时都在贵州幽居，而所居的地方是咫尺之隔，但彼此却不知道。
张、杨二人生活方面，张学良要比杨虎城优越出十倍。杨虎城的生活情况只是比普通的囚犯要好一点而已，行动绝对没有自由。因为张学良的生活是按照蒋介石的指意安排的，只要张学良高兴，用钱没有限制，每月到了月终刘乙光向军统局呈报一下就可以了。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来执行对张学良的“管束”。
张学良的行动也可以说有一定自由，比如住在沅陵时可以去逛长沙，住在修文时可以去逛贵阳，再想走远一点，便不可能了。无论张学良的生活过得怎样不错，但是要勉强一个人长期过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仍是人生痛苦之事。更何况他无论走到何处，总是有人陪伴，是保护，也是监视，那就更为痛苦了。所幸张学良遇事都想得开，凡有不痛快的事，只是懊恼一阵，绝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他竟能挨过悠长的岁月。【19】
张学良待人厚道，而且平易近人，对待大家有如家人。逢年过节都给队员、厨师等赏钱。负责监视他的特务，如刘乙光等，因长期相处，和张学良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甚至连队员们也早不存防备张学良逃走的打算。这些人对张学良的忠心，并不次于他自己训练的卫士。【20】
1941年5月，张学良得了急性盲肠炎。由于军统局规定如张学良生病，外科找名医沈克非，内科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思。但是，张学良的病情严重，不能拖延，来不及向重庆军统局请示。刘乙光考虑的结果，只好去找当时的贵州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学良送到贵阳再研究。在吴鼎昌的同意下，先把张学良送到贵阳。然后，又去贵阳医学院找杨静波给张学良动手术，刘乙光先把贵阳中央医院全部包下，然后把张学良从修文接来。杨静波医生给张学良做了40分钟手术，切除阑尾，情况良好，刘乙光等人才放心下来，并打电报向重庆军统局汇报详情。张学良住院期间，除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来探视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张学良生病住院。
张学良病愈后，向刘乙光提出要求，希望在贵阳住一段时间。刘乙光不敢答应，但立刻向戴笠请示。结果，戴笠同意，让张学良迁到贵阳灵山麒麟洞。
由于贵阳较修文情况复杂，张学良在麒麟洞休养期间，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陕、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主任吴仲谋、财政部贵阳缉私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常来陪同张学良打扑克或其他娱乐活动。【21】
因麒麟洞离市区太近，当时自然有人知道张学良居住在此。于是，1942年2月军统局又指示张学良迁到贵州开阳县刘育乡。刘育乡距离开阳县城六七里，张学良在刘育乡养了七八十只鸡。可惜害了鸡瘟，一夜之间全死了。
1944年初冬，日本军队曾窜扰贵州黔南一带，使贵阳一日数惊。因此，张学良又奉命迁往贵州桐梓。桐梓在抗战时期，是重庆的外围要地。在桐梓县的南门外，有一个天门洞，原是个偏僻的地方。抗战时兵工署四十一兵工厂和海军学校都建在这里。在这个村里，有一个湖，人称小西湖。张学良的房屋便建筑在湖边。张学良有时在湖边钓鱼或是泛舟湖上，有时也到附近山上打猎。
1945年春，国民党东北籍中央委员莫德惠来桐梓看望张学良，并代蒋介石送给张一只怀表。张学良半开玩笑地说：
时间不短了，这块怀表很好……
莫德惠完全理解张学良之心情，也半开玩笑地说：
自有佳期，君莫问！【22】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虽然胜利，国共两党却又分家，内战烽火复起。但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而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举国抗日的张学良，还被软禁在贵州。人们没有忘记张学良，对于他的不幸，很多人是同情的。各党派人士，尤其是周鲸文所领导的东北文化协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的人士，更努力为张学良的恢复自由而积极奔走。然而，蒋介石由邵力子代表回答说，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他囚禁张学良是爱张学良。【23】
1946年1月，在重庆举办政治协商会议。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周鲸文同时更以民主同盟分子的立场，曾向中共代表周恩来及董必武要求，希望中共能在此时为张学良的自由有所主张。当时，周恩来认为在讨论国事问题时，不能为个人的利益如何而发言。但周鲸文提醒周恩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非为了个人利益。后来周恩来在协商会议上提出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但遭到蒋介石拒绝。【24】
1947年元旦，南京中央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准备程序》，同时也公布了《大赦令》。周鲸文及东北人士，如莫德惠、万福麟等人聚集上海，乘此机会向中央政府请愿，认为张学良已被管束10年，应准予恢复他的自由。但《大赦令》中找不到张学良的名字。
