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唯物史观传播新路径的经济学基础
1.马克思经济学著作新发现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相继得以发表。192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也第一次以俄文的形式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发表。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于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上。这一系列论著的公开出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呈现得更加完整、丰富和准确，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法论。李达不仅第一个敏锐地注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文献价值，认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28】，而且李达还从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特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唯物史观（包括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产生是对社会实践研究的结果，经济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论的重要思想”研究的“更深刻、更具体的开展，便是经济学的研究”【2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1843年11月开始研究经济学以来的成果，“由于这类的研究，暴露了历史的发展法则，预见了布尔乔亚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的倾向，指示了否定这种社会的主体是普罗列达里亚”【30】。马克思深入经济学中探讨历史规律的研究方法对李达传播和研究唯物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2.建立经济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动态过程对李达哲学思想的影响，说明李达在已经掌握唯物史观基本精髓的基础上，又拥有了分析社会问题的新的思想武器。李达积极吸收了这些新发现的理论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集中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全方位的认识，为李达经济学的系统性、学理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而经济学研究又为哲学提供了确切的依据。在这一时期，李达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齐头并进，一个提供思想的工具，一个提供实践的佐证，具体表现在李达的两部巨著《经济学大纲》和《社会学大纲》的相互促进。其一，二者的写作时期相同。《社会学大纲》最早的版本是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铅印讲义，1937年出版修订本。《经济学大纲》最早的版本也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铅印讲义，至1985年才出版单行本。【31】其二，二者的思想方法相同。它们都坚持从实践出发，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问题。其三，二者的研究归宿相同。不管是《社会学大纲》还是《经济学大纲》，都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命运、革命前途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其四，二者的研究目的相同。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入高潮，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时代需要革命理论，李达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成为武装战士的精神武器。
因此，李达研究经济学，或者说他将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李达的经济学研究既有研究中国经济的客观需要——中国当时正处于经济形态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又与他从事教学活动有关，其研究成果成为指导学生联系中国实际从事哲学或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教材。刘涤源学者曾撰文回忆李达论著对他的影响：“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找到李达教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两部讲义：《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我把这两本书从头到尾，读得相当用心。从此，我对社会的经济结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等，开始有了一些了解。这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课——发蒙的一课。这样，李达教授成了我在这个领域的发蒙老师。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但衷心尊敬他，以私淑弟子自居，奉他为私淑老师……李达教授一生的重要业绩之一是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科学真理，我就是一个受益者和见证人。”【32】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影响，也显现出李达在这两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关系。这种研究关系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同时通过经济学研究丰富和补充哲学理论。
三、唯物史观传播新路径的方法论基础
1.主张理论研究以国情所需为旨归
李达认为，研究经济有助于了解国情、认识国情、分析国情、总结国情。李达之所以有异于同时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必备手段，同时创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哲学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正是因为重视经济学研究，使李达能够更好地解析社会问题，更深刻地揭示社会的本质，更有效地提供价值工具。李达通过大量经济事实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推理，界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李达在其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的一系列著述（包括《现代社会学》、《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社会进化史》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论点，站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的高度，以中国现代化为尺度，就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路径、中国民族革命与人类社会一般进程的关系以及产生中国社会经济现状弊端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细心的梳理，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沿理论水准，反映出李达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及善于将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相结合的开放的理论视野。“在中国近代经济学史上，他是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中国经济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33】
2.反思与弥补理论传播的局限
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对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总结性反思。他从初期文本中发现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够准确，对社会主义的把握不够正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够完整，并试图通过深入的经济学研究予以更正。通过经济学研究，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充分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包含的劳动—实践观点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开创性意义，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对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贡献。通过经济学研究，李达开始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自觉的认识。李达的一系列经济史论著，如《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对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成与发展的动力和进程都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
