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驿道：江湖与平原的对接
益阳地处名扬天下的洞庭湖南岸平原，文明的印迹很早就散布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采集渔猎、繁衍生息和出入往返等需要，人们从平阔的原野踩出了最初的草莽小径。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精于稻作的远古民族挣脱了人力的肩挑背负，掌握了牲畜的驯养并学会畜力的驮运，那一条条小道逐渐被拓宽和延伸，成为可供车马快捷行驶的坦途。车辚辚马萧萧的如歌岁月在洞庭湖平原一直唱到了西周末年。
由于楚民族的兴起，伴随其不断开疆扩土，筚路蓝缕的楚国先人披荆斩棘和开辟道路的前进脚步终于涉江南下。青铜的戈矛驱散了五色斑斓的古老部落，将尘封而鲜艳的古老陶罐打碎于途。从此，楚人“服牛役马，以利天下”的劳碌踪影，像一幕幕皮影戏在益阳历史的大幕上演映。楚文化的陶泽，给这个荆南古邑写下辉煌灿烂的一笔。
考古发掘证实，在距今5 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益阳城市周边的邓石桥、新桥河等地就已形成了村落。进入青铜器时代以后，益阳资江南岸的赫山庙、羊舞岭、笔架山等地，聚居的村落已相当密集。在距今2 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资江北岸的李昌港一带出现了楚人规模颇大的军事驻地。在资江南岸的陆贾山、营棚山等地，一些富有的上层阶级兴建了不少的堂宇或大事殡葬于斯。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益阳城市周边发掘了2 600余座春秋战国以前的墓葬，不管是平民墓还是普通兵士墓，它们都充分表明，无论远古的土著古越人还是西周时涉江南征的楚国人，大量人口曾在益阳这片广袤的膏腴之地生活着。一条条道路，不过是记录了他们在此生存的轨迹而已。
益阳的文明，在楚文化影响之下能够被光明正大展示给世人的，当属穿越在平坦而广阔的洞庭湖原野上的驿道。
驿道始于秦汉时期，源于驰道，是古代道路交通的主要途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大筑驰道，《汉书·贾山传》称“东穷齐燕，南极吴楚”。秦汉开疆，为“近图荆楚，远图百粤”，多取道益阳。据《益阳市交通志》记载，当时从秦都咸阳经益阳通往百粤的官路，大致为“咸阳（长安）—南阳—襄阳—江陵—武陵（常德）—益阳—长沙—零陵—百粤（今两广）”。
这是一条从帝国心脏出发长达数千里的交通大动脉。不难发现，这一条官道，正是历史上楚国人南征的路径。当年，楚人就是从楚都纪南城涉江，进入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然后长驱直下，征服了沅水下游的巴人和益阳的土著越人，将武陵蛮的生存空间挤压在资、沅两岸的崇山峻岭之中，再横穿南洞庭湖平原，占领长沙，然后挥戈南指，据零陵而直抵南岭。在益阳，他们留下了李昌港爱屋湾军事驻地和铁铺岭战国故城。
可是，历史有时竟会如此冷酷无情，令人战栗。楚人浴血奋战开辟的城邑和据点，被秦国的车马碾压成泥；楚国自强不息的悲壮历史，灰飞烟灭在始皇帝的深坑火影中，然后被儒家文化的如椽巨笔一笔勾销——唯有朝天的坦途尚在，留下楚国为数不多的文明标记。
益阳秦初置县，辖属于治所在沅陵的黔中郡（一度隶属于洞庭郡）。里耶秦简记载“迁陵出弩臂输益阳、临沅”，说明秦时益阳与黔中郡的迁陵有邮路相通。道理很简单，地势平坦的益阳是楚人最早开发洞庭湖周边的节点和通道，秦不过延续历史旧制罢了。《史记·陆贾列传》记载，西汉初，“以客高祖定天下”的大中大夫陆贾曾两度途经益阳，出使南越“说尉佗称臣”。这位楚国人驿驻于铁铺岭，地以人名，相传至今。到汉代，这条封建帝王御用的驰道，就转化为“驿骑驰递，行旅传舍”的驿道。驿道的形成不仅是古代道路发展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而且给益阳的社会文明带来了全新的面貌。据《益阳县志》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刘备略定湘南诸地后，遣诸葛亮至益，“调赋税以充军实”。以上事实说明，如果益阳没有发达的通道，秦时不可能与湘西的迁陵有日常事务交往的邮路连接；汉初陆贾出使南粤，如果没有驿路抵达，他决然不会在城郊的驿站停留数日；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完全倚仗于益阳发达的驿路运输来收缴和调集军饷，以保证驻守在汉寿亭内数千军马的粮草供应。