其实，在1946年11月，张学良就已奉命被遣送到台湾了。据说，他在台北市区兜了一圈，才知道自己已经到台湾了。张学良等人在草山住了一夜便去了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现在改名叫“清泉”。住的地方原是日治时代的警察招待所，一排日本式平房，室内设备虽不华丽，但是优雅清洁。屋外有一个大花园，园内有山有水，另有一个网球场。
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居住时，除了读书外，每天可以看到台北《新生报》和隔日送来的上海《大公报》以及南京《中央日报》。1947年2月28日，台湾各地居民为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发生暴动，即“二二八事变”。张学良等人在山上，同外界失去联系。电话线被切断了，看不到报纸，也买不到食物，在山上吃了五天山芋。事变发生后，第九天，山下的军队才前来联络。
这一年5月20日，莫德惠奉准又去探视张学良。这次他们的谈话话题集中于历史。这时的张学良想到大学教明史，又想到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研究所当研究员，甚至于幻想能有机会仿效朱熹和王阳明。张学良对莫德惠表示他读历史所获得的启示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人，是学术上最渊博的人。他更认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他对于当时治明史的几位学者如翦伯赞、王崇武的著作，都极欣赏和敬佩。
他送莫德惠一首五言绝句，诗曰：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25】
1947年10月，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奉命前往台湾陪住数月。临别前张学良赠诗一首留作纪念：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同月，张治中携家人到台湾度假。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辑是张治中的学生。在张治中的要求下，彭孟辑勉强允许张治中去拜访幽居在新竹县井上温泉的张学良。这是张学良被监禁以来，张治中第三次来访。张学良闻讯张治中带着家属要来看望他，非常高兴。张学良自迁来台湾之后，很少有朋友来看望他。张治中还未来到，张学良便在大门口等候许久了。两位老朋友久别重逢无比兴奋。赵四小姐和刘乙光陪同张治中家属去游玩，房子里面只剩下了他们两位老朋友，谈得非常痛快。张学良倾诉了希望恢复自由的心情。张治中安慰他说一旦国共两党和谈成功，便是他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并且托张治中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两点要求。
第一点，希望早一点恢复自由。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介石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他除了要求恢复自由以外，没有别的要求，也不一定要工作，蒋介石可以先考察他一个时期以后再说。
他谈到第二个请求时，声音很小，唯恐刘乙光听见。因为刘乙光带着妻子和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孩子吵闹，使他感到既不方便，又不安静。他希望刘乙光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清静。
张治中答应了他的请托，并保证一定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转达。张学良和张治中吃了午饭，又谈到下午4时，才依依不舍地分别。临别时，张学良写诗一首，以志相会。
总府远来义气深，
山居何敢动嘉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
惟有清茗对此心。【26】
张治中走时，张学良送到汽车旁，并紧紧握住张治中的手不放，一再感谢他的探访，张治中夫妇热泪盈眶。
见到蒋介石后，张治中即转达了张学良的请求。蒋介石听后很不高兴，对张学良的请求不置一词，用旁的话支吾过去。张治中又向蒋夫人宋美龄传达了张学良的话，蒋夫人说：
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他的第一点要求不容易做到，第二点我想办法一定做到。
蒋介石对张治中看望张学良一事非常不满，曾下手谕以后非经他亲自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
1948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代理总统。李宗仁上任后，立刻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达释放张学良的命令，给张群也拍了电报，要求释放张学良，同时还派程思远作为代理总统代表专程去台湾找陈诚商量释放张学良一事。结果，都以囚禁张学良一向归军统局保密管理，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别人无权过问为由，而予以拒绝。
1949年底，张学良辗转接到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萧承恩由东京寄来的一本书的原稿，这本书名为《孤岛野火》，副题是“中日战争秘录”。内容则是作者萧承恩参加抗日期间的对日情报工作的一些机密故事，和作者的一些爱国朋友在江南组织抗日游击队的英勇经历，同时更透过他战时孤行大后方的报告文学，对于后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糜乱，做了一些毫不留情的揭露。
萧承恩和张学良原是旧识。张学良接到原稿后，给他回了一封信，并表示以此信为序。