3.重视经济问题的历史渊源
李达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所以对对象的讨论不能只作为历史的碎片来被研究，必须放到历史境域中，看到历史的间断性与延续性的辩证关系。李达在《社会学大纲》里提出了“社会过程反映论”的思想，即“历史唯物论是具体的社会过程的反映论”【34】。所谓社会过程的反映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具体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转变，也就是要对社会的构成形态之自然史和社会过程展开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研究，在社会历史实践的基础上考察人类的认识过程，发现人类社会最一般的发展法则及特定发展过程和阶段的特殊法则。李达考察劳动、商品、货币、过渡期经济等范畴时，就运用了这种认识方法。
李达还提出，要用历史过程论的方法研究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例如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李达指出，只有理解了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和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与去迹。
4.坚持唯物史观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为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武器。李达在经济学研究中非常注重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他指出，“依据科学的社会学的指示，社会分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两部分。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体，是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35】。这里所提到的科学的社会学，既是暗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指以社会历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李达进一步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的角度去提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是以各种社会关系为对象的，而社会关系即在社会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但是人类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究竟研究哪一个种类的关系呢？李达指出，要答复这个问题，必须根据“科学的社会学”的结论，说明社会构造内部各部分的关联，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分析得出经济学的对象在社会构造中所占的位置。因此，“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暴露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范畴”【36】。李达对经济学对象的定义，体现了其唯物史观思想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在《货币学概论》中，李达运用历史辩证法分析了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历史。他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货币的诸现象之中去把握其一般的、主要的、统一的东西，把握必然的合法则的联系”。对货币现象的分析要借助哲学的方法，因为货币现象“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混沌的东西”，这就“不能用感性的认识”，而只能“运用抽象的思维能力”去把握货币的本质。【37】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两文中，他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提出应该从经济基础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批驳从上层建筑入手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
综上所述，李达的经济学研究对于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哲学研究对其经济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李达的经济哲学研究路径看，他认同哲学不是抽象的哲学，经济学也不是抽象的经济学；它们在思想方法、研究对象、研究途径、价值目标、研究成果等方面具有诸多的共通性。因此，在李达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既有经济学的成分，也有哲学的成分，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如1926年李达出版的哲学论著《现代社会学》，在第十四章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1929年出版的哲学文章《社会之基础知识》的第二篇“现代社会之解剖”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解剖现代社会，并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和货币、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资本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矛盾等基本原理。由此，我们可以把李达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看成李达哲学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使其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理论为揭示历史之谜这个最大的实践价值服务，而不是三大组成部分的各自为阵。按传统的教科书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种划分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表达，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的许多重要思想正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形成和完善的。因此，与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所推动的哲学革命在本质上是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在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时，不能撇开经济哲学方法这一线索，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38】仅从这一点来看，李达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重视分析和概括经济事实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是从1843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其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李达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的时候，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刚刚公开出版，李达是第一个关注到《189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要价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里我们不由得会发出疑问，为什么是李达第一个关注到的呢？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天的恩赐？可能都不是。可能是相似的问题境域的历史再现，使李达具有了发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敏锐力。物质利益问题促使沉浸在抽象哲学推理中的马克思不得不直接面对现实问题。在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中，马克思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物质利益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以及重大政治事件背后的经济背景的制约。