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中国内地学者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得到有效的开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对导引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方向，强化古典文学研究规范，提高古典文学研究品格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本章对新时期以来的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状况略作述论。
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首先是从小说研究领域开始的。1980年和1981年，郭豫适出版了《红楼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和《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这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拓荒的意义。作者在“一稿”的“序”中谈到出版此二书的初衷时说：“清理《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过程，批判地总结《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经验教训，包括批判地阐述《红楼梦》研究过程中唯心论的各种形态及其演变，对我们今天研究《红楼梦》和古典文学，可以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课题，可惜我们对这个课题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直到今天，我们不仅还没有一部关于《红楼梦》研究史的专著，甚至连一般的介绍《红楼梦》研究历史的专篇文章都很难看到。”基于此，“笔者的目的，只是想用不多的篇幅向一般读者评述一些《红楼梦》研究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使读者约略了解两个多世纪以来《红楼梦》研究历史的一个轮廓”。郭氏二书共44万余字，前书考察的是自清代乾隆至民国初年的《红楼梦》研究概况；后书评述的是“五四”时期至“文化大革命”前的研究实际，叙述断面截至1963年举办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与郭氏撰著《红楼研究小史稿》及其《续稿》二书几乎同时，韩进廉于1981年出版了《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该书共40万字。作者在“前言”中说，他早有此意，是书初稿于1978年，完成于1980年。在撰写研究史的时段上，韩书比郭书拉得更近，具体表现为多了“‘文化大革命’中‘红学’的命运”和“在新时期努力作出新贡献”两章，一直将对《红楼梦》研究历史的评述延至其当下。该书另一独特之处是在“附编”中还附有“《红楼梦》在台、港和国外”一文，这为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阈了解“红学”研究提供了方便。周汝昌在为其书所作“序”中认为：“进廉同志独立为红学史奠基创业，实不愧为仁人志士。”对其举予以了很高评价。
1982年，夏传才出版《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一书，用近22万字的篇幅叙述了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对《诗经》研究史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当代新‘诗经学’的必要条件。”在具体研究中，他将《诗经》研究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学（汉至唐）、宋学（宋至明）、新汉学（清代）、“五四”及以后五个时期，着重对各个时期《诗经》研究的各家各派予以了评述。在横向上，他把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加以探讨，即：（1）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2）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3）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4）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此书是新时期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第一部诗学研究史论著。上述二人的专题学术史研究，为新时期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从80年代中期到后期，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从成果上看有所低迷，专门著作很少，但此期在策动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上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1985年，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六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其中，《楚辞要籍解题》、《楚辞评论资料选》、《楚辞研究论文选》、《楚辞资料海外编》，均具有学术史或学术史资料性质。1986年，王瑶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引发主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计划，试图通过截取20世纪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一些代表人物的研究，通过考察其研究成就、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个性来“体现这百年的学术变迁”。遗憾的是计划未完成，王先生便去世了。但王瑶及课题组有关成员为开展此项目研究所作的策动、联系、宣传，对90年代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形成规模地开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1988年，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一书，在极为浓缩的篇幅中，也设有“学术史篇”一章。作者在努力对唐诗质性进行抽绎，对唐诗流变进行系统观照的基础上，将唐诗研究明确上升到学理化、学科化研究的层面。该书将唐诗研究的学术历程粗略地描画为：酝酿期（唐五代）、形成期（两宋金元）、发展期（明代）、总结期（清代及民国初）和创新期（“五四”以后）五个时期，为“唐诗学史”勾画出了轮廓。陈先生此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将对古典文学专题学术史研究的考察扩展到了对断代分体文学学术史研究的考察之上，提升了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难度。
1989年，许总出版《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年）一书，首次对杜诗研究史予以了宏观专题描述和开掘。作者在“杜诗学大势鸟瞰（引论）”中说：“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总结、分析、批判历史上杜诗学的成果，不仅可以开辟当前杜诗研究的新领域，建立科学的‘杜诗学’体系，而且可以引为借鉴，更新观念，对杜诗本身也必然能得到超越前人的新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更可以完成杜诗研究中至今没有完成的一个由作家到作品再到接受者的文学研究的完整过程。”这充分揭橥出对杜诗研究史考察的多方面意义。作者将古典杜诗学界分为四个阶段：即肇始期（中晚唐）、兴盛期（宋代）、过渡期（金元）、总结期（明清），以此贯穿全书的论述。在体例上，该书分内、外两编：内编对不同时期、不同历史人物的杜诗研究进行专题考察；外编主要就杜诗创作特征，历代对杜甫的论评展开评述。此书名为“发微”，是有其内在缘由的。它基本上类似于单编论文的合编，在对杜诗研究历史的串联贯通上尚缺乏细致性、系统性，是一部以杜诗研究史为筋脉，具有浓厚学术史性质的著作。但虽其如此，是书开辟了杜诗学术史研究这块迄时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综观80年代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可以看出，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有几部专题学术史研究论著问世，但在学界产生的影响还不够广泛和深远。改变这一局面，有俟于世纪末学术总结思潮的兴起及学人们理论上的倡导。
二、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
1.90年代对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倡导及理论探讨
当历史进入到90年代，整个学界清理学术历程的思潮开始涌动并日渐浓厚，这为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形成规模地开展提供了策动力。
