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诗学研究是我国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术研究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研究得到迅速有效的开展，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为进一步丰富与深化对我国古代文学多维发展及立体性流程的认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章对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诗学的研究状况略作述要。
一、对古代地域诗学研究的理论性探讨
对我国古代地域诗学研究的理论性探讨，是伴随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而出现的。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设想》一文，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学（Tonology）研究。”（《读书》，1986年第4期，第85页）金先生较早倡导“文艺地域学”，其论切中时弊，指出了当时文学史研究的不足，为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文学研究的开展作出了导引。1994年，陈庆元发表《区域文学史建构刍议》（《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一文，他认为：近年来，各种文学史的撰写方兴未艾，其中，区域文学史似有异军突起之势。基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勃兴，他提出，必须努力把握好区域文学研究与区域地理环境的关系，反对把自然与经济、自然与人文等要素割裂开来的做法，认为这对区域文学史的建构是十分有害的。之后，他在《我的区域文学史研究——〈福建文学史〉撰写心得》一文中进一步说：“区域文学史的研究，不仅能推动和促进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向更深入、更广泛的方面发展，而且必定能使中国历代文学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本来面目，从而体现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6期，第22页）又说：“区域文学史区别于中国文学史之处，就在于它非常强调地域的特殊性，在于它非常强调自身的发展规律。一部区域文学史，如果仅仅是将中国文学史提及的本区域的文学家写得更深一点更细一点而已，如果仅仅是对中国文学史来不及论列的作家增加一点篇幅、进行简单排列而已，那必定不是一部成功的区域文学史。”（《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6期，第26页）文章通过其自身对福建区域文学史研究的切实体会，将对区域文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特别是其与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互补关系简洁地予以了例说，对引导正在开展中的地域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乔力发表《地域文学史研究刍议暨山东文学流变研究例试》（《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一文。他提出，作为文学史分支的地域文学史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研究中地域范围的确立，当以一级政区主体的“省”为适宜；二是研究内容的界定，应包括本籍贯人士以及虽非本籍但较长时期在此生活并有创作活动的人士，作品则要以本地为主要空间背景。同时，研究对象要以主流作家作品为主，应排除一味在数量上求多求全的倾向，在地域自然人文诸环境因素的观照下，揭示文学的演进嬗变流程及其地方特色。在具体研究与操作上，作者概括道：就地域文学史而言，首先应确认自身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的位置及相互关系，考察有关的自然人文与社会历史环境，然后以具全局意义的、或较重要的大家名家为主线，联系相应相近的流派或准流派，逐步清理出不同历史时期内的文学主流走向，把握其升降消长的复杂变化及纵横影响，进而发现潜隐于诸文学流变现象深层的演进发展规律，并给出恰当的价值判断。此文对地域文学研究的具体开展进一步明确了范围，给出了步骤与例试，富于实践意义。2003年，李浩发表《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一文，明确鼓倡用“文学地理学”等研究来突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疏离，回归文学本位。随着社会及文学研究的发展，古代文学研究应有第二次回归，由纯文学的研究进入杂文学的研究，由狭义文学研究进入广义的文学或大文学的研究。为此，他提倡“广谱研究”，以期突破古代文学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在文中，他从自身对唐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切实体会与认识出发，具体论证了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作用，说明了这种学术突围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文是90年代以来明确从学科拓展与深化的角度鼓倡地域文学研究之作，将地域文学研究的意义提升到了很高的标度。2004年，王祥发表有《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4期）一文，强调：地域既是个空间概念，更是个文化概念，因此，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和文态，这是理解地域和地域文化的基点。地域文学研究涉及时间与传统，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之类可能是其外在最表层的东西，再深一层为风俗礼仪制度等，而处于核心与深层次的则是心理、价值观念等，在进行研究时必须把它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次，应进一步讨论地域的划分，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划既不相同又密切相关，行政区划也可转化为文化区划。