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方法论也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经济哲学方面的思想发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论证上的思想发展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历史过程。”【39】同样地，中国社会因外力被迫面临现代性转型，中国社会面临现代性转型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现实途径在“哲学视野”里是无法解决的，只能在更为基础的“经济学视野”里去发现问题和寻找答案。正是有这样一种思维路径，因此，李达与许多同时期的哲学家不同，他很自然地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以实践为理论基础，以实践为方法手段，以实践为价值目标。马克思经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梳理，实现了他过去的“哲学视野里的哲学问题”向后来的“经济学视野里的哲学问题”的转变。毫无疑问，李达从革命家到专职理论家的转变，也经历了类似的学理转变，即从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原理于中国革命实践和对社会问题作出论断，到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中国的经济事实，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这是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
第三节 唯物史观与中国产业革命理论的构建
产业革命理论（工业革命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理论板块。它既是对唯物史观思想的运用，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体现。就马克思思想的内涵和生成而言，产业革命理论是不可剥离的部分。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一生的伟大学术成就时，谈到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所引起的工业革命的密切关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40】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与变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分析帮助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从文明形态及其发展的角度上看，马克思思想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工业文明时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思想成果，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科学的工业革命理论及其创立和发展是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及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马克思的工业革命理论既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又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41】李达在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工业革命对历史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引导李达开始思考产业革命对世界历史境遇中的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命运的重要关联和影响。以产业革命为核心的相关理论在李达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研究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从产业革命理论入手研究中国社会性质
马克思的产业革命理论对李达理解唯物史观思想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达赋予产业革命正面的意义，他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凡社会的历史，也和前进的水流一样，本来不能说哪一天是某一时代的开始，哪一天是某一时代的终结。前一个时代和后一个时代之间，实有一个因果的连环存在。所以含有大变革的意思的产业革命，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事实，同时那变革进行的倾向，也是不会停止的。而且那从过去所传承下来的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运动等遗产，也要把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在产业革命的过程中，明确地、具体地表现出来。因此，产业革命，结局还是渐进的，只是那历史进行的潮流，在某一个时代，现出一个大的急湍来而已。”【42】李达指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明白中国的产业革命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发生，发生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会如何影响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性与曲折性。李达以中国产业革命的前因后果为线索，从经济现象中去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发展趋势。
1.产业革命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进作用
李达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方法，指出产业革命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推进作用，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被迫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在产业革命的过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其具体表现为：“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43】
（1）产业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形成和变革的因素。李达认为，产业革命是促成现代社会发生和成长的东西。社会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渐渐脱去旧时封建制度的衣裳，显现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特征来，使得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以及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革。现代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就是在这个大变革中同步发生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它的特征，要晓得现代社会问题的真相，就必须了解产业革命过程中的各种事实。”【44】产业革命生成了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表现在工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勃兴、农村的荒废、手工业的凋落、人口的增加、大都市的发生；另一方面表现在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反抗、工场法和劳动组织法的发布、经济恐慌、同盟罢工、失业问题、贫民的增加、民主革命的胜利、劳动者的政治制度等。李达分别从农业、手工业、工业、资本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这些“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中国的初步表现，指出中国自从被国际帝国主义者征服，变成半殖民地以来，就渐渐地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进程，进入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表现出农业的崩坏、手工业的没落、商业资本的发展、工业资本的形成。这些都是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象征。因此“我们虽不能说中国完全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可以说整个的中国经济，都被国际资本主义所笼罩，一切的一切，都打上了资本主义的火印了”【45】。