自秦汉到清代将近两千年，驿道基本历朝沿袭，代有增修。至清朝康乾年间，全国驿道网已臻完备。其构成大体分为三个层次：自京城通往各省的，称作“官路”；自省城通往各县城的，称作“大路”；自县城通往各地的，称作“小路”。全国官路有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干线，其中直接通往湖南的是中路干线。清代湖南境内的驿道网早已开拓形成，它以长沙为中心，向各方辐射出五条干线。其中横贯益阳，从长沙通往贵州的大路，史称湘黔大道。此乃途经益阳最早、最大的驿道干线。
据《益阳交通志》记载，湘黔大道东起湖南长沙，西至贵州玉屏，中经宁乡、益阳、龙阳（今汉寿）、武陵（今常德）、桃源、辰溪、怀化、芷江、晃县（今新晃）等地，全长612公里，是湖南通往大西南的主要通道。
湘黔大道源于秦道。秦时益阳为黔中郡管辖，治所在沅陵，往西到属于夜郎国的湘西和贵州等地，益阳乃必经之地。汉承袭秦制，基本格局未变。经过历代的开拓和经营，这条“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伤心”驿路逐渐完善。唐、宋以来，沿途设有驿站和铺递，唐代设舟马班驿道，站驻驿吏，宋代改驿站为铺递，以军卒代民役，驿吏改称铺司。从益阳与汉寿交界的牛鼻铺到与宁乡交界的青华铺，驿道在益阳境内约58里，沿线设驿站1所、铺递12所，路宽2～3米，驿骑驰递，不绝于途。唐代大诗人李白曾走马于湘黔大道，并在沧水驿题《菩萨蛮》一首。词云：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虽然有人说沧水驿在常德沧浪坪，也有说就是益阳的沧水铺，但在著名的湘黔大道上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长亭连短亭”的描述，不仅说明驿铺的密集、建筑的规整，也间接告诉人们这条驿道的发达和繁荣。
明代于益阳县署西侧兴建桃花驿，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江闿曾予重修。初始，岁编马80匹，清初改为63匹，册养排夫100名；嘉庆时仅有马14匹，马棚12间，排夫40名。随着明代驿道愈加完善，从益阳县城总铺出发，行走湘黔道上，不仅有超越古人的顿悟，还能饱览益阳的秀丽山川和清幽景色。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湖北天门人鲁铎由鄂来湘时，曾写下一首七言古诗《益阳道中》，诗中写道：“益阳南下山岹峣，益阳道旁风物饶。”首句写了一种错觉，因身处湖平区，地势低洼，所以感觉视线里的山丘显得很高大，接句为诗人对益阳驿道旁景物的赞美和夸饰，是一种由衷喜悦的情感流露。在今天看来，湘黔大道的“益阳道”不仅是一条人往车来的交通线，还是一条极富含金量的旅游风景线。
当然，除了湘黔大道，还有建于唐朝永泰元年（765）的宝安益大路。它是湘黔大道一条非常重要的支线，与资水形成“水弓陆弦”之势，是古代沟通省内西南山区与东北湖区的通衢。据《新唐书·地理》记载：“都督翟灌自望浮驿开新道，经浮丘至湘乡。”望浮驿在今桃江县城关镇，浮丘即指桃江境内的浮邱山。宝安益大道北起益阳县城，西南至宝庆，中经桃江、安化，一路群山起伏，道路崎岖。历经数十代经营，在陡岗、山坳均建有茶亭，供行人饮茶、歇脚。最著名的为桃江浮邱山穿天坳的炼补亭，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设有茶亭和客栈，据说唐宋时，过往轿马行人日流量多达五百余人。路面铺有青石，宽约1.5米，由宝安益路会负责维护管理。路会置有路产和亭产，但经费多依靠公府和地方乡绅富户提供资助。安长大路是从省会长沙至安化梅城的驿道，也是湘黔大道从宁乡分岔的一条支线。湘黔大道的另一条支线是龙沅大路，它经龙阳（今湖南汉寿县）到沅江县城。