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地域文学场”的概念，它将对地域文学研究的探讨进一步深化了开来。2005年，李浩又发表有《地域空间与文学的古今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强调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应重视地域空间因素。作者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地域空间因素可从如下五个方面理解，即：地域空间的贯穿性、地域空间的假定性、地域空间的制约性、地域空间的差别性及地域空间的矛盾性。他总结道，在文学古今演变中，不仅要研究时序的变量，还要注意到空间的不变；不仅要注意同一时代的共性，而且要注意到不同地域的个性与差异；不仅要关注空间因素的恒定不变，而且要深入辨析这些因素的不变之变；不仅要看到全球化与一体化大潮的冲击，而且要保护文学地域特色的不流失。该文将地域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论题有机联系了起来，从立体性动态流程的角度对地域文学研究作出了深入的论析，富于开拓与创新意义。
2006年，周晓琳发表有《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一文，对我国古代地域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价值及存在问题等作出了论说与反思。她认为，古代地域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更加充分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状态；二是使越来越多的人充分注意到由地域所造成的文学形态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区域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重新认识古代文学的分布状态及发展格局；三是拓展了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系统研究工程。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主要有三：一是对自然地理系统如何影响文学创作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和细致，探幽察微的工作还显不够；二是对于区域作家群体的研究，往往停留在静止的单一层面，缺乏流动性与整合性的眼光与辨识；三是在阐释地理文化与文学关系方面还存在诸多空白点，尤其是在人地互动关系上，不少研究忽略了人的文化活动对外在地理条件的利用和改造。对古代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对于人文地理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古代作家的审美活动将外在自然地理系统内化为自己创作的心灵空间等问题，也缺少系统研究。为此，她提出：要找准文学与地理的契合点，从空间维度重新审视研究对象，包括揭示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物质或非物质文化要素对古代作家的物质生活环境、基本生存状态、心理结构、性格气质、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以及创作能力的综合影响，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与地域分异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探讨。该文作为“笔谈”虽篇幅短小，未能作过多展开，但它对地域诗学研究的具体开展及地域诗学作为古典文学分支学科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
稍后，乔力、武卫华两人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地域文学史学研究的论文，明确从地域文学作为学科建构的角度对地域文学史学的架构基础与范畴界定、学术源流与学理观念、研究方法作出了探讨。其《论地域文学史学的架构基础与范畴界定》（《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一文认为，地域文学史学因尚处在文本不丰、尤缺乏成熟理性归纳提升的初起阶段，故更需要前瞻性的学术本体意识及规范。它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空间维度，即区界范围的确认；二是创作主体，即本籍贯作家的选择准则；三是客籍作家在地域文学史中的归属；四是创作载体，即某些特别作品的纳入问题。此文为地域文学的研究与开展进一步搭建了平台，予以了规范。其《论地域文学史学的学术源流与学理观念》（《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提出，地域文学史研究应坚持客观谨严的“文学”眼光，不宜过分依赖芜杂的地域文献性作品。地域文学史研究在由泛杂向科学演变的进程中，拥有着自我的特殊性，这主要表现为：在不同历史时段中，并不总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势趋同，从而形成了极度的不平衡现象；而其所独具的地域性特征，随着大的自然人文、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主流文学的演进，将由浓烈转趋弱化之势乃至渐次消解。故从其本质而言，这是一种特殊性与共通性的交融互动。其《论地域文学史学的研究方法》（《理论学刊》，2006年第12期）一文则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到以时代为序，作家作品加社会文化背景三要素组合式的主流模式，而地域文学史对之接纳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主流—流变”以统领观照全局的研究模式。这里，不平衡性特征的生成基础，审美创变的价值认定尺度，最终直接外化为具体的方法，而这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法从整体而言是同中有异的。上述三篇文章对地域文学史学建构的色彩甚浓，在对地域文学研究探讨的理论文章中是最具学理特色的。
二、对古代地域诗学的宏观性论说与比较
对古代地域诗学的宏观性论说与比较，是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面。其研究的特点是立足于对不同地域诗学的观照，从整体把握或相互比较的角度，对地域诗学形成、发展与演变中的一些基本特质及相关问题作出论说。
