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非常失望，维多利亚大为愤恨。“下议院，”她写道，“正变得非常难以控制并且麻烦。”艾伯特知道帕默斯顿的位置比以前更为牢固了，决定必须用极端的手段。5个月之前，有先见之明的斯托马克尔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已经作了详细摘要，并放置在手头以备随时使用，现在已经出现紧急情况，必须使用备忘录。女王抄出了斯托克马尔的话，送给首相，请求他把她的信给帕默斯顿看。“我认为，”她写道，“为了防止将来出现误会，把我对外交大臣的期望作一下说明是非常正确的。我要求：（1）他得清楚地提出他在一个特定事件中的动机，为了使我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批准的是什么；（2）一切方案，一旦经过了我的批准，大臣便不能擅自更改或修正，如果大臣不遵守的话，我就认定是对君主的不忠，我可以理所当然地行使宪法赋予我的权力，辞退这位大臣。”约翰·拉塞尔勋爵按照女王的要求做了，他将女王的信转交给了帕默斯顿勋爵，这一件公案，在宪法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外面的人完全不知晓。
如果帕默斯顿一直是一个敏感的人，在收到女王的信后，他可能会自动辞职，但他不是那种敏感的人。他喜欢权力，他的权力比以往都大；他认为这时候更不应该离开。尽管如此，他毕竟心绪大乱。他理解了他在同一个难缠的对手斗争，对方的技巧和实力都很强，如果他和这位敌人进行正面冲突，势必会影响到他的事业。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约翰勋爵，简要地答应了女王的要求，“我抄了一份女王的备忘录，以后会尽力遵守这里面的训令”。与此同时，他要求拜见艾伯特。艾伯特立即召唤他进宫，据艾伯特在一份备忘录里说，当帕默斯顿进来的时候，艾伯特非常惊讶地发现“他显得很焦躁不安，颤抖着，他的眼中含着眼泪，这样确实很让我感动，以前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脸上挂着一副柔和的笑容”。这位老政治家不断地给自己辩解；年轻王子的口气却冷淡而客气。最后，经过长时间不确定的交谈以后，艾伯特站起来说，为了给帕默斯顿勋爵树立一个榜样，希望他能够明白女王要求什么，他要“简明地问一个问题”。帕默斯顿勋爵恭敬并安静地等待着。艾伯特说道：“女王反对有关石勒苏益格（丹麦地名）的协议，这个你是知道的，你也知道她为什么反对。但她的意见被否决了，丹麦王国领土完整的协议也签订了。于是，丹麦君主进攻了石勒苏益格，那里战争正激烈地进行，如果霍尔斯坦因受到攻击——这是有可能的事——德国人势必会施以自己的援助，这时候俄国就会受到威胁，如果石勒苏益格人胜利，就会武力干涉。如果出现了这种紧张的局面——很可能会引发欧洲的战争，你说该怎么办呢？女王从你有远见这一点考虑，预料到你已经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在这个假定的事件中，女王要求你有明确的回答，你该怎么办？”奇怪的是，对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这位外交大臣似乎无法回答。他说整件事是非常复杂的，殿下所提及的意外不一定会发生，艾伯特坚持他的意见，一直紧逼他，但却没有用；这样的情形持续了整整一小时，但到最后，帕默斯顿竟然鞠了一个躬，走出了房间。艾伯特惊愕地举起双手：对这样一个人，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是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尽管他会表示歉意，他会承诺，但在数周之后，这个不可救药的无赖就会再耍花招了。奥地利的海诺将军，向来以严厉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反叛，特别是以鞭笞妇女而臭名昭著，那时候正在访问英格兰，他心血来潮地想要参观巴克莱公司的酿酒厂。这位“哈拿将军”——他所到之处的人都这样称呼——有着瘦削而狰狞的脸，花白的八字须，他已经赢得了可怕的名声。奥地利大使觉得事有不妥，请求将军不要在公众面前露面了，或者，如果他必须要露面，首先要剃掉八字须。