萧承恩用这封信做了他的书的序言，但把张学良三个字则代以×××隐蔽起来。尽管如此，这本书在东京出版时发生了问题。当时的中国驻日军军事代表团通过盟军总部的干涉，勒令《每日新闻》停载该书的日文译稿，查封英译原版，并查禁了中文版。
这件事自然多多少少要影响到张学良的囚禁生活。
也就在这一期间，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失利。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败退到台湾，蒋介石由辞职到复职。张学良又奉命迁到台北近郊草山。
张学良来台初期曾想到台大开课教授明史，结果没有获准。因此，他便转而致力神学研究，并且很有心得，常在某地传教，但从未表明他的身世。【27】
1949年国民政府迁居台湾后，因戴笠已经去世，当时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部主任，“管束”张学良的工作由蒋经国接替。
蒋经国接下“管束”张学良的工作后，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仍像过去一样充分地满足张学良的需要，而且在照顾张学良的精神生活方面有突出的做法。
出于他们都有一位做元首的父亲，经历和背景也很相似，同时蒋经国对张学良的为人很欣赏，而且“西安事变”的结果是促成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的主要因素。因此，他主管看管张学良的工作后，就决心要和张学良交朋友。
蒋经国任“行政院长”以前，不论工作多么忙，总是经常抽空去看望张学良或是约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到他的官邸小聚，并且要求他们的共同朋友作陪，尤其是陪伴张学良多年的一位立法委员王新衡。
大约在1954年，蒋介石约张学良见面。由圈内人透出来的消息是，蒋介石似乎对张学良说了要他再忍耐些时，国家还有需要他的时候之类的话。由于这一番鼓励，张学良又有了生机。这时期，他便埋头开始写了“20万字的检讨报告”。不幸，当他的报告写完后，他的右眼患了白内障，渐渐有些失明了。同时，比他目疾更令他灰心失望的是，他的报告送出去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下文。【28】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1961年9月，张学良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当局准他自己出钱在台北市附近的北投盖了一栋房子，这栋房子是两层小楼，位于北投复兴岗70号。【29】
新居落成时，蒋经国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张学良自己也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轿车。这时，他可以自由进城去访问老友莫德惠、张群以及立法委员王新衡等人了。张学良在台北有许多亲属，如张作霖五姨太寿夫人及六姨太马夫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张学森、张闾瑛、张怀敏等人。张学良偶尔去看看他的家人，但这些人并不常去看他。【30】
当张学良迁入北投新居的第四天，一位出乎他意料的朋友，原东北大学秘书长，自1945年以来一直为他的自由而奔走运动的周鲸文突然来访。
1961年8月，周鲸文应台北国民政府之邀请出席阳明山座谈会，他向台北当局提出要求，看望他的老朋友张学良。【31】
他们二人阔别25年，见面时百感交集，有上千万的话题。他们谈了五六个小时，因为当时台风袭击台北，电线被台风吹断。事后，周鲸文又连去看了他三次。最后一次由深夜谈到清晨2时，张学良的谈兴极浓，豪放、豁达依若当年。但是，这时的张学良对明史的研究已成过去，现在他对基督教发生了兴趣。他常做礼拜，对基督教的信仰极笃诚。他和赵四小姐每餐前必做虔敬的祷告。周鲸文体会到，假若读明史使他的人生得“通”，而皈依基督教更使他人生得“达”。他曾自省地述及他的少年时代的不合理生活。他回忆讲武堂毕业后，年仅二十几岁就当团长统兵握权，其实所学所知，最多是一方面的，怎能应付复杂的问题呢？因此，他觉得如果这25年他过的仍是任意独行的生活，很可能会犯更多的错误，也可能因之牺牲了性命。他信奉基督教后，有了更多的自知和自忏。【32】
在同周鲸文的谈话中，张学良是以崇拜上帝的虔诚代替了十几年前对学术权威的服膺的热情，说明张学良的思想境界摆脱开人事了。
张学良信奉基督教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董显光，另一个是曾约农。在这两个人的伴读之下，张学良皈依了耶稣，也学好了英文。张学良的英文不仅能说，也能写，他曾用英文写了阐述基督教义的书，用笔名出版。
1962年，美国白雪溜冰团第二次来台公演。有一天，蒋经国派人去买票，在座位表上选了连号四张，又在这四个座号的前后左右买了“插花式”不相连的门票七八张。晚上，蒋经国同三位贵宾同来观看表演，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和蒋经国一起来的人是什么人。但泄露秘密的，竟是负责保密的安全人员。其中一个头目把场内负责人找去说，今天是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看表演，要求场地负责人要留意一些，第一不能随意告诉人，第二更不可让新闻记者知道，第三如果背闪光灯照相的记者走进这一区域，应立即知会安全人员。因此，在场的场务主任、票务主任才知道和蒋经国一起来的，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而且同时也因此知道今天所买四张连号票以外，又买了“插花式”不相连号门票的，是供安全人员坐的。
过了两三天后，原来的安全人员又来买票，并和前一次一样。由于他们已和场地人员相熟，便坦率地说张学良还想再看一次，蒋经国只好再陪一次。
蒋经国当时的工作十分繁忙，在短短两三天内，能够抽空连续陪张学良两次去观赏白雪溜冰团表演，可看出蒋经国对张学良的感情之深。否则，蒋经国陪张学良已经看过一次溜冰表演，即使张学良想去再看，由其他人员陪同也符合常理，用不着亲自出马。