9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维面所发表论文主要有：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陈庆元《福建古代地方文学鸟瞰》（《东南学术》，1991年第2期），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4期），张寅彭《略论明清乡邦诗学中的“泛江西诗派”观》（《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刘庆华《从“金陵怀古”与“长安古意”看文学的地域性差异》（《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朱志荣《中国文学的地域风格论》（《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曹道衡《略论南朝学术文艺的地域差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兼谈文学的地域性》（《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白雪《论文学风格的地域性》（《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赵维江《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文史哲》，2005年第1期），孟修祥《荆楚歌谣的地域文化特色略论》（《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王德华《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浙江大学学报》，2006第1期），吕肖奂、张剑《两宋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学》（《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段学会、张世禄《我国文学家地域分布特点及成因初探》（《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付琼、曾献飞《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所收诗人为例》（《海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等等。上述论文，其研究路径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条：一是对古代地域文学风格的整体性叙说，这主要体现在吴承学、朱志荣、白雪等人的论文中；二是对不同地域文学的比较探讨，其主要体现在刘庆华、曹道衡、祝尚书等人的论文中；三是对我国古代文学家地域分布及其特征的研究，其主要体现在曹道衡、曾大兴、段学会、张世禄、付琼、曾献飞等人的论文中；四是对地域文化与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发展内在关系的探讨，其主要体现在廖可斌、杜晓勤、张寅彭、赵维江、蒋寅、吕肖奂、张剑等人的论文中。此外，还有：对某一地域文学发展的总体概说，对某一地域的某一诗歌形式所显地域文化特色的探讨，对区域乡邦诗学中特定诗派观念的研究，等等。上述诸人的成果，大都视见开阔，持之有据，显示出对古代地域诗学某一方面内容的整体性把握特征，是富于概括性与启发性的。
在对古代地域文学风格的整体性叙说方面，如：朱志荣《中国文学的地域风格论》（《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一文提出：中国文学地域风格的形成包含着以地形地貌、民风民俗等各种差异为主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由此而导致的人文环境的差异。南北方在自然条件、民间娱乐情趣上的迥异，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南北差异。南方崇虚，多比兴、象征；北方崇实，多直陈。南方富于理想，重视技巧；北方切于现实，崇尚刚健质朴。两者相辅相成，使中国文学体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充满活力。同时，社会环境和文化交流对南北文学差异又起着一定的消融作用，地域文学风格便是在多向度的差异性与交融性中得以建构与凸显的。在对不同地域文学的比较探讨方面，如：刘庆华《从“金陵怀古”与“长安古意”看文学的地域性差异》（《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作者以“金陵怀古”与“长安古意”题材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地理、自然景观、文学传承、文化积淀与审美崇尚等方面揭示这一现象及其深层原因，甚为新人耳目。又如，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一文，作者认为：南宋文学在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文风承传、诗派文体等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东西部地区间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奸臣当权、文学传统的不尽相同、统治集团排斥蜀士等。这些差异，形成了东西部文学的互补态势，增加了南宋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对古代文学家地域分布及其特征的研究方面，如：曹道衡《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一文，作者以《文选》所选录作品为视点，考察中古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其视点是甚为独特的。他认为，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命运虽短，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32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36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如此等等。文章以具体的史实将中古时期不同时段作家的地域分布及其动态性消长情况予以了揭橥，显示出将文学研究与历史地理学研究相联系贯通的扎实功力。又如，王德华《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浙江大学学报》，2006第1期）一文，作者具体将东晋百余年的文学发展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认为：从地域空间角度来看，与三阶段相对应，文学中心主要分布在建康、会稽、寻阳三地。