（2）产业革命将中国被动地纳入国际资本主义的链条中。产业革命创造了世界历史时期，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引用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产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意义的经典论述，来说明中国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是自动化体系。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46】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和扩张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其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47】
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强力推动下，中国也不可能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世界产业革命链条中。欧洲资本主义化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谋求资本的增殖，必然努力向海外夺取市场，夺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作为销售商品、投出资本、采集原料的处所，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跟着慢慢地资本主义化。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终不免要把全世界铸成和自己一样的模型，这便是经济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产业革命的由来”【48】。因此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49】。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利益和道德被掩盖在所谓“正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和道德之下。“我们之所以听不到这一切以及更多的情况，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按照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过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50】
中国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侵入而被迫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就农业来说，已经是逐渐趋于凋落，出现了农村经济破产的现象；就手工业来说，已经是逐渐失其效用，而由新式工业起而代之；就工业来说，新式小工业有所勃兴，有些日用品如纸烟、面粉、肥皂等多由国内生产，并且出口增加。但也要看到这只是“初期”资本主义，中国的产业还是停顿在粗工业阶段，多以新式工场手工业为主；新式工业略有发展，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中国的工业资本在国际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围剿之下勉强生存，不易发达，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相比力量薄弱，对外国资本依赖很大。因此造成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艰难挣扎，中国经济状况发展迟缓。
2.产业革命的特殊性是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
产业革命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起点。现代国家大都经历了产业革命，但不同国家的产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和价值不同。李达在指出产业革命的重要历史意义的同时，对欧洲和中国的产业革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比较。他指出，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产业革命实现了经济基础的变更，然后建立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中国虽然也经历了产业革命，但中国产业革命却由于具有不同的原因而导致产业革命具有不同的特点，以及产业革命后中国经济状况发展的不同“倾向”。正是这种特殊性造成了中国的产业革命的不彻底性，并形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迟缓状态。
（1）中国产业革命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政策。李达认为，造成中国产业革命不彻底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之处在于产业革命发生的动力。中国与欧美的产业革命在动因上是完全相反的。欧洲的革命源自于内因，“欧洲的产业革命是自力的，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而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欧洲经过机器的改良、分工的发展、企业组织的发达、人口的集中、新经济都市的建立、对外贸易的扩张、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的确定，而变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产业革命源自于外因，“中国的产业革命是外力的，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国内。”【51】国际帝国主义为了“销运商品”、“投出资本”、“采集原料”的目的，为掠夺经济最大利益，而使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化；而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又决定了外力的压迫必然将迫使封建主义的中国进入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这正是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发生上的重要区别。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的发展路径，即“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外力，先是一班封建官僚，率先挣扎起来，讲求自强之策，利用封建国家的力量，助长新式工业的发展，“逐渐输入了不少新式的技术并养成了一些新式的人才，为第二期的民族资本工业建立了基础”【52】。在国际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商业资本家阶级（或买办阶级）、官僚资本家阶级和新兴民族工业资本家阶级。李达指出，这些都是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事实，所以中国之因外力压迫而进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正是因为中国的产业经济是国际帝国主义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不得已而产生的，因此中国产业革命是不彻底的。
（2）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源自产业发展的困境。中国产业革命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因此，李达指出，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虽然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走到初期资本主义的阶段，但结果还是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只是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助因。所以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被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53】所以，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幼稚的工业资本完全没有办法与国际金融资本相抗衡，至多只能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所不能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分润一小部分的唾余而已”。李达列举事例和数据说明在帝国主义发动的“一战”期间，由于其自顾不暇，中国的民族工业有所发展的情况，但“一战”结束后，国际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剥削，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又受到了限制。
李达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最显著的表现是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无序。首先，李达分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破产趋势和手工业的破产过程。在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农业开始出现破产的趋势，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手工业方面，破产更趋明显，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