此外，出于积德行善和流芳百世，益阳民间自发捐资修建了大量的义路、义桥、义亭和义渡等公益设施。义路大都居于集镇头尾，或大道的要路，铺有沙砾或石板，置有路产“以备岁修”。县内的侍郎桥义路于同治七年（1868）由苏氏族人“费钱四百余缗”修建，起于侍郎桥（今属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止于苏家坪，长达2.5公里。其碑刻《侍郎桥义路记》云：“昔之日，冬雪春雨泥滑滑；今之日，晨往霄征石粼粼。昔之日，失足而入坎窖；今之日，履道而恣笑颜。”义渡、义亭除摆渡的船只和建筑等硬件外，均另置有田土铺屋等产业，以供运转开销之需。义渡、义亭和义桥其实都是义路的一部分，与义路一样，一般勒石立碑，或彰表先人善心功德，或叙述修建缘由与经历，或告示规章制度，在提供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驿路文化。
无论是远古的秦道，还是之后不断演变的驿道，不管是横贯东西的湘黔大道，还是沟通南北的数条支线，特别是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于大湖之南的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民间大道，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修筑在广袤的洞庭湖平原之上，与山川相连，与江湖对接，是一种最亲切、最真实的历史话语，至今人们都能读懂其含义。
四至大道档案
据清光绪《益阳县乡土志》记载，除了湘黔大道和宝安益大路等官路以外，几乎与官道同步，由地方百姓募资义修和养护的民间大道一共四条，因以益阳古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开去，故称为“四至大道”。其具体线路如下：
东北大道：自北门出（3里）—岩桥（2里）—老亭（7里）—亦竹巷（4里）—箭厂坪（4里）—香炉洲（11里），至龙夹溪共31里，交沅江县界。
东南大道：自南门出，过河，走驿道（33里），至猪婆塘东行（7里）—谭家桥（10里）—贺家村（10里）—泉交河（10里）—侍郎桥（10里），至朱良桥共80里，交宁乡县界，再由宁乡判婆桥至长沙靖港。
西南大道：自西门出（5里）—石码头过河（5里）—赖家沟（5里）—枫树潭（5里）—邓石桥（5里）—涧山（10里）—新市渡（10里）—石龙山（10里）—欧公店（10里）—南坝（10里）—黄道仑（5里）—赵家圃（5里）—河溪水（5里）—佛字坳（10里）—麻园坳（5里）—金沙洲（5里），至界头共105里，交宁乡界。
西北大道：自北门出（5里）—五里堆（5里）—黄溪桥（5里）—紫罗桥（3里）—长沙咀（2里）—龚家坪（3里）—快活岭（3里）—新桥河（3里）—大茅坪（7里）—蓼叶坳（5里）—双矾（7里）—泥湾（8里）—舒塘（5里）—修山（10里）—许家洲过河（3里）—占溪（7里）—羊旋湾（5里）—龙子山（5里）—大栗港过河（5里）—栗山河（5里）—株木潭（5里），至九拐仑交武陵界，通常德府。
注释：
【1】舒华昌：《益阳轶史初探》，见《益阳市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08页。
【2】马世之：《楚城试探》，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253页。
【3】黄正纲：《楚文化在湖南的发展历程》，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版，第89页。。
【4】潘茂辉：《益阳楚墓出土青铜兵器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载《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