时间更替与地域转换的叠合，使东晋百余年文学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一是东晋初期主要以建康为中心的京都地域的“中兴”文学主题的兴起，二是中期主要以兰亭诗会为代表的会稽地域“玄言”文学主题的兴盛，三是后期主要以庐山为中心的寻阳地域“遁世”文学主题的兴盛。其中，文学主题的变迁与地域中心的更替与东晋的政治动荡密切相关。此文将文学主题的嬗变与文学地域中心的变迁相联系考察，其研究视点与结论都是颇见新颖独到的。在对地域文化与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发展关系的探讨方面，如：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一文认为，明清以来区域经济的普遍开发，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多元发展。人们对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统的认识，随着交通和传播的发达而加深。与地方志编纂相伴的地方性文学总集、选集和诗话的不断涌现，使文学的地域传统日益浮现出来，并在人们的风土和文化比较中得到深化，由此形成与经典文本所代表的“大传统”相对的地域性“小传统”。这种小传统以方志、总集和领袖人物的影响等多种力量左右着地方的文学风气，同时成为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参照系。当小传统与大传统在审美趣味和创作观念上出现差异，趋向不一致时，小传统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透过清代诗学，可以清楚地看到小传统与大传统的互动，以及从中不断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学传统。总之，从不同地域文化传统来阐说各异历史时期诗学思潮的相互影响与兴替消长，是这一研究方向论文的显著特色。
三、对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地域诗学个案的具体考察
对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地域诗学个案进行具体考察，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诗学研究的最重要一个维面，其所出成果较多，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一维面研究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
9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维面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李旦初《〈国风〉的地域性流派》（《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陈庆元《蔡襄诗与闽中宋调的确立》（《福建论坛》，1994年第5期）、《嘉靖万历间闽中戍边抗倭诗人略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5年第3期）、《康熙乾隆间闽中风土民俗诗》（《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两宋之际闽籍爱国诗人群体》（《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6年第4期），李浩《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赵永源《论〈河汾诸老诗集〉的地域特征》（《镇江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曹道衡《关中地区与汉代文学》（《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北朝黄河以南地区的学术与文化》（《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河表七州”和北朝文化》（《齐鲁学刊》，2003年第1期）、《黄淮流域和中古学术文化》（《文史哲》，2004年第3期），杨合林《陶渊明与江东地域文化之关系》（《吉首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胡阿祥《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本土文学述论》（《洛阳大学学报》，2002第3期）、《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罗时进《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周建军、伍玖清《对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思考——以荆楚地区的唐诗研究为重点来考察》（《怀化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刘勇刚《论云间地域与名门望族对云间派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试论苏东坡对常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常州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陈小芒《唐宋贬谪文人与江西文学》（《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马大勇《清初中州诗坛的构成与诗学取向》（《西北师大学报》，2004第5期），李剑锋《论江州文学氛围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李德辉《从唐五代湖南文学看古代地域文学的二重性》（《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蒋寅《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求索》，2002年第4期）、《王士禛与江南遗民诗人群》（《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董雪静《殷商地域文化与〈诗经〉恋歌》（《北方论丛》，2005年第5期），戴伟华《唐代文化弱势区的诗歌创作》（《东方丛刊》，2006年第2期）、《区域文化传统与唐诗创作风貌的离合——以楚、蜀文化为例的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罗时进《明清之际江南文学版图中的诗歌流派》（《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何天杰《岭南三家与清初诗坛格局之新变》（《学术研究》，2007年第4期），吴怀东《建安文学新变与发生的地域文化背景》（《