其次，李达考察了中国近代工业产生、发展的过程和中国近代工业的现状。李达把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综合考量了几个工业时期的变化后，认为中国近代工业是有发展的，但从中国近代工业的基本状况来看，它依然是弱小的，基本上为帝国主义所支配。李达认为：“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很遥远的。”【54】
再次，李达考察了中国金融界的状况，指出中国自办银行虽多，但资本过少，仍然受到外国银行的支配，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55】。
最后，李达分析了中国资本的构成情况。李达认为，从投资主体来看，中国资本可以分为官僚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在中国，外国资本超过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又超过私人资本，而“官僚资本的特征，和外国资本是不可分离的”【56】。从资本的流向看，中国资本又可以分为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中国资本的构成状况是商业资本畸形发展，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发展不足。
综上所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掠夺下，中国新式工业的停滞、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资本动力不足，造成了长期的经济与政治混乱，产业革命推行得缓慢而艰难。因此，产业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中国也只有通过革命去求得新的出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再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中国产业。
二、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形成的影响
产业革命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这又是与中国的产业革命的原因联系在一起的。李达认为，中国正经历产业革命阶段，中国“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进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57】产业革命使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李达通过对不同产业在中国发展现状的经验事实和客观数据的分析，考察了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动态过程，分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性质的特征。
1.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西周初年起到清代鸦片战争止，长达3000年之久。西欧各国所经历的封建时期，不过八九百年，之后就进入了现代社会的阶段。而中国社会却长期停顿于封建社会阶段，以致成为落后民族，最终沦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那么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是什么呢？李达认为，中国3000年封建史并不是没有进步，而是有很明显的进步，但关键在于中国社会长期停顿于封建社会阶段，而不能实现社会形态的变革。
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李达提出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八种原因：一是战乱的频繁导致生产力被极大破坏；二是封建的苦力差役滥耗了劳动力和劳动手段；三是封建的剥削使农民无法进行扩大再生产，不能孕育新的生产力；四是宗法遗制下的村落公社造成狭隘的生产关系并成为巩固封建秩序的支柱；五是封建的政治机构始终为封建的生产关系服务；六是农民阶级不能成为新生产方式变革的主体；七是科学的不发达和儒学的影响；八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制约通商的发展。【58】这八种原因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迟滞状态。在这八种原因中，第一项至第五项是主要的原因，第六项至第八项是次要的原因。同时，李达指出，在分析中国长期停顿于封建社会的原因时，必须兼顾多种原因，不能只指出某一种原因，而忽略其他原因；既要重视主要原因，也不能忽视次要原因。
特殊的经济性质必然有特殊的原因。李达认为，即使分析这些原因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的关联时，也必须联系中国封建社会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如中国的战乱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至深。战乱虽是一切封建社会所通有的，但中国封建社会的战乱，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却是欧洲封建时代所没有的。封建时代的中国人在战乱中牺牲的，动辄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战乱的时间动辄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战乱的区域波及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平方公里，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惊人损失，是欧洲封建时代所没有的。还有中国封建的土地关系、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等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使中国和西欧面临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
李达在分析中国社会长期停顿于封建社会的原因时，非常注意从唯物史观的有关范畴的角度去提炼，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此外，李达在分析原因时，并不止于对现象的分析，而是进一步追寻现象背后的原因。如李达在谈到科学的不发达、儒学的思想控制等上层建筑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时，并未止于中国科学不发达这一表面的回答，而是进一步追问“中国的科学何以未能发达”。对于这个问题，李达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封建经济本身并不需要科学。因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是建立在一种自然经济之上的”【59】，封建秩序下的农民取得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方法是自给自足的方式。封建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与直接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简单再生产没有采用科学技术的动力。二是封建社会思想受禁锢，缺乏自由研究的风气。【60】
2.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性质的变迁
李达认为，中国现代经济史是指帝国主义入侵以后的中国经济史。所以“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叙述，应当从帝国主义侵入的时期开始”【61】。帝国主义侵入的时期也就是中国由外力推动而开始产业革命的时期。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处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经济的性质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封建经济的性质”，要“从封建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中去探求”，而不是“从商业资本的现象形态、封建权力的组织形态，或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形态中去探求”。【62】通过研究，李达发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中国以手工劳动为特点的手工业生产已非常发达，手工业部门有数百种之多，并集中在都市之中，商业资本也已比较发达。因此，李达指出了中国封建经济内部孕育着发展复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