199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与云南大学中文系等单位在昆明共同主办了“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1995年10月底至11月初，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了题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199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新疆师范大学等单位在乌鲁木齐共同主办了“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1997年8月，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筹备委员会、《文学遗产》编辑部与黑龙江大学等单位在哈尔滨—牡丹江共同主办了“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1999年9月《文学遗产》、《文艺研究》两编辑部与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广州共同主办了“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9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三编辑部与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天津共同主办了“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暨信息交流座谈会”，等等。以上会议，特别是1996年和1997年的两次会议，都以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为议题，这对推动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起到了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与有组织地开展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相适应，一些有识之士撰文，从理论上倡导开展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并努力从学理上加以探讨。1992年，傅璇琮、郭英德、谢思炜发表《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一文，率先从古典文学学科发展的要求出发，从理论上倡导开展学术史研究。该文对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对象、特征、历史演变、学科结构层次予以了较全面的论说。他们提出，古典文学研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研究；一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研究的研究，即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界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现象，从科学研究本身来说，显然未能全面反映古典文学历史演进的客观状况和整体面貌；从研究现状的要求来说，也影响了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提高与深入。”文章又界说道：“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就是自古迄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它旨在描绘和评述历代文学研究家对古典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中，所涉猎的领域，所进行的活动，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所体现的思想和观念。”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所应包括的结构层次则有三，即：总结历代文学研究者对文学资料的整理和考订，对文学现象的论述和评论，对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该文在新时期以来的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唤起、促进、规划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起到了切实的鼓吹与指导作用。
1995年，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一书出版。此书“绪论”承《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一文，继续对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展开理论探讨。他们阐述道：“文学研究史的研究对象则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学研究家、文学研究著作、文学研究活动、文学研究状况及其发展规律。”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研究史，“它们三者之间是一种相交圆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同心圆的关系”，“如果说文学思想史是上层建筑，那么文学研究史就是基础结构”。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在于：（1）有助于开拓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2）有助于提高研究者的素质；（3）有助于科学地总结已有成果，提高研究工作的品位；（4）有助于克服主观臆断、浅尝辄止、急功近利等不良学风。该书作为“对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一次尝试”，致力于“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作整体的、系统的、详尽的描绘和评述，……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探索和总结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是书在新时期以来的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中，不仅填补了一项空白，而且又一次内在地提升了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难度。
1996年，陈伯海、谭邦和二人分别向乌鲁木齐会议提交的论文，在新时期以来的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陈伯海《中国文学史学史编写刍议》（《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文提出，世纪末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是应切实建设中国文学史学，编写中国文学史学史。他认为，百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风雨历程，确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我们应不满足于单纯从事文学史的实践，应从文学史工作自身进行理论检讨，以最终促使中国文学史学史作为新的学科的诞生。陈文立足于学科建设的高度，努力拓展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领域，倡导开展文学史学的研究，其持论是甚具理论标度的。谭邦和《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初议》（《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文，则对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具体开展和操作予以了探讨。提出：（1）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应建基于大力进行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之上；（2）在进入研究过程后，应明确不同分类研究各自的任务及彼此间的联系贯通，它们是：对名家名著研究成果的个案研究，对各种文体研究成果的分类研究，对古典文学风格流派及社团研究情况的整理研究，对各种文学史著作的分别评析与比较研究，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及其学术个性的研究，对港台及海外古典文学研究及其学术特色和著名学者的研究；（3）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综合性理论研究”的内容也大致包括六个方面，其中，主要是对研究中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学术规范、学术方法、学术特色及学术史分期等的研究。谭文论述内容颇为杂多，其在持论的逻辑关系上也有不周密的地方，但它切实表明了对开展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所进行的思考，在规划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对象、层次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1998年，董乃斌发表《关于“学术史”的纵横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一文，对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学术史研究的传统、学术史研究的范型予以了探讨。