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翟付满《论〈丹阳集〉选诗标准及其地域文学特色》（《现代语文》，2007年第11期），胡蓉《论刘言史诗歌的地域性》（《邢台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周兴陆《钱谦益与吴中诗学传统》（《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刘跃进《秦汉时期巴蜀文学略论》（《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学发展》（《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漆娟《清代乌江流域女性诗歌创作论述》（《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翁筱曼《古代诗学视境下的“地域意识”——以岭南地域诗学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罗时进、王文荣《清代吴地“九老会”文学活动探论》（《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王亮亮《论地域因素对唐诗的影响——以湖湘文学为例》（《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9第1期），王万志《略论金代山西文人与地域文学的发展及原因》（《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等等。
上述论文，主要呈现出如下几条研究路径：一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学个案的考察，这一方面成果主要体现在陈庆元、李浩、曹道衡、胡阿祥、罗时进、马大勇、何天杰、刘跃进、漆娟、翁筱曼、王文荣、戴伟华等人的手中；二是对具体诗人与地域文学关系的研究，这一方面成果主要体现在陈庆元、杨合林、刘勇刚、李剑锋、蒋寅、周兴陆等人的手中；三是对区域文人或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关系的研究，这一方面已出成果还不多，主要体现在王水照、王万志等人的手中；四是对诗歌总集、选集与地域文学关系的论说，这一方面成果主要体现在李旦初、赵永源、董雪静、翟付满等人的手中。此外，其研究路径还有：对地域文化之于诗歌流派影响的研究，对具体诗人诗作地域性特征的探讨，对具体诗人之于地域文化影响的研究，对特定文学新变之地域文化背景的考察，等等。
在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文学的个案性考察方面，如：李浩《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一文，作者从地域与家族的角度审视唐代文学，通过纵向与横向两条线索，为关中文学世家定位。纵向以考察关中士族与时俱变，随俗雅化；横向以比较江南士族、山东士族与关中士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分歧与融合，并由此来凸显关中文学世家的一些特点。其得出的结论有三：一是关中士族经历了从经学世家到武力强宗，再由武力强宗到文学世家的演生变迁。其中武则天当政后，压制摧抑关陇集团，其核心人物受到严重打击，但关中士族并未被消灭，而是由武质集团蜕变为文学士族；二是隋唐五代关中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隋及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其中，中唐时期是关中文学全面繁荣时期；三是从比较的视阈来看，关中士族与江南士族、山东士族鼎足而三，在文学观念、作者队伍、创作成就等方面互有异同，其异是各自地域文化所致，其同则是因人员的迁徙流动和作品的交流传播所形成的一种融合状态，比起南北朝时期，以上三个地域同大于异，且有不断缩小差别的趋势。作者通过具体考察与比较，将唐代关中文学的主要特点在纵横观照的视域中予以了揭橥，从一个视点上拓展、丰富与深化了对唐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认识。又如：胡阿祥《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本土文学的寂寥》（《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一文认为，魏晋时期，巴蜀地区仅出文学家14人，较之西汉巴蜀本土文学的辉煌及魏晋时期其他一些地区本土文学的发达，显得相当寂寥。而之所以如此的根源在于：蜀汉的人才政策与立国方针不利于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西晋巴蜀政治地位的下降有碍巴蜀文学家的显名于世，西晋末年及东晋时代巴蜀政局的动荡则导致巴蜀本土文学的整体衰退。文章抓住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文学发展状况予以论说，将对中国文学不平衡发展的认识向前予以了推进。
在对具体诗人与地域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如：周兴陆《钱谦益与吴中诗学传统》（《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一文，作者在系统梳理明代吴中诗学和北郡诗学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以钱谦益的理论表述为重点，阐述钱谦益勾勒明代吴中诗史，建构吴中诗学传统的自觉努力，并指出：本乎学问，关乎世运，取径杜、韩、苏、陆，而踔厉特出，自成一家，是钱谦益为吴中诗学走出的新方向。文章对钱谦益在吴中诗学传统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了切中的分析论说。又如：蒋寅《黄宗羲与浙派诗学的史学倾向》（《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一文认为，黄宗羲在以精深的学术思想影响清初浙江学术的同时，也以其宋诗倾向及对《宋诗钞》编纂的实际参与，给予清初浙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以潜在的影响。诗学虽不是他擅长的专门之学，但他对诗歌的见识往往深刻过人。他的“诗史”理论在清初诗学中独树一帜，他编纂的大量文学选本开了浙派诗家诗史研究的先河，最终形成具有浓厚史学倾向的浙江诗学传统，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清初诗学史的进程。以某一独特的人物为立足点，映射某一地域的诗学传统及其发展演变，由点到线或由点到面，是这一研究路径的突出特色。