李达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里写到，从清初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比以前快多了。这时期经济发展的趋势，在其基本的经济形态即农村经济方面，手工业劳动的农业与工业各部门的分工已很明确，“农村经济的各个生产细胞，已为商业及商业资本所连缀，而各个生产细胞间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起来了。简单地说，这时期的农村经济已由自然经济转向单纯商品经济，而其受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与破坏的程度，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63】。此外，都市的手工业“非常发达”，而且“大部分是拿去贩卖借以实现其自己及家人费的劳动价值的，所以这时期的经济，可以说已是单纯商品的经济了”【64】。李达通过丰富的统计材料分析得出，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有几千年的历史，到清朝时达到了较高的程度，清朝时中国商业是“很发达的”，国际贸易的范围广、贸易额多、顺差大，尤其是在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其发达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这时的商业资本仍然是依存于封建的生产方法和封建经济的，只是多了一些复杂的经济因素。李达还指出，虽然清朝商业资本的优势有所发展，但它并未曾支配生产，那种“优势的发达”仍然是依存于一个外在的、脱离它自身而独立存在的社会生产形态的基础，即封建的生产关系。所以现代以前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除了充分发挥其剥削与破坏的机能，引起封建经济的颓废和封建政治的腐败以外，并未曾使生产隶属于资本。因此封建的生产方式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展复杂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性，而世界帝国主义的扩张更加阻止了中国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迈进的步伐，彻底打破了中国自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链条的可能。“中国经济的趋势，截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止，仍属于封建经济的范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上来说，……它却已进到了封建时代的末期而走进资本主义的时代了。可惜当它刚刚进到这个地步时，它又不能不踏入半殖民地化的进程。”【65】
因此，中国的商业资本刚刚形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初步形态，中国却已处于半殖民地化的前夕了。首先是英国，然后是其他各国步其后尘，陆续侵入中国，中国便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性质被迫发生了变化，于是过去依存于封建的生产方法的中国商业资本，随后又转到依存于外国的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了。从此以后，中国便逐步失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走入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
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研究，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两个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了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处于外力的压迫下，在变革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从而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因此，李达明确提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
3.“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性质
李达认为，鉴于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的被动地位，这些国家的经济学者应加强对其经济性质的研究。“在资本主义宰割之下的、拥有十二亿人口的许多殖民地的落后民族，却仍然过着先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生活。这许多落后民族的落后经济形态的崩溃倾向（即发展法则）究竟怎样？它们能有什么有希望的出路？它们为找到出路究竟要怎样去努力？这些问题，都属于广义经济学研究的范围。”【66】他主张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以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他强调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仅生活于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且生活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现代中国。”【67】不研究中国经济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68】。中国学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状况与规律，“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69】。他强调：“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去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70】
那么中国“现代社会”（指李达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性质是什么呢？李达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经济关系变化的研究，提出中国现代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经济的思想。在《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中，李达具体地将中国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现代经济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
一是1842年至1880年时期，李达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71】，经历了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奠定侵略根基的过程、封建势力反抗侵入的资本主义的过程、民族资本产业发生的过程。经历了这三个过程，中国的商品市场扩大了，资本和劳动力也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并且连新式的技术也陆续输入了。李达认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期。
二是1881年至1914年时期，也包括了三个过程：国际帝国主义对华输入资本并加紧侵略的过程、封建势力投降于资本主义的过程、民族的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的过程。这一时期正是国际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产业界有四个特点：国际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除了对半殖民地的中国加速地抛出商品和采集原料外，也加紧在中国的资本输出以加强自己的资本势力；民族资本产业受制于外国资本投入；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逐渐倾向于原料方面，旧式经济更依赖于国际市场；封建关系受到相当的破坏，封建残余仍在苟延残喘，以维护其封建剥削关系。
三是1915年以后至李达写作时期（1933年左右）。这部分的内容于文章中是“待续”，但收入《李达文集》时稿子没有找到。因此，对李达这部分的观点，我们无从了解，但可从之前其所著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经济学大纲》中发现李达此部分思想。李达认为，中国现代经济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存在。中国经济具有特殊性，不是原始的或奴隶制的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也不是单纯的封建或资本主义的经济，不能成为一个阶段上独立的经济形态。因为“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本主义列强的附庸。“大体上说，中国现代的经济，还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中，但是深深地烙上了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火印。”【72】中国的经济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经济。”【73】
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考察之上。李达认为，近现代的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和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这三个过程，第一过程占据统治的地位，第二过程已是第一过程的附属物，第三过程虽然被第一、第二过程所统治着，却仍然表现出顽强抵抗的力量，仍在困苦状态中挣扎着。”【74】在这种特殊境况下挣扎生存的中国人要寻求生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实践的指导，即运用“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规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75】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经济现状，不仅得出了研究中国经济特点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经济”的重要结论，而且得出了中国必须“自求解放”的政治结论。这是李达经济学研究重要的出发点和特色。