不过张学良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当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以后，张学良深知蒋经国日理万机，很难有空，就坚决请蒋经国以工作为重，而减少彼此间的往来。同时表示，蒋经国如不接受此项意见，他将考虑拒绝蒋经国过分频繁的邀请。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两人的来往减少了。【33】
由于张学良和于凤至没有离婚，张学良一直没有和赵四小姐正式结婚。信奉基督教后，因教会不允许基督徒有两位妻子，张学良必须在于凤至和赵四小姐之间做选择。因此，到1964年，经过亲友的疏解，在美国的于凤至，也被赵四小姐的坚贞爱情所感动，应允离婚，结束了她和张学良的婚姻关系。同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和53岁的赵四小姐，经过30多年的相爱，过了20多年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在一次简单而庄重的仪式中，正式结为合法夫妇。婚礼是在台北市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举行，由陈维屏牧师证婚，蒋夫人宋美龄是少数观礼的贵宾之一。【34】
1966年7月初，周鲸文又去拜访他一次，这时，张学良正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并且正着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精神更集中于宗教了。
不过，1971年周鲸文又来台北开会，因联络上的失败，竟久未获得反应。打电话时，那边的回答说张学良不愿意见他。【35】后来周鲸文按地址自己去叩张学良的门，这次却被警察人员所挡驾。据说张先生旅行去了。【36】
虽然蒋介石在1959年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尽管名义上张学良重获自由，实际上仍处于被监视之中，而且对张学良的消息一直严密封锁。由于自70年代以来，“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渐渐引起在美国的历史学者注意和研究。因此，1979年中秋节，张学良出席蒋经国的赏月晚会才陆续被报道出来。
张学良爱好书画，早在1931年，在北平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曾专门拜访张大千，并且交上了朋友。1935年，张大千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送给他。1961年以后，已被解除了禁戒的张学良在台北遇见了从美国回台探亲的张大千，分别几十年，两位老朋友见面自有一番感慨。张大千返美前，张学良将他两人30多年前在北平暗中争购的一幅新罗山人的《红梅图》，送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由美国回台定居，住在台北外双溪摩耶精舍，两人相见的次数日益增多。后来，在张大千的提议下，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监视张学良的特务），每月在摩耶精舍聚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团团会”。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在台北去世。张群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张学良任治丧委员会委员，对老朋友的逝世，张学良十分悲痛。10月2日“团团会”恢复每月聚聚餐。餐后，走访张大千先生纪念馆，并在张大千长眠之地前默祷数分钟。【37】
漫长的幽居岁月中，张学良孤傲的性格被煎熬得逐渐平和，健壮的身体也日渐衰弱。
来台后的张学良，心向上帝，经常在士林教堂传教、证道。日常生活也颇为简单，平时和看管他的人同吃大锅饭，偶尔由赵一荻女士下厨房，做点小锅菜。有时，他高大的身影也会出现在天厨、国宾西餐部、红花餐厅内。近年来，因身体状况不佳，很少下山，连星期日去教堂做礼拜的事也不得不终止，改由周联华牧师到郊外复兴岗居处共同读《圣经》。打网球的习惯也取消了。
张学良在幽居中爱上了养兰。他说：
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
张学良认为养兰是一种享受。为了养兰，他买了不少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家中共养200多盆兰花。【38】
近来，张学良身体日趋欠佳，经常奔波于复兴岗与荣总医院之间。他的心肺功能不好，前些年曾由荣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为他在胸前锁骨下，安装一个小型打火机式的人工心律调整器。心脏跳动过缓时，调整器会随时释放微量电流刺激心脏跳动，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除了患有轻微心脏病外，右眼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今日张学良，背脊微驼，两耳重听，点点老人斑浅浮面部，头发脱落。身体欠佳，步履艰难，垂垂老矣，固然为人生之痛苦，对张学良来说，更大的痛苦则是故人渐凋零，熟知者寥若晨星，历史恩怨至今未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于午后故去。次日，张学良获准来到荣总怀远堂吊祭。这位曾经扭转过世界历史的风云人物步入灵堂时，极少有人知晓是何许人光临。
台湾《自立早报》曾载文：
他的到来，并未惊动新闻界，……年轻记者不识此老。