但将军不听他的忠告，他一到酿酒厂，马上被大家认出来了，他被一群愤怒的运酒夫包围了——推着、拉着、骂着，拳脚相加，他赶紧逃到一条巷子里，紧跟着他的暴民挥舞着扫帚，狂喊着“土狼”！慌忙之下，他躲进一家酒吧，在几个警察的保护之下出来了。奥地利政府很生气，要求英国政府作出解释。帕默斯顿自然很高兴地表示歉意，但是后来还补充说，将军“在这个时候来英国，有点儿没有分寸”，他预先并未呈送给女王或首相批准，就把这个答复送给了大臣。当然，当这被发现后，引发了严重的风波。艾伯特特别愤怒，对此既惊讶又厌恶。他认为运酒夫的行为是“一群没有礼法的无知之徒胡作非为的小把戏”。约翰勋爵要求帕默斯顿撤回公文并另换一个，将责难将军的话统统删掉。外交大臣竟然拿辞职来威胁，但首相很坚决。这个时期，皇家的威望升得高高的，但却被敌人残酷的柔顺重重地打倒在地。帕默斯顿变得如羊儿一样温顺，什么都顺从了：撤销并修改了公文。局面又一度回复了和平。
和平持续了一年，到1851年10月，柯考脱访问英国时又引发了另一个危机。帕默斯顿想在自己的家里接见这位匈牙利爱国者，但被约翰勋爵否决，再一次引起尖锐的矛盾，帕默斯顿勋爵再一次以辞职威胁，最后仍然屈服了。但这位不甘屈服的人未能保持安静。几个星期之后，从芬斯伯里和伊斯林屯来的激进分子在外交部会见大臣，他在致辞中指责奥地利和俄罗斯是“可恶和可憎的刺客”、“不仁的暴君”。外国大臣在他的答复中，温和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丑闻不胫而走，宫廷的人勃然大怒，肆意唾骂。“我觉得，”男爵说，“那个人已经疯狂一段时间了。”维多利亚写了一封愤怒的信，催促约翰勋爵维护自己的威信。但约翰勋爵认为，在这件事上外交大臣只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他认为等待时日是最正确的决定。
结果没有让他等很长时间，不到年底，一系列的冲突、威胁激化到了最高点。1851年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拿破仑政变，第二天，帕默斯顿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在与法国大使的谈话中表示他赞同拿破仑的行动。两天后，首相依照女王的来信，给他下了一道训令，说对于法国的政务，英国政府保持中立的态度。尽管如此，在给巴黎英国大使的公函里，他又重复了一遍他支持法国发生政变。这道公文既没有提交给女王，也没有提交给首相批准。正如约翰勋爵所说的，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他罢免了帕默斯顿勋爵外交大臣的职务。
维多利亚喜不自胜，艾伯特知道，这次胜利与其说是属于约翰勋爵的，还不如说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希望格雷威尔勋爵接任帕默斯顿的职务，他认为格雷威尔更容易受他的影响，而格雷威尔勋爵果然被选上了。此后，艾伯特在外交上可以随心处理政务了。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屈辱，他现在所向披靡。在家庭里，他是受尊敬的主人；在国内，世界博览会带给他尊敬和荣耀；现在，在隐秘的权位上又得到一个新的霸权。他曾经挑战帕默斯顿这一英国精神中最厌恶的代表，这个顽强的对手终于被他打败了。英国本身不就在他们的脚下了吗？可能是这样，可是据说英国的人民有这样的特征：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失败。这很奇怪，不过帕默斯顿依然得意洋洋。这可能吗？难道他仍然盲目地相信，即使这次丢脸的免职，也可泰然处之吗？
三
艾伯特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几周后，在帕默斯顿的影响下，内阁垮台了，约翰勋爵辞职了。不久之后，辉格党与皮尔的追随者联盟组成内阁，阿伯丁勋爵掌权，帕默斯顿又进了内阁。他果真并没有回到外交部。这是个好现象：在内务部，他的活动可能会比以前少一些危险，也不那么令人讨厌。但外交大臣不是那个性情亲和的格雷威尔，而变成了克拉伦登勋爵。艾伯特明白，对待这个大臣也要谨慎，虽然这个大臣慎重又谦恭，但却自命不凡。然而，这些变化，仅仅是更加严峻的事件的开头。