在对区域文人或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关系的研究方面，如：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文学遗产》，1994年3期）一文，作者通过具体考察以钱惟演、谢峰为首的西京文人群体的活动与创作情况，认为这一文人集团深受洛阳地域文化深厚积淀的影响。由此，他们的创作，对宋诗、宋文、宋词的时代特点的形成与发展，都起着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又如：王万志《略论金代山西文人与地域文学的发展及原因》（《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一文，作者抓住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历程予以考察，所选时段是一般研究较易忽视的。他将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历程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从金太祖到海陵王迁都之前（1115～1153），是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复苏期；（2）从海陵王迁都之后到章宗朝（1153～1209），是金代山西文学的发展期；（3）从卫绍王到金亡（1209～1234），是金代山西文学的繁荣期。之后指出，金代山西地域文学在金末迎来鼎盛局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原文化重心的北移，二是“壬辰北渡”时期山西士人的回归，三是金末山西文人的忠国意识与使命感。文章以清晰的脉络对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原因作出了阐说，进一步丰富与充实了对金元文学史的认识。
在对诗歌总集、选集与地域文学关系的论说方面，如：李旦初《〈国风〉的地域性流派》（《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作者从地域文化和艺术流派的角度，对《诗经·国风》作出了新的探讨。它按照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把十五国风归纳为“郑卫派”、“二南派”、“秦幽派”、“魏唐派”、“齐曹派”五派。文章从西周至春秋时代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各地民情风俗、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就各派的构成、主要特点及其代表性作品，分别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和评价，并认为，从地域流派角度考察和解释《国风》，必将开拓《诗经》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更有效地弘扬我国古代灿烂多彩的文化传统。又如：翟付满《论〈丹阳集〉选诗标准及其地域文学特色》（《现代语文》，2007年第11期）一文，以现存唐人选唐诗中唯一一种以籍贯为单位选诗的诗歌选本《丹阳集》为研究对象，考察其选诗标准与审美崇尚，认为其选诗存在尚骨力、重声律、文质并重、情理兼取、取诸诗人之长等标准；其编选则显示了当时润州地区文学创作有着崇尚隐逸的倾向。文章将诗集的编选与地域文学因素有机地勾连了起来。
在所出版著作方面，其主要有：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庆元《文学：地域的观照》（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祝尚书《宋代巴蜀文学通论》（巴蜀书社，2005年），孙海洋《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2006年），周建军《唐代荆楚本土诗歌与流寓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上述著作，或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文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或对某一地域的文学作通观性考察，或就不同地域的文学进行比较辨析，等等，各有特色。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及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下）三书。这不但因为它们在研究内容上视见开阔，材料翔实，更为重要的是其研究上多所创获。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提出了“中国历史文学地理学”的构想，详考魏晋时期文学家籍贯的地理分布及各地区本土文学的成长，为构建我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一书，通过主要考察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征，将唐代文学士族这一特殊的文人群体置于地域文化背景之上，运用“地域—家族”的研究策略，对文学士族发荣滋长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作出了互动分析。其运用思想史、社会史与文化地理学的成果激活了文学研究的创新思维，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领域。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基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重构一种时空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需要，其著作以创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为学术宗旨，以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深入揭示出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系统建构起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此书重点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即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地理”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全书体制宏大，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实为“中国文学地理学”开山而集大成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