张学良是老了，步入灵堂后，脸上神情哀伤凝重，他在经国先生灵前深深鞠躬。就在这弯腰顿首间，多多少少纠缠的历史恩怨，从此云淡风轻，留存少帅心中默默蒸发。至于后人如何公道臧否这段近代史账目，则有待史学家费心。【39】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长期幽居山野，与世隔绝，由翩翩少帅，熬成白发老翁。51年了，在囚禁中度过了他的“不惑”之年，“耳顺”之年，“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现已是88岁的老人了。这50多年中，“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多数作古，张学良备受瞩目，成为政界、史学界、新闻界人士眼中的神秘人物。多少政治同僚想为他翻案，却难以与他谋面；多少史学家欲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为其立传，终难遂愿；多少干练记者想探知历史陈迹中的是非恩怨和今日之现状，尽成泡影。半个世纪过去，神秘的人物依然神秘，历史的悬案依旧未解。张学良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对中华民族的命运究竟有何影响？这一千秋是非功过本该早有定论。然而，由于国共两党至今未能和解，个人恩怨亦长期纠缠不清，致使张学良的真面目始终半揭半露，功耶罪耶，众说纷纭，毁誉参半。但是，昔日“西安事变”的当事人之一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深解其中奥秘。多年来，她对少帅张学良的遭遇感叹不已，常常私下表示：“我们对不起张学良。”一句“对不起”，道出了这一千古冤案的真情，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多少不便明言的由衷也尽在此言中了。
注释：
【1】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6—227页。
【2】李毓沐：《戢翼翘访问记》，台北，1985年。
【3】夏明曦：《张学良在奉化》，美国《中报》，1985年12月13日。
【4】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香港春秋出版社。
【5】《辽宁文史资料》。
【6】同上。
【7】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台北，1987年。
【8】同上，第252页。“西安事变”后，由苏联归国的蒋经国也被他的父亲蒋介石安排在溪口闭门读书。为避免与外界接触而分神，特别派人跟随蒋经国，因而蒋经国的行动也等于受到了“管束”。当时蒋经国偶尔出门到汉口街上，身边也随四名军统特务队的人。因此，蒋经国在汉口街上有时就会和张学良擦身而过，不期而遇。只不过双方都不知道是什么人，而没有打招呼。见李迅：《蒋经国与张学良》，《蒋经国是张学良的仇敌还是朋友？》，美国《中报》，1984年11月6日，星期一，第5版。
【9】辽宁文史资料委员会前引书，第237—238页。高山流前引书，第33—36页。
【10】高山流前引书，第26页。
【11】同上，第35—38页。
【12】同上，第238—239页。
【13】同上，第45页。
【14】同上，第66—69页。
【15】同上。另见辽宁文史资料委员会前引书，第243页。邹云峰：《张学良被囚苏仙岭》，美国《中报》，1985年12月13日，星期五，第21页。
【16】高山流前引书，第88—97页。
【17】政协沈阳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1986年，第21页。
【18】高山流前引书，第120—121页。另见《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第198页。
【19】高山流前引书，第116—118页。
【20】同上，第117页。
【21】《沈阳文史资料》，第17辑，第248—249页。
【22】同上，第205页。
【23】萃学社编集：《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铺平通路的西安事变与张学良》，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
【24】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1985年，第316页。
【25】同上。
【26】同上。
【27】萧承恩：《孤岛野火》，东京，1950年。
【28】《世界日报》，美国，旧金山，1985年8月11日。
【29】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1985年，第321页。
【30】同上，第320页。
【31】1978年9月，作者在旧金山亲自采访周鲸文所得。
【32】同上。
【33】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史》，下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3年，第417—418页。
【34】张学良14岁时奉父亲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婚。大约1926年前后，在天津认识了在北洋政府做官的赵庆华的四女儿赵绮露（又名赵一荻），两人产生爱情。于1928年秋天，在沈阳北陵同居。因张学良同于凤至已结婚多年，并且生有子女，为了家庭和睦，张学良提出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她为自己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侍从小姐，于是赵绮露便有了“秘书A”和“赵四小姐”之称呼。
【35】访问周鲸文先生。
【36】同上。
【37】赴台北采访张学良旧友所获。
【38】司马春秋：《张学良传奇》，台北，1987年。
【39】《自立早报》，台北，1988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