作者认为：“在科研工作中重视‘学术史’的清理和分析，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该问题‘学术史’全面透彻的把握之上，是学术规范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写成的论文或专著的篇末详细列出参考文献，引用书目，不过是这一学术规范的技术性要求而已。”他从范型的角度提出学术史的撰写，大致有三种类型，即：以“人”为主的学术史、以“书”为主的学术史和以“问题”为主的学术史。他特别肯定以“问题”为主的学术史撰写方法具有范型的意义，因为“它将所述之学者与学术著作分附于各‘问题’之下，而以学者的思想言行及其著作的内容作为论析‘问题’的依据，对‘问题’的论述则力求理论化，从而把学者列传式和书目提要式的准学术史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从这一持论出发，作者肯定郭英德等人在撰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所作出的努力，认为“这是古典文学学科第一部综合性的研究史，也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很有特色的学术史，值得我们从范型的角度加以分析”。文章最后还从四个方面概括出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1）梳理学术思想的演变；（2）提炼体现于学术著作中的方法；（3）整合出各学科的范型，并以范型的变化为重要依据，来看学术史的演进；（4）叙述评论学术业绩和成果。此文虽泛论学术史研究，然其对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也是极大的。它从学术史撰写体例与内在要求的深层次联系与矛盾视角出发，考察古典文学学术史的撰著与内在逻辑体系的建构，脱开了一般知见，显示出深刻的理性辨识眼光。
2.9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
90年代以来，伴随对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倡导及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一批各种形式的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著作，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论文。这使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十几年间达到了高潮。
在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专书撰著方面，出现的有：（1）专题学术史研究。如：刘梦溪《红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易重廉《中国楚辞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欧阳健、曲沐、吴国柱《红学百年风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岳麓书社，2000年），钟优民《陶学发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2）断代分体文学学术史研究。如：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年），张忠纲、吴怀东、赵睿才、綦维《中国新时期唐诗研究述评》（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3）断代文学学术史研究。如：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4）通代分体文学学术史研究。如：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通代文学学术史研究。如：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赵敏俐、杨树增《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上述著作，从一个方面显示出了90年代以来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成绩。
这之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张燕瑾、吕微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丛书和王瑶、陈平原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及《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它们在新时期以来的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由张燕瑾、吕微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共10卷12分册，600万字。其中，古典文学研究部分（含近代），共8卷10分册，500万字。该丛书是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网罗资料最为丰富，自成体系的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著作。正如丛书“出版说明”所言：“为了确保丛书的客观性、学术性、权威性，丛书主编及各卷主编、作者及全体编辑人员付出了数年艰苦的努力。”事实确实如此，此书从项目规划到正式出版，历时六载，所投入的人力是很大的。丛书在构架上，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从世纪之交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起始阶段；‘五四’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发展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是学术一统化阶段；1978年至今是学术多元发展阶段”。以此贯穿到各分卷的编著撰写中。在编写原则上，丛书则追求：（1）尽可能地占有材料，力争在观点与材料的统一上达到新水平；（2）注重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宏观描述与科学批评相结合；（3）努力探索中国文学研究从传统研究向科学化、现代化转型的轨迹和形态。该丛书在资料的占有及撰著的全面性、系统性上，是他书所不及的。
由王瑶和陈平原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及其《二编》，在新时期以来的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中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和品格。此二书深受黄宗羲《明儒学案》等著作的影响，以“人”为纲，共选取20世纪33位（注：主编的初衷是各选择20位，因各种原因暂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或具有独特研究个性、研究方法、研究品格的代表人物进行剖析。试图通过对一系列个案的分析，来体现“我们对这百年学术变迁的历史思考”。在选择对象上，二书都“不以学术成就为唯一标准，而更注重文学观念、学术思想的创新及研究领域的开拓”。把学者的个人经历只作为说明其学术思想形成的辅助材料，紧密结合时代学术思潮的变迁加以阐释，立足“理论的眼光和问题意识”，这使此二书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意味和深邃的思想魅力。正如主编陈平原在《二编》“后记”中所言：“这种透过具体学者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气魄虽不够宏大，其细腻与深沉，却也别具风韵。对于术业有专攻的读者来说，如此‘体贴入微’，或许更具亲和力。”
在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专题论文方面，据笔者对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至2000年十年间所索引综述类论文及各种有关学术史研究论文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其数量达到600余篇。一些文章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开掘亦深，较好地起到了“触摸历史”、建构学科的作用，如：董乃斌《中国文学史百年——回顾与前瞻》（《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徐公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佟培基《近三百年全唐诗整理与研究》（《百年学科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吴云《“陶学”百年》（《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郭延礼《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等等。上述文章，对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同学术历程所作的考察，所进行的剖析，为21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再上新台阶提供了平台。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正方兴未艾，不少研究项目正在实施或拟议中。如何进一步推动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扩大其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形式，提高其研究品格，这是我们应该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