李达在《经济学大纲》“绪论”和第一部分都谈到了中国经济问题。除此之外，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及《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论著中，他也详细考察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形成、状况和发展趋势。李达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和研究，以及蕴涵的革命指向，既有现实性也有历史性，在当时学术界是不多见的。这是李达哲学、经济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和最大创见，也是他超越同时期许多只限于一般理论罗列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产业革命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
李达通过对中国产业革命和中国现代经济性质的研究，认为“怎样发展中国产业的问题，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76】，指出“依据上述产业革命的意义和特征，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过程和产业革命的过程，确有因果的关联，我们要获得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唯有在中国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去探求”【77】。根据对中国产业革命与欧洲产业革命迥异的前因后果和生成过程的分析，以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及其社会发展的规律，李达指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也是特殊的。“‘一切国民都将到达于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必然性。但它却并不是一切都精密地循着同一路线而到达于社会主义的。’这种必然性的实现，因为各个国民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特性，就会刻印着各自的特色。”【78】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要注意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既要掌握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即“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也要联系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即“同时具体地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法则”。
李达认为，中国“怎样发展产业革命”的问题，实际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经济问题。采用什么主义发展中国产业，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他分析中国社会是个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家的社会问题也有不同的特性。假使忽略了这个特性，就不能了解中国的社会问题，而结果也必定是错误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达能如此明确地提出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并运用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中，这是非常难得的，体现了其独立、自主、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而当时教条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还是不乏信仰者的。中国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特殊的，因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要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李达逐项分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提出了解决中国式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
1.产业劳动者问题
李达认为产业劳动者问题“显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性，中国的劳动运动，也只有根据这种特殊性去理解它”【79】。因此，中国劳动者的劳动运动是双重的，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表现为他们迫于生活的困难，不得不要求经济地位的改善；迫于民族生存的威胁，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种运动的规律截然不同于先进国家的劳动运动，中国劳动者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是同时进行的，而后者必须经历数十年的经济运动然后转换到政治运动上来。这可以说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劳动运动性质的特殊性。因此，“欲谋中国产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这产业劳动者问题，然欲谋解决这产业劳动者的问题，就必须针对中国劳动问题和劳动运动的特殊性，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展民众的国家资本主义。”【80】
中国劳动运动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中国劳动运动的进程是特殊的，它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同时推进的。中国的劳动运动，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日见发展，这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并行的”【81】。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性更增添了运动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艰难发展，帝国主义虽然要利用中国的地主军阀和买办阶级来剥削与奴役广大的劳动者，帝国主义经济也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是宗主国经济与附庸经济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关系，所以虽然帝国主义经济在华的发展客观上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那不过是一种畸形发展，是一种根本维护宗主国利益的发展。
不仅中国的劳动问题和劳动运动是特殊的，中国产业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是特殊的。李达认为，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理解要放在中国独特的社会问题中来认识，否则必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产业劳动者不过二百多万，在四万万人当中，那能发生多大的影响呢？”【82】李达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所受压迫最深重，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势力的压迫；有的受国内资本家的剥削，有的受外国资本家的剥削。中国无产阶级承担的历史任务最重大，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工业，还只限于资本主义工业初期时代的轻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始形态，并不占主要地位；而且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限制，无论如何得不到发展的条件，不能向上发展，而幼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担负不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所以无产阶级首先是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胜利之后再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中国的产业革命首先是改造经济关系的革命，而不是发展